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译诗是一件最不容易的工作。原诗音节的保留固然是绝不可能的事!就是原诗意义的完全移植,也有十分的困难。散文诗算是最容易译的,但有时也须费十分的力气。如惠德曼(即惠特曼。——编者注)(Walt Whitman)的《草叶集》便是一个例子。这有二个原因:第一,有许多诗中特用的美丽文句,差不多是不能移动的。在一种文字里,这种字眼是“诗的”是“美的”,如果把它移植在第二种文字中,不是找不到相当的好字,便是把原意丑化了,变成非“诗的”了。在泰戈尔的《人格论》中,曾讨论到这一层。
他以为诗总是要选择那“有生气的”字眼——就是那些不仅仅为报告用而能融化于我们心中,不因市井常用而损坏它的形式的字眼。譬如在英文里,“意识”(consciousness)这个字,带有多少科学的意义,所以诗中不常用它。印度文的同意字chetana则是一个“有生气”而常用于诗歌里的字。又如英文的“感情”(feeling)这个字是充满了生命的,但彭加利文(即孟加拉文。——编者注)里的同义字anubhuti则诗中绝无用之者。在这些地方,译诗的人实在感到万分的困难。第二,诗歌的文句总是含蓄的,暗示的。他的句法的构造,多简短而含义丰富。有的时候,简直不能译。如直译,则不能达意。如稍加诠释,则又把原文的风韵与含蓄完全消灭,而使之不成一首诗了。
因此,我主张诗集的介绍,只应当在可能的范围选择,而不能——也不必——完全整册地搬运过来。
大概诗歌的选译,有两个方便的地方:第一,选择可以适应译者的兴趣。在一个诗集中的许多诗,译者未必都十分喜欢它。如果不十分喜欢他,不十分感觉得它的美好,则他的译文必不能十分得神,至少也把这快乐的工作变成一种无意义的苦役。选译则可以减灭译者的这层痛苦。第二,便是减少上述的两层翻译上的困难。因为如此便可以把不能译的诗,不必译出来。译出来而丑化了或是为读者所看不懂,则反不如不译的好。
但我并不是在这里宣传选译主义。诗集的全选,是我所极端希望而且欢迎的。不过这种工作应当让给那些有全译能力的译者去做。我为自己的兴趣与能力所限制,实在不敢担任这种重大的工作。且为大多数的译者计,我也主张选译是较好的一种译诗方法。
现在我译泰戈尔的诗,便实行了这种选译的主张,以前我也有全译泰戈尔各诗集的野心。有好些友人也极力劝我把它们全译出来。我试了几次。但我的野心与被大家鼓起的勇气,终于给我的能力与兴趣打败了。
现在所译的泰戈尔各集的诗,都是我所最喜欢读的,而且是我的能力所比较的能够译得出的。
有许多诗,我自信是能够译得出的,但因为自己翻译它们的兴趣不大强烈,便不高兴去译它们。还有许多诗我是很喜欢读它们,而且是极愿意把它们译出来的,但因为自己能力的不允许,便也只好舍弃了它们。
即在这些译出的诗中,有许多也是自己觉得译得不好,心中很不满意的。但实在不忍再割舍它们了。只好请读者赏读它的原意,不必注意于粗陋的译文。
泰戈尔的诗集用英文出版的共有六部:
(一)《园丁集》(Gardener)
(二)《吉檀迦利》(Jitanjali)
(三)《新月集》(Crescent Moon)
(四)《采果集》(Fruit-Gathering)
(五)《飞鸟集》(Stray Birds)
(六)《爱者之贻与歧路》(Lover’s Gift And Crossing)
但据B. K. Roy的《泰戈尔与其诗》(R. Tagore:The Man And His Poetry)一书上所载,他用彭加利文写的重要诗集,却有下面的许多种:
Sandhva Sangit, Kshanika,
Probhat Sangit, Kanika,
Bhanusingher Padabali, Kahini,
Chabi O Gan, Sishn,
Kari O Komal, Naibadya,
Prakritir Pratisodh, Utsharga,
Sonartari, Kheya,
Chaitali, Gitanzali,
Kalpana, Gitimal ya,
Katha.
我的这几本诗选,是根据那六部用英文写的诗集译下来的。因为我不懂梵文。
在这几部诗集中,间有重出的诗篇,如《海边》一诗,已见于《新月集》中,而又列入《吉檀迦利》,排为第六十首。《飞鸟集》的第九十八首,也与同集中的第二百六十三首相同。像这一类的诗篇,都照先见之例,把它列入最初见的地方(参照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泰戈尔作品集》,《海边》一诗未列入《新月集》而归入《吉檀迦利》。集中其他重复之诗章,亦以上述作品集为准排列。——编者)。
我的译文自信是很忠实的。误解的地方,却也保不定完全没有。如读者偶有发现,肯公开地指教我,那是我所异常欢迎的。
郑振铎 一九二二,六,二六。
一九三三年版本序
《飞鸟集》曾经全译出来一次,因为我自己的不满意,所以又把它删节为现在的选译本(本书的《飞鸟集》,是增补完备的全译本。——编者注)。以前,我曾看见有人把这诗集选译过,但似乎错得太多,因此我译时不曾拿它来参考。
近来小诗十分发达。它们的作者大半都是直接或间接受泰戈尔此集的影响的。此集的介绍,对于没有机会得读原文的,至少总有些贡献。
这诗集的一部分译稿是积了许多时候的,但大部分却都是在西湖俞楼译的。
我在此谢谢叶圣陶、徐玉诺二君。他们替我很仔细地校读过这部译文,并且供给了许多重要的意见给我。
郑振铎 六,二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