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于2007年2月10日。原载杨燕迪个人博客“音乐人文笔录”，未曾公开发表。
如果说没有生命感的艺术不可能是卓越的艺术，那么同样，没有生命感的学术也不会是优秀的学术。
在艺术中，常常见到，某种非常个人化的体验决定了艺术的色调和性质。诸如耳聋的痛苦之于贝多芬，父亲的压力之于卡夫卡，宗教的欣喜之于梅西安，瘫痪的折磨之于史铁生，等等。
那么，在追求客观性和普遍性的学术中，是否也存在左右学术走向的个人化经验？恐怕也是存在的，只是非常隐晦，不如艺术中那样显在突出。例如，英国艺术史大家贡布里希曾坦白，他年幼时学习绘画常常按照图式进行，于是就被人讥笑，说他没有创造性。这种挫折感恰恰激发了他对制像活动（imagemaking）中程式方法的重要性的认识，于是决定了他今后一生的理论努力方向。他的贡献之一，就是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在艺术活动中，“匹配先于制作”（matching before making）。即所谓创造图像，就是修正和改变图像的给定图式。这个理论其实可以相当有效地应用到音乐中来。
反思自己，我的学术努力似乎一直是要证明，音乐不仅是吹拉弹唱的“玩意儿”，更是具有严肃内涵的精神追求。为何如此？回想童年，在边远的省会小城（青海省西宁市）习琴，走在街头，肩头背着手风琴，会感到很不自在——因为在中国内地，学习音乐从来不被看作是“正经事”。在集体下意识中，音乐人也与不光彩的“艺人”和“戏子”相等同。我虽然年少无知，但学习音乐，脸上无光，那种感觉还是刻骨铭心的。后来，参加过一些伴宴的差事，在吃喝声中拉琴奏乐，更令我感到难堪。所以，曾有一阵，我发誓要离开音乐。毕竟，音乐与书本相比，似乎还是书本更加吸引我。
但鬼使神差，我不仅没有离开音乐，而且越来越深陷其中，不能自拔。这必须要感谢来自西方的众多音乐杰作和最近以来的中国作曲家杰作，正是通过这些作品，我才领悟到，音乐原来在娱人耳目之外，还是至高的精神启示。
于是乎，就产生了某种具有持续性的“心理反弹”——我觉得应该在汉语世界中向世人证明，音乐（以及其他严肃艺术）和已经得到普遍尊重的文学、历史与哲学一样，是世界真理和人生智慧的一种显现途径和存在方式。如果说，在西方，这种对音乐的尊重和尊敬，已经在十九世纪完成，那么，在中国，这个过程还有相当漫长的旅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