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崇明岛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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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千年垦拓(1)

钩沉崇明的垦拓史,几乎所有的细节都已经被滚滚长江的波涛淹没了,史籍称,从西沙、东沙始,一千多年间崇明坍没的沙洲数以百计。那些沙洲已经不是荒无人烟了,而是经过围垦,有良田,长着棉花、稻子和麦子的家园之地。因此,我们才可以这样说,崇明岛的垦拓史是和崇明岛的漂移、沙洲的涨坍密切相关的。在近一千年的时间中,崇明人垦拓了一处家园,然后被淹没,在新涨出的沙洲上重新开始,再垦拓、再造家园。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这一崇明人称为海坍的过程中,除多少良田顿时消失之外,还有多少农人死于非命?如此频繁的迁徙,是怎样组织的?怎么会有如此之众的船队?名列中国四大古船之一的沙船,是不是在此过程中创造的?如此等等,均无可考。

唯一的线索是县治的迁移。

也许,我们不应忽视这一线索,当西沙、东沙上可以随意占沙为王的日子结束,县治就是崇明岛上垦拓者的中心之地,也往往是垦拓之始,县治的变迁之路,也就是崇明人的垦拓之路,它的五迁六建不就是垦拓者家园的五迁六建吗?

1989年版《崇明县志》记载的县治迁建过程如下:

元至元十四年即公元1277年,崇明由崇明镇、天赐盐场升为州,知州薛文虎在姚刘沙堆土建州城,此为城池首建。

元至正十二年即公元1352年,州城南面为潮汐冲坍,达鲁花赤八里颜及知州程世昌、同知王也先不花,在城北十五里以土筑新城,方圆九里三十步,城濠宽十步,建有公廨、布坊、巷、庙、寺观以及学校,此为一迁二建。

明永乐十八年即公元1420年,城南为风潮浪打所摧,知县高居正、王瑛及指挥江麟于城北十里的姚刘沙秦家符筑新城,规模如旧,方圆九里三十步,城濠宽十一步,有陆门四座,东门名宁洋,西门名承恩,南门名迎薰,北门名安顺,另设水门一座,此为二迁三建。

明嘉靖八年即公元1529年,秦家符城坍于海,知县杜畿于三沙马家浜筑新城,仍是土城,规模无可考,此为三迁四建。

明嘉靖二十九年即公元1550年,县城东北角又坍,知县尹辙议定于平洋沙筑新城。1553年,知县唐一岑筑土城,1554年,倭寇来犯,唐一岑战死。1555年,朝廷准巡按周如斗奏请,以崇明海防要地,拨银四万两筑砖城,十个月后竣工,崇明有砖城之始。城墙基周七里三分,濠宽十余丈、深一丈,城周一千二百八十六丈、高二丈,有陆门四,东门题“东海瀛洲”,西门题“姑苏巨镇”,南门题“青龙要津”,北门题“江海朝宗”。

据张寰《新迁平洋沙城记》称,新城落成之后,“邑之缙绅耆老相与赞叹曰:艰哉!”用“艰”字而不是“雄哉”、“壮哉”,应能说明崇明生存之艰难、筑城之艰难,一个“艰”字尽在其中矣!当时的崇明百姓对这座城、这一处平洋沙均寄予了美好的期望,平洋沙“在三沙西南,袤六十里,广二十里,壤腴土丰”。“宝山前列,狼峰后侍,蛇冈左襟,龙江右带,地剩孰加矣!”狼峰指狼山,蛇冈即佘山也称蛇山。

明万历十一年即公元1583年,平洋沙新城西北角坍塌,知县何懋官“卜迁今治于长沙”,“卜迁”者算卦以定所迁之处,最后决定迁长沙,也就是今日之县治所在地。继任知县李大经鉴于崇明县治屡坍屡建,百姓贫困,将原定方圆七里之城缩小至四里七分,1586年动工,1588年竣工,城周七百二十五丈,高二丈,厚一丈,城濠宽九丈,陆门有五,东曰乐平,西曰庆成,南曰迎薰,北曰拱辰,东南曰朝阳。城分内外,外城为土城,内城为砖城。王世贞在《新建长沙城记》中略述城池之重要,而明季又为倭寇侵拢所困,崇明首当其冲。王世贞谓:“崇之先一土城耳,岿然于余皇四战之地,历三百余年而不中寇,彼岂以其瘠而置之夫?亦以四战之民乘险而易守也。日则改土而壁则益坚,今则避水而远则益固。”此为五迁六建也。

从治城首建之1277年,到六建于长沙之城竣工的1588年,其间为三百一十一年。

从首建到一迁二建的1352年,间隔七十五年。

从1352年至二迁三建的1420年,其间为六十八年。

从1420年至三迁四建的1529年,为一百零九年。

从1529年至四迁五建的1555年,只有二十六年。

从1555年到五迁六建的1586年,相距三十一年。

这一简略的统计告诉我们:在崇明上筑一座城太不容易了!从元到清,崇明沙洲的涨坍趋于频繁;而沙洲的坍陷就是家园的沉沦,就是垦拓之后土地的飘逝,崇明岛人,是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海坍精光”以后不屈不挠的垦拓者,他们付出血和泪乃至生命的代价,先人的白骨与芦根和泥沙凝结,后来成为家园稳固、诗意安居的奠基。

还有一份从元朝至元年间到清朝宣统二年的户口、人口统计表,也是发人深思的:曾经有多少农户、多少人口因为沙洲坍陷而搬迁、逃难?眼看着垦拓而成的土地家园一片一片地坍没时,他们的哭喊声也被涛声卷走了!

垦拓和坍没,希望与绝望,往复交替。

我不知道这样一个反反复复的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垦拓者惊心动魄、生死相关的过程,对于崇明人的性格产生过什么样的影响?

元至正年间,正是姚刘沙崇明洲洲城一迁二建时,当时崇明的户数为一万二千七百八十六户,人口不详。

这一万二千七百八十六户,后来迁到了秦家符,来不及迁走而被风浪淹没的有多少?

姚刘沙的坍陷不断加剧,到1525年即明嘉靖四年时,崇明的户数、人口突然从明正统七年即公元1442年的一万四千七百一十六户、八万七千六百六十五人,减少到九千九百户、三万零八百四十七人。四年后,明嘉靖八年即公元1529年,这三万零八百四十七人随着秦家符坍于海而迁往三沙马家浜,所谓迁移这文质彬彬的词语其实用在这里是不准确的,那是逃难、逃亡,名副其实的海上大逃亡,三万零八百四十七人的波涛怒海中的逃亡还不是大逃亡吗?时当治城三迁四建。

其后,崇明岛上的户口及人口数如下:

1604年即明万历三十二年,23723户。

1647年即清顺治四年,73000户。

1658年即清顺治十五年,27100户。

1678年即清康熙十七年,36300户。

1722年即清康熙六十一年,89300户。

1727年即清雍正五年,105000户。

1753年即清乾隆十八年,91434户,637957人。

1754年即清乾隆十九年,91544户,638587人。

1755年即清乾隆二十年,91773户,640629人。

1756年即清乾隆二十一年,91732户,640331人。

1757年即清乾隆二十二年,91921户,641832人。

1758年即清乾隆二十三年,91982户,642062人。

1759年即清乾隆二十四年,92010户,642743人。

1879年即清光绪五年,131535户,634632人。

1910年即清宣统二年,107020户,670884人。

到1948年时,崇明全县人口则为423960人。

正是在明朝,崇明完成了县治的五迁六建,1588年即明万历十六年竣工于长沙,即今之崇明南门港,迄今为止四百二十年一直是县治所在地。查历史人口记录,没有1588年的记载,相近的是1604年即明万历三十二年,县治已迁往长沙,其时岛上户口数为二万三千七百二十三户,以一户五人计至少有十多万人垦拓、劳作、耕读在崇明岛上了。自此以后,崇明岛依然涨坍无定,但大规模的漂移和坍没不再,生产和生活趋于稳定。明朝后叶起,崇明岛众沙连接,开始成为一个大岛。有清一代,自康熙至宣统,现存的资料告诉我们:崇明岛的人口一直在六十万之上,以宣统二年为最:六十七万零八百八十四人。县志载:宣统二年即1910年时,崇明实存田、荡、涂三万零八百四十二顷四十六亩七分六厘五毫七忽四丝五微。换算成亩,则为三百零八万亩有余。要问这三百零八多万亩田、荡、涂从何而来,答曰:极大部分为垦拓而来,有的荡、涂正待垦拓。

可是以这些田、荡养活六十七万人,人均不足半亩,其艰难可想而知。首先是粮食,查不同版本、不同时期的《崇明县志》,均有从江淮拨运、购买大米的记录。而在我的记忆中,儿时,母亲以及乡邻经常说到的一个字眼就是“饥荒”,那是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一次又一次大潮没,然后粮食绝收、无米可炊的一个岛、一群人的共同记忆,因为没有饭吃、肚饿,这样的记忆便刻骨铭心。深刻的记忆才是可以隔代传承的记忆,并且成为一种财富、共同的财富;爱惜土地、爱惜粮食。于是,在儿时,我们被要求吃饭时不能剩下一粒饭屑,喝完粥还要用舌头将碗底舔干净。而所有的农家都遵循这样的习俗:农忙时吃一顿和米麦饭,条件好一点的,在午饭和晚饭之间加一顿小点心,其余喝粥;农闲时一天三顿全是粥,麦粥或者玉米粞粥。老一辈农民信奉这样一句话:老鼠还要防三天宿粮!秋九八月收过新稻之后,一家人会吃一顿新米饭,新米饭中还杂以秋天时鲜的扁豆、芋艿,而且是白米饭还可以多吃一碗,管饱。但,这一顿新米饭之后,母亲就会把新稻、新米放在坛坛罐罐里,日常吃的依旧是麦子、玉米和一点陈米,以及大量的杂粮,如南瓜、蕃薯等。乡邻有言:年年收新稻,年年吃陈粮,有得陈粮吃,春荒不觉长!

为粮食愁,就是为土地愁。

为了吃碗饭,崇明岛人不能不把相当一部分人力和物力,投身于围垦,扩大土地面积。我们首先要感谢长江,没有它挟带的泥沙,哪会涨出这么多沙洲、荡涂?当然即便有了沙洲荡涂,如果没有人去垦拓,如果不是把垦拓当做是一种使命,然后成为崇明岛的一种精神,那么,崇明岛依然是荒岛,不可能成为家园之地。

有一些数字,可以让我们怀想、追思垦拓者的脚步与艰辛,在感叹中生出敬畏。

1949年以后,人民政府在崇明这块土地上着力经营的便是水利和围垦,从1956年至1984年,崇明岛组织三十九次大围垦,以及次数更多的沿江沿海地区的零星围垦,崇明岛围垦所得土地为六十九万五千八百九十二亩,合四百零四点八平方公里,占全岛土地面积一千零六十四平方公里的百分之三十八点四(资料来源:1989年版《崇明县志》)。

1955年12月20日,两万五千名来自崇明各地的农民开始了聚兴沙围垦工程,1956年5月竣工。聚兴沙位于崇明岛北沿中部,东起茅家港,西至新港,长十一公里。围垦以后的聚兴沙筑长堤八千八百六十五点二米,堤顶高程六点四八米,堤顶面宽五米,围地一万两千四百亩。

1959年12月,一万名农民围垦开沙。

开沙位在崇明岛西北角,与我家相邻,儿时曾到开沙拾过柴,第一次看见茫无际涯的大芦荡。开沙西起陈元兴港,东至盘船洪,长十四公里。这个沙最早露出江面,时在1917年,十二年后又陷没于江水,1939年再次涨出逐渐淤高,附近农人、我的乡邻曾去开沙套圩——筑堤围之——垦拓的基础工程。大规模的围垦于1960年3月底完成,筑堤二万二千零三十一米,围得土地六万二千一百二十五亩。

崇明的围垦都在冬天,从农时而言正值农闲,从长江而言正值枯水。

每一次围垦都是艰辛无比的啊!

淡水供饮不及,只能喝咸水,住环洞舍。环洞舍是以芦苇搭建而成的尖顶苇棚,棚内再铺上芦苇、稻草,便是围垦者的居住地。荡滩上遍地芦桩,临时辟出的道路泥泞不堪,一万农人穿草鞋挖泥开河筑堤,没有任何机械,全凭人挖、人担,泥土封冻,潮水来袭,民工们以山歌和号子相回应。临近年关,刚筑成的小洪坝为“拜年潮”冲击出现险情时,农民们纷纷跳入江水以身堵漏。开沙围垦完成后,当年种水稻二万三千三百九十七亩,收获稻谷六百零九点九九万斤。

1959年12月,一万多农民围垦东平沙。

东平沙位在崇明岛中部之北沿,西起老滧港,东至相见港,长15公里,1948年初涨,开时西高东低,后来东边渐趋平缓,故名东平沙。到1960年4月,共筑堤一万八千六百九十一米,围地五万七千二百亩。

1960年9月围垦合隆沙,该沙介于开沙和东平沙之间,四十年代露出水面,1944年曾有冯姓农民到合隆沙上套圩种地。1960年时,国家进入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耕地与粮食问题引起各级政府的重视。合隆沙围垦大军万余人来自上海卢湾区、徐汇区、长宁区、普陀区,其中有工人、教师、干部和居民。吃大麦粞、山芋干、胡萝卜叶子、酱油汤,所需淡水每天二次用木船运往各大队和食堂,实行定量配给供应,1960年冬天格外寒冷,围垦者只能用芦苇生火烤热冻土,才能挖泥筑岸,一段一段烤,一段一段筑,共筑成长堤一万八千二百五十米。南坝合拢时出现险情,上海市政府急调船只赶运大批草包,堵坝抢险成功。围垦事毕,在围垦所得的土地上,建有长宁、徐汇、卢湾三个畜牧场。

新安沙位于本县西北角,东接新海大堤,南接老鼠沙,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露出水面。1960年9月,上海市黄浦区、吴淞区以及市高教局师生组成围垦队,围垦新安沙。1961年1月,筑成一万三千米大堤,围地两万四千亩,建设了黄浦、吴淞、高教局畜牧场,1966年10月改称跃进农场。

1964年底,再围新安沙新涨沙地,围得土地六千亩。

1968年底,海桥、三星、新河三个人民公社的农民,在新安沙南部又围得土地一万七千三百七十五亩。

合隆沙与东平沙之间,五十年代涨出一沙,初名八爿沙,后名百万沙。也是在1960年9月,由上海静安区、南市区、杨浦区、闸北区组织围垦队伍七千余人抵达百万沙。10月中旬起,先筑防潮小堤,再筑大堤。1961年春节前,杨浦、闸北两区所筑大堤九千零二十米竣工,围得土地二万多亩。1961年5月,静安区筑成大堤四百三十二米围地万余亩,南市区围地七千多亩。百万沙东坝工程浩大,时任上海市副市长宋日昌赴现场指挥大坝合拢。

1962年1月,上海市工业机关两千五百人又至百万沙,围得土地三千二百六十亩。

1964年12月,崇明岛万余民工再围百万沙,围地六万七千一百五十六亩。

大新沙位在百万沙东,长约十公里。1961年、1962年,上海市轻工业局、上海市基本建设委员会先后到大新沙筑堤围田,建设畜牧场,后成为前进农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