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婴在风中发出响亮的哭喊，那气势一泻千里，好像要与猛烈的海风比试高低。父亲韩鸿翼望着虎头虎脑的新生儿，无奈地苦笑一下，对自己，也是对妻子韩王氏说：这孩子既然来得惊天动地，就像猛虎出山……就叫阿虎吧！
阿虎一有空闲，总是在母亲的敦促下认一些简单的字，读一些童蒙识字一类的课本。这种劳动之余断断续续的学习虽然有限，但对于学习悟性很高的阿虎来说非常地实际和有用，从母亲嘴里念出来的，不论是优美的诗、词，还是故事、文章，都是那么地动听美妙，使其打开思绪，触类旁通，常常情有所寄地缠着母亲追问不止，“打破砂锅问到底”。
人小志大的宋耀如却不这样，虽然在1875年他和哥哥一起去到东印度群岛，但他从来没有打消过去美国的念头。
林肯发表演说
1862年9月22日，太平洋彼岸，正当一场影响人类命运的战争如火如荼进行的关键时刻，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签署颁布了著名的《解放黑奴宣言》。《解放奴隶宣言》（The 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林肯总统于1862年9月22日颁布的重要文件。《宣言》宣布，自1863年1月1日起，南方叛乱各州的黑人奴隶一律成为自由人。美国黑奴由此获得拥有自由的权利，整个世界从而看到人类精神解放的曙光。
1863年11月19日林肯于葛底斯堡发表演说葛底斯堡演说（Gettysburg Address）：亚伯拉罕·林肯最著名的演说，也是美国历史上为人引用最多之政治性演说。演说的结尾掷地有声：吾等在此责无旁贷献身于眼前之伟大使命：自光荣的亡者之处吾人肩起其终极之奉献——吾等在此答应亡者之死当非徒然——此国度，于神佑之下，当享有自由之新生——民有、民治、民享之政府当免于凋零。（It is rather for us to be here dedicated to the great task remaining before us—that from these honored dead we take increased devotion to that cause for which they here gave the last full measure of devotion—that we here highly resolve that these dead shall not have died in vain—that this nation， under God， shall have a new birth of freedom—and that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shall not perish from the earth.），在不到三分钟的演讲中，他提出了改变历史精神发展方向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卓绝思想。自此，这一划时代政治纲领，成为全世界推崇的民主原则准绳。这篇演讲手稿珍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演说词被铸成金文，长存于牛津大学。林肯这面人类文明进步的旗帜，极大地召唤、推动了世界民主政治的进展。
也是这个值得关注的1863年初春的某日，中国海南岛文昌昌洒镇古路园村，一户普通韩姓农家的第二个男孩，随着南海春天的风雨，呱呱坠地。关于宋耀如的出生时间，有多个不同的版本：1860年、1861年、1863年、1864年和1866年等。海南大学周伟民、唐玲玲教授最新编著的《宋耀如年谱》（海南出版社，2011年）中有如下按语：“笔者2008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宋子文档案里，查得宋子文抗战时委托宋云超在祖居地文昌征得的光绪六年续修、昼锦堂梓《韩氏家谱》。其中明确记载了长训派‘准’字辈的生年，韩教准生于咸丰辛酉年九月十四日卯时。续修的这部韩氏家谱修于公元1880年，上距1861年仅19年。关于宋耀如生年，这部家谱是迄今所见唯一原始材料，据此1860年、1863年、1864年、1866年等说法，均不足为据。”我们则选择1863年出生说，除了受当时所掌握的资料限制及理解不同外，很重要的一个根据是1879年美国海岸警卫队缉私艇的报告，它显示“Soon”（宋耀如）当年16岁。
阿虎的由来
这个孩子的出生注定与风雨相伴，外面的风声一阵紧似一阵，房上的旧瓦被这来自海上的风吹得劈啪作响，夹杂着暴雨，龙吟虎啸，像是要把这座简易破旧的老屋掀倒。
这一切似乎都预示着这个孩子不平凡的一生，男婴在风中发出响亮的哭喊，那气势一泻千里，好像要与猛烈的海风比试高低。父亲韩鸿翼望着虎头虎脑的新生儿，无奈地苦笑一下，对自己，也是对妻子韩王氏说：这孩子既然来得惊天动地，就像猛虎出山……就叫阿虎吧！
这个大名叫韩教准的孩子，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宋氏家族主要创始人——宋耀如宋耀如，又名宋嘉澍，耀如为字。，一个近代著名的具美国新思想及基督教精神的忠实传播和实践者；一个以美国清教理论为准则、以林肯民主思想为宗旨，在中国近代社会复杂纷争的混乱局面中，以中美教育为救国求存之一贯目标，忠实遵循上帝旨意并以此实践社会变革潮流的人。
海南文昌第一大姓氏
韩教准的祖父叫韩锦彝，育有二子，长子韩鸿翼，次子韩鹏翼。韩鸿翼育有三子，韩教准为其次子，论辈分是韩氏家族迁琼始祖韩显卿第二十三代孙。海南韩姓是当地汉族十大姓氏之一，在文昌有以韩姓为主的村庄500多个，为第一大姓氏。
据传海南文昌韩姓先祖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韩国。韩家系宋代名将韩琦的后代，祖居河南安阳。当年韩琦戍边有功，被北宋朝廷封为魏国公。韩琦曾在相州修建昼锦堂以戒浮夸，在石上刻诗颂德，修身养性，以警后人。宋代著名文学家欧阳修公因此感慨之余，作《昼锦堂记》，“以‘志’字为骨，以‘荣’字为线”，“以永叔之藻采，著魏公之光烈”，遂成一篇“德被生民而公施社稷”的“天下莫大之文章”。韩氏代代以此为荣。
由于金人入侵，北宋朝廷南迁，韩琦的后人便也随之南移。屡经周折坎坷后，其中一支辗转渡海来到琼州，是为海南韩氏始祖。
与很多迁徙琼州的姓氏相比，韩氏只有一个始祖，名韩显卿。韩显卿（公元1155—1226年）：字灼道，河南相州人，历任文林郎、浙江会稽县尉、廉州知县，南宋庆元三年（公元1197年）携妻儿渡海，落籍文昌锦山。
韩显卿定居文昌锦山后，以高祖韩琦“昼锦堂”为堂号，设“书锦堂”议事庭，传播中原文化。琼州韩氏英才辈出。据有关资料记载，自韩显卿渡海至清末数百年间，海南韩氏就有160余人被封为七品以上官员。
到清代有一支韩氏后裔居住在罗豆市圮乌坡村，后又迁到昌洒镇古路园村。宋氏祖居定格于此，成为该家族继昼锦堂后又一“显屋”。
文昌地方不大，人口不多，在当时是地地道道的僻壤，但非穷乡，也不闭塞。
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文昌很早就成了中国著名海上丝绸之路的中转码头，是很多航海家和远洋商人们理想中的中歇港。小小文昌因此一度繁荣昌盛，与外界的交流及人员的往来也极为频繁。
常言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土地对人一生的潜移默化，有着其他任何东西都不能替代的影响力。韩氏家族在乱世凭借海南地理优势得以保全，数百年来，文昌韩氏在此地耕读蓄势，繁衍生息。据《文昌县志》载，中华民国时期，海南岛韩姓族人有20余人在国民政府军队中任将军。
而最令世界惊奇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此脱颖而出的世界闻人宋耀如，和由他开创的宋氏家族，使海南文昌韩姓发展到一个无与伦比、难于超越的时代巅峰。
“滨海邹鲁之邦”宋真宗时期的陈尧佐曾在潮州为官，入京后作《送王生及第归潮阳》诗：“休嗟城邑住天荒，已得仙枝耀故乡。从此方舆载人物，海滨邹鲁是潮阳。”明确把邹鲁和海滨联系在一起。
海南岛是中国的一块“飞地”，自古至今，独特的环境和生态孕育了海南本土文化的特性。海南从西汉就开始设立州郡，曾经是犯官流放充军地的代名词。
海南作为流放地的历史可以追溯至隋朝。特别是唐宋期间，一些高素质的所谓“贬官”，因恃才傲物，不为昏君和权贵所容，被贬到当时称为“九死一生”荒蛮之地的海南岛。据统计，史上被流贬到海南的重要官员在唐朝约70位，在宋朝则高达80人以上，其中不乏官阶较高，包括文化修养极高的官员。
据史料记载，单有唐一代，贬谪琼崖的官员便有14位宰相和5位李唐宗室。其中杨炎、韦执谊等为著名改革家；韩瑗、敬晖为允文允武、公忠体国的栋梁之才；李德裕更是一代强干清明的贤相。而赵宋时期，受大家熟知的苏轼、赵鼎、李纲、胡铨、李光等影响，海南“文质雅氛”，人才辈出，被冠予“滨海邹鲁之邦”美誉。
朝廷不幸海南幸，“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历史上那些被贬官员，大都是才高八斗的“文曲星”化身。文昌，似乎是对这些贤哲“命运多舛”人生的一种精神羽化吧？
正是这一次次不公正的贬谪和厄运，催生了一个又一个悲情伟大的中华杰出人物，他们一次又一次在历史风云帐下，挺拔中华民族的脊梁。
唐宋时代的狂风暴雨，为海南边荒之地输送了一批批正气凛然的思想文化大师，为海南的风气教化做出不可替代的贡献。
宋耀如出生成长在这么一个传统历史文化内涵丰富的荆璞之地，那种潜在的初乳般的精神滋养是任何水土所不能替代的。
海上贸易风气开化之地
文昌位于海南岛东北部，三面临海，南北长90公里，东西宽65公里，环疆长285公里，土地总面积2403平方公里，海岸线长206.7公里，海域面积4600平方公里。
文昌清澜港作为当时海南最大口岸，是航船进入南海必经要埠之一。
来往于南洋、广州、香港等地的商船、渔船多停泊于此，使文昌成为闻名遐迩的海上大商业集散地，一时商贾云集，货物充足，商务繁忙。作为航线上重要补给口岸，文昌无疑是中国最先领略海上贸易风气开化的地方之一。
文昌得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28宿星座图中那颗叫做“文昌”的神秘之星（亦称为文曲星）。该星据传主聪明和逢凶化吉，是主管人间福禄和科举的神。因此中国历代皇帝都对文昌星推崇备至，还封文昌星为“文昌帝君”。据说，得文昌星者，气质雅秀，举止温文。男命逢着内涵，女命逢着仪容，好学新知，具上进心，一生近官利贵。文昌星能使人变得更聪明，更充满智慧。在民间，人们还把文昌星信仰演绎而成为读书人科举仕进的保护神。
文昌历史悠久，是海南历史发展的见证。从公元前110年，即汉武帝元封元年设治，至今已有2100多年的历史。西汉元封元年，为珠崖郡紫贝县地。初元三年（公元前46年），珠崖郡撤销后，紫贝即成废县。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在紫贝县故墟上置武德县，属临振郡。唐武德五年（622年），改名为平昌县，属崖州。据清代所著《广东考古辑要》载：“唐武德五年分珠崖郡，置平昌县。贞观元年改曰文昌，以县南文昌江（今文昌河）设名。”
隶属历经琼州、乾宁军民安抚司、琼州府、广东省、海南省。
千百年来，文昌寄托了太多舆地荒蛮求变的崇文理想，取名“文昌”意为“偃武修文”。文昌确实不乏人杰，历史上在明朝就出了与丘浚、海瑞齐名，并称海南“一鼎三足”的良吏邢宥。从19世纪下半叶，一直延续到20世纪的100多年时间里，除宋氏家族这团最耀眼的“星云”外，文昌还涌现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将张云逸、民国将领陈策等196位将军。
《易经》记载：“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
大约在距今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已经开始利用原始舟筏在海上航行。“舟楫之便”使人类的脚步离开陆地，巡游海上，获利四方。秦汉时代中国木船就开始扬帆海外，在西汉张骞凿空西域、开辟“丝绸之路”的同时，南边也在打造一条海上丝绸之路。这条航线以福建的泉州为起点，沿途经广东沿海，过马六甲海峡到达印度东岸、斯里兰卡、波斯湾和红海，沟通了太平洋与印度洋的海上大通道。海南岛处于这一海上丝绸之路重要位置，是不可替代的（海上）“驿站”。
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发达，对海南的风气教化和政经发展是一个极大的促进。海南岛是一艘永不沉没，雄视南洋和连接世界各大洲的“宝船”。到了近代，文昌与南洋殖民文化接近的地理优势以及海洋文化风气使然，华侨经济迅速崛起，为中西文化的“混血”打下最便捷的条件。
最黑暗的时代
宋耀如生长的时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也是社会求强图变最强烈的时代。1840年以来，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通过一系列残酷的战争手段，强迫腐朽没落的清政府签订了众多不平等条约，蚕食和鲸吞中国领土，控制重要通商口岸和建立国中国——租界，在诈取巨额赔款的同时，进行商品倾销和资源掠夺，诱发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剧烈动荡。封建自然经济因资本入侵而开始破坏，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发展迅速，中国的政治、经济大权都受到帝国主义的进一步控制，逐渐从一个封建的自给自足的传统农耕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危难之际，一方面，中国知识阶层面对西方价值观的侵入，倍感文化危机，一代民族精英应运而出，或疾呼呐喊，图存求变；或躬行纳新，耽于思索。
中国近代思想问题可以用康有为后来概括的“保种、保国与保教”一言蔽之。思而为之，危机自然来自西方的侵略，来自帝国主义世界性的殖民运动，但要应对这一复杂局势，还必须从西方“船坚炮利”之根本处检讨。著名思想家魏源第一个在中国近代史上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魏源在《海国图志·叙》中明确指出：“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中国士大夫阶层在万般无奈之后，不得已提出向西方学习。
另一方面，面对“资本”这个陌生而强劲的“怪物”，当国家上层和所谓的精英们还在徘徊犹豫不知何去何从之时，受西方经济影响较深的中国百姓，却以务实主义的态度对待西方经济的入侵。他们没有理论，只是用肩膀和双手抵抗资本肆意盘剥的洪流，用最简单原始的劳务形式垒砌生存的堤坝，试水原始积累，用血泪和着一砖一瓦，筑就中国近代有限的经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