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思邈（约581～682年），中国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自幼体弱多病，为延医治病，几乎耗尽家产。孙思邈因深受疾病之苦，自幼即萌发了立志从医的抱负。唐代科学盛行，重科举成名，并不以医学为意。孙思邈却不然，他热爱医学，不以医学为贱业，并且博阅群书，勤学苦练，从青少年时代就立志把毕生精力贡献给医药事业，孙思邈拒绝了隋文帝给他的国子博士的官职，谢绝了唐太宗授给他的爵位，唐高宗拜他为谏议大夫，他再次辞谢。为行医采药，孙思邈足迹遍四方。孙思邈对当时儒士书生专意科举成名而贱视行医行业的风尚十分不满，认为“朝野士庶，咸治之术阙而弗论，吁可怪也。”孙思邈从国计民生的角度批评当时重科举阙功名而轻医术的风气，说明他把医学当作有关国计民生的大计来认识。
作为一个医生，孙思邈发扬了我国古代医生讲究医德优良传统。孙思邈特别鄙视那些“恃己所长，专心细略财物”，或者偶有成绩就骄傲自矜，以为“天下无双”的浅薄的医生。他认为医生应公而无私，应谨慎谦虚。这种高尚的医德，孙思邈是一生言传身教，躬身力行的。
孙思邈善于学习总结前人的经验。他曾认真钻研古代的医书《内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等，从中汲取了丰富的医药学知识。孙思邈注重向人民学习，注重在实践中学习，他的足迹踏遍许多名山，他的身影经常出现在民间，他从民间学到了许多医药知识和经验。当发现别人有好的医方，孙思邈“不远千里，伏膺取决”，一定把好的医方弄到手才肯罢休。这种刻苦好学、虚心求教的态度使他的医药学知识很快有了大幅度提高。
孙思邈还十分重视医药学知识的普及工作，他主张人人都应当掌握一定的医药学知识，这样“上以疗君亲之族，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为了普及工作的开展，孙思邈认为应当编一部简易实用的医药书。于是他遍检历代医学典籍，结合自己临床经验，参照民间验方，写作《备急千金要方》。永徽三年（652），孙思邈已年近七十，《备急千金要方》才编撰成功。这是一部包括中医基础理论和临床各科的诊断、治疗、针灸、食治、预防、卫生等各方面医学知识的医药卫生书。全书计三十卷，编为二百三十二门，共收载方论五千三百首。它以人体的脏腑进行分类，已接近于现代医学的分类方法。之后，孙思邈又不断总结自己的经验，进一步搜集和整理民间药方，研究古代医药典籍，继续从事医药学的编著工作。永隆二年（681），已是百岁老人的孙思邈，仍完成了《千金翼方》的编著工作。《千金翼方》是《千金要方》的补充，偏重记述本草、伤寒、杂病、中风、疮痛等病，收载当时所用药物八百七十三种，详细记述了二百三十三种药物的采集和炮制方法。孙思邈一生行医采药七八十年，对中药的了解冠绝当时，被人称为“药王”。《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相辅相济，比翼齐飞”，成为中医学史上极有实用价值的医药学备用手册。孙思邈为人治病，认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所以用“千金方”来为自己的医药书命名，可见他编书的深刻用意。
孙思邈是一位具有革新精神的医学家。他在论病、用方、用药等方面，虽然注重参照古代医经，但却并不拘泥死守，而是善于结合自己的经验，兼取各家之长，能够冲破传统，大胆创新。他看病总是“精问察之”，“至意深心，详察形候，纤毫勿失；处判针药，无得参差。”形成了自己严谨的诊疗作风。孙思邈博采众家，以成“一家之学”，开创中医学史上一代新风。
孙思邈行医特别重视常见病和多发病的诊疗。他发现山区人民易得瘿瘤（粗脖子病，即甲状腺肿大），经过观察分析，他指出这种病是由于长期饮用了山中一种不洁净的水引起的，他用昆布、海藻、鹿靥、羊靥等含磺较多的药物来治疗这种病，取得了好效果。孙思邈详细记述了脚气病的症状和治疗方法，这比欧洲医学家论述脚气病大约早一千年（欧洲人首次论述脚气病是在公元一六四二年）。
孙思邈对妇女和儿童的疾病也特别重视。他认为：“生民之道，莫不以养小为大，若无小则不能成大”，认为妇女与男人不同，有胎妊、生产、崩伤的特殊区别。正是妇女、儿童的重要地位和特殊性的认识出发，孙思邈在《千金方》中首列妇科，儿科；“先讲妇人、小儿，然后再论成人和老年的疾患。”其中许多方面至今仍可作为现今妇幼保健、产妇幼儿护理的借鉴。
另外，孙思邈对卫生保健、疾病预防工作也很重视。孙思邈主张人应参加劳动，但不要劳累过度；不要放纵情欲；不要贪味过饱，不可饮酒过量，不随地吐痰，养成良好的卫生和饮食习惯，要加强体育运动，以积极的预防减免疾病的发生。
孙思邈不仅是一位多所建树的伟大的医药学家，而且也是一个有作为的炼丹家。在《丹经内伏硫黄法》中，孙思邈记录了火药的配方。火药是中国古代炼丹家对人类作出的贡献，是我国四大发明之一。孙思邈的《丹经内伏硫黄法》所记火药配方是现存最早火药配方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