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7年深秋的一个夜晚，在巴黎近郊，两辆疾驰的马车在教堂高大的铁栅大门前停了下来。
一批身佩利剑的士兵押着一个面容憔悴、瘦小枯槁的老头走进教堂。教堂内，白色的烛光照在圣母玛利亚的塑像上，塑像前审判席上一批凶神恶煞的神父坐成一长排。其中一个戴着一只单眼镜的神父，用沙哑的声音宣判了对这个老头的判决：散布异端邪说，违背教规，亵渎教义；为纯洁教义，荡涤谬误，所著之书宣布为禁书，并由本人当庭焚毁。老头一下子愣住了，瘦削的脸上现出沉痛而愤怒的表情。他想申辩，突然，伽利略被罗马教会迫害致死的一幕在他的脑海中闪现，顿时毛骨悚然。他知道，上述教会的判决是不允许违抗的，他只好屈服了，用颤抖的手拿起一本本凝结着他毕生心血的著作，无可奈何地投入火中……这个老头是谁？他的书为何被教会列为禁书而命令他焚毁？
他就是法国数学家、哲学家笛卡儿。
1596年3月31日，笛卡儿出生在法国北部土伦郡的小镇拉哈一个贵族之家，父亲是地方议会议员，母亲在他出生不久后就因病去世了。他从小就像他母亲一样瘦弱多病，是在保姆的精心照料下才长大的。
笛卡儿从小就听父亲讲一些科学故事，喜欢寻根究底，父亲因此亲昵地称他为“小哲学家”，后来他果真当上了欧洲的唯心主义哲学大师。8岁那年，笛卡儿进了由国王亨利四世创办的当时欧洲最好的教会学校。校内环境优雅、训练认真，教规很严，功课也很繁重。学校主要学神学、教会的哲学、数学。笛卡儿学习用功，是学校有名的优等生。但有趣的是，他却是一个睡懒觉的大王——校长照顾他体弱多病，特许他早晨可以睡到他愿意起床上课时为止。这就养成了他早上躺在床上思考问题和晚起的习惯，这一持续终身的坏习惯损坏了他的身体，使他更加体弱多病，以致最终不能适应早起的寒冷染病而死，这是后话。
由于学校把讲以亚里士多德学说为中心的经院哲学作为授课的主要内容，这就引起了喜欢独立思考的笛卡儿的怀疑和不满。因此，他认为在这里求学“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只不过越来越发现自己的无知”。
1612年笛卡儿以优异的成绩在中学毕业后，便进入巴黎普瓦捷大学学习，4年后即他20岁时，又以优异成绩毕业并获法学博士学位，成为一名巴黎的律师。
17世纪的欧洲还处于教会势力的控制之下，但近代科学的发展已初露端倪，显示出一些和宗教教义离经叛道的倾向，伽利略便是其先行者。笛卡儿不会不感受到这种气息，因此他在大学毕业后心情很不平静。他在回忆录中曾这样写道：“我从小就喜欢科学，因为我确信科学明确而真实地给生活带来美好，所以我非常勤勉地研究它。但当我毕业时，我的见解完全改变了，我陷入了疑惑和错误混乱的状况。”为了探求人生的真谛，他一会儿在他上中学时的好友、后来的数学家梅森（1588-1648）家中讨论科学的发展，一会儿又在他巴黎偏僻的住所阅读“自己认为最有趣而不寻常的各种书”……这样，年轻的笛卡儿得到了不少的好处，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受益终生。
当时的社会风气是，有志者不是参军就是献身教会。笛卡儿的好友梅森就进了修道院，成了一名神甫，后来曾不止一次地利用这一身份把笛卡儿从教会的迫害中解救出来。笛卡儿家的几代人都曾参军。当时一些不满法兰西政治状况的青年人都投奔荷兰奥伦治公爵莫里士的队伍，笛卡儿也于1617年参加了这支部队。笛卡儿出国的另一原因是，他要周游欧洲，去读“世界这本大书”。
提起直角坐标系和解析几何，很多人都知道它是笛卡儿发明的。但很多人都不知道，笛卡儿投身数学研究，则完全是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
1617年5月，笛卡儿所在的部队进驻荷兰南部小城布勒达。一天，笛卡儿在街上闲走，看见一群人围住路旁的一张招贴议论纷纷，他也带着好奇心凑了上去。招贴是用佛来米文写的，他一点也看不懂。不过从人们嘈杂的议论中，他还是大致听出这是解数学难题的公开挑战。
他心里痒痒的，多么希望了解题的意思啊！这种跃跃欲试的心情被他近旁的一位中年人发现了。中年人便主动用法语问他：“小伙子，愿意解这几道数学题吗？”“我很想试试，尊敬的先生，可是我看不懂这种文字。”“这不难，我替你翻译，如果你愿意拿去解答的话。”
中年人用怀疑的目光从上到下扫视着年轻的士兵笛卡儿，他从笛卡儿闪光的双眸中看到了一种自信的力量，于是他迅速用法文译出招贴上的全部内容，交给了笛卡儿。
第二天，笛卡儿兴冲冲地把答案交给那个中年人。中年人看后非常吃惊：巧妙的解法、无误的计算表明，笛卡儿的数学造诣不浅，绝非等闲之辈。原来，这位中年人就是当时荷兰有名的数学家、物理学家贝克曼（1588-1637），他是兰多特学院院长。笛卡儿很早就读过他的著作，但一直没有机会认识他。从此，笛卡儿就在他的指导下开始对数学进行研究。后来，虽然他没有接受贝克曼要他结束戎马生涯，到他的学院从事专业数学研究的邀请，但由于这次成功，激励了他的信心，确定了他与数学结下不解之缘的一生，并最终作出重大贡献。由此可见，是一个偶然的机会，由贝克曼“把一个离开科学的心灵，带回最正当最美好的路上”的。
然而，像笛卡儿这样一位杰出人物，一生中也不乏悲剧，其中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他的科学思想为当时的教会所不容。他说，“科学的出发点，是方法论上的怀疑”，“要想追求真理，我们就必须在一生中尽可能地把所有的事物都怀疑一次”。但这与中世纪的神学家们的观点正好背道而驰，因为他们主张信仰第一，特别是信仰像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那样的权威。因此，教会必然担心载有新说的笛卡儿的著作会对他们的统治构成威胁。于是笛卡儿的著作有的无法出版，有的被列为禁书遭焚。这些著作主要有《形而上学的沉思》（1641）、《论心灵的各种感情》（1649）、《音乐概要》（1650）等。
事实上，科学研究既需要怀疑，也需要信仰，这不仅适于科学领域。没有任何信仰的怀疑，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因为怀疑一种信仰必须依据另一种信仰，否则就无从谈起；没有怀疑的信仰，犹如一潭被严重污染而有毒的死水，它不但会毒害小树，使其不能长成参天大树，而且还会腐败新学说的种子，使其不能发芽成长。倒是法国大文豪罗曼·罗兰（1866-1944）说得好：“怀疑和信仰，两者都是必须的，怀疑能把昨日的信仰摧毁，替明天的信仰开路。”真理是不怕怀疑的，怕怀疑或一怀疑就倒下的绝不是真理。教会之所以反对主张由怀疑来探索真理、或者反对像哥白尼的日心说这样的真理、或者对发现真理的笛卡儿加以迫害，恰好证明他们并不持有真理，因而惧怕真理。但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教会就不择手段，将真理冠以“异端邪说”之名加以围剿。而这，正是科学之所以会跋涉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这种情况下，受迫害的笛卡儿没有像布鲁诺、塞尔维特那样被宗教法庭活活烧死，已经是很幸运的了。
笛卡儿的第二个悲剧是他一生体弱多病，并且没有像牛顿那样，用好的习惯和体育锻炼等方法来改变。他睡懒觉的习惯是当初的中学校长“照顾”养成的，至死也没改变，以致他在1647年访问他的同胞帕斯卡时还说：“为了写一部好的数学书，要保持身体健康，就不能起得太早，使睡眠不足。”这种坏习惯成了最终要他的命的重要原因。1649年冬，盛情难却的笛卡儿应瑞典女王克利斯蒂娜之邀，到斯德哥尔摩为她讲授哲学。当时年轻体健而生性古怪、刚愎自用的女王要求笛卡儿每周用三天早晨在五点钟开始为她授课。有着晚起习惯、年过50、常年患有气管炎的笛卡儿，不得不在清晨四点爬进冰冷的马车，冒着北欧刺骨的寒风赶赴王宫不生火取暖的图书馆授课。他经受不住斯堪地纳维亚半岛的寒冷和睡眠不足，终于在11个星期后不幸身患感冒，又转成肺炎，在到任仅四个月后于1650年2月11日与世长辞，此时正值54岁的盛年。
笛卡儿辞世后，教会控制下的学术界对其去世不予理睬。由于教会的阻止，仅有几个友人为笛卡儿送葬，并按教会的禁令没有致悼词。只有比利时一家报纸刊登了这件事，还讽刺说：“在瑞典死了一个疯子。”甚至在他死后13年，教皇还把他的书列为禁书，大学里也不准讲述他的著作。
不过，由于笛卡儿的哲学思想和数学思想的影响日益深远，他的《论世界》终于在1644年出版，1667年法国政府将其骨灰运回国内，葬于潘提翁法国伟人公墓——神圣巴黎保卫者和名人公墓。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后的1799年，骨灰又被厝置在历史博物馆供人参观。1819年又移入圣日耳曼圣心堂中，墓碑上镌刻着：笛卡儿，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第一个为争取并保证理性的人。法国人终于认识到她伟大儿子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