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德的思想
处世之道及其行为方式是人类社会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也是民族思维方式与文化个性的重要表征。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处世性格，这种性格由特定的文化生态环境和特定的文化传统所铸就，反过来深刻影响社会大众的观念意识和行为方式，进而强化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特性。
重德主义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一点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处世观念。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人本主义”的伦理型文化或称“德性文化”。在中国文化中，人是“万物之灵”，而人之所以能为万物之灵，就是因为有道德，德性被作为人兽区分的根本，也是人格尊严的体现。中国人因而特别重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之“道”，以及遵循这种“道”而形成的“德”（指作为行为主体的主观的、为我的规范）。孔子倡言“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并以知、仁、勇为“三达德”，建构起中国文化传统中的道德规范体系。老子亦言：“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进而“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作为中国文化的两大主干，儒家主张的“三纲领”（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八条目”（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道家提倡的“修道积德”，都是以道德实践为第一要义，由此形成了中华民族道德至上的价值取向与文化精神。
在以道德修养为旨趣的“德性文化”范式的制约与影响下，中国人的处世观念及其行为具有浓重的尚德特征，具体表现为二个层面：
（一）处世做人，贵在有德中国人的所谓“处世”，首先是要“做人”，故“为人处世”不可分割，“做人”即是立身处世。而“做人”的要义在于，人的行为必须合乎“人”应该具有的道德规范，做人就是以道德律己，以道德待人。对为人“缺德”的评判，是中国社会生活中甚为严厉的谴责。在具体的做人之德上，古人有“九德”、“三达德”、“五伦十教”、“四维七体”、“六德”、“八德”等多种说法。其主要范畴有“仁爱孝悌”、“谦和有礼”、“诚实正直”、“光明磊落”、“襟怀坦荡”、“精忠爱国”、“克己奉公”、“重义轻利”、“言行一致”、“知恩图报”、“忠厚善良”、“廉正俭朴”等等。这种以“做人”为处世前提与基础的处世观念，无疑渗透了重德主义精神。
（二）与人交往，以德待人中国传统处世之道的尚德倾向，不仅表现为突出“做人”之德，而且在于强调人际交往的道德性，主张人际之间应当是“正其义不计其利，谋其道而不计其功”，与人相处，贵在以德待人。其具体表现为：
1.宽厚待人中华民族一向以待人宽厚为美德，日常生活中的“宽容大度”、“宽宏大量”、“忠厚长者”等道德评价，就是这一品德的体现。在人际关系的实际运作中，待人宽厚包括：“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不以己所能病人，不以人所不能愧人”；“不责人小过，不发人阴私，不念人旧恶”；等等。“大著肚皮容物”待人，自然能得人心，这就是“宽则得众”的含义所在。
2.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思想由孔子最早提出。孟子在此基础上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著名命题。吕坤更宣称：“肯替别人想，是天下第一等学问。”这种被称为“恕道”的待人之德，其要点在于“将心比心”，推己及人，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是一种与人为善的德性。
3.让中国人历来以让为处世美德。在家庭内部，“孔融让梨”式的礼让被极力倡导，妇孺皆知；在名、利面前，古人赞美“君子无所争”的风度和“不贪为宝”的高洁品格；对待人际纠纷，先贤主张“争先的径路窄，退后一步自宽平一步”，“处世让一步为高”。一个“让”字，可化解纠纷，和谐人际关系。
4.以诚相见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十分看重“心诚”，由此有“待物莫如诚”的古训。古人认为：诚的功效有二，首先，“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以诚感人者，人亦诚而应”。其次，以“实言实行实心”待人，“无不孚人之理”。而这一点正是“以德服人”的重要内容。故“开诚心，布公道”，往往能化解矛盾，消除成见，沟通感情。
5.守信用，重然诺其基本要求是“言必信，行必果”。说话算数，言行一致，讲究信用。“一诺千金”、“一言九鼎”、“一言百系”、“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等成语，以及孔子所说的“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的名言，生动显示了信用在中国人心目中的价值和地位。
6.有恩必报与“施恩不求报”在人际交往中，多有施惠与受惠的情形，中国人将受惠后必加报偿作为一种道德铁则。早在《诗经》中便有“无德不报”之说；《史记·范雎传》亦曰：“一饭之德必偿”。这种报偿不能是一对一的，而应是“报大于施”，诚所谓“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如果受惠而不报偿，便是忘恩负义的小人，为众人所耻。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的报恩观念一方面强调“负恩必须酬”，另一方面则要求施者不求报，所谓“我有德于人，不必望感”，“施恩慎勿色”，“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此处所表现的，正是中国文化传统对道德行为的褒扬。
7.“以德报怨”、“以直报怨”人际交往，常常因利益冲突或理解错位产生怨怼。对待对方的怨恨或怨言，中国人主张采取宽厚的道德精神。老子提出“以德报怨”之说，力主“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这种宽宏无垠一以善待之的包容，不仅体现于文化精英的论说中，而且深刻体现于“宁人负我，无我负人”、“宁受人毁而不毁人，宁受人欺而不欺人”、“人之侮我也，与其能防，不如能化”等人生格言与“唾面自干”一类成语典故之中，其道德意味不言而喻。与“以德报怨”相并驱，中国还有“以直报怨”之说。所谓“以直报怨”，即以正直的态度去回报他人对你的仇怨，“其人贤，不以仇而废之，其人不肖，不以仇而庇之，是非去取，各当其实。”“以直报怨”和“以德报怨”虽然对“怨”的态度不同，但其间贯彻的道德精神是一致的。
诚然，在世界文化史上，没有哪个民族的文化不要道德或不讲道德，但像中国这样把道德在文化价值体系中抬高到如此重要的地位，并贯彻于做人处世的社会行为之中，形成显著的民族文化特征，确实是罕见的。
二、贵和尚中难得糊涂
贵和尚中，是中国人处世性格的又一显著特征。
“和”与“中”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为重要的思想范畴，它们虽然具有哲学上的意味，但立足点仍在于社会的稳定与协调，并直接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法与处世观念。
在中国古代的经典论述中，“和”的基本涵义是和谐，古人重视宇宙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更特别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孔子主张“礼之用，和为贵”，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就是以人际之间的和睦、和平、和谐，以及社会的秩序与平衡为价值目标。民间广为流传的“和气生财”、“和气致祥”、“家和万事兴”、“父子和而家不败，兄弟和而家不分，乡党和而争讼息，夫妇和而家道兴”等俗谚，以及流播千古的“将相和”、“兄弟和”、“姑嫂和”等历史美谈，便反映出以和谐为取向的社会心态趋势。中国人的贵和取向与自身的生存环境有密切关系，中国是一个农业宗法型社会，乡土社会稳定的生活秩序，聚族而居的血缘亲情，以及在落后生产条件下对互助协作的寻求，正是“和为贵”处世观念的现实基点。
中国古人所推崇的“中”，既是认识事物的一种态度与方法，又是一种做人处世的道德和行为准则。儒家又把尚中与贵和联系在一起，《中庸》说：“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指出两者之间存在着逻辑的关联，“和”包含着“中”，“持中”就能“和”。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中和”观念被历代思想家反复强调，积淀成为中国人的一种心理定势和特有品格，并造就了中国人处世性格的鲜明特点：
以“贵和”而论，中国人把“和为贵”作为待人处世的基本原则，极力追求人际之间的和睦、和平与和谐，“和”既是人际行为的价值尺度，又是人际交往的目标所在。以诚信宽厚仁爱待人是为了“和”；各守本分互不干涉、“井水不犯河水”也是为了“和”；“和而不同”，求同存异，谋求对立面的和睦共处是一种“和”；尽量避免正面冲突，遇到矛盾分歧“和稀泥”，保持表面上的和谐一致又是一种“和”；为了保持“一团和气”，人们可以忍气吞声、口是心非、委屈求全；为了求得和乐平安，人们倡导“冤家宜解不宜结”，“相逢一笑泯恩仇”。
作为实现并保持和谐的手段的“执中”，应用于为人处世，则表现为凡事讲求适中，毋过亦毋不及，适可而止，恰如其分。正如中国传统处世箴言所说：“凡事当留余地，得意不宜再往”；“势不可使尽，福不可享尽，便宜不可占尽，聪明不可用尽”；这些代表性言论，充分表现了传统处世之道中的中庸精神。正是因为具有“在观念的世界里和行动的世界里都不把事情弄到极端”的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中国人几乎“在思想上对所有过激理论，在道德上对所有过激行为”产生“厌恶”。“凡持极端说的，一经试验，辄失败；而惟中庸之道，常为多数人所赞同，而且较为持久”。
总的看来，贵和尚中能有效地避免过激或对抗行为，减少人际摩擦与社会内耗，使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带有浓重的人情味，较为稳固持久，对社会具有良性功能。但其负面效应亦不可忽略。对“中和”气象的崇尚与追求，在消解、缓和正面冲突的同时，又导致了人际之间不满情绪表达的间接性和模棱两可、表里不一的市侩习气，人际之间难以形成坦诚轻松的交往风格。更为重要的是，对“中行”品格的推崇和执着，压抑了个性的发展，助长了不求进取、反对冒尖、无所作为的保守心理，导致了民族性格中竞争与开拓意识的匮乏。
三、中西思想的调和
近世以来的思想家在比较中西文化时，几近一致地发现两者性格存在着重大差异。严复分析中西处世性格的不同为：“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陈独秀则指出：“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西洋民族性恶侮辱，宁斗死，东洋民族性恶斗死，宁忍辱。”西洋重人为，中国重自然；西洋人之生活为外向的，中国人之生活为内向的……西洋重竞争轻道德，中国重道德轻竞争。
依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学说对人事现象的类分，从严复到李大钊等思想家所指出的中国人的处世性格，如内向、含蓄、忍让、自谦、守静，等等，具有鲜明的阴柔偏向，而这一特点的形成，无疑与静态的、封闭的宗法农业社会的社会结构以及小农业经济结构休戚相关。
中国人处世性格的阴柔偏向，着重表现于如下几个方面：
（一）贵柔老子论说此种处世哲学的道理是：“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柔弱胜刚强”，例如水是天下至柔，却能驰骋于天下之至坚，这就是柔弱之妙。做人如果像水一样，具有柔软、谦虚和蕴藏力量的素质，就会无往而不胜。老子的处世智慧深刻启迪中国人，使中国人“知退”，“能柔”，笃信“太强必折，太张必缺”。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中生动描述中国人的这一处世性格说：中国人使用的笔是有柔性的毛笔，用毛笔写字画难，但练就之后，会写出比硬性钢笔优雅漂亮得多的字，这个柔性是中国人心性的象征。这是对中国人贵柔的文化个性的贴切比喻。
（二）不争常言道：“好胜者必败，恃壮者易疾，渔利者害多，鹜名者毁至。”民间有“三不争”、“五不争”之谓，“三不争”是“一不与俗人争利，二不与文士争名，三不与无谓人争气。”“五不争”即“不与居积人争富，不与进取人争贵，不与矜饰人争名，不与简傲人争礼节，不与盛气人争是非。”不争，便可无怨无尤，无失无败，其结果是“静能制动”，委曲反能保全，屈就反能伸展，少取反能多得，“夫惟不争，是以天下莫能与之争”。
（三）能忍中国人尚忍、能忍的处世品格世所公认。以“忍”为主题的哲言警句广泛流行于传统社会的各个阶层并为人们所奉行：“人能百忍自无忧”，“小不忍则乱大谋”，是生活的一般性原则；“忍为家训”，是大家庭中和睦共处相安无事的保障；“忍辱至三公”，是封建官场的生存秘诀；处于逆境或遭受挫折之时，要以忍来应付危机，“忍一言，息一怒，饶一著”，“以退为进”，不胶着于一时一事，“好汉不吃眼前亏”，“大丈夫能屈能伸”；遭遇强暴怒火升腾之际，须“忍一时之气，免百日之忧”，免得“莫大之祸，起于斯须之不忍”。民间有“惹不起躲得起”的说法。遇事忍耐能化弭冲突，故曰“百战百胜，不如一忍”。
（四）重防中国人的防范意识特别强烈。在传统处世训语中，教人防人的警句比比皆是，如“明枪易躲，暗箭难防”，“须防绵里之针，宜远刀头之蜜”，“人心隔肚皮”，“人心难测，海水难量”，“莫信直中直，须防人不仁”。总之，“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即使是朋友，也要“相知犹按剑”，加以防备。为了“防患于未然”，国人有种种防人之道。如慎言，“言必有防”，切忌“交浅而言深”，“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如慎行，所谓“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以防他人猜疑滋事。再如慎交游，以防备“损友”之危害，等等，不一而足。
（五）自居谦下“满招损，谦受益”是中国人的信条，因为自古以来“人道恶盈而好谦”。张牙舞爪，自我夸耀，其结果必然是“自夸自败”，故古人一直告诫：“气忌盛，心忌满，才忌露”，“以谦接物者强”。
（六）藏锋中国人主张为人处世应收敛锋芒，含蓄不露。人们赞赏“真人不露相”，“善行无辙迹”，“大智若愚”，“至人贵藏辉”。“难得糊涂”，“喜怒不形诸言色”的处世手段被视为“高人一筹法”。
贵柔、不争、善忍、重防、好谦、藏锋，其总的风格是内向、平和、深沉、宁静、安详，此种偏于阴柔的处世性格与西方人充满张力与动感的、外向的处世风格形成鲜明对比，并反过来参与民族文化性格的塑铸。
四、坚守传统文化精髓
中国传统文化注重现实、注重人生的实践理性精神，孕育了中国人深谙智谋三昧的传统，几千年来，有关谋略的论著和警语无以数计，有关“智囊”、智慧人物的故事播扬久远，由此映现出中国人对智术的推崇心态。这一特点反映于中国人的处世风格上，便是：处世待人，惯于深思熟虑，冷静慎重，周详细密地计算估量，运用心智。
中国处世之道运用智性，首先表现于中国人把处世作为一门学问加以研究。清人魏禧言：“涉世处即是自己作学问处”，“涉世便是学问”。“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把处世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操习，自然会有心得，会有总结，进而会有智术的运用，亦即运用心智控制事物的进程，达成有利于自身的预期目标。
中国处世之道中智谋的具体运作，可谓千形万态。如下略举数例，可见一斑：
1.以退为进中国人处世，十分强调忍、让、退一步、吃亏，但这样做的目标不是使自己利益受损，而是获得更大利益。洪应明的《菜根谭》指示其中精义说：“处世让一步为高，退步即进步的张本。”正因为如此，退让、吃亏的结果是不吃亏，甚至受大益，诚所谓“必有忍，其乃有济”，“吃小亏占大便宜”，“忍辱至三公”。
2.以柔胜强以柔胜强的命意前文已有论述，其意义在于通过“守雌”、“贵柔”保存自己，积蓄力量，最终战胜对方而不会被转化掉。这无疑也是一种运用心智的处世手段。
3.藏巧示拙《说文》云：“拙，不巧也”，把自己的巧掩藏起来，对外示以不巧，是中国人心领神会的处世谋略。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这一智术论述甚多。老子说：“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孙子兵法》曰：“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苏轼的《贺欧阳修致仕启》言：“大勇若怯，大智如愚。”若用民间大众的语言来表达，便是“装蒜”。装蒜亦即藏巧示拙，其目的是以愚拙的外观使对方轻视自己，懈怠疏忽，从而保护自己或击败对方。这既是一种高明的处世手段，也是一种“出手不凡”的兵法。
4.以诚取信诚属于道德范畴，其内涵是内心诚恳，品性诚实。“以诚取信”则不仅仅是一种品德，更是一种富于智慧的处世方法，一种通过道德表现使对方信服的手段。中国古代，多有智者以实话实说的诚实谋略达到比巧诈更成功的效果，其中包括的智慧与道德并重的二重性是不言而喻的。
5.因人制宜人情世故的复杂性、变异性，使中国人十分注重在人际交往中运用心智因人制宜。所谓因人制宜，实际上包括三方面：一是对什么人说什么话。韩非深刻揭示知人达意的重要性说：“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之难也……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所说出于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厚利，则见下节而遇卑贱，必弃远矣。所说出于厚利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见无心而远事情，必不收矣。所说阴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名高；说之以厚利，则阴用其言而显弃其身矣。”因此，与人交际，必须掌握对方的心理倾向，对自身语言进行调节，以达到良好效果；二是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交往方式。三是对不同的情景下的人采取不同的交往态度。如：“对忧人勿乐，对哭人勿笑，对失意人勿矜”，“当着矮子，别说矮话”，这些议论显然深得交际心理学的要谛。
6.知己知彼“知己知彼”作为一项兵法，千古著名，然而，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它并不仅仅用于用兵打仗。吕坤的《呻吟语》说：“知己知彼，不独是兵法，处人处事，一些少不得底”。金兰生的《格言联璧》所说：“处人不可任己意，要悉人之情；处事不可任己见，要悉事之理。”说的是相似的意思。因此，中国人将知人当做处人的首要法则。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充分表现出处世的大智慧。
7.“定、静、安、虑、得”所谓定、静、安、虑、得，即镇定、沉静、安然、思虑、适当。《呻吟语》说：“定静安虑得，此五字时时有，事事有。”此五个方面的养成，不仅能使人从容应付天下事，而且自然生成一种温雅和平的大家气派。其所蕴藏的心智无疑是高水平的，第一流的。
中国传统处世之道的用智性，事实上是一个难以穷尽的题目，如上所列，仅是千丝一缕，已足可表现中国人在处世之道中运用心智是何等娴熟，何等精微。
中国传统处世之道的文化性格，是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的生成物，几千年来，它潜移默化于中国人的民族精神中，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处事态度。今天，中国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大工程中重建民族文化精神，有理由去改造传统处世之道的文化性格，使它富于开放性和现代性，然而，这种改造只能是一种传统的转型，而不是推倒重来，因为民族文化传统永远是该民族生存发达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