我们确凿生活在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在这个混乱的双城中更是险象环生，大白天提个灯笼也得小心翼翼面面相觑，但有时候你依然会被玩于股掌。
一天，我正在电脑上敲字，一小伙敲开了我的门。他白衬衣，戴眼镜，文弱如刚毕业的本分大学生。他戴着胸卡，背着笨重的工具包。他指指自己的胸卡，说是天然气公司来置换燃气阀的，口音来历不明。
有这回事，我在网上和楼道口的告示上已经看见了。这里以前输送管道煤气，现在要么购买新的热水器和燃气灶，要么置换阀门。我看了看胸牌，没错，卡号公司公章咨询电话应有尽有。他进门后直接进厨房工作。他个矮，我给他找了个凳子，还从冰箱里取出一罐可乐招待他。他动作熟练，从包里取出工具，几下就取下热水器和燃气灶盖子，他取出燃气阀门，给我看了看，说：“老板，您这器具也太老啦，即使置换阀门也不百分之百安全，怎么不换一套新的呢？我们公司有优惠活动，先装的可以八折，省几百块呢。您现在付钱，三天内我就过来给您装。”
“这房是租的，我做不了主。”我说。他说：“那也得安全第一啊。您和房东商量商量吧，现在我方便，再找我来就麻烦了。我忙着呢。”
我觉得这主意不错，当场给房东打了个电话，房东说这破房没准哪天就拆了，用一天算一天吧，我不好多说，工程师不吱声了。很快他就弄完了，还当我面试了试，火苗蓝了些，大了些，皆大欢喜。他拿出收据，开出四百元的单子。我一看纳闷了：“就两个阀门，怎么这么贵啊？”
“嗨，别提啦哥们！干活的是我们，挨骂的也是我们，那帮当官的孙子！”这小子帮我发泄似的，“老哥您也知道，垄断企业嘛，我也恨，有办法吗？都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但说实话，我在燃气公司捡的那点便宜，还不够塞其他垄断企业的牙缝呢。”
“这也忒TMD贵啦——我不是骂你啊。”
“老哥，您就是骂我也没事，心情可以理解。我们也没办法，您可以打电话向公司反映，收据上有电话号码。”他仰头喝光可乐，“您把钱给了吧。”
“我不用去银行缴啦？”我问。
“这是置换维修费，不走银行，咱是独立核算。”他开始收拾工具，洗手。
我叹口气取钱，把他送走，回去继续敲字。我做晚饭时才发现这小子把冰箱里的七八罐饮料、一袋还没喝的国家免检产品“三鹿奶粉”连同几块冻肉顺手牵羊啦！我去问楼里邻居，也有被骗的，少则两三百，多则一千多。除了损失钱，更可怕的是安全隐患，大伙气得就像气阀失灵的气囊。我立即翻出那张收据，打电话过去，有人接。我假装什么事也没发生，就说我家需要置换器具，让他们派人来，这厮很镇静，假惺惺地记下了地址，说一小时后工程师就来。
两小时后也没来，我打了几次电话催促，对方都推说太忙，让我耐心等待。再打怎么也不接了。我报案，结果说近期有很多类似案件发生，这是个专业犯罪集团。我提供了那个电话，警察说早知道了，和登记住址不符合，正查呢。我抱怨：“你们不是有卫星定位系统吗，怎么连个小毛贼也抓不住啊？”
那个警察说：“卫星定位系统只能定位无线通讯，而且只用来破大案要案。”
我多嘴一句：“有线就更简单啦，你们顺藤摸瓜不就行了吗？”
“那是个地下室，空的——早呼叫转移啦。不知道就别说，我们破案还是你破案啊？”警察有些不悦了，我只好说自己傻逼什么都不懂，警察语气好转：“感谢您报案，如果有必要会找您联系。”
我赶紧说为首都长治久安身体力行添砖加瓦呼之即来挥之即去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和荣耀。几天后，正宗燃气公司上门了，结果置换燃气阀是免费的。他们换掉了那破铜烂铁，庆幸没出事。
十来天后，派出所说抓住骗子了，让我协助辨认。小羽也陪我去了。警察把我和几个人领到一扇厚厚的玻璃墙前，这是花玻璃，看不透，警察让我们透过一条半公分左右的窄缝往里看。屋子里一览无遗，这和我以前待过的留置室不一样，没铁栅栏，就一间普通办公室，只是没任何办公设施，连凳子也没一个。室内亮堂堂的，一群人垂头丧气地站着。在警察的吆喝下，他们抬头面对着我们，再侧身，转身，轮着来几回。大多数都是年轻人，有两个女的，或垂头丧气，或一脸漠然。我并没发现那个骗子，旁边两受害者高呼：“就他们，臭外地的，操你丫的！”
两人要冲进去打人，被警察阻止了：“放心吧，进去了还不够丫喝一壶的？”
我留意起门外经常散发的印刷品广告，不乏诈骗集团散发的。最拙劣的一桩是自称某香港集团公司，为庆祝成立二十周年回报社会大抽奖，我们这幢楼家家户户都中了三等奖，奖金二十万或同价“本田”轿车一辆，要求速和南京分公司联系。广告图片上有南京最大商业大厦，一个肥头大耳蠢笨无比的家伙做老总状端坐黑皮椅，煞有介事地对着手机训话，背后墙上一堆金牌，活像九十年代小有成就的农民企业家。我捺着性子打电话过去，那女子操岭南口音的普通话，一听就是半文盲。她先是一惊一乍地祝贺我撞了大运，假模假式地让我提供银行账号身份证等信息，敲击键盘输入电脑，最后再说领取奖金的惟一方式是缴纳一万块税费和邮寄费。我让他们静候佳音，立马给南京警方报警，答称呼叫转移到福建了，被骗者还不少。小羽感叹：“这年头，骗子真是商机无限啊！”
上门的陌生人真不少。自称居委会查证或收取卫生费的，查水表气表的，推销保险化妆品的，自称电话公司推销长途电话优惠卡的……一律戴着精致的胸卡。自从冤枉缴了两次卫生费，自以为聪明地买了一次假货化妆品后，我愈发警惕起来。只有上门求助的性工作者、菜贩和查水气表的我很放心，前者只是在门后躲一会儿还留一捆菜什么的，后者只是抄个数字开个票就走，并不收取现金。
因为前房客累计拖欠有线电视费三百多元，被催缴几次无果，上门来了。我申明十多年不看电视了，他们觉得不可思议，就跟离开他们我TMD会耳朵失聪双目失明似的。
“你看看这台电视，免费给您您要吗？”我指着那个老古董说。
“您就不关心大事看看‘新闻联播’？”中年女人问。
“‘新闻咸播’都不看，还‘新闻联播’呢。”我乐呵呵地，“有必要看吗？前十五分钟领导们很忙，中间十分钟中国人民很幸福，最后五分钟外国人民很悲惨。我就偷着乐吧。”
中年男人忍住笑：“您就不看看足球啊什么的？”
“我不想为这帮蠢货再死一个脑细胞。”
“天气呢？”男人问。
“进门看脸，出门看天，也不迟。”
“电视剧您该看了吧？”
“我不想把智商降成和这帮傻逼一个水平。”
“那春晚呢？”女人就像抓住了我的把柄。我下流一笑：“我已经够三俗啦。”
“难道您就不接触媒体，当睁眼瞎啊？”男的做百思不得其解状。
“自个儿眼睛耳朵鼻子才是媒体，我就信我自己！”我拿出剪刀把门框上的有线电视线路“咔嚓”一刀两断，“这下不怀疑我了吧？这钱我肯定不缴了。”
“那就等着法院传票吧。”震惊之余他凶相毕露了。我无所谓的样子：“悉听尊便。拿到传票我肯定反诉你们。”
“您倒打一耙啊？”女的也笑了。我一股无名怒火爆发了：“你们不经过我允许就单方面向我传输垃圾信息，把我变成脑残还让我买单，有你们这么霸道的吗？我要索赔就是十个亿！一个脑细胞一块钱。”
俩人在旁边嘀咕了一阵，就像看脑残人士一样看了我几眼，走了。
每年春季，北京都要运动化大清理一番，以使两会代表们代表咱开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圆满的大会。这期间，大街小巷到处晃动着戴着红袖套的人。楼下的这片贫民区因此鸡犬不宁，并殃及到紧挨着它的楼房。这种年复一年的气氛和战术看起来行之有效。
像我这样的边缘人，不怕被代表，不怕贼惦记，不怕鬼敲门，就怕大活人来敲门。先是自称居委会的人敲门，我不搭理。他们已经骗取了我每月十二元的半年清洁费，我找房东核实，房东说甭理他们。可能他们超常的嗅觉发现家里藏着一条漏网大鱼，锲而不舍，没多久又跑过来狡称查水表的，我被骗开门。放他们进来后，那老头老妪颤颤巍巍差点站不稳，哮喘了几分钟，东瞅瞅西瞧瞧后才自称是居委会的，要我出示身份证和暂住证。我不满地问：“你们到底何方神仙？”
老太太狡黠地一笑，指指胸前有印章的卡片。我没好气地说：“就算你那是真的，你们居委会有什么执法权？”
老头狡黠地一笑，指指手臂上的红箍。阎王好见，小鬼难缠。我只好拿出暂住证，看着暂住证已经过期了，他们要求我补办，我拒绝了。老头问：“你是干什么的？”
“你管我是干什么的？”我反问。老头说：“你什么意思啊？我有权问你。”
“你有什么权？谁给你的权？戴个红套就有权啊？我还可以做一个戴上问你呢。”我顶撞起来。老头脸红脖子梗：“你什么态度啊？”
“我就这个态度。”我没好气。老太太打圆场：“年轻人怎么这么大火气啊，咱们也是跑腿的，都不容易。”
“可不是嘛。”我揶揄道，“这么大的岁数了，不在家抱孙子干吗啊？要是遇上一歹徒你们对付得了吗？你们能逮住的坏人怎么也得九十岁以上吧？”
两人一阵干笑。老太太笑着说：“我看您不是坏人。”
“您怎么知道啊，坏人能让您一眼看出来？”我指着自己的额头，“您看我这儿刻字吗？”
老头趁机说：“您说话真逗哎，甭管您怎么说，就回答几个问题。”
“你赶紧问，我还忙着呢。”我怕两位背过气去我可说不清楚，想赶紧把他们打发走。
“行，很快。”老头拿出一小本，问了姓名、年龄、籍贯、房东姓名和来京时间后，终于来了句“来京目的？”我听了哈哈大笑：“你们也问这个，我闲得慌，想来北京待着，不行吗？”
“行，是中国人都想来，那就是旅游，旅居吧。”老太太说。
“旅居是指住在外国但没拿外国籍的人，你把我弄成华侨了。”我没好气地笑。
“是啊，两头都不挨，怎么写啊？”老头就像成功得手的骗子，就势说，“只能写暂住了。”
“爱谁谁吧。”我一字一顿地说。老头接着问：“职业？”
“自由职业。”
老头有些愣了：“这叫什么职业，就是无业吧？”
“下岗再就业，你要看下岗证吗？”我嬉皮笑脸地说，“我说了随便你怎么写，就写无业游民吧，你们的说法叫‘无正当职业’、‘社会闲散人员’。”
登记完毕。老头说：“您啊，还是把暂住证办了，咱也好交差。”
我说：“我是中国人，我爱住哪儿就住哪儿，要不你们把我遣送了，我还省一张车票呢。”
老头话里有话地说：“那咱们只好向相关部门反映了。”
我无所谓的样子：“随你怎么着，相关部门我又不是没去过——我呀，惯犯了。”
老头和老太太磨磨叽叽地走了，果然晚上将“相关部门”给招来了。这警察有五十岁了，高大肥胖，以一脸凛然正气掩饰仕途上的失败感。他哼哼哈哈，目光在室内扫了几遍，又去阳台察看，那阵势活像在犯罪现场搜寻蛛丝马迹。跟屁虫一样的老太太说：“嚯，还有腊肉呢。”
“已经被偷了一次啦，你们什么保安，形同虚设，就知道收钱。”我抱怨。
“要不说加强管理呢。”警察说。他们又敲开隔壁“小夫妻”的门，查看了他们的证件。这时小羽回来了，也被查了身份证。就我这个臭外地的属于“不稳定因素”。看见桌上、床上和柜子上尽是中英文书，警察和蔼了一些：“您干什么工作啊？”
“翻译。”我说。警察很佩服的口气：“行啊，有空教教我。”
“我哪敢教您啊？”我笑。警察在床上坐下来，老头恭恭敬敬站在一旁。警察随手拿起一本床头的《动物农庄》翻了翻：“这写什么的啊？”
“儿童读物，大活人怎么一不留神变成阿猫阿狗阿猪什么的。”
“变戏法啊。”他笑起来，“您还童心未泯哪！”
“老还小，老还小。”
“您还挺逗。”警察有些揶揄的味道，然后转入话题，“咱今儿来就为了您的暂住证问题，听说您有意见？”
“谁没意见啊？就你们北京人没意见。”我说。
“咱北京人去外地也得办。”警察说。我想起牛胖子，豁出去争论了几句，警察勃然大怒：“你还挺较真！”
小羽忙拦住我，打圆场：“您别和他介意，他就短根筋。”
王磊在旁边解围说：“我证明他不是坏人。”
“坏人就不是查暂住证的问题了。”警察冷冷地说。朱虹云上前拽着警察的胳膊摇摇，补充说：“您就放过他吧，他马上也是咱北京的上门姑爷啦。”
“是吗？——你别拽着我胳膊。”警察同时享用着作为警察被冒犯的恼怒和被奉承的得意，象征性地挣扎了一下。他看看朱虹云再冷冷地打量了小羽两眼，振振有词，“那也得办。北京是首都，情况特殊，就是全国其他地方都废除了，北京也不可能，不然就不叫北京了。咱这片更是敏感区域，多少外国人啊，复杂着呢。”
我又说：“不是二百块钱的问题。我请你们吃了喝了都行，不行再找个小姐什么的，这楼下就有，二百块够潇洒好几次，也算帮一把下岗职工失地农民。”
警察和老头都忍不住笑起来，做正人君子状。警察说：“咱可没那爱好。”
“我也没有。”老头赶紧补充，“这样吧，您不去派出所，您把这旧的给我，我给你升个级，办好了，给您拿来。跑腿的算我的。”
小羽抢在我前面答应了。我只好磨磨蹭蹭地拿出旧暂住证，掏钱，送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