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大国双边关系之一。作为当今世界的重要两极、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两个常任理事国，中俄关系如何，直接地影响着当今世界的格局，影响着世界多极化的进程和形成什么样的国际新秩序；另一方面，中俄关系也受到当今世界格局的影响和制约。
中俄关系的顺利发展及其国内外背景
中俄关系是冷战结束后我国同世界几个大国的双边关系中发展最顺利，政治关系最密切的一对双边关系。这可以说是冷战结束后，中国外交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
5年多来的中俄关系，几乎可以说是年年迈出新步子，一步上一个台阶。
基础是苏联解体前就打下的。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华，两国从对抗走向和解，《中苏联合公报》宣布实现关系正常化。正如邓小平所说的，中苏关系“结束过去，开辟未来”。1991年5月，江泽民总书记访苏，双方签署了《中苏联合公报》，重申进一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而且签订了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苏国界东段协定》。这两次互访、两个联合公报，为中俄关系的顺利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苏联解体后的几天内，双方就在会谈纪要中确定以上述两个联合公报的基本原则作为中俄关系的指导原则，进一步发展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实现了从中苏关系向中俄关系的平稳过渡。此后，中俄关系迈过三个台阶，或说三个阶段。
1992年12月，叶利钦总统首次正式访华，中俄关系迈上一个新台阶。在此之前，中俄关系一开始有过短暂的停顿，俄罗斯实行了一边倒的亲西方外交，对华关系在俄对外关系中不处于最重要的地位；相应地中国方面由于两国关系前景不甚明朗，在政府工作报告外交工作部分中都未着重谈及中俄关系。叶利钦访华取得丰硕成果，标志着两国新型国家关系的确立。双方签署的两国“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中俄两国“相互视为友好国家”。双方还签订了24个协定和文件。李鹏总理称“此次访问把两国关系推向更高的水平”。叶利钦认为“访问使双边关系迈出了最重要的一步，并开辟了两国友好关系的新纪元”。
从1993年上半年开始，根据外交实践的经验教训和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俄罗斯政府不断对亲西方外交进行调整。在新确立的东西方兼顾的全方位外交政策中，提高中俄关系层次是俄罗斯政府的热切希望和反复申明的问题。1994年9月，江泽民主席正式访俄，使中俄关系又上了一个台阶，即提高到“新型的建设性伙伴关系”的新水平上。钱其琢外长在莫斯科记者招待会上说，这是一种既不对抗，又不结盟，不针对第三国的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互利合作的关系。双方还签署了《中俄两国首脑关于不将本国战略核武器瞄准对方的联合声明》、《中俄国界西段协定》。前者表明中俄真正结束了军事敌对状态，后者是继两国国界东段协定之后的另一个划界的重要文件，标志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几乎完全得到了解决，并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了。
1994年下半年，俄美两国开始发生争吵。12月，在美的支持下，北约制定了逐步接纳东欧新成员的决定，俄美关系渐疏，蜜月遂告结束。与此同时，中美关系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倒退。1996年4月，叶利钦总统第二次访华，标志着中俄关系进人一个新的阶段。中俄联合声明第一句话便是双方“宣布决心发展平等信任的、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同时，中国与俄、哈、吉、塔双方签订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规定双方部署在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互不进攻，不进行针对对方的军事演习；通报边境100公里纵深地区的重大军事活动情况，等等。过了一年，江泽民主席访问俄罗斯，发表的联合声明已不是一般地针对双方关系的问题，而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两个常任途事国就其“对国际社会所负的责任以及对重大国际问题所持的一致态度”而发表的联合声明。这可以说是从一个角度进一步说明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实际含义。中国与俄、哈、吉、塔双方还签订了边境地区裁军协定。协定规定中国与俄、哈、吉、塔双方将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裁减到与睦邻友好相适应的最低水平，使其只具有防御性；互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不谋求单方面的军事优势等内容。
回顾5年多来中俄关系的发展，可以看到其发展是比较顺利’是步步向前推进的。应该说当前的中俄关系是历史上最正常、最好的时期之一。如果与中国同美、日等大国近年双边关系的状况相比较，就更可以看到这一点。80年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中国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中美关系也在这个世界性大转折的年代发生了挫折，进人了低潮。美国一些人时时挥舞着“人权”的旗号，年年要在“最惠国待遇”问题上大作文章；到了1996年初，美国在台海危机中派两艘航空母舰驶向台湾海峡，使中美关系跌到建交以来的最低点。中日关系虽然没有像中美关系发生那么大的挫折，但也出现了一系列麻烦，特别是到1996年上半年，日本把对华经援、贷款与政治问题挂钩，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右翼组织挑起钓鱼每争端等严重问题，使两国关系也出现下滑的势头。
我们说中俄关系好于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是从什么意义上说的呢？诚然，5年多来中俄关系在各个领域都得到发展。比如在经贸方面，这几年就很有成绩。1992—1996年，年贸易额在50亿一77亿美元之间（从1992年到1996年，两国之间每年贸易额依次为58亿、77亿、50亿、55亿、68.5亿美元），甚至超过了中苏友好时期。但这个数字对于这两个大国来说，比起我国同其他一些经济关系密切的国家来，是不相称的。中俄两国政府首脑都有这种看法。如1996年，中俄之间贸易额为68.5亿美元，只占我国当年外贸总额的2.36%，同年，中韩、中美、中日贸易额分别达到约200亿、400亿、600亿美元。中俄关系的发展最重要的成果还是表现在政治上，是建立了这种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并在一些国际问题和双方有重大影响的国内问题上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和配合（如俄官方对我国的台湾问题、西藏问题、人权问题的态度；我国政府对车臣问题、北约东扩问题的表态等），特别更为实际的成果是中俄边界问题，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中国与哈、吉、塔的边界问题的合理、妥善的解决，加上这两年先后签订的边界地区军事领域信任协定和裁军协定，应该说是很了不起的历史成就。它对于中俄两国，对于国际关系都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中俄关系为什么能够顺利地发展起来？认真总结其原因，对于国际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和外交学都是十分重要的。简言之，这是因为双方在国内和国际关系中有许多共同的、比较一致的需要。
中俄双方都需要在长达4300公里的边界地区有一个和平安宁的环境，以便集中精力搞好国内的经济建设和改革，这是不必多加论证的。值得提出的是，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双方外交思维均有真正的重大变化：双方都承认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不应妨碍国家关系的正常发展，都承认必须尊重各国人民自主地选择自己国家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这是中苏（俄）联合公报中一再强调的观点。很难设想，假如双方中有一方仍坚持中苏大论战时期的外交思维，中俄关系能有今日？现在看来，这种新的外交思维还有必要上升为理论和世界观。搞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者就缺乏这种世界观，社会主义运动中持极左观点和立场的人，也缺乏这种科学世界观。
从国际关系上看，中俄双方都面临着某个大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压力，更有共同需要、共同的利益。这集中反映在1997年4月23日的联合声明上。这个联合声明同以往几个不同之处是它集中地申明双方在对重大国际问题上所持的一致态度，其中心之点是反对某个超级大国建立单极世界、独家领导世界、主宰世界事务的企图，反对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发展和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如果联系到1996年春中俄两国的国际环境（北约东扩声势咄咄逼人、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的签署、台海危机中美国的举动，等等），中俄确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实际含义就十分清楚了。
其实，国际舆论，包括俄国舆论在内，对此都是说得很明白的。
正确的选择合理的定位
中俄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双方在总结了几十年来两国关系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作出的合乎双方国家利益的正确选择，是中俄关系在当前国际格局之下的比较合理、适宜的定位，在十年八年之内，在一般情况下将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什么叫“重大变化”？这里是指两种情况：发展到结盟程度或发生冲突和对抗。这两种情况，在一般情况下，十年八年之内不会出现。
中俄关系为什么能够定格在当前的关系框架之内而不至于发生冲突和对抗呢？
从俄国国内因素来看，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第一，同中国保持睦邻友好的关系可以说是俄国主要政治势力的共识。俄国在对外政策方面曾有过很大分歧和争吵，但主要不表现在对华关系上；对中国问题看法也有过较大分歧，甚至是激烈的争论，但那是在对中国改革问题的看法上。叶利钦在第一次访华时曾对中国各界人士说必须同中国睦邻合作，这是一个在俄罗斯罕见的不引起任何怀疑的问题。”1993年4月，当俄两大政权机关矛盾十分尖锐之时，俄议长、当时作为政府反对派的代表人物哈斯布拉托夫对中国驻俄大使说：“无论俄罗斯的内外政策怎样变化，中国都将是我们的友好伙伴国家。”这些话都说得非常肯定，甚至有些绝对，但是几年来，俄政局动荡不定，内外政策不断调整，中俄关系确实经受住了考验，且步步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第二，即使俄民族主义再次升温’沙文主义再次显现，也将首先表现在对付来自西方的压力方面，表现在加快和加强独联体国家在各个领域的一体化的速度和力度上。中（苏）俄关系经过几十年的曲折发展，终于确立起今天这种合乎双方国家利益的新型关系，任何理智的政治家都会知道珍惜它、维护它。
第三，俄国不管谁上台主政，都面临着摆脱经济困境，恢复综合国力的严峻任务。恢复经济是任何当权者稳住其权力地位的第一需要。1997年上半年，俄国有的生产领域出现增长，多年来饱尝经济衰退之苦的叶利钦总统满怀信心地宣布俄国经济“已出现转机”，“停止了衰退”，“俄罗斯繁荣昌盛的日子为期不远了”。中央银行行长杜比宁就叶利钦发布卢布改值的命令说，这个命令“为1991一1997年这一经济阶段打上了句号”。但是，即便俄经济从现在起稳定地回升增长，要恢复到1990年的水平，重新崛起，没有10年以上时间恐怕是不行的。有人认为，俄对外政策（包括对华政策）的一个最大变数是其经济何时复兴的问题。此话有一定道理。我们当然不是说，一个繁荣富强的俄罗斯于世界的和平和安全不利，也不能简单认为俄国的大国沙文主义势力的增长将与其经济复兴成正比、同步发生，但没有疑问的是俄几年来的对外政策和外交姿态是同其经济困境和国力的衰退密切相关的，这是不言而喻的。
从国际格局来看，中俄关系的定位不能不涉及中美关系、中曰关系、美俄关系、日俄关系等大国关系。这并不是说，两国关系的改善必须以损害同第三国的关系作为代价，但中俄关系受到这些关系的影响和制约则是事实。这些关系的现状和近期内的发展趋势，使中俄双方没有理由不维持和不发展现在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中美之间、中日之间维持良好关系的因素在通常情况下还是大于冲突的因素。然而19%年春由于美国和日本的原因导致中美发生严重争执和摩擦、中日之间出现诸多麻烦，使中美关系、中日关系明显下滑。虽然有些矛盾有所缓解，但引起这些摩擦和麻烦的不少问题和因素现在依然存在，就是说，美国仍然可能（当然也可以避免）在人权问题、知识产权问题、台湾问题挑起事端，日本仍然可能（同样也可以避免）出现对华经援、贷款与政治问题挂钩，参拜靖国神社等事情。日美安保条约的重新定义更引起我国的警觉和担心。日方再三解释，决无针对中国之意，而我国国内学术界对此看法也不一致。可以认为这个日美安保条约体系的实质就是美国以他为主，拉着日本，同日本结伙，要在亚太地区起主导作用、领导作用。这是1996年4月克林顿总统在日美领导人就会谈结果举行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承认的。同这两个国家某些人竭力鼓噪的所谓“中国威胁论”联系起来看，其遏制中国的意图是清楚的。当然，这个体系对一心想走上军事大国道路的日本也许有一定的牵制作用。在中日美三国这种关系格局下，中国十分需要确立和维护同俄国这种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北边和西边安宁一些、放心一些，我们可以有更多的精力对付东边和南边可能发生的事情。
俄美关系、俄日关系的基本状况使俄国也需要，甚至更加需要同东边最大的邻国中国确立和维护这种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些年来俄日关系的基本问题是一个希望从对方获得经济上、技术上、资金上的援助，一个则希望要回北方四岛。后者想以收回领土作为交换条件，前者却不答应。尽管1996年春以来，俄日关系似有向积极方面发展的某种迹象。近传日从战略考虑要重新审视对俄政策，想在发展日俄经济关系中，避谈领土问题。不过’领土问题毕竟是日俄关系的症结，这个问题现在看不到解决的希望，甚至变得比90年代初更难解决，俄日关系看来难以有重大突破。俄美关系同中俄关系步步登上新的台阶形成了颇为鲜明的对照，这5年多可以说是步步走下坡路。从俄对美的政策来看，即从1992—1993年想建立战略同盟关系，到1994一1995年改为谋求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强调俄的大国地位和民族利益，对美国采取较强硬的政策，到普里马科夫任外长后又调整为平等伙伴关系，并把反对美国建立单极世界作为重要的外交目标，呈现了明显的阶段性的下滑趋势。这在颇大程度上说明俄外交主持者原来对美国之对俄政策的实质缺乏准确的判断。其实，美对俄，是既支持又担心，采取的是抑制的政策。支持俄进行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的改革；担心俄手中的核武器，担心俄建立独裁政权；希望俄弱而不乱，害怕俄的重新崛起。因此，对俄采取抑制和弱化的政策，尽量扩大其冷战的“胜利成果”，把俄从其“传统势力范围”推回去。北约东扩就是这一政策的最重要措施。美国的上述方针是不会自动改变的。所以美俄之间，既有妥协、甚至协作，又会不断发生摩擦和某种冲突。俄国急切地需要寻求在东方的战略协作伙伴。无疑，这种关系不是一时需要的权宜之计，而是以较长远的战略利益为出发点的，是当今世界基本格局下的一种正确的战略选择。
以上说明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中俄两国会定格在目前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框架之内，不会发生冲突对抗。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中俄关系也不会发展到结盟的程度。因为我国的外交指导思想是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结盟、不搞集团政治，顺应冷战后世界形势和国际关系发展的潮流，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这也是中俄两国的共识，在中俄联合声明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中俄结成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并不需要以疏远和损伤各自同美、日等西方国家的关系为前提，相反，中俄两国在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的同时，都在努力改善各自同美、日等西方国家的关系。一个基本问题是：不论是我国实现现代化，还是俄罗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都迫切需要美日等西方国家的合作和援助，无论是在资金、技术、贸易，还是经验、思想、人才培养方面都是如此。俄国将加人“七国集团”作为其外交的重要任务就很说明问题。这就决定了中俄关系发展的限度。冷战后的世界，许多国家在外交政策的操作中，普遍注意应用“平衡术”、“等距离外交”，这既是世界向多极化发展的体现，也是推动多极化发展的需要，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有利于世界和平、安全与稳定的好现象。
1996年下半年以来，经过双方的努力，中美关系有所改善，中日关系下滑的势头也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俄日关系一年多来也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俄美之间围绕北约东扩问题，摩擦和冲突颇为剧烈。但现在俄对美的抗争，同冷战时期是不同的。那时是两个超级大国争霸世界，现在是俄争取平等伙伴地位、争取维护大国地位，尽力维持、尽量减少失去传统势力范围的抗争，是处于守势者的抗争，不可能是全面的对抗。通俗地讲，现在中俄关系好于俄美关系，但美仍然是俄外交工作中的第一个重点。俄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卢金说：“如果我们‘嫉恨’美国，与中国结盟，成为反对美国的一极，那么就不会有现在的世界。这样做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好处。”有的俄国学者说得更直截了当，“中俄只是同路人，不是同盟者”，“事实上，俄中建立实质性的政治军事同盟的可能性极小，中国如果在台湾海峡和中国南海、东海发生军事冲突，俄也未必伸手相助。双方当前能够做到的是发展军事技术合作。”这话说得直率、具体，也很准确。
居安思危未雨绸繆
维护和发展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必须对妨碍中俄关系发展的消极因素有清醒认识并开展积极的工作。
中俄关系有今天，确实来之不易，它是中俄两国根据当前国际关系状况作出的合乎双方国家利益的战略选择，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确立，有必然性，而非偶然的；有其较好的客观基础，而不单是主观需要。但是，从珍惜、维护和发展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出发，必须居安思危，要清醒认识到，中俄关系的基石出也有其脆弱性的一面。如一些文章谈到的在中俄关系上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的不平衡，中央与地方的不平衡，便是这种脆弱性的表现。关于前者，中俄两国领导人已有共识，并拟定相应措施加强两国的经贸交流和合作，经过双方的积极努力，特别是重大合作项目的落实，也许可以预期2000年两国贸易额将达到200亿美元的目标。而俄国内某些地区与联邦政府的不谐音，如远东地区某些领导人对执行东部边界协定工作的干扰，那种看法、情绪和行为，在俄联邦政府态度明朗、措施得力的情况下，尚不至于造成什么后果，像这些年一样；反之，如果俄政局动荡，中央对地方缺乏必要的权威，则可能弓I起摩擦和局部的冲突，从而损害中俄良好关系的大局。这是中俄双方都必须重视的问题。
还有一种不平衡，姑且称之为“硬件”优于“软件”。前者。指公报、声明、协定；后者指舆论、思想认识等。中俄联合公报、联合声明、两个国界协定，中国和俄、哈、吉、塔双方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和边境地区裁军协定等，都是有重要意义的珍贵的历史文件；但是对后者，在政治多元和舆论多元的俄罗斯，从中央到一些地方，则存在某些不利于中俄发展友好关系的言论，如“人口扩张”论、“黄祸”论、“潜在威胁”论等，有些言论或对某种现象任意夸大，或无中生有，不负责任。这些言论对中俄友好关系发展的消极影响是不能小视的。这一个不平衡可以说比起前两个不平衡来，解决起来甚至是更难的。当然，只要中俄两国政府有清醒的认识，冷静的态度，通过积极慎重的工作，是可以有所好转的。
这几年中俄关系顺利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靠双方在对方配合之下，各自对来自本国的消极因素采取主动积极的态度加以克服和排除是个好办法，如中国之对待某些非法的、混乱无序的、损害消费者利益的贸易活动（俄方也有这种情况），俄国之对待远东地区出现的执行中俄东部边界协定过程中的小风波。
许多思想认识问题，则要通过双方各界各阶层人士广泛的互访、交流，沟通思想，增进相互了解和理解，增加共识，消除误解。这是冷战结束后越来越受推崇的各国之间文明的交往方式。实际上，当今世界不少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摩擦，并不能都简单地归结为国家和民族利益问题，有的是由于文化传统上的差异引起的分歧和纷争，因而加强对话，增进相互了解是非常重要的交往方式。各国之间，没有必要碰到不一致就拉开架式，表现出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的样子。
中俄两国人民之间，有传统的友谊，近半个世纪以来也有过近三十年的不愉快的关系史。两国文化传统、民族特性又有明显的差别。近十年来，来往增多了，相互了解和理解也增强了。然而，平心而论，不要说一般官员和平民百姓，就是中国的俄罗斯学家和俄国的汉学家，也不能说对于对象国的国情、历史传统、文化特点、国民心态都有深人的了解和真正的理解。不相互了解何以相互信任？比如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在中国人看来这近乎无稽之谈，但它在国外却有市场，就是在俄罗斯也有一些市场。这就反映了鼓吹者或轻信者，不是出于偏见和某种用心，就是对中国国家实力、文化传统、和平外交的诚意、永远不称霸的承诺的不知或知之甚少。这些问题就要靠增加交往和交流来解决。
必须看到现在中俄民间交往不如中日之间、中美之间。最大的困难是双方财力不足。但是，既然发展中俄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对于世界的和平安全和稳定、对于中俄两国国内建设和外交都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是重要的国家利益，就应该有必要的投入，加强“软件”的建设。要未雨绸缪，不要临渴掘井。
中俄两国已经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种新型的国家关系，又同哈、吉、塔一起创造了在边境地区增强军事领域的相互信任和裁减军事力量的模式，相信在克服和排除中俄关系的消极因素方面同样能够作出成绩。现在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已正式成立，这又是一个积极的步骤和措施。这个委员会将对于促进中俄友好关系，增加两国人民，特别是广大中青年之间的传统友谊和相互了解，加强彼此信任，巩固和扩大中俄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社会基础起到积极作用。人们有理由这么期待。
文章写至此，本想打住，忽然读到一篇报道，不得不再往下说几句。这篇报道说，俄外交国防政策委员会（俄总统有关国防和安全政策问题的最权威的直属智囊团）曾提出建议，主张不把原先的假想敌日本视为威胁，建议书还对日美修改防卫合作指针和日美安保体制作出了积极评价，提出在“中国的威胁日益增大”的过程中，俄有必要在亚太地区与日、韩、美三国建立安全合作关系，通过接近曰本确保在亚太的影响力。当然，作为咨询机关提出的一种政策建议，没有什么奇怪的，但此事（如果不假的话）说明，“中国威胁论”在俄罗斯，包括其政界上层，确有一定市场。持有此论者，一般是俄国的亲西方派。这些人看来尚未认真从这几年的事实中得出应有的结论。
由此我想到，假如2000年之后，亲西方派上台主政，中俄的良好关系会面临严峻的考验。作为一种可能，是必须考虑的。我们不能掉以轻心，还须进一步想到，假若十年八年之后，俄罗斯重新崛起，世界格局是否发生重大改变，中俄关系是否发生逆转？提出这个问题绝不是杞人忧天。作为中国人，我们真心实意地希望俄罗斯能尽快走出经济困境，走向繁荣富强。一个繁荣、富强、民主的俄罗斯，可能是维护世界稳定、安全、和平的重要力量。但这里有一个必要条件：这个国家必须把维护世界和平，反对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作为外交指导思想（自然不是停留在口头上）。人们的疑虑在于：俄国主要的政治势力是否都从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对外扩张造成的对国家毁灭性的恶果中得出教训？看来，一个民族千百年来形成的劣根性改起来是很不容易的。
有人也许会说，即使俄国重新崛起，大俄罗斯主义、扩张主义再次膨胀起来，其争雄称霸的矛头所向仍然是在西方，于中俄关系无损。那可不一定。中苏交恶的年代，不正是两个超级大国争霸天下的年代吗？诚然，时代不同了，但愿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都能顺应时代新潮流，摈弃“冷战思维”，树立外交新思维。冷战后几年来的事实说明，人们对冷战后国际格局的变化和外交思维的变化的估计，滞后与超前都是有害的。在中俄关系发展的远景（10年、15年之后）的预测上，过分乐观和过分悲观都是不利的。从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上说，宜提倡居安思危，未雨绸缪。
——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举办的“面向21世纪中国国际战略”研讨会上的发言（1997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