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肆意践踏我国东北领土，张学良义愤填膺，但蒋介石却不许他打回东北去。张学良多次劝蒋抗日，但屡屡遭到蒋介石的蛮横拒绝。张学良不得不含羞忍辱，背着“不抵抗”的罪名，遭到全国人民的唾骂。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不久，“一·二九”运动爆发，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出现新的高潮，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更加不得人心。此时，在西北地区担任围剿红军任务的东北军和西北军更加厌恶内战，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情的推动和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东北军、西北军领导人张学良、杨虎城开始与共产党发生联系，初步形成三方团结抗日的政治基础。
蒋介石对张、杨二人极不放心，于1936年12月4日飞往西安，向驻扎在西安的张、杨二人及所部施加压力，如不出动军队“剿共”，即将东北军、西北军分别调往安徽、福建。当西安1万多名学生举行要求抗日的示威游行时，蒋介石竟命令张学良以武力镇压手无寸铁、一心爱国的学生。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将领经商议后毅然决定以兵谏武力劝蒋抗日。
1936年12月12日凌晨两点钟，西安城外暮霭（ǎi）沉沉，夜色中，五十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在营长孙铭九的带领下，分乘两辆军用卡车，奔驰在西安通往临潼的公路上。凌晨4点多钟，卡车准时抵达华清池外。此时，担负外围警戒任务的东北军已将华清池秘密包围。卡车一路向院内开去。院门口的哨兵举手示意卡车接受检查。“冲过去！”孙铭九果断地下达命令。于是，司机猛地一踩油门，卡车直奔院内。哨兵立即鸣枪报警。蒋介石亲信侍卫听到枪声后，马上用手提机枪封锁了正面进入内院的通道。孙铭九眼见强攻不成，急中生智，带人悄悄地摸到假山后的小路，直接冲入五间厅。
冲进五间厅后，孙铭九直奔蒋介石的卧室。“砰”的一声，他踹开房门冲了进去，但卧室内空无一人，根本没有蒋介石的影子。孙铭九一愣，只见房间的衣架上挂着蒋介石的衣服和帽子，桌上放着他的假牙和公文包，被子零乱地摊在床上。孙铭九伸手一试，被子尚有余温。“他会不会已经跑了？赶紧打电话报告司令。”张学良一听，不禁也暗暗地吃了一惊，“检查委员长的座车，看他的座车还在不在。”张学良命令道。士兵检查了车库，报告说：“车库内的车一辆都不少。”“那好，这说明他不可能逃远，继续搜！”
不久，一名士兵报告说，在后墙下发现一只拖鞋。看来蒋介石是往骊山方向逃走的。于是，孙铭九带人直奔骊山。此时，天空已泛起了鱼肚白。顺着山坡，孙铭九一行搜到半山腰。此时，天已大亮。突然，一名士兵看到石头后有个人影晃了一下，随手就是一枪。卫队营长正想过去看个究竟，忽然听到有人喊：“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报告营长，是委员长！委员长在这里！”孙铭九赶紧飞奔至此，只见蒋介石光着头，赤着脚，穿着一件古铜色的睡袍，裹在一条白色的被单里，冻得直发抖。原来，当已经就寝的蒋介石听到枪声后，急忙爬墙逃到院外。紧张中，他跑丢了一只鞋，还摔痛了脊梁，跌破了脚，一路狼狈地往骊山爬，躲在一块卧鳖石后，被东北军抓个正着。
“你们是哪个部分的？”蒋介石不明底细，小心翼翼地问。“东北军。”孙铭九简单地答道。蒋介石一听是东北军，立即神气活现起来。“我是国家的领袖。我不去，叫你们副司令来！”孙铭九没有搭理他，强压怒火，示意几名战士架起蒋介石，不由分说地走下骊山。上午9点，汽车载着蒋介石驰向西安。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突然爆发，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南京政府却指责张、杨“犯上作乱、不忠不孝”。心怀鬼胎的何应钦欲取蒋而代之，所以，他根本不顾蒋介石的死活，力主讨伐。亲英美派的宋子文、宋美龄等人为营救蒋介石，积极寻求和平解决事变的途径。在这紧要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向困境中的张学良、杨虎城伸出了援助之手。1936年12月17日，周恩来肩负着中共中央的使命来到西安。通过谈判，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接受了中共抗日的六项协定。
12月25日下午4时许，张学良亲自护送蒋介石到达机场，准备一同返回南京。周恩来得知后，急忙赶去劝阻张学良不可莽撞行事，但是，为时已晚。看着蒋、张乘坐的飞机渐渐飞远，周恩来痛心疾首：“唉！张学良就是《连环套》那些旧戏看坏了。现在他不仅要摆队送天霸，还要负荆请罪！”结果，蒋介石一到南京，就扣留了张学良。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成为扭转时局的枢纽。它标志着十年内战的基本结束和国内和平局面的开始实现，并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创造了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