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对他们的头脑说话，要对他们的心说话。
——曼德拉狱中日记
纵观人类漫长的政治斗争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党派的成功或失败，一个主义的繁盛或消亡，往往不是由来自外界的压力所决定的。很多原本很有希望带领本民族走向统一和强盛的政党，往往都是在来自内部的斗争和消耗里分崩离析，令人扼腕不已。
派系林立，小团体众多的南非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和危机，而小小的罗本岛正是不缺活力但缺乏高效组织和领导的南非民权运动的缩影。在这样纷繁复杂的局势面前，曼德拉没有退缩，而是充分挖掘并完善了自己的领袖艺术，他用卓越的人格魅力与过人的智慧，一步步捋清头绪、穿针引线，最终团结了各方势力，为最后的成功积蓄了最重要的有生力量。
最初的困难来自索韦托暴动后的监狱抗议活动。曼德拉发起了一场对监狱权威的挑衅，他号召政治犯狱友们呼应外界的起义活动，表现得像一名合格的运动领导者，具体包括拒绝监狱的种种规定，拒绝在警卫面前排队，不允许警卫粗鲁地直呼他们的名字，等等。然而，这一号召并未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甚至还招来了激烈的反对。除了派系之间的明争暗斗之外，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渐渐宽松的监狱环境和漫长的牢狱生活里，狱友们渐渐被“体制化”了，这是一贯保持反叛精神和独立精神的曼德拉所没有预料到的。
但早已经历过无数次失败的曼德拉不以为意，他发现既然问题出在了精神层面，那就及时调整工作重心，将精力放在以文化为载体的精神建设上。当时，由于国内紧张局势和国外舆论压力，南非政府在监狱的管理上变得更加宽容和缓，曼德拉等人被允许学习大学课程和排演戏剧。曼德拉充分利用这点来之不易的自由，将解放运动的触角伸到被允许排练的每个剧本里。著名荒诞戏剧《等待戈多》被他们解读出“像那个流浪汉一样，怀着希望继续前进”的激励意义——这虽然并不十分契合原作的文学意义，却也算得上斗争时期的有趣尝试。
曼德拉还号召资历比较老的犯人为文化水平不高的人提供学习上的帮助，包括提供基础教育、开设研讨班、及时答疑解惑，等等。通过这类学习和沟通，狱友们又发生了比之前更为紧密的联系，这是思想和情感上的具体联结与共鸣，远比被一个宏大的口号所临时召集来得稳固和值得信赖。就这样，一个原本充满恐惧和麻木的炼狱岛被曼德拉和他最忠实的革命伙伴改造成了一个“思想碰撞与融合的大熔炉”。
惰于抗争的保守主义并非是曼德拉需要解决的唯一难题，有时激进主义的危害更加巨大。1981年，监狱里的年轻犯人受爱尔兰共和军成员鲍比·山茨的鼓动，发起了一场绝食抗议运动，目的是让监狱答应包括“允许孩子来探视”等一系列要求。要知道，监狱里的种种抗议都是带有风险的，风险的高低甚至关乎生死。这也是许多革命团体还未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就在无情镇压下灰飞烟灭的主要原因之一，那就是：用错误的方式去做正确的事。
曼德拉这时做了两件事：一是利用自己在年轻犯人中的威信，为他们提供善意的提醒和指导：“保证自己能活下去才是你们目前最重要的责任，先保护好自己，你们才有能力保护你们的人民，保护弱者。”二是同舟共济，在无法劝服狱友的前提下，和他们保持统一战线，参与到这场为期6天的抗议活动里——这对70多岁的曼德拉来说，决不是件轻松的事。最终，曼德拉的加入让狱方感受到了危机：如果曼德拉死在了罗本岛上，那南非当权政府将受到不小的舆论冲击，大规模的抗议甚至起义都有可能爆发。最终，狱方选择了妥协，答应了他们包括“允许年满3岁的小孩来监狱探视”等几份协议。
事实上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是危机四伏的，如果狱方最终不为所动，那可以预料的是，抗议者将付出惨重的代价，几条年轻而冲动的生命也许会在绝食或冲突中逝去，70多岁的曼德拉也很难保证自己的安全。然而，正是曼德拉一方面稳住了年轻犯人的情绪，保证他们不做出更加过激的行为，一方面挺身而出，与他们共进退，最终完成了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然，身先士卒的结果就是曼德拉在狱友中获得了更加崇高的声望。
除了对保守派的激励，以及对激进派的安抚，曼德拉还时常要解决“救世主”带来的分裂危机。无论发展到什么层级的党派团体，都免不了会出现几个自命不凡的“救世主”，然而这些自诩为“真命天子”的家伙常常拥有极强的煽动性，这就十分危险了。1977年被重新关到罗本岛的哈利·格瓦拉（并非古巴革命领导人切·格瓦拉，注意区分）就是其中之一。哈利·格瓦拉视自己为反抗南非资本主义力量的唯一代言人，他还强调：“意识形态的分歧是完全无法调和的！”这些错误的形式判断产生了激进的斗争理论和目标，哈利·格瓦拉和他的追随者们在罗本岛上挑起了激烈而广泛的辩论。曼德拉对这种紧张而日显刻薄的气氛感到担忧。他当然是鼓励自由讨论的，但这种对问题本身的讨论渐渐演变成了派系之间的争吵。于是，曼德拉再次利用自己的威信和人格魅力，在各大阵营里强调自律和隐忍的重要性，并以自己广博的智慧为每次辩论提供最为理性的参考意见……渐渐的，很多年轻犯人在曼德拉理智和情感的双重教育下最终冷静下来，让这场无谓的论战没有酿成更大的损失。
这些只是70年代中后期曼德拉展现自己领导艺术的众多案例里的一小部分，但我们不难看出，曼德拉在漫长的监禁岁月里不仅没有被驯服，反而以罗本岛为大本营和实验室，挖掘并完善了自己的领导才能。所以，在1981年向司法部提交的关于曼德拉状况的报告中，观察者指出：“毫无疑问，曼德拉具备成为南非第一领导人的所有素质！他的监狱生涯没有让他黯然失色，相反，这使得他更为强大！”虽然此时距离曼德拉出狱还有9年的光阴，但历史早已提前为他的“加冕”准备好了王冠与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