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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0章 在大学中挣扎的劳工子弟 (2)

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迅速转型,制造业纷纷输出国外,高科技和服务业成为经济的主动力。传统制造业的劳工,眼看就要变成“濒临绝种的动物”。在总统大选时,工会支持的候选人屡战屡败。劳工的日子再也过不稳当了。《纽约时报》报道的一个故事最说明问题。麦克莱伦本来是一个医生的儿子,但中学毕业,不想再读书,决定到家乡的工厂做事。他父亲对此还很支持。首先,他不是读书的料,常常拿C;其次,那个时代当工人比读书能够更快地升入中产阶级。他22岁当了工头,28岁当了主管,32岁进入管理层,不到40岁时,年收入达到10万美元,住的是带游泳池的房子,开的是新车,妻子从来用不着工作。相比之下,高中毕业再读十几年,拿了博士的幸运者在大学里获得教职,混到快40,常常还没有当上正教授,一年挣不到他的一半。也怪不得人家要嘲笑知识分子是愚腐无用的“鸡蛋脑袋”呢。可是如今,工厂关门,而且再也不会开张。没有大学文凭,什么工作也别想找得到。风光一时的麦克莱伦只能靠储蓄过日子,坐吃山空,惶惶不可终日。他儿子一看不妙,马上决定无论如何要上大学。

问题是,在这样舒服的劳工阶层长大的孩子,从小受反智主义的影响,除非特异之士,很难产生出对学术的兴趣。如今眼看着父辈失去了昔日的乐园,自己不得已进了大学,以为镀四年金,以后就有出路了。对他们来说,上大学就像买房子分期付款一样,似乎只要按时缴学费,最后就会拿张文凭。我给学生讲课,从世界的香料贸易、蔗糖贸易、奴隶贸易,一直讲到棉花贸易、石油贸易,分析这些贸易如何塑造了从前近代到近代社会的转型,如何影响大国的兴衰。学生们虽然大多数是学财经方面的专业,但听到这些竟然笑起来,一脸滑稽表情。他们一定觉得我这个“鸡蛋脑袋”里全是些怪念头:香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我花这么多钱,耽误了打工的时间,坐在这里就是来听这样的奇谈怪论吗?我讲蒙古帝国对世界贸易的影响时,干脆被学生打断:“你在讲什么?为什么要谈蒙古?我这辈子就没有听说过这个词。”

这就是劳工阶层反智主义文化的典型表现。父辈的言传身教告诉他们:你只需要关心你眼前看得见的东西。其他那些虚无缥缈事情不用操心,否则就不正常,就是“有病”。在这种文化中长大的孩子,不仅不习惯抽象思维,而且觉得抽象思维是荒唐事:这么胡思乱想的人多少有些心理不正常。他们一进大学,学的全是这些漫无边际的东西,根本就没有兴趣,考试拿个C或D,甚至不及格。放了学一打工,一小时挣上六七美元,钞票看得见摸得着,实实在在,而且还有时间和女朋友泡。这样的日子有多好!左思右想,还回去念书干什么?于是中断了学业。如今大学在美国虽然几乎全民化,但是在二十多岁的年龄层里,几乎三个人中就有一个处于这种辍学状态;而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这样的人只占1/5。原因也很简单:那时上学的人大多是想上的。现在的大学则是不想上也得上。

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指出:“我们必须认识到贫困家庭的孩子和富裕家庭的孩子之间的差距,是美国目前最严重的国内问题。”美国教育部2004年的统计表明,高收人家庭的孩子,有66%能够在5年之内完成4年制的大学课程;而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只有41%能够在同样的时间内完成4年制的学业。在一些精英大学,几乎每个学生都毕业。但在一些差的大学里,毕业率低得出奇。这里当然有经济原因:穷学生要一边打工一边读书,常常读到半截就力不可支;富学生则可以专心致志。但是,家庭和文化环境的影响也至关重要。我就碰到过这样的学生,她有奖学金,但要维持奖学金,她必须维持一定的平均成绩。这是她做不到的。因此求我高抬贵手。1991年,一个大款跑到波士顿边上剑桥地区最穷的一个小学,对69个二年级的孩子许诺:只要你们努力学习,我就支付你们的大学学费。如今14年过去,当时8岁的孩子现在也已经22岁,到了大学毕业的年龄。但是,这些孩子里,有12位根本没有上大学,16位从大学辍学,25位还在大学中挣扎,只有4位利用这样的机会从大学拿到学士学位。

美国高中产阶级的家长,从孩子三四岁时开始,就担心其未来的竞争力。于是钢琴班、芭蕾班、外语班,一个接着一个的上。选择居住地点,也完全以孩子为中心,哪里的公立学校优异就去哪里,不管房价贵到什么程度。孩子上了中学,又是各种暑期班、补习班,晚上回家家长亲自督促功课。甚至一个家长辞职,专门辅导孩子的学业,从十二三岁就为上大学作准备。许多劳工阶层则宁愿自己去打猎、钓鱼,放下孩子不管。我家邻居有个专门给人看孩子的,几乎没有文化,对孩子动辄训斥,有时弄得孩子直哭。其实当地有各种幼儿园和“学后课程”,很有教育性。但不少劳工阶层的家长,图省钱把孩子托到她这里,下了班来接。这样的早期教育,使孩子两三岁就陷于劣势。其实,劳工阶层的家庭本来并不一定穷。如前所述,在工厂可以比在大学挣得高得多。既然如此,管孩子有什么用呢?如今工厂关了门,孩子一看势头不好,赶紧上大学。家长则说:“你去试试吧,不行再回来。”这样的孩子坐在课堂里也心不在焉,不停地在那里算钱:“我这个小时不得不听课,耽误了打工,损失7美元!我要这样荒唐多久?”他们每上一周的课,就觉得丢了一周的钱。这样还能学好吗?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许多中高产阶级反对“经济平权”的大学录取政策。比如弗吉尼亚大学,是美国顶尖的州立大学。如今该校学生考分越来越高,中高产阶级的子弟越来越多。该校校长卡斯特三世(John T.Casteen III)自己就是个造船厂工人的孩子。他坚信许多劳工阶层的子弟,面临着自己无法克服的困难,需要社会的扶助。于是,他力图推行向弱势阶层倾斜的录取政策,要学校到本州的一些贫困地区重点招生。但是,该州北部富裕的郊区的选民认为这是对他们的歧视,正试图通过立法阻止这样的政策的实施。

这就引发了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大家都认为,个人的品质而非家庭背景应该是决定一个人成功的关键。但是,如今家庭成了培养个人品质的重要因素。真要衡量个人品质,这种品质和家庭背景的相关性已经无法割断。难道父母作出种种牺牲为孩子创造的良好的成长条件,不应该得到奖赏吗?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夫妻有孩子时都还是穷学生,孩子从来都穿旧衣服,5岁了家里也没有车,常常带孩子在雪地里走半个小时去买东西;我有工作后,3000多美元买了辆旧车,在好的学区租最便宜的房子。但是,我们花了3000多美元给孩子买了架新钢琴,找了当地最好的老师,送她上一小时100美元的钢琴课。邻居一个劳工阶层者,她刚刚买了2万美元左右的新车,而且从21岁第一次买车起,从来都买新车,动不动就去加勒比海度假,去打高尔夫球。15年后,两家的境遇很可能不一样,孩子的教育素质肯定会有天壤之别。社会是否应该把我们付出的牺牲视而不见,而要照顾她的孩子呢?

所谓弱势阶层,是由经济环境和文化行为两方面造成的。“经济平权”的目标,是为弱势阶层创造机会平等。但文化行为的改造,则要靠劳工阶层自己。过去欧洲的贵族,靠的是家徽、爵位、世袭的特权和遗产来维持自己的地位;如今美国的精英,则靠考分、大学的学位、领导世界开拓经济和科技前沿的个人素质来出人头地。美国的中高产阶级,正在创造一种培养这种素质的文化。他们的孩子,在教育竞争中,不仅有金钱上的优势,更大的优势恐怕是他们的父母本身就为他们提供了学习的榜样。相比之下,劳工阶层的第一代大学生,在家里找不到学习的榜样,不明白上大学是怎么回事。如果劳工阶层的文化行为不能够及时改造,“经济平权”也不足以弥补他们日益增大的劣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