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2月10日，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中心深蓝色的音乐厅显得格外庄严、典雅。从1901年开始，每年这一天都要在这里举行诺贝尔奖颁发仪式——只有少数几年因两次世界大战的原因中断除外。
下午4点30分，是90年前诺贝尔撒手西去的时刻。音乐厅里灯光辉煌，主席台四周摆放着红黄两色鲜花，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和王后、皇室成员入场，发奖仪式开始。年近八旬的美籍意大利女生物学家丽塔·莱维·蒙塔尔奇尼和另一位美国生物学家斯坦利·科恩两眼闪闪发光，怀着激动的心情聆听着诺贝尔基金会主席贝里斯特隆的致词。接着，他们从卡尔十六世手中接过奖品——铸有诺贝尔头像的金质奖章、医学和生理学奖的证书。当然，还有奖金。
“灰白的短发梳理得端庄大方，明亮的双眸透射出聪颖和智慧，脸上露着甜蜜而温柔的微笑”——中国《光明日报》驻罗马的中国记者这样描写丽塔。
丽塔1909年4月22日生于意大利都灵一个犹太家庭，为了当医生的理想，她发誓终身不嫁。历经磨难，她于二战结束后应聘到美国华盛顿大学工作，不久加入美国籍。她在那里一边教学一边研究。进入20世纪50年代，丽塔和科恩几乎同时发现，动物在受伤以后，会用舌头舔伤口，而伤口接着便很快愈合。于是他们从分析动物的这一行为入手，于1951年从小白鼠的唾液中分离出两种物质：一种物质能促进动物皮肤表皮细胞的生长发育；另一种物质则能促进神经细胞生长发育，被称做神经生长基因（NGF）。他们还于1953年成功地分离出这种大脑和神经系统的蛋白，揭示出神经生长和演变规律，并因此获诺贝尔奖。
然而，这个20世纪50年代初的发现为何在事隔30多年后，才得到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的垂青呢？为什么已退休闲居家中多年的丽塔突然间又名声大噪呢？人们百思不得其解。
1995年8月，瑞典《每日新闻》发表一篇长文，终于揭开了这个谜底。原来，丽塔的奖是用钱买来的，出钱的是她所属的意大利菲迪亚医药公司。
那么，这一秘密又是如何暴露出来的呢？
原来，在1995年意大利反黑手党的“净手”行动中，药品局局长普修里尼被罢了官，他在预审法庭上供出了其中的内情：1986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的评选同意大利的菲迪亚医药公司有不寻常的联系。
据普修里尼交代，1986年诺贝尔奖颁发后，菲迪亚医药公司总经理戴维·瓦勒曾向他透露，是该公司出资2000多万马克（一说数千万瑞典克朗）“买下”这项科学桂冠的。他们出钱帮助丽塔得奖，自己也获得了巨额的利润。
那么，丽塔又是如何“如愿以偿”的呢？菲迪亚医药公司又怎能获得巨额利润呢？
在20世纪80年代初，菲迪亚医药公司负责科研的经理格里奥建议，丽塔的前述发现有助于公司新药的开发，公司应大力支持她。于是，公司便有意识地开展了一系列幕后台前的交易活动。其一是拉拢瑞典有关评奖的教授，包括在卡罗琳医学院（生理学和医学奖的评定、颁发机构）的评奖委员会任要职的教授。例如，给卡罗琳医学院评委会委员、世界神经医学权威福马斯·霍克菲尔特在美国的私人账户汇去5000美元，名曰“赞助”。请霍氏夫妇免费去马德里旅游。果然，“付出总有回报”：在投票时，霍氏投下了使丽塔得奖的关键的一票。
其二是，公司给“相关”人物以诱人的头衔，邀请他们与前生理学和医学奖得主参加以丽塔为首的学术研讨会，争取他们为丽塔提名，让已退休的丽塔继续“研究”，多次举办医学讲座会，让她和公司都扬名四海。
公司的一切前述动作都有一个明确的极终目标——钱。那钱从哪里来呢？钱从卖药来，而药要卖得出去，就要有知名度。因此，使出浑身解数，不择手段，花钱把丽塔与药绑在一起，推上科学界最高的奖台，也就不足为奇了。
那么，公司卖的什么药，又怎么与丽塔绑在一起呢？
原来，公司竭力要卖的是一种名叫“克罗纳西”的、与前述丽塔和科恩的发现有关的新药，是一种牛脑提取物和一种钠盐的合成物，据称可以治疗和修补受伤的神经组织。这种药没有在患者身上做过认真的试验，更不用说用于临床。人们对其疗效表示怀疑，因而进不了大部分欧洲和美国市场，只能在意大利国内、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少数国家小量销售，但其利润却占该公司经营额的80%。于是，瓦勒突发奇想，使出“妙招高招”：借助诺贝尔奖的神圣光环。于是有了前面的一幕幕丑剧。
丽塔获得了迟到的荣誉后，公司声名鹊起，医学界对“克罗纳西”的怀疑也就自然减少，于是这种药品热销世界市场。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公司经营额翻了一番。
可是，好景不长。热销的药并没有发现确切的疗效。医学家终于经过实验证实，“克罗纳西”并不能治疗神经损伤。德国首先宣布禁止进口该药。进入20世纪90年代，欧洲其他国家也相继停售此药。意大利当局在1993年也最终裁定它没有疗效，并禁止产销。几个月之后，菲迪亚公司宣告倒闭，接着便被国家接收，而公司总经理也因贿赂罪成为阶下囚。
菲迪亚公司花钱买奖售假药一事被披露以后，世人哗然。但诺贝尔评奖委员会主席斯顿·吉利纳尔却坚决否认此事。他说：“这种指责毫无根据。虽然菲迪亚公司支持神经医药研究，也包括支持瑞典的研究人员，但这不能同诺贝尔奖扯到一起。”不过，他的这一辩解显然苍白无力，随着1999年初暴露的、此前国际奥委会一些委员因受贿改变2000年奥运会举办地的投票表决一事，人们更相信这一点。
丽塔在华盛顿大学时，曾和中国著名细胞生物学家薛杜普一起学习，都是著名胚胎学家维克托·汉布格教授最青睐的门生，一辈子献身医学，成就卓著。但为了金钱、名誉搞前述活动，使“晚节不保”，令人叹息。此时，我们回忆起崇高的古希腊科学精神——不为名利献身的科学的精神，它在讲究功利的世界上更显得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