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中最著名影响也最大的是意大利人利玛窦、德国人汤若望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原名亚当·沙尔，德国科隆的日耳曼人。在科隆有故居，有雕像。在意大利耶稣会档案馆有他大量资料。他在中国生活47年，历经明、闯王、清等三个朝代。安葬于北京利玛窦墓旁。雍正朝封为“光禄大夫”，官至一品。和比利时人南怀仁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字敦伯，又字勋卿，比利时人。1658年来华，是清初最有影响的来华传教士之一，为近代西方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是康熙皇帝的科学启蒙老师，精通天文历法、擅长铸炮，是当时国家天文台（钦天监）业务上的最高负责人，官至工部侍郎，正二品。著有《康熙永年历法》、《坤舆图说》、《西方要记》。等。
后来宋耀如在中国的上司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以及最终被新中国驱赶的美国驻民国政府大使司徒雷登，也同是有着非凡见识和务实的学者型基督教使者。
传教士对于推动近代中国文化和科学的发展，客观上有着不可忽视的功劳。而对中国科学技术长期落后于人负主要责任的应该是封建腐朽统治的倒行逆施和殖民主义的残暴掠夺。
传教史上黑暗的时期
清王朝在凭其原始的铁血慓悍战胜明朝后，因文明的巨大差距使其急于掩盖本身存在的政体文化缺陷。为了保证满族人的绝对统治权，他们害怕汉人接近先进思想和科学，害怕唤起汉民族意识的复活，愚蠢地排斥一切新思维、新技术，视西方先进生产力为洪水猛兽。
资本主义因素原本活跃的中央大国，突然对科学噤若寒蝉，谈虎色变，很少有人敢公开谈及，除一些天文历法外，科学技术多被斥责为异端邪说，打入地狱。
更有甚者，干脆将西方的科学技术全部拒之门外，对西方人在华刻书、传教和设立学校都加以严厉限制和摧残，从而使19世纪初的中国，成为近代西方传教史上黑暗的时期。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外国教会从中国战败中看到了新的机会，重整旗鼓，在中国变本加厉地进行“传教事业”。但随着中国社会逐渐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性质，基督教传播也开始混入一些与其教义福音不和谐的混响。据资料统计，1870年在中国的外籍天主教传教士已达250人左右，南至海南岛，西至西藏，北至东三省，都有他们的踪迹。同样，外国在华耶稣教传教士也由1858年的81人增至1864年的189人，1874年达436人。在这400多人中，以美国人最多，占48％，英国人居第二位，占44.5％，德国人占7.5％。这种伴随殖民侵略来势迅猛的教会势力扩张，带来的后果是中国大多数人的不解和恐惧。
19世纪中晚期正值中国面临千古不曾有过的巨变噩运。
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挟着工业及科技革命带来的坚船利炮优势，以武力强迫打开国门，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和感情。
而面对列强入侵，中国被迫一次又一次地让步，自《南京条约》始，不断被迫与西方各国缔结多个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
在这种背景下的基督教扩张，必然被打上殖民侵略帮凶的烙印。
事实上以传教的名义为本国政治服务在宗教发展史上也是屡见不鲜的事情。
在19世纪殖民化过程中，外国传教士们为了取得合法居留中国的地位，大多加入外国在华的外交和官方商务机构，如当时传教士借以栖身、声名狼藉的半政治半商业性质的东印度公司，就是一个官僚资本加买办的典型。
甚至有不少传教士被他们的母国直接委任为外交官员，造成了许多传教士脱离不了政治干系。因为传教士是早期来华人员中唯一通晓中文的西方人群体，其本国政府在对华事务上，往往会利用传教士的语言优势，为本国利益服务，传教士在贸易谈判、战争策略等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或被派调到一线，直接接受西方政府组织甚至军方的领导，参与情报搜集和随军翻译等各种活动。
应该说，平等观是西方社会特别是近代欧美发达国家行为的基本准则。而在中国，特别是清朝后期，清廷腐败专制，洋人横行跋扈，到处弥漫着不平等、不民主、不自由的空气。
宗教及各种传教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利用，成为不法官员谋取私利的工具和帝国主义进行侵略和强行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借口。
而将传教置于不平等条约之上，使其受到如此露骨政治力量保护的现象，是近代西方传教史上的一大特征，其所造成的后患是中国民众把对帝国主义掠夺的仇恨，转移到对教会乃至传教士的仇恨，使日后基督教在中国，始终给国人以不安分的印象。
反洋教斗争此起彼伏
在殖民侵略背景下，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民众反洋教斗争此起彼伏。1861年发生的“贵州教案”是《北京条约》订立后的第一个“教案”。在短短四年不到的时间，湖南、江西等地群众纷起攻击教堂，驱逐教士。1864年以后，反洋教运动扩散到其他省份和地区，在四川的彭水、酉阳、丰都，贵州的永宁、遵义、兴义、安顺、桐梓、都匀、绥阳、贵阳，江苏的扬州，安徽的安庆、建德，江西的庐陵、贵溪、安仁、德化、彭泽、新昌、南康，河南的南阳，直隶的永年，福建的福州，罗源及台湾等地，都发生了规模不同的反洋教斗争。
而1870年轰动中外的“天津教案”，最能说明这种斗争本质。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天津曾遭到侵略军的蹂躏，《北京条约》订立后，天津被开辟为通商口岸，殖民化进程加深了天津人民对侵略者的仇恨。
1870年6月间，法国天主教教会育婴堂收养的婴孩大批死亡，与此同时又不断有迷拐幼童的事件发生，不明真相的群众很快把仇恨的矛头指向教会。当时法国领事丰大业因对事件处置横蛮无理，枪杀无辜，致使群众怒不可遏，当场将其殴毙。
失去理智的人群随后举火焚毁教堂、育婴堂、领事署数座，打死洋教士、洋商20名，酿成中国教会史上一次最为严重、震惊中外的大教案。
更不幸的是，这些反洋教斗争中合理不合理的所有因素都完全被盲目的相互仇视淹没了，事件没有得到一个公正的结论，相反，清政府在重兵压境下，草草以无辜平民充当替罪羊收场，列强则以贪墨赔款为能事，把这么一件事关“公理”的大是大非的事件简单地描绘为一场“暴民运动”，留下无穷的后患。
天津教案，在外给帝国主义进一步的大肆掠夺留下“护教”口实；在内，给国人造成西教等同于“邪教”的偏见。
偏见愈深，反抗愈烈，国人误解及指责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不能完全说是“空穴来风”。
直至今日，部分中国人及史家对此仍然是心存余悸，谈“教”色变。这也许是宗教传播史上最令人痛心和最应反省的一个问题。
恐惧和排斥
接受洗礼的中国孩子
近代以来，中国推行的是一套闭关锁国政策，导致中西文化严重隔阂。19世纪鸦片战争以后，列强在国人的心目中印象极差，一方面他们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另一方面，入侵的西方军队烧杀掳掠，企图瓜分中国，使国人对包括基督教在内的来自西方的绝大多数文化产生恐惧和排斥。
应该肯定地说，这一历史时期的传教士大多是遵守基督教教义，为公正博爱的传播和中西教育做出过贡献的。
中国人出洋留学在今天看来已不是新鲜事，而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很多王公贵族是宁愿砍头，也不愿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西洋蛮邦”去“妖魔”化的。
而开创中国人出国留学先例，到后来促成清朝统治阶级部分接受西学理念，是西方传教士不懈努力和奋斗的结果。
中国第一位留学生容闳，就是由美国传教士布朗（Samuel S. Brown）带到美国完成学业的，他回国后拉开了中国公派幼童赴美接受西方教育的序幕。
而甘当附庸、暗中帮助列强以武力侵华的传教士只是极少数人，但正是这极少数人的所作所为及其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巨大和毁灭性的。
司徒雷登在燕京大学
与教义主张相违背，这些人视列强以武力欺凌中国和签订不平等条约是合理的，作为回报，传教自由的条款被载于条约之内，教会有为虎作伥之嫌疑。殖民扩张时期的教会，与帝国主义侵华有着刷洗不清的干系。
这些，不能不说有违基督教和平友好的原旨，是宗教传播史上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殖民主义者利用宣传宗教和西学的名义，为殖民主义侵略辩护，如当时在国内外颇有影响的传教士广学会发行刊物《万国公报》，在介绍西方史地、政治、文化的同时，也宣传殖民主义思想。该刊主编林乐知发表《印度隶英十二益说》一文，鼓吹英国统治印度有12条好处，并主张把英国的殖民统治搬到中国来：
本昔之治印者……移而治华。
当传教士以这种双重身份出现时，一边借传教捞取利益，歧视华人，渲染种族优越等等，一边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侈谈“博爱”云云，自然引起国人本能的不满和反抗。
传教士在华兼职外交和其他涉外事务的现象屡见不鲜，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而结束。
毛泽东一篇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使名闻遐迩的教会学校——燕京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和不可替代的核心人物司徒雷登先生与传教士们一道，被打入万劫不复之中，这是后话。
从美国来的中国籍牧师
宋耀如就是在这么一个时代背景下，顶着西方文明的光环，乘海轮从美国被派回到久别的祖国。宋耀如作为传教士的所有时代意义在于，他是美国监理会第一个在完全西方封闭环境下培养出来的中国籍牧师。
鉴于早年的经历——他没有可以引起怀疑的中国教育和社会背景——封闭式的清教生活环境，或许使这个中国“查理”既能避开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和立场看问题，又能坚持西方宗教教义的原则，对中国教会问题得出一个客观公正的认识。这些恐怕都是当时美国教会对在中国的传教事业怀有的一个天真美好愿望。
此时宋耀如不由百感交集，他想起前往美国时的艰辛，当时的条件决定他们只能冒险绕道南美，横过两个大洋，经历生死不保的千辛万苦后到达波士顿。
当年的航行，虽然条件艰苦、险恶，但初次远航的兴奋和激动，一个孩子朦胧初开的玫瑰色理想和憧憬，让他感到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滋养。
十年前，在茫茫大海上，他还是一个为生活所迫，不得不离乡背井，什么都不懂的孩子。那时的他没有更多的要求，只是希望有口饭吃，能在美国赚一笔财富，回到文昌，结婚生子，赡养父母，像大多数中国人那样，一代又一代地生息繁衍。
但他偏偏遇见了那个给他灌输自由民主意识的英语教师，遇见了两个说服他离家出走去感受美国新思想的留美幼童，还有那些生活严谨诚实不欺的基督徒们，特别是琼斯船长和卡尔先生。他们给了他慷慨无私的帮助，成为影响、成就他事业和他人生道路的引导者。
残酷无情的现实
同船回国旅客中还有很多对美国西部开发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灯枯油干之后被《排华法案》《排华法案》是美国于1882年5月6日签署的一项法案。它是根据1880年对《柏林盖姆条约》（Burlingame Treaty）的修订而制定的。条例的修订允许美国暂停入境移民，国会很快就执行了这一决定。剥夺美国生存权而强制离境回国的华工。
在他眼前呈现的是华工们一生清贫不改的装扮。
这些美国西部建设的功臣们，在美国生活时间，短的几年，长的十几年，但由于《排华法案》条款限制，他们的妻儿被拒之于美国国门之外，绝大多数华工孤身一人在美国打拼，干着最低贱沉重的工作，拿着最微薄的报酬，把省吃俭用结余下来的美金寄回国内养家糊口，耗费一生最美好的时光，却在灯油熬尽之时，被无情的美国社会像垃圾一样地抛弃。
宋耀如看到船上的华工们蜷缩在最低等舱内，吃最廉价食物，很多人仍旧保留着出国时的一身中式打扮，衣衫褴褛，形容枯槁。他们尽管已在国外生活了很多年头，脑后仍然拖着一条被外国人戏称为“猪尾巴”的辫子，与西方人和那些除了皮肤是黄色的外，全部打扮西方化的西装革履的上层华人形成鲜明的对照。
宋耀如回国的喜悦被极端残酷无情的现实击碎。
他为社会的不平等和不公正所困扰，也为清政府的懦弱无能而痛恨。宋耀如从华工们卑下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中看到了平等与公正离现实是多么遥远，不由得深深回忆起在波士顿听到和见到的华工备受侮辱歧视的往事。
生活在美国这一黑暗时期的宋耀如，虽然没有像他的华人劳工同胞那样遭受到赤裸裸排斥和歧视，但精神上的创伤是难于用语言抚平的，这些因素或许是宋耀如始终没有加入美国国籍的原因。当年，九死一生之后，他前往的是一个富裕强大的国家，那里的人们充满自信和喜悦，振奋向上，充满激情。
而现实却仍不尽如人意，到处充满不公和黑暗。
他明白，即将回到的祖国，更是如此。一个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统治下苦苦挣扎的贫穷落后国家的人民，特别是劳苦大众，生活在受奴役受压迫的痛苦深渊之中，没有公正可言。
暗暗发誓
由华工而想起同是华工出身的义父，当年与义父一起横渡大洋的艰辛又一幕幕出现在眼前。宋耀如不知道义父现在怎样，心中隐约浮起一丝歉意和内疚：因为各种原因离开波士顿后他与义父断了音信。就要回到祖国了，但他对义父的那份感情此时此刻却让他有一种揪心的痛。
他暗暗发誓：不论何时何地，我都是您的儿子，都不会忘记自己姓“宋”，不会给这个姓氏丢脸。
他在心中默默祈祷着，愿上帝保佑义父，保佑华工。
回国后宋耀如不论是潦倒还是显赫，都没有动摇过这种信念，他始终把“宋”这个姓氏作为自己家族旗帜的一个伟大符号，并把它发扬光大载入辉煌史册。
宋耀如后来的所有行动，都表现出对下层劳苦大众的同情和关心，以当年对他所寄托的初衷，义父完全可以释怀所有的误会和不快了。
始料不及
刚刚回到中国的宋耀如，以一个美国基督教徒的眼光看自己的祖国，竟然如来到了一个陌生的社会。
他从少不更事到全盘接受美国教育，从来没有如此强烈地感到自己陷入了一个不平等和极端分化的等级世界之中，这种不公正甚至从一开始就冲击着他的传教士理想。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一直有很大阻力，这本质上源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历史上的中国传统文化，不乏对外来思想文化和民俗风气消化包容的特点，中国文化不容置疑是一种海纳百川后的结晶。
然而中国文化的包容又是有条件的，因为世界主义者眼中的这种包容，被无情的贫富不均的社会现实所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