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他认为哈佛当时把研究院、职业学院摆在本科教育之上的倾向必须扭转。他对当时校内贫富学生隔离的居住状态深恶痛绝。当时“金岸”地区和哈佛院地区学生的隔离，已经超出了贫富的层面。因为“金岸”是盎格鲁-撒克逊白种清教徒富家子弟的天下，哈佛院则大多被贫穷的犹太学生占据，有一个宿舍竟被称为“小耶路撒冷”。这就破坏了学生之间文化的凝聚力。洛厄尔在1902年就以一个教授的身份给校长艾略特写信，称这样的贫富隔离会破坏哈佛的核心价值，使学生丧失基于平等的校园生活的民主感情，把那些富家子弟腐化为势利小人。为改变这一局面，他当校长后于1914年领导建设了4所本科新生宿舍，并在1931年到1932年间，终于建立了哈佛的住校系统（Harvard’s residential house system）。他深信，这样的宿舍系统将把来自不同阶层、地区的学生融合在一起，培养他们之间的亲和力。
在哈佛建立新的本科新生宿舍后，其他学校也纷纷效法。在20世纪20年代，耶鲁逐渐发展出自己的本科生寄宿学院系统，加州的波莫纳学院（Pomona College），也建立了本科生学院制。不过在20世纪40年代和20世纪50年代，本科生学院并无长足发展。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有44所本科生学院创立。最大规模的是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ta Cruz），用住校的学院作为基本的大学组织单位。牛津、剑桥的本科生寄宿学院制，再次成为美国大学发展的样板。
自19世纪末以来，美国大学急剧扩张。从1870年到1940年，美国人口增长了3倍，但大学生人数增长了30倍。1900年，美国有977所大学，不到24万学生。1920年，大学数量达到1041所，学生人数将近60万。到1940年，有140万学生在1708所大学读书。“二战”后，由于“退伍军人法案”的实施，许多本来没有钱接受高等教育的普通退伍兵获得了免费上大学的机会，刺激了大学的扩张。到了1964年，婴儿潮的前锋到了读大学的年龄，结果有530万大学生在校就读。这也怪不得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校园政治在美国有那么大的影响。
大学的这种扩张，一是因为科技的发达，一是因为人口的增长和教育的普及。因此研究性大学和本科生寄宿学院制大学，成为塑造美国大学发展的两种重要理念。如《经济学人》在其“世界大学概览”中指出的，美国大学的优异在于其没有一个系统。因此，我们很难用一两个概念概括美国高等教育的成就和经验。不过，以哈佛、耶鲁、普林斯顿为代表的精英大学，普遍采取住校制。以耶鲁为例，所有本科生被分配在12个学院中。这样每个学院就成了几百个学生同吃、同住、同学的小世界，有利于学生之间的互动。大学本科的头两年都要在寄宿学院度过。而大部分学生，整个4年都在学院中住宿。每个学院有一个住院的院长，叫“Master”。另外有若干住院的教授。许多教授的办公室，也不在本系，而在学院中。另外，各学院还安排“学院讨论班”，下午和晚间在学院举行，每班最多18人，写作讨论班则限制在15人。
学院甚至还专门设有英文辅导老师。学生写读书报告时对自己的英文没有把握，可以向这些辅导老师寻求帮助。各学院里，餐厅、健身房、教室、图书馆，样样设施俱全。总之，这样的学院远远超出大学宿舍的范畴，旨在为学生的知识、人格的发展提供一个全面的环境。毕业后素不相识的耶鲁校友如果碰面，大家第一句话常常就是：“你是哪个学院的？”如果碰巧是一个学院出身，就更是亲上加亲。一位在另一个小本科生学院威廉斯毕业的朋友告诉我：“我在那里碰到我后来的丈夫，度过了一生最好的时光。这是学校所希望的：学院塑造了你的一生。以后不管你活多久、走多远，学院永远是你的家。你对之有终生的忠诚。”
研究性大学和寄宿制学院，作为来源于德国和英国的两种不同的传统，共同塑造着19世纪末以来美国大学的发展。两者有互补性，也有冲突。在这种互补和冲突中，维持着大学教育的平衡发展。19世纪末以来，德国的高等教育在研究方面领先于世，以哥廷根大学为代表的德国大学，吸引着欧美各国的学子，挑战着牛津、剑桥的古典教育传统。有许多批评家——包括亚当·斯密和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指出，牛津、剑桥食古不化，似乎大学教育就是培养绅士，片面注重道德、品格、行为举止的训练，课程太窄，跟不上现实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甚至有人进一步推演：牛津、剑桥孕育的这种“绅士帝国主义”，使英国的精英缺乏实际技能，结果到了20世纪，英国被德国全面赶超。这样的绅士教育，导致了大英帝国的衰落。
但是，捍卫牛津、剑桥所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人指出，德国大学过分专业化，培养的是专门人才，却不是完整的人。20世纪德国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全部失败，而且有对犹太人进行种族大屠杀这样的恶行。人们常常感叹：德国人作为个体而言，才干出群，只要你看看近代德国培养的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就不能不惊叹德意志民族的创造力。但是，德国作为一个整体而言，表现一再令人失望。德意志民族缺乏盎格鲁-撒克逊民族那种自治的政治传统和天赋，频频走火入魔，把自己的才干变成破坏性的力量。这一现实，和其教育不无关系。相对而言，牛津、剑桥的传统培养的优秀公民和领袖，在关键时刻能够挺身而出，挽狂澜于即倒，奠定了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对世界的统治。甚至有人制造了英式教育的神话，认为当年的滑铁卢战役，就是那些在伊顿公学的运动场上训练出来的子弟打赢的。
其实，要解释这一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仅仅讨论牛津、剑桥是远远不够的。寄宿制的教育，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腊的城邦。在斯巴达，所有公民都要在俭朴的共同居室中长大。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特别强调，为培养城邦的统治阶层，即城邦的守护人，必须让他们集体在公共居室长大，甚至不能有私有财产，这样才能培养他们献身于公共事务的美德。实际上，皮博迪在设计格罗顿时，就特别参考斯巴达的原则。在这个美国头号贵族学校中，孩子们必须寄宿在窄小、荒秃、毫无隐私可言的小隔间中。淋浴必须是冷水。每周的零花钱最多为25美分，其中的5美分还必须捐献给星期天的宗教活动。所有孩子都必须进行严格的体育训练。
在皮博迪看来，这种斯巴达式的贫困、严酷的教育，培养孩子对集体的忠诚和献身精神，使他们有高度的公共责任感、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忍受痛苦的超常能力，在关键时刻堪当大任。这也难怪，1940年纳粹占领了法国时，当时已经当了美国总统的格罗顿毕业生罗斯福，充满敬畏之情地给自己的老校长皮博迪写信：“40多年前，你向我们谈起如何不要在长大成人后忘记男孩子时期的理想。这些格罗顿的理想，这些被你所教导的理想，我将努力永远不忘。你的话依然留在我心中，也留在几百位‘我们这些男孩子’的心中。”其实何止是罗斯福和格罗顿子弟，面临严峻的历史挑战，许多寄宿学校训练出来的富家子弟，如肯尼迪兄弟、老布什等，二话不说就慷慨出征，有的壮烈战死，活下来的许多人成为国家的领袖。
大学的寄宿制，实际上正是遵循这样的传统。学生通过集中住宿，培养共同的社会理想、公共责任、献身精神和未来领袖之间的凝聚力。这种寄宿学院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早已经脱离了当初造就盎格鲁-撒克逊的统治阶层的狭隘目标，越来越强调多种族、多阶层的聚合。但是，尽管受教育者的范围早已今非昔比、越来越多元化，寄宿制培养未来社会领袖的基本目标并没有改变。以大历史的目光看，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统治世界二百多年，至今仍然主宰美国的政治，还没有退出其全球领导地位的迹象，最多不过是把其统治集团的基盘扩大而已。这样的成就，和其教育能够成功地塑造一代又一代优秀的统治阶层不无关系。
我们片面强调研究性大学，忽视了寄宿学院制度，这不仅大大扭曲了美国大学的面貌和经验，而且对中国大学的发展有着极其有害的影响。当我们模仿这样一个被扭曲的样板时，大学就会片面耗资投入研究，置学生的教育而不顾。或者一味培养专家，忽视了培养未来社会领袖的责任，使得我们没有足够的人才来应付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变。实际上，中国的本科教育，比起博士教育来，更需要彻底的变革。像北大这样的精英大学，应该把目前的宿舍改造成师生共居、教育与生活混合的寄宿学院，免费或以低收费供大一大二的学生居住。在这两年中，大学的教育应该打破以系为中心的专业制，改成以学院为中心的通才教育，让学生在心灵、知识和身体上全面发展。只有那些具有强烈的公共责任、对社会的献身精神，富于远见，怀抱着高尚的道德目标和勇气的人，才能在没有前人经验可循的条件下，领导未来的中国完成伟大的转型。寄宿学院制，为培养这样的品性提供了有益的环境。在一个有“富不过三代”警世格言的国度，在高度的经济增长和前所未有的财富面前，我们的大学，更应该把培养未来领袖阶层的品格作为自己责无旁贷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