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们到汉堡亚洲研究所访问。在座谈完原定的内容以后，德国主人陪我们去参观该所的图书馆。刚步入书库，一位戴金边眼镜的三十来岁的中国人便热情地走上前来同我们握手。他递给我一张名片：“汉堡天地书店经理梁永培”。看了名片，我感到很高兴。因为我早就听说过，汉堡有一家著名的中国书店，专门经销中国图书。没想到能在这里遇见这家书店的经理。他热情地向我们介绍了书店的情况，他说，书店设在一座公寓的楼内，上下两层，共有中国图书三万多种。楼下经售杂志、画册、磁带和各类小丛书；楼上则是各类专架图书。我们国内的知名学者、作家如冯友兰、朱光潜、巴金、王力、王蒙、李泽厚等人的论著和作品均有出售。梁先生对大陆来的学者、文人非常热情。第二天，我们在汉堡艺术博物馆又遇到了梁先生和他的太太。他邀我们去参观他们的书店，我们答应了，但由于当时日程安排太满，未能成行。现在想来，也还觉得非常遗憾！
相逢何必曾相识？有天傍晚，我们正在一家意大利餐馆吃饭。每人要了一份地道的意大利快餐“比萨”和一点饮料。“比萨”很快就送来了。我们看餐厅里没有什么别的客人，便大声地议论这意大利菜的特点。有的说这“比萨”像个大馅饼，有的说像个大煎饼。你一言，我一语，没注意到餐馆的角落里坐着一位孤零零的食客。她不时向我们张望，倾听我们的谈话。不一会，她干脆走了过来，用标准的汉语问我们：“各位先生是北京来的客人吧？”这时我才看清楚，这是一位中国人，身材苗条，明眸皓齿，亭亭玉立，大约二十六、七岁，好一位漂亮的小姐！当时她用流利的德语同我们的陪同施密特小姐交谈，听得出是在打听我们的情况。我们听她讲得满口流利的中国话，以为她是我国来德的留学生，于是便直率地问：“你是中国来的留学生吧？”她摇了摇头，回答说：“不是。”接着落落大方地作了自我介绍。她说，她叫邹敏莼，祖籍安徽滁县，父母亲现居住在泰国，她从小在台湾长大，在那里读的小学、中学。我们不便问她为什么到德国来。她主动作了介绍，对我们说：“我在台湾中学毕业后，父母送我到德国学习音乐，本想毕业后回去，或在这里找一位华人结婚。但这里中国人太少，很难找到知音，就同一位德国商人结了婚。”她显得很直率，就像中学女生那样单纯。大家谈得很投缘，她便叫跑堂的把她的那份饭菜端了过来，和我们凑在一起吃，而且从施密特小姐那里分了一半“比萨”吃起来。
我们问她：“你到过中国大陆吗？”她说：“两年前回过中国大陆，到过无锡，因为有两个姑姑在那里工作，后来又去参观过上海、杭州。我生在海外，回国一看，感到我们的祖国太美了。可惜还没有到过首都北京呢！”我们问她想不想去北京。她回答说：“那当然想去罗，作为一个中国人，回到祖国不去首都看看，等于没有回祖国一样。”她调皮地笑了笑，接着又说：“我已同中国驻汉堡的总领事说过，我要争取回中国去学习，我在德国学习音乐，还想回国去学习中国的音乐。中国的音乐是很丰富的哟！”说话间，对祖国的热爱溢于言表。邹女士很重感情，吃过饭后，她执意要送我们回旅馆。在旅馆的大堂里，我们又谈了许久，交谈了许多话题。她说，明天要为我们送行。果然，第二天我们离开汉堡时，她早早赶到旅馆为我们送行。依依惜别。在离祖国万里之遥的汉堡邂逅的这位小姐，是什么使我们结下友情？不正是我们伟大祖国这根割舍不断的纽带吗？
凑巧，我们在西柏林又遇上了一位像邹女士那样对同胞怀着深情的来自台湾的中国人，也是在餐馆里相遇。西柏林有许多中国餐馆，有香港同胞开的，也有台湾同胞开的。一天中午，我们到一家香港人开的中国餐馆吃饭。坐定点菜以后，跑堂的伙计去同厨师交待什么。只见那位老厨师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几个中国客人。厨房与餐厅有玻璃隔着，厨师不能走到厅里同顾客讲话。吃完饭告辞时，我便走过去同那位老厨师说句道谢的话。这时我才看清楚，这位厨师是六十开外的人，一副憨厚的农民神态。我先问他：“大师傅是香港人吧？”他摇了摇头，用相当浓厚的湖南话回答我说：“我是湖南汝城人，姓何。”他随手撕下餐馆开票的一张白纸，给我写下了他的姓名和在柏林的住址，看得出，他对来自祖国的人是充满惜别之情的。我匆匆说了句“再见”就离开饭馆。对于萍水相逢的人来说，“再见”只不过是一句客套话而。，真有机会“再见”吗？但过了几天，我们同这位厨师何先生真的再见了。那天我们路过这条街，又到这家餐馆吃饭。我看见那位厨师又在那里炒菜。因为上次通过了姓名，这也就“一回生，二回熟”了。老板对我们很热情，何先生也出来同我们交谈起来了。我问他：“何先生是湖南农村里的人，怎么到了柏林呢？”他张开口嚅嗫着，眼眶里滚出了泪水，哽咽着对我说：“唉，说来话长哩！”看得出他有很多痛苦，满腹愁肠。过了一会，他慢慢地说开了。他说：“我年轻时在汝城农村种田，1944年国民党抓壮丁，被抓去当兵。因为没有文化，只当了一名伙夫，做了五、六年的饭，随国民党军队撤到台湾。在台湾服役几年，退下来就五十大几的人了。在那里没有家眷，没有职业，成了孤苦伶仃的人。后来，西德一些企业通过香港人在台湾招苦力，为了弄碗饭吃，万里迢迢来到了西柏林。”我问他：“那么，何先生现在成家了吗？”他含着泪说：“我们这些卖苦力的，在西方世界哪里成得起家哟！”
过去，我常常听说台湾有些老兵的命运惨得很。今天看到这位退伍老兵何先生，听到他的一席话，我想，这不是活生生的见证吗？我看他很激动，就顺便问了一句：“何先生今后有什么打算？是不是想回祖国去看一看？”这时，他的脸上稍稍泛起了一点笑容。他说：“我在西柏林住了几年，听有些华侨说中德通航了，回去看看很方便了，我去年便回国去了一趟。在家乡我虽然没有妻子儿女，但还有一些叔侄和亲戚，他们对我都很热情，都欢迎我回国定居。”我看他高兴起来，便同他开了句玩笑：“何先生虽然年届花甲，身体都这么好还可以结婚成家哩！”他也笑了笑说：“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也有这个打算。”告别时，我们都说，但愿在祖国的土地上“再见”。何先生目前状况如何？对于这位“天涯沦落人”，我还常挂在心里哩！
十、在“柏林墙”两边
“柏林墙”究竟是怎么回事？凡是到柏林的人总希望去看一看把柏林分割为“两个世界”的“柏林墙”。
柏林本来是一个完整的城市。作为一个独立的城市，已经存在了750多年，公元1710年便成为新普鲁斯王国的首都。二十世纪，柏林在扩大。1920年德国议会通过新的法律，把柏林旧城同周围7个城市、59个村区和27个庄院合并为大柏林市，面积883平方公里，人口320万，成为德国第一大城市。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被划分为四个占领区和一个柏林特区。柏林被四个占领国分区占领。在柏林的西区驻扎着美、英、法盟国的军队，在财政、经济、司法制度上同联邦德国一体化。冷战开始后，1961年8月13日，德国正式修筑“柏林墙”，使柏林市完全处于分裂状态。现在，西柏林被100多公里的墙包围着。
我们想看一看“柏林墙”。某天下午，我们从西柏林出发驱车来到了柏林墙勃伦登堡广场。看见荷枪实弹的苏联红军守卫在那里。苏联红军规定，游人在这个地段只能坐在车上观看，不能下车。我们在汽车里拍下了几张照片，留下作为纪念。但有些地段是可以供游人参观的，还有一些旅游设施。我们在西方盟军守卫的地段下车看到：原来这“柏林墙”既不像我国的万里长城，也不像今天把香港和深圳隔开的那种铁丝网。所谓“柏林墙”并不太高，也不十分坚固。今天的重型坦克是很容易把它推倒的。不过，它存在最重要的意义还是它作为一个政治疆界。
我们沿着“柏林墙”的西侧走去，看见西侧墙上涂写了各种标语、漫画，表达自己的观点、见解。东柏林一侧则不容许涂写任何标语。在我们参观的地段，还可以看见一块墓地，据说这里埋葬着因偷渡柏林墙而被打死了的东柏林人。离这墓地不远，建有一座约四米高的木结构瞭望台。它离“柏林墙”只有十几米，站在台上可以清晰地看到东柏林那边的情景。这是“两个世界”的分水岭，也是两个国家的前沿阵地。我们登上了这个瞭望台，并租了供游人使用的望远镜。我们戴着望远镜，把视线移到了一片空旷的废墟上。解说员告诉我们：前方那片废墟，就是当年希特勒葬身的“地下避弹室”的遗址。这时，《攻克柏林》中的一个镜头，又在我的眼前闪动。我忆起了影片描写的那段令人难忘的历史：千古罪人希特勒在这里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五十六岁生日那天，还梦想离开柏林到上萨尔斯堡，在神话般的巴巴罗沙山涧别墅堡垒中指挥第三帝国的最后决战。但他没有想到末日到来得那么快。不到十天工夫，正是在这里，希特勒在阴森的气氛中同他的情妇爱娃举行婚礼，几个小时之后双双结束了各自生命。就这样，一代战争狂人的名字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今天，人们站在“柏林墙”的两边都可以看到这块废墟。人们在这里不只是发出咒骂、嘘笑，更多的是会引起沉思。懂得了“引火者必自焚”的道理。从啤酒馆政变到国会纵火案，希特勒走上疯狂冒险的政治生涯，但到头来他自己又被正义的反法西斯的战火所焚毁。我在德国期间遇到的德国人，不论是上了年纪的老人还是青年，都不回避谈论希特勒，他们认为希特勒给德国民族带来了灾难。有一天，我们在柏林街头，看到有几个残废的人在街上“拉洋片”，手摇动着扬声机。他们是在乞讨，不时看见有人往他的盒子里丢几个钱。我向导游打听，才知道他们都是战争中的残废者。希特勒不仅给世界，也给德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对于德国民族来说，这“柏林墙”是不幸的。他们的许多家庭、亲友被这堵墙隔开了。我所遇到的德国人每谈及此，都有一段辛酸的往事。“柏林墙”是战争的历史见证，什么时候能够拆除这堵墙呢？人们难于回答，但人们期待着回答。
十一、民主德国首都“一日游”
“柏林墙”的另一边是东柏林，民主德国（也称东德）的首都。随着国际局势的缓和与东西方之间对话的展开，“柏林墙”的通道也逐步开了个“洞”。作为东德首都的东柏林对在西柏林访问的外国人实行开放，让他们办理旅游登记手续，到东柏林作“一日游”旅游。
我们这次是到西德访问。又很想去看一看东德，于是申请了到“东德一游”。申请获得批准。施密特小姐告诉我们说：“你们几位中国客人已被允许跨过‘柏林墙’到民主德国首都东柏林参观访问。”我们当然也很高兴。常听人说，“一堵墙隔着两个世界”。我们有这个机会对“两个世界”作一些对比，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我问她：“什么时候去？”施密特小姐说：“就在明天！”但随即她耸了耸肩膀，说：“非常遗憾，我不能陪你们去，因为西德人不能过柏林墙。”
其实，这不是访问，而纯粹是旅游。施密特小姐帮办好手续以后，按约定时间便有一辆旅游车到饭店接我们。旅行社告知：旅游车用两种语言作解说，一辆用英语，一辆用德语。我们自然选择了讲英语的那辆车。上车不久，车子就开往柏林墙的东柏林海关。旅游车在海关停车，上来几位东德海关人员查验护照。车上其他人都只把护照一晃就“PASS”了。唯独对我们四个中国人和坐在我旁边的一个美国人例外。我们五个人的护照被收走了。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当时确实有些反感。凭什么只收我们的护照？但遇到这种事着急是没有用的，只有等待。好在整整一车人都为我们“作陪”！拖了半个多小时，还不让车子入境。车上的旅客都着急了。四十五分钟以后，检查官把护照还给我们，一句话也没有说。我留心看了看身旁那位美国人的护照，原来他的护照上一页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证字样。估计他的上一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于是和我们受到同样的待遇。为什么东德人对我们如此“特别”，东德和中国不是“兄弟国家”吗？不知其奥秘何在？
旅游车进入东柏林，上来一位东德职业导游。这位导游的第一句话，就使我们意识到进入了社会主义国家。因为我懂一点英语，知道他从头到尾不停地讲民主德国如何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引下取得了伟大成就，充满着我们熟悉的社会主义国家宣传的习惯用语。
东柏林也很美丽。同西柏林一样有许多值得我们参观的名胜和文物，但要在六个小时之内游一趟东柏林，也只能“走马观花”。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东柏林有自己的特色。西方世界那些东西，自然是看不见的。东柏林有自己的成就。作为一个来去匆匆的旅游者不应说长道短。但如果一定要谈观感的话，凭我的直观，东、西柏林相比，从街道建设、市政设施、车辆质量和店铺豪华来看，东柏林确实不如西柏林。东西柏林之间货币是不通用的。西柏林用“西德马克”（简称“西马”），东柏林用“东德马克”（简称“东马”）。我们身上带的是“西马”，上了一次厕所，看守人就一定要我们给“西马”。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像我们有些人那样，喜欢“美元”、“港币”、“外汇券”一样的心理。但从文物古迹来看，东柏林却不逊色。高达三百六十五米的电视塔俯视全市，它是东柏林的标志之一，这是西柏林所莫及的。东柏林有威廉大帝一世的皇宫，有旧皇家图书馆，有德国国立歌剧院……。
东柏林的绿化似乎不如西柏林，但风景仍然十分优美。我们在一个大公园里休息，满目翠林，湖水粼粼，令人愉悦欢畅。无论是在西德还是东德，他们对文物的保护是令人钦佩的。这次“一日游”，使我难忘的是参观博物馆岛上的皮尔格曼博物馆。这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古代艺术博物馆之一。所谓博物馆岛，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岛，而是像我们的故宫那样，周围有条护城河，形成一个独立的建筑群。在博物馆的国家画廊里陈列着古希腊罗马的雕刻珍品。许多雕像只有一手，一个头或一只脚，残缺不全，但都非常恰当地被镶嵌在墙壁上，给人一个完整的立体感。这充分体现了他们在保护和修复艺术品方面的高超技艺。
落日的余辉照射着广场周围的漂亮的建筑物。其雄姿，其丽质，吸引着我，让我们留连忘返。我们走在东柏林的广场上十分引人注目。因为东德人都知道，这两辆游览车是来自西柏林的，对来自西方世界的旅游者，他们自然用异样的眼光相看了。傍晚，我们循着原来的路线回到了西柏林。
（写于1985年7——8月）
补录
一、科布伦茨浪漫之旅
没有想到，在1985年访问西德十四年之后我又再次进入德国。而且在旅行的日程表上，写着具有诱惑性的目的地：“科布伦茨浪漫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