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谋位:张居正从少年到国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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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蜗牛生存哲学 (2)

如此奇谈怪论,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不禁露出惊讶的神情。

“朝廷的政令诏旨,”殷正茂解释说,“与其说是饬令,莫如说是对有司的批评。煌煌文告,看似严肃,禁止如何如何,不准如何如何,应当如何如何,必须如何如何,但仔细分析起来,表达出的无非是一种愿景而已,实际上连朝廷也不相信都能够照着做的。该说的说了,至于下边如何做,那就另当别论,反正,只要别弄出乱子来,影响大局,也就万事大吉了。”

“可禁止摊派之诏,出自高中玄之手,并非只是说教。”我无力地辩驳了一句。

“那又如何?”殷正茂振振有辞,“年兄,实话说,倘若事事按照朝廷的诏旨做,那真就是事事行不通。就说出自高拱之手的诏书,是说严禁乱摊派、乱收费;可是,紧接着,又有一道诏书,为庆贺当今圣上登极三十周年,京师重修乾清宫、文华殿,西苑要重修仁寿宫、五福殿、百禄宫,新建省耕亭、省敛亭;还令各级衙门整修衙署,以昭英主励精图治、开创太平盛世之功。为此,开征‘大木费’!若是叔大坐在县官的位置,该如何办呢?”

“以养实之见,弊政之源,皆在朝廷?”我半是质问、半是解嘲。

“不瞒年兄说,”殷正茂诚恳道,“朝野士林,说到弊政,总是归诸府县,更有县官是行贿首领之说,我等做县官的,有苦难言甚矣!”殷正茂感慨说:“县官不是读书人出身?几个没有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抱负?谁人没有做清官的愿望?可是,”殷正茂长叹一声,“上司要打点,来往的客人要款待,晋级考察、上京朝觐,也要花银子,无处不用钱,就靠那点俸禄,能支应得了吗?”说着,殷正茂变得忿忿不平起来,“照圣贤的说教,似乎官比民有德行,所以官府要教化百姓;大官比小官有德行,所以大官要训导小官,殊不知,上梁不正下梁歪,哪一样毛病,不是上边教出来、带出来、逼出来的?”

殷正茂对官场的体认,与当年巡抚顾大人所言,如出一辙。看来,非个例,是普遍如此。既然普遍如此,靠一两个能员廉吏,如何能改变得了?

“只能沉默吗?”我问自己。江陵之行,耳闻目睹的,皆是纲纪松弛、官场腐败、民生凋敝之状,令人忧心如焚。

“湖广各级官员,居然没有人站出来弹劾辽王!回京后,我要上疏参揭!”临别前的晚上,我突然对家人说。其实这并非是我内心的真实想法,我痛恨辽王,但并没有弹劾他的打算,在我看来,这是孤注一掷、轻发浪战的鲁莽之举,我是不可能率性为之的。实际上在我回乡的第二天,就和殷正茂一起,拜谒了辽王,后来又曾两度拜谒他,还和他唱和了几首诗作。我之所以说出弹劾辽王的话,是想试探一下,假若回京后我要有所举动,家人会有甚样的反应。

“什么?!”父亲听到我的话,“腾”地从太师椅上站了起来,“弹劾辽王?想都莫想!你有今日之地步,容易吗?你眼下还只是个清华翰林,出什么风头?万一惹了麻烦,该如何收场?!”

一家人都急忙附和,大半夜的光阴,都在这不厌其烦的规劝中流逝,而结论只有一个,家里之所以得到知县的如此照应,还是因为我有前程;所以,我唯一的使命就是奔前程。

我想发火,可又找不到理由。父亲教训我的话,没有几句让我感到心悦诚服,甚至总有种隐隐的不快感觉。但那些话错了吗?又几乎没有哪一句是错的,因为,那些话表达的是人之常情,透露出的是人情世故。

谁能说符合人之常情、遵循人情世故的说法是错的?

自江陵回到北京,一进家门,就看到了何心隐的来信,这使我感到有些意外。这个曾经使一个清高孤傲的少年得志者突然看到自己的委琐、懦弱的一面并为此而痛苦的人,从来就像一个阴影紧紧地笼罩在我的心头。如今,他终于现声了:

心隐获罪系狱,于法何据?恶吏泄一己之愤,竟酿命案,盖因朝政之黑暗;得公转圜,心隐幸脱,又于法何据?命案竟解于转圜,岂非凸显官场之黑暗?!祥察庙堂,用人凭一己爱憎而定取舍,顺谀者破格升擢,犯颜者断然迫害,贿多者崇阶,巧宦者秩进,正直之道塞,势利之俗成,为官者孜孜所求者财富也,以财谋官,以权谋财,民之利病,俗之污隆,无有留意者矣!放眼天下,商贾在位,财货上流,当国者政以贿成,吏睃民膏以媚权门,贫者愈贫,富者愈富,民怨沸腾,当国者却熟视无睹,一意营造歌舞升平之假象,如此,则不复有望矣!当今之世,国是日非,江河日下,有异于汉、唐之末世乎?公在翰苑,若非热衷袖手谈心性,能不闻哉?语曰,食民之禄,为民请命。公在朝廷,面对危局,何以自处?又曰,见义不为,是为不勇。公为须眉,不发一语,何以自处?

……

我原以为,何心隐会对我营救他出狱表示感谢,读完来信才知道,他竟准确无误地刺中了我的隐痛,毫无顾忌地挑战着我的自尊。但信中没有一句话,不是我想说而未说的,我毫不怀疑,如果换了我张居正给别人——比如高拱——写信,简直就可以全文照抄,字里行间,分明是一个在野的张居正,当然,除了直言的勇气。

何心隐声称自绝于官场,却身在江湖,心存魏阙,究竟还是热衷!难道这不是虚伪?因为不在官场,就可以不负道义责任,就可以对我指手画脚,质问我“面对危局,何以自处”?

“哼!”我恨恨然,这就是何心隐的奸猾!自己逃避,却要别人挺身而出,否则就莫如“洗京华尘土,归长林丰草,以赋《遂初》”!真是夫唱妇随,一个说入了官场,不是虚伪,就得付出血的代价;一个说你张居正若是七尺男儿,就该拍案而起,若没有这等勇气,与其在官场行尸走肉,不如卷铺盖回家!难道,我张居正拚命挤入仕途,竟是钻进了死胡同?

可是,何心隐信中的文字,仿佛酷暑的蚊虫,在耳畔嗡嗡作响,驱之不去。

回京后第一次参加翰林院的聚议,听着翰林院掌院学士袁炜的训示,耳边却回响着何心隐的声音:“贫者愈贫,富者愈富,民怨沸腾,而当国者却熟视无睹,一意营造歌舞升平之假像,如此,则不复有望矣……”

“自正德十六年下半年以来,我圣主近君子,远小人,纲乾独运,宵旰图治,孜孜不倦,于今凡三十年矣!此三十年,乃国朝二百年来最安定、最清明而且稳定局面持续最长的时期!就是在我中华历史上,也绝无仅有。贞观之治,才多少年?况宫闱骨肉相残,争权夺利,所谓盛世,实在亦是徒有其名罢了。而自正德十六年下半年以来,这三十年间,有宦官干政否?有外戚揽权否?有后宫乱政否?有宫闱相残否?有贼寇造反否?有武人叛乱否?有地方割据否?有夷狄新占我热土否?”此刻,离正旦节还不到半月的光景,袁炜却只争朝夕的样子,召集翰林院聚议,紧急部署修撰《道经典藏》《祥瑞颂》两书,他以万分自豪和欣喜的语调训话,义形于色,侃侃而论。

正德十六年六月,武宗皇帝驾崩,当今圣上从外藩亲王入主朝廷,正好是三十年了。自从严嵩当国,多次说过目下是国朝开国以来最好的时期之类的话,开始,众人还颇不习惯,到了袁炜这里,不愧是“国朝一支笔”,匠心独运,居然从正德十六年总结起,把当今圣上登极以来的三十年作为一个历史阶段,放在整个中华历史中加以观照,衬托出当世乃从未有过的太平盛世,而且一连八个反问,振振有词,令人不能不信服,不得不信服。

“颂盛世、载盛典,乃我翰苑义不容辞之责,盛世当有盛举,我翰苑要以记录盛世、颂扬盛世,作为眼下第一要务,要让太上老君知道,故要精心撰写青词,达于天听;也要让后世子孙知道,嘉靖之治,是何等盛景!故要编修史志,垂之久远。此外,为适应庶官研休之急需,《道经典藏》要刻刊;为展示本朝风调雨顺、瑞像万千之盛景,《祥瑞颂》务必要尽快编选。可见,我辈职任何等繁钜!我全院同仁,生也有幸,躬逢盛世,务必同心同德,各司其职,潜心编修,不负使命,以期上慰圣心,下副群望。”袁炜情绪饱满地说。

袁炜说是太平盛世,何心隐却说是江河日下,对时局的判断,竟大相径庭!难道,位在中枢者所得到的讯息比村野之人少?

“哼哼!佞臣!佞臣!”听着袁炜的话,我内心发出冷笑,恨恨地诅咒,“如此掩盖矛盾,蒙蔽圣聪,误导舆论,良心安在?”

应该要让圣上知道,哪里是什么太平盛世!已经到了土崩鱼烂,国将不国,呼啦啦大厦将倾的边缘!

想到这里,我眼前豁然一亮。

困扰我许久的一道难题,突然间有了破解之法,我感到兴奋。

自从严世蕃恩荫公卿、袁炜兼掌翰林院的诏书发表,我到高拱家里倾心相诉后,要有所行动的念头,就一直萦绕在我的脑际。归乡葬妻的所见所闻,更加坚定了这个决心。但是,我不愿意和任何人说起,更不愿和谁商议,只是自己不断地下着决心,又不断地推翻自己的决心。每每是夜里决心已定,而一到昼间,又犹疑不止。我拿不定主意,到底该如何行动。每当一个人静静思索的时候,邸报上刊载的弹劾严嵩、谏诤皇上的一幕一幕,在脑海中就会过了一遍又一遍。

“够了,够了!在这些人的行列里,再多一个编修张居正,又有多少意义呢?”一个声音说。

“但是,就这样麻木不仁吗?后世子孙绝对不会原谅麻木不仁的人!他们一定会说,嘉靖一朝,国是日非,世风日下,就是因为当事者如张居正之流,麻木不仁,坐视朝政糜烂而不发一言!”又一个声音说。

“可是,你人微言轻,完全可以保持沉默呀!”前一个声音又说。

“然则,你是有大志向的呀?非常之人,当有非常之举才是呀!倘若一直默默无闻,就不得不像高拱那样忍受煎熬!”后一个声音也不甘示弱。

在聆听袁炜训示并暗暗和何心隐的来信对比的瞬间,我突然想到:向当今圣上如实禀报国政实情,提出挽救建言!

散班后回到家里,我把自己关进书房,字斟句酌,拟写奏疏。“臣窃惟今之事势,血气壅瘀之病一,而臃肿痿痹之病五,失今不治,后虽疗之,恐不易为力矣!”我开始下笔了。“乃今阴阳不调,灾异数见,四夷未宾,边尘屡警,犹不能不勤宵旰之忧者,意奉职者未得其人乎?抑上下之志犹未通耳?”思路一旦打开,就如洪水倾泻而下了,“臃肿痿痹之病五,一曰宗室骄恣、一曰庶官鳏旷、一曰吏治因循、一曰边备不修、一曰财用大匮……”

三千言的《论时政疏》,很快就写成了。我斟酌再三,还是在结尾处写上了犹豫很久的话:“臣闻扁鹊见桓公曰:‘君有疾,不治将深。’桓公不悦也。再见又言之,三望之而走矣。人病未深,固宜早治,不然,臣恐扁鹊望而走也。”

第二天一早,我沐浴更衣,没有乘轿子,安步当车,直接来到通政司,把《论时政疏》呈递到收文房。

整整一个白天,我的心里忐忑不安。坐在翰林院的朝房里装作埋头看邸报的样子,其实一个字也没有看进去。我忽儿轻松,还有点兴奋,到底还是未能坚守徐阶“韬光养晦、谨言慎行”的教诲,因为,我想要朝廷听到我张居正的声音,尽快给我以展布经济的机会!忽儿,心里有些紧张,甚或有些恐惧,毕竟,这是我第一次单独具衔,针对时局,提出自己的看法,说出实情,议论朝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