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五年九月二十四日，首都北京，阴云密布，雷声轰鸣。午门外，御林军环列廷中，围成三圈，手持戈戟杖木，林林而立。长安街上，数以万计的人群，或伸长了脖子向午门外张望；或窃窃私语，议论着、猜测着……
张居正的“黑老大”——冯保的下属、司礼监太监数十人，手捧驾贴，呼啸而来，先喝叫了一声：“带犯人上来——”御林军并公务人员，千百人应声大喊，声震天阕。吴中行等四人，已经在两日前被锦衣卫逮捕，下了诏狱。此时被押送到场。
司礼监太监宣读驾贴——也就是张居正和冯保以皇帝的名义发布的命令。太监不男不女尖尖的嗓音传出很远，人们听清楚了：先杖吴中行、赵用贤，每人各六十。杖后发回原籍为民，永不叙用。
只见吴中行、赵用贤被押着，趴在专用的条凳上，交右股于左脚之上。“打！”随着一声令下，“噼噼啪啪”的棍棒声响了起来。六十棍打过，两人已经昏死过去。锦衣卫校尉用布条把两人拽出长安门，用门板抬走。
躺在门板上的吴中行已经气绝。他的同乡急忙带医生赶到，紧急抢救，才得苏醒。赵用贤身体肥胖，被打后一块块巴掌大的肉溃落下来。等回到家里，他的妻子把溃肉腌制起来，以留作刻骨铭心的纪念。
接下来，该轮到沈思孝和艾穆了。他们两个更惨，各杖八十，发极边充军，永不得赦免。
四人的“待遇”还有区别，因为什么呢？不难理解的。吴中行和赵用贤只是说，张居正很勤政，为国操劳，公而忘私；但是自己十九年没有见面的父亲死了，还是应该回家看看，哭上一声，然后马上回北京上班，继续领导国家。而沈、艾两人就不同，他们坚持认为，张居正应该丁忧守制，不应该也没有理由夺情。那他们的“待遇”能一样吗？
可怜沈思孝、艾穆，年纪轻轻，遭受酷刑，还要发配极边充军，而且永远不能赦免！八十大棒打过，两人不省人事，又被戴上枷锁，用门板抬进锦衣卫的诏狱。三天后，又被用门板抬出都门，发配充军。一路上，血还在涔涔而下。
就在吴中行等四人受到廷杖的时候，奉命在一旁观看的干部队伍中，有一个年轻人，只见他发愤顿足，怒不可遏！他，就是刚刚进士及第还未分配工作、在刑部实习的观政进士邹元标。此时，他的怀中，正揣着抗议夺情的奏疏。邹元标知道，自从吴中行这四人上疏以后，所有想再上疏的人，无论是论救他们四人的还是抗议的，都再也报不上去了。他想上疏，有关部门拒绝接收。
身在廷杖现场，恐怖的场面，令人心惊肉跳。可是，愤怒的情绪使得邹元标忘记了恐惧。当廷杖结束，文武百官散班以后，邹元标急急忙忙追到一个太监，说有本要上奏，请他接收。
“不收！”小太监吃惊之余，趾高气扬，斩钉截铁。
邹元标从袖中掏出一锭银子，塞到小太监的手里，说：“我是告假的本子，烦请收转。”
也是，只听说过花钱免灾的，哪有花钱买灾的啊？小太监打消怀疑，以为邹元标报来的，真是告假的报告，就收下来了。就这样，邹元标的上疏，呈达御前。冯保拆开一看，不禁大吃一惊。什么告假，是抗议夺情，弹劾张居正的！再看看内容，冯保很可能冒出一身冷汗。看来看去，冯保看明白了，邹元标的中心思想是，连自己的父亲死了都不奔丧的人，还是人吗？像这样的人，实在不堪再用！
邹元标这个小子，真是胆大包天啊！这个时候居然敢上疏，而且文字之大胆，出人意料。他不再是要求张居正丁忧，而干脆说，皇帝应该炒张居正鱿鱼了！为什么要张居正回家卖红薯呢？邹元标的理由是，张居正这个人，心胸狭窄，私心自用；施政又打压贤才，堵塞言路，实在太不像话了！这是其一。其二，张居正的亲爹死了，他连奔丧都不愿意，这样的人，不是丧心，就是禽兽！怎么可以让他继续表率百僚呢？
不仅攻击张居正不遗余力，邹元标还对皇帝大加讥讽。他说，陛下为什么要留张居正呢？说是因为你现在学尚未成，志尚未定——这些其实是冯保和张居正替皇帝写好的——那假如现在张居正死了，是不是陛下之学终不成、志终不定呢？用现在的话说，这句话的意思是：离开张居正，难道皇帝你就活不了了？地球就不转了？
最后，邹元标还说，张居正是不是回家丁忧，不仅仅是他个人的问题。如果后世揽权恋位者动辄援引张居正的恶劣先例，那不是遗祸万年吗？他言外之意甚至说，像张居正这样的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会不会有朝一日篡夺大位呢？
可以想像，邹元标的这道上疏，会让张居正多么愤怒！
遗憾的是——站在张居正的角度，邹元标刚刚中进士，实在抓不到他的把柄，连编造也不容易做到，不能像去年整那些已在官场经年的干部那样（以后专述）。所以，张居正对邹元标恨之入骨，也只能廷杖八十，发配极地充军。
邹元标被打得死去活来，落下了终身残疾。这个人在张居正死后，刚刚被平反召回，就不顾万历皇帝清算张居正的决定，替张居正评功摆好，实在是高风亮节，而且，再后来，也正是他领衔上疏，要求给张居正平反！这是后话。
就因为张居正要不要回家奔丧的争论，革职的革职、发配的发配，公开站出来抗议的干部受到严厉镇压；甚至两个热血青年，也因此丧命。一时间，朝野沉默了。
过了十几天，南京的一位朱“议员”，终于忍不下去了，他上疏为被廷杖的五君子鸣不平，结果又遭到开除的处分——夺职为民。
事情还没有完。
当被廷杖、被杀害的“五君子”和两青年血迹未干，被撤职的“组织部长”张瀚、“议员”朱先生，因表示抗议而拂袖而去的翰林院修撰——这个职务是状元或者榜眼的专利——沈懋学等还正在卷铺盖的时候，张居正就利用天上出现了彗星这个借口，对中央干部进行了一次大清洗。凡是没有表态坚决支持张居正不回家奔丧的，贬斥！也就是对这些人免职的免职，降职的降职，外调的外调。
一场震动朝野、闹得沸沸扬扬的政治风波，在铁腕镇压下，很快平息了！
张居正自认为胜利了！
可是，他错了。在广大干部群众的眼里，张居正是典型地发昏了。一时间，京城内外、朝野上下，议论纷纭，人心不服。自己的亲爹死了，他连回家哭一声也不干。别人说工作永远干不完的，为国家效劳了这么多年了，为父母之情耽误几天工作也应该的，所以还是回家哭一声吧，快去快回就是了，这居然惹得张居正怒火万丈！让人不可思议啊！
引车卖浆者流会说：“张居正怎么是这样的人啊，自己的亲爹死了，却千方百计不想回家奔丧，真真让人理解不了啊！”衣冠人物会说：“作为大臣，居然自己导演夺自己的情；居然操纵权柄廷杖同僚，揆诸历史，真是闻所未闻，绝无仅有啊！”“如此看来，张居正其人，实在是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会否窥视神器也未可知啊！”
解释一句，所谓窥视神器，也就是夺皇位的意思。
老实说，上述的对话，是我个人根据记载的情形推测出来的。不过，请诸位不要怀疑，我是有充分根据的。
当是时，谣言四起，人心惶惶。长安街上，出现了无名揭帖，也叫谤书，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小字报或者说传单吧，说张居正要造反，夺了大明的江山！
有一个余姚的布衣，也就是平头老百姓，正好在首都办事或者旅游，挺关心国家大事，给中央上书，大意是说，张居正这样做，是很不合情理的，我们不要这样的人领导国家了。结果被打了一百大板，押送回籍。
这个余姚的布衣，他还算幸运的，毕竟，他是在首都，人多嘴杂，投鼠忌器，捡回一条命；而两个在地方表示抗议的学生就倒霉透顶了，他们竟然因为表达对张居正做法的不满而惨遭杀害（后面专门谈到）！
体制内的干部们，要说对谁当领导还有推荐的权力的，可是，打压太严酷，都不敢公开站出来说话了。但是，也不只是沉默。翰林院的一个许翰林，后来也入阁拜相的，当时还在翰林院任职，在送别受到廷杖的两个同事时，各赠送了他们一只杯子。
赠给吴中行的是只玉杯，杯上镌诗一首：
斑斑者何？
卞生泪！
英英者何？
蔺生气！
追追琢琢永成器！
赠给赵用贤的是只犀杯，杯上镌诗一首：
文羊一角，
其理沈黝。
不惜刻心，
宁辞碎首？
黄河在中，
为君子寿！
还有，这一年的新科进士、邹元标的同年、后来成为著名诗人的屠隆，目睹这一切，很不理解。他凭吊吴同学——也就是奔波几百里去见被发配的邹元标的那个学生——的坟墓，挥笔写下了诗一首，说张居正是“奸雄”，“天亡”之！
而被张居正严厉惩处的吴中行、邹元标等人，本来都默默无闻，可是被廷杖以后，立即就被尊为“五君子”，声名大振，妇幼敬仰。因为公开表示同情五君子、或者因为不表态支持张居正不奔丧等各种原因而被撤职、降职、外调的一大批干部，不管过去表现如何，现在也都成为人们敬佩的对象。
这么说吧，张居正在乃父死后的所作所为，实在是不得人心，一系列乖张举措，导致其威信大跌！按照专家韦先生的话说，平息了这场政治风波，张居正也只是“取得了表面的胜利，而其实付出了沉重的政治和道义的代价，加深了潜在的危机”。
可以说，张居正死后受到清算时，到了人人拍手称快的程度，与他在处理这场政治风波时固执己见、滥施酷刑有很大关系。所以，正如韦先生所说，夺情引发的这场风波，是张居正人生道路上带有关键性的环节和转折之一。平心而论，张居正大大的失策了。可是，张居正本人不这么看！
也就是说，张居正从来没有进行反思，更没有觉得自己有错儿！恰恰相反，他是从反面吸取教训的。为什么会有人反对自己？是因为自己不够强硬，镇压不够残酷；所以，以后遇到反对者甚至仅仅是善意的提醒者，只要惹他不高兴的，就要铁腕打压！唯有高压，才是处理问题、平息风波的有效手段。
按照史书上的说法，这次事件以后，张居正越发自负，甚至说他神志恍惚了，对人对事的处理，“务快己意”；对待有不同意见的人，就是一个思路：“以威权劫之，益无所顾忌”！
或许，这是所有专制独裁者的通病吧，迷信权力，崇拜权力，没有宽容、没有妥协，因而其统治必然成为成为暴政！迷信权力的人，最怕的是什么？不是法律，不是制度，不是道义，也不是人心，是怕失去权力。张居正在自己的父亲死后，所作所为之所以如此不堪，如此令人匪夷所思，并不是像很多专家说的那样，是为了他的所谓改革大业。
那就让我来回答这个我自己在前文中给自己出过的题目。我要说的有两点。
第一，从当时的策划看，张居正和他的幕僚，在研究要不要丁忧守制的时候，所有的出发点和立论，都是权力两个字。特别是，对失去权力后可能发生的不测后果的推断，是张居正的幕僚，比如宋先生和李副部长提出应该或者不应该丁忧的基本立足点。这个，我就不再重复了。
第二，从反面来推论。吴中行作为张居正的学生，仅仅是提出要张居正回家奔丧，然后立即回京的建议，这不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吗？前前后后也就是个把月的时间，而且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张居正回家一两个月，大事还是要他来决断的，怎么就会对他推行所谓改革大业造成大的影响呢？他为什么非要廷杖吴中行呢？说不通的。要真的是为了所谓的改革大业，按照吴中行的建议行事，不是更好吗？
所以，张居正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与太监密谋、公开场合虚伪表演，拒不回家奔丧，为达目的甚至不惜自贬人格尊严，不顾脸面，丑态百出，令人不堪入目；后来又不顾人心向背，不分青红皂白，悍然使用非常手段，都完全是他的权力崇拜心态所支配的。
不过，我还要声明一句：客观地看，张居正不丁忧守制——我指的是辞官回家守制二十七个月，虽然在当时确实是很不正常的，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应该说不算什么大问题，甚至还可以说，也许是个正确的选择。
对张居正来说，执政当国的前五年，虽然也进行了整顿，也有改革措施，比如推出了考成法，但是较多的是人事布局的考量，有固位擅权的因素，恰恰是受到诟病的；真正可以称得上改革的实际上就是一条鞭法，而这恰恰是在平息这场政治风波以后开始启动的；其他的一些整顿成果，包括整顿驿递、修治水利等，也多是在此事件以后实质性推进的。从当时的形势分析，张居正丁忧二十七个月，是不是能够回来，还不好说；即使能够顺利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是不是要从头再来也未可知。
而且，张居正没有因父丧而影响工作，他只是在得到讣闻的一两天停止批文件，此后一直在工作；抛开伦理道德及其他的因素不说，这样的敬业精神，哪里去找啊？政策和工作的连续性没有受到丝毫影响，也是很难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