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言囚张
十二月二十五日傍晚，蒋介石在张学良的陪同下，偕宋美龄、宋子文、端纳等人由西安飞抵洛阳，一起欢度了圣诞节。气氛之热烈超乎常人的想象。欢宴中，蒋介石再次显露出领袖的威严，当场命令张学良致电杨虎城，将被扣的卫立煌、陈诚、蒋鼎文、陈调元等释放回南京。张学良本着送蒋介石回京的善良愿望，立即电告杨虎城照办。
端纳和张学良有着不同寻常的友谊，他为这位年轻气盛的少帅的安全担忧是理所当然的。他为了防范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反目食言，当着为数不多的记者的面有意地问：“委员长，今天是圣诞之夜，请告诉我，你对汉卿是否会遵耶稣基督嘱咐我们的那样，要饶恕那些对我们有罪的人七十七次？”
蒋介石完全知道端纳问话的真意，他为了不留给国人以背信弃义的恶名，同时又能给自己留下一条处理张学良的后路，说了这句时人皆知的话：
“耶稣基督嘱咐我们，要饶恕那些对我们有罪的人七十七次，在他们忏悔时，我认为应当允许他们开始新的生活。”
宋子文是蒋氏王朝中坚定走亲美路线的代表，他和张学良相交素笃，在西安事变中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加之，自西安事变爆发始，中外有识之士就一直存疑——认为是宋子文和张学良合谋的杰作。最近，台湾出版的《宋美龄传》也直言不讳地说：“对于那些自认为清楚政府在内地施政的外国人来说，他们认为整个事件是场狡猾的骗局，可能只是为了统一中国而设下的骗局。”我们权且不论骗局是否存在，但可以佐证宋子文和张学良的确有着超乎常人的特殊关系。因此，当宋子文听了蒋介石这番话以后，又有意地说：“请端纳先生放心，委员长已经答应宽恕汉卿，并同意汉卿飞抵南京以后，住在我的公馆中。”
张学良有意看了看蒋介石那不太自然的表情，遂笑着痛饮了一杯白兰地。
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午，蒋介石和张学良等人分乘两架飞机飞返南京。“国民政府要人空前迎接，场面令人感动。对于西安事变中所出现的众生相，事变后所需解决的问题，蒋是心中有数的。反之，当时曾誓言讨伐的何应钦则惶恐万状，如坐针毡了。此刻，他只得硬着头皮向蒋诉他的一片仗大义、伸国法不得已而讨逆救主的苦衷；对于何应钦，蒋似乎仍抱着过往的态度，但心中已密谋用与他一同受困西安的陈诚取替何应钦的地位。”
蒋介石和张学良到达南京后，都对记者发表了谈话。蒋发表的谈话说：“……现在一切问题应候中央政府解决，余既为军队之最高统帅，对于西安事变，理应负责。此系由于余平时未能维持军队之纪律有以致之；私心至为耿耿……”张学良发表的谈话说：“今日仅愿与诸君见面，无可奉告。此来待罪，一切唯中央及委座之命是从。”
当时可见，西安事变虽取得和平解决，但是从蒋、张所发表的谈话看来，其中还大有文章，耐人寻味。蒋介石对张学良究竟怎样处置？一时便为全国人民甚至全世界人民所注视。
当时国民党内部，对张学良的处置问题，显然存在两种意见：一派主要是属蒋嫡系的人们，认为张劫持“领袖”，罪大恶极，主张严加惩治。另一派主要是非蒋嫡系的人们，认为张既肯来京待罪，非无可宥，不妨从宽发落。这两部分人的意见，从表现的方式上看，也有所不同：前者到处公开叫嚣，大有非此不可之势；后者多属私下议论，对外却都讳莫如深。此外还有一部分人，则模棱两可，严加惩治也罢，从宽发落也罢，好像都无可无不可。
当然这些人的意见，无足轻重，不足为凭，只有蒋介石的态度，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然而蒋介石的真实态度是什么呢？他又是如何“食言囚张”的呢？当事人鹿钟麟做了详细的记述，为存史实，摘录有关章节如下：
蒋介石对张学良是幕前一套，幕后一套，的确令人眼花缭乱。虽然幕前看到的都像是大仁大义，宽大为怀，可是幕后所干的却完全是另一回事。这固然直接与其为人有关，主要还另有原因，蒋介石对张学良的处置，实有其难言之隐。一方面，在他离开西安之前，宋子文和端纳曾得到他的首肯，保证张学良今后的安全。这项诺言，几为人所共知，情势所迫，难以出尔反尔，不能不装出大仁大义、宽大为怀的模样。一方面，因为西安事变，使他感到个人威信扫地，且受尽惊惶，吃尽苦头，对张学良怀恨很深，戒心很大，极思乘机给以报复。西安事变以来，对张学良的处置，一直就是被蒋介石的这种态度所决定。关于组织高等军法会审的一幕，看来好像尊重法律，煞有介事，揭穿来讲，无非是蒋介石所玩弄的一套把戏，而且这套把戏不久便大白于世了。
蒋介石和张学良到达南京的当天，张即给蒋上了一封亲笔信，原信写道：‘介石委座钧鉴：学良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犯纪律不敬事件之大罪。兹觍颜随节来京，是以至诚，愿领受钧座之责罪，处以应得之罪，振纪纲，警将来，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乞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顾虑也。学良不文，不能尽意，区区愚忱，俯乞鉴察！专肃敬叩钧安。’蒋旋即根据张的这封信抄同原件分呈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原呈写道：‘谨呈者，此次西安事变，皆由中正率导无方，督察不周之过，业经呈请钧会（府）予免去本兼各职，并严加处分，以明责任，乞蒙钧察。查西北剿共副司令张学良，代理总司令职务，而在所管辖区内，发生如此巨变，国法军纪，自难避免，现该员已亲来都门，束身请罪，以中正为所直属上官，到京后即亲笔具书，自认违纪不敬之咎，愿领受应得之罪罚，中正伏以该员统军无状，尚知自认罪愆，足证我中央法纪之严明，故该员有尊重国法悔悟自投之表示，理合将该员来书录呈钧会（府）鉴核，应如何斟酌情事，依法办理，并特予宽大，以励新之处，伏候钧裁。’
十二月二十九日，国民党中央为处理西安事变有关事项，首先举行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由居正主席，即席表示欢迎蒋介石平安旋节的意思。蒋遂将西安事变的经过，做了简略的报告。然后就西安事变解决后应行结束事项，做出一系列的决定。最后提出蒋介石的‘为西安事变引咎自请处分，并请免去……本兼各职案’。结果通过了这样一篇充满阿谀逢迎的决议，说什么‘蒋同志驰驱国事，督教三军，昕夕勤劬，不遑宁息，最近两度入陕，即以总理大仁大勇之精神，教化部属，统一军心，此次西安事变，事出非常，更能于蒙难期间，持浩然之正气，昭示伟大之人格，使倡乱者衷诚感动，悔悟自白，蒋同志对此次事变，毫无引咎可言。所请辞职，应予恳切慰留；自请处分一节，应毋庸议。’接着举行政治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仍由居正主席，讨论的主题就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移送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呈为张学良亲来都门，束手待罪，应如何办理请裁夺案’，并未做何讨论，即做出决议：‘交军事委员会依法办理’。当时，席间有不少人争相发言。异口同声地说：‘国家以法令纪纲为重，主犯既同来，应开军法审判，以治其罪。’于是，在决议之外，还做了一项内部决定：推李烈钧为审判长，组织高等军法会审，饬军事委员会遵办。使人很自然看出，这一系列的布置，显然是早就安排好了的；同时也极易看出，这完全是奉蒋介石的‘意旨’行事。
国民党中央散会后，军事委员会即呈请国民政府特任李烈钧为军事委员会高等军法会审的审判长，主持张学良案的审理，并令克日进行工作。接着军事委员会举行会议，由冯玉祥主席，宣布开会理由说：‘西安事变，全国震惊，中央既命组织高等军法会审进行审理，审判长已经任命李烈钧委员担任，审判官二人的人选尚未决定，究应如何办理，请各位发表意见。’何应钦首先发言：‘关于审判官人选，应当尊重审判长的意见。’与会人员一致表示同意。李烈钧在敦促之下，就与会人员中提名朱培德、鹿钟麟二人担任，并且说道：‘朱系云南讲武堂高材生，鹿乃驱逐溥仪为张垣久共患难者，此二人烈钧知之有素，足堪胜任。且二人功在党国，又皆属陆军上将，尤为适当。’冯玉祥即席对李烈钧所提名的审判官人选发表意见，对提名朱培德首先表示赞成，对提名鹿钟麟则主张另推。而李烈钧坚持原议，并且说道：‘此案重大，应使天下之人共见之，必须得北方之贤达参与会审，乃有价值。’经与会人员的一致支持，最后始得通过。冯玉祥所以做如此的表示固因鹿为其旧属出于谦逊，但这与当时他在西安事变过程中的处境也有关，且窥出组织高等军法会审无非是蒋介石所玩弄的一套把戏而已，别人徒供利用。散会后，军事委员会又由该会军法处调出军法官陈恩普、邱毓桢及书记官袁祖宪、郭作民，参加高等军法会审工作。
李烈钧受命后，即开始进行筹备。首约集朱培德及鹿钟麟，商讨了一切应行决定的事项；次召见陈恩普、邱毓桢、袁祖宪、郭作民，指示应行注意之点及所负的责任。此外，复邀前任最高法院院长徐元浩及法律专家学者二十余人，征询意见。其中徐元浩争先发言，说什么‘委员长有伟大功勋于党国，全国人民，莫不景仰推戴，而张学良等在西安，非特不能护卫，竟敢威迫统帅，勿论其为正犯，抑为从犯，其为要犯无疑，斯事异常重大，应请审判长严予处置。’经过这样一来，别人都不便再持异议，纷纷随声附和，即告结束。
李烈钧受命主持这次高等军法会审，不会不明白蒋介石耍什么把戏。因此，他对朱培德保持一种非常慎重的态度，处处表示自己对这个任务的认真负责。他对鹿钟麟则不然，暗中一再露出没有信心。并且偷偷问过鹿：‘瑞伯，这件事您看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才好？’鹿曾答：‘问而不审是上策，审而不判是中策，问、审、判全承担下来是下策，我们应该力守上策，不得已适当地兼取中策，下策万不可为。’李一边点头，一边称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