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者，尤其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的一贯政策，就是竭尽智谋，用尽手段，阻碍中国的统一。把中国造成割据的局面，在中国掀起长期的内乱，它们就可以为所欲为地攫取利益，实现其侵略与吞并的野心。它们仇视革命政权，必设法压迫之、打击之、破坏之，使其永远不能抬头，永远不能成功。一部中华民国史，写满耻辱，涂满血迹，无论翻开哪一页，都可以看见它们的幢幢鬼影。在这里，中国的军阀，被其挑拨离间，受其指使与操纵，做了它们最忠实的鹰犬。它们最初是愿意躲在它们背后的，借给款项，供给军火，支持他们的政治生命，使中国一步步入于其彀中。但一旦军阀统治地位发生动摇，军阀本身的力量不足以自存自卫的时候，它们就不惜把狰狞丑恶的面目完全揭露出来，亲自出马，给对方以破坏与打击，而使之消灭。日本帝国主义者已经在中国演出多次，郭松龄反戈讨奉之役，功败垂成，就是一个现成的实例。这次革命军北伐，全国振奋，节节胜利，眼看着军阀们已经一个个入于溃败灭亡之境。当革命军重新团结力量，继续北进的时候，于是田中内阁下令出兵，阻革命军北上。这回索性公然挑衅，不像破坏郭松龄那次的躲躲闪闪了，结果仍有十七年五月三日济南惨案的发生。
津浦沿线经过几次歼灭战，我方追奔逐北，使敌兵不能自足，都向黄河北岸败退。蒋先生到了山东，一连拍给我两三个电报，邀我到济南会见，商谈各项军政要事。我在动身前，把队伍略加调度，命石友三驻防洛阳，孙连仲、韩德元共驻潼关，其余各部仍旧。处置妥当，即乘火车赴约，到了徐州，忽然又接蒋先生一 电，说：“济南有事，请暂中止前来。”我不知道什么事，很是纳闷。车子停了，我细细想，若是发生兵变，蒋先生不致还有给我电报的余暇，若另有什么危险之事，则患难生死必当相共，我更无半途而返之理，乃令车子继续前行。到了泰安，打电话探问，方得到济南被日军占领的消息，又知道蒋先生和外交部长黄膺白先生此刻都在党家庄。既已明白这一确实情形，我益发觉得非去不可。我的左右都劝我听从蒋先生的电告，暂不前去。蒋先生那边接连打电话阻我前行，以为党家庄距济南太近，恐遭日本人不 测之祸。我都没有听从，令车子一直开到党家庄。在党家庄车站 一所清真寺里，我和蒋先生、黄膺白先生见面。这礼拜寺很高大，很洁净，平常日子无人进去，这天特意开了门，让我们入内坐谈。想不到这小地方有如此规模的建筑。当时蒙蒋先生、黄先生给我详谈这次事变的情形，知道我方各部已连得胜利，不觉心满意足， 有点懈怠疏忽。他们一进济南城，便忙着各去找乐儿，大官儿上大馆子请客，小官儿下小馆子喝酒，有的洗澡，有的买东西，有的各去闲逛。这些部队本很复杂，如此一来，弄得满街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秩序紊乱。这时日本兵已经陆续开到济南，就在街上向我们挑衅，两下发生了冲突。贺耀祖与方振武部拼死与日兵对战，一时战况很是激烈。
结果我们有一部分部队被日兵缴械，城中建筑有多处被毁，军政人员及百姓受害者颇多。最惨的是我们外交特派员蔡公时先生，被日本兵捕去，百般污辱，终于被凌迟而死。日本军阀的兽性，可谓发挥无余。蒋先生和黄膺白先生幸亏防范得周密，不然亦难免受险。
当下蒋先生问及我处置此事的意见。我说：
“对于这事，各人有各人的身份立场。以我一个革命军人的身份立场说，我主张不顾一切，拼命和日本鬼子干一干，马上给他一个反击，先把济南日兵消灭，让他认识认识中国的革命力量，不是可以随便欺侮的！我们革命，是为民族求自由，是为国家求独立，绝不能因为他的压迫，我们便放弃了革命。我说的是一个革命军人的本色话，至于为免军事冲突，从外交方面与他交涉的办法，也许较为妥稳；但这应该是策士或外交家的主张，我不应该提出来说。”
黄膺白先生接着说：“从实际着想，我们现在是不是有这个力量对日本开战呢？这是要考虑的。”
商量的结果，决定这回事件从外交方面着手办理。蒋先生暂回南京去主持一切；军事方面，各部队全交由我指挥，撇开济南的路线，继续北伐。
这天夜间，我和蒋先生、黄膺白先生同在车站旁露营。我们躺在地上，满怀悲愤的情绪，久久不得入梦。仰面观着天空，蓝如静海，上面缀满着闪闪的繁星。看见天空之大，宇宙之不可思议，觉得自身渺小，简直不如一只虫豸。我们谈了一会儿应付日寇的办法，又讨论一会儿北伐的战略，直至夜深，方始睡去。第二天一早，我就转回河南了。
我从开封到了新乡，接着又由新乡转到道口，心里说不出的难过。到各地都集合官兵，详谈济案经过，并作《五·三国耻歌》，印发各部习唱。随即在道口住下，与朱培德、陈调元、方振武、 孙良诚各部接头，当即下令各部向前挺进。他们接奉命令，有的立刻前进，有的却迟迟不前，好像让日本兵在济南闹了这一阵， 就不免有点心灰意沮，以前那种勇猛无前的精神已经丧失了似的。在平汉路上，自鹿钟麒攻破张学良以后，此刻韩复榘已经一直打到石家庄。想到阎百川先生曾关照我，彰德以北的事我不须管的话，我怕韩复榘继续前进，会引起误会，即致电令其停止待命，但须随时准备，以便于必要时可以迅速地进援山西部队。
我到道口不久，蒋先生在南京会议毕事，来电要来看我。我出道口相迎，乃在柳河晤面。他以人员更替的事征问我的意见，我说一切都请你主张；又商谈了一些军事问题，临走时他很诚恳地对我说：
“目前外交正在紧张的时候，我还得回南京去主持，所有队伍仍都归你指挥，我已经电令各部关照了。”
这时津浦线上张宗昌部队尚在德州附近，我方陈调元部正向此方前进，唯动作颇嫌迟缓。平汉线上，张学良部退到保定、正定之间。又第二次进攻晋阎，当初山西方面若早出兵，奉军绝不能到石家庄，将省却许多麻烦。可惜错过机会，致石家庄为奉军所据，及至韩复榘拿下石家庄，又关照我们不许过彰德，韩乃遵从命令，停兵不进。可是奉军二次进攻，势仍猛锐，山西方面虞有不支，又派人来请我出兵。我说遵守你们的约言，所以不敢出兵相助。来人说，这次是求援，以前的话不提了。我觉得与人相处，真不容易，只得令韩复榘前进，与奉军接触。张学良部队经不住左右夹击，遂即溃退。鹿、韩两部进驻南宫，津浦线也攻下沧州，直鲁各部溃不成军。张作霖看着大势已去，于六月二日夜间乘车逃出关外。张的行踪，沿路都有天津的无线电台报告。先说张作霖离开北平了，继说到了天津了，又说已经出关，接着就接到消息，说他到皇姑屯附近被炸而死，是日本人埋的炸弹。
张作霖分明是被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多年的鹰犬。这次为什么对他下此毒手？据说是日本要求张作霖履行二十一条，而张作霖没有践约之故。本来二十一条的提请履行，是那次日本代奉张攻击郭松龄的交换条件。及郭松龄既被乔装的日本兵消灭，日本即要张实践诺言。张当时含糊其辞，只说待到了北京而后实行；及至到了北京，张又借故推诱，迟延不肯践约。日本帝国主义虽不如愿，但还怀着希望。这次见奉张兵败出关，一蹶已难再振，看透他不但没有履行二十一条的诚信，事实上也没有履行的力量了。愤恨之余，便决心把他炸死。卖国媚外、甘为日本帝国主义鹰犬，
到头落得如此下场，恐怕张作霖到死都没料想到吧？
我得到张作霖炸死、奉军退出关外的信息后，忽然病倒了。浑身发烧，咳嗽头痛，上吐下泻，四肢无力，眼睛看东西一片模糊，两手麻木，连执笔写字也不能够，终天什么东西也吃不下肚，只是吃药发汗。热没退清，又忽受风，于是又得发汗，后来躺在床上，沉睡不醒，就连用手推大声喊我也不知道。有时偶尔一醒，眼睛总睁不开，随即又沉睡如故，宛如完全失了知觉一般。我想到我这次卧病的原因，实在就在张作霖和奉军身上。这长时期以来，我是不分日夜，无时无刻不在紧张与繁忙之中。生活又过于没有秩序，有时整日不吃饭，有时一顿吃八九个馒头，身体精神，早已到了疲惫不堪的地步。但因责任在身，大事来了，精神有所灌注，我仍然能够一天天照常工作，而不觉其疲殆。现在张作霖一死，奉军溃退，关内宣告统一，我这方面的任务已大半达成，千头万绪的心愿都化为乌有，于是紧张的身心立刻松弛，长时期日积月累下来的疲劳病因一时全部发作起来了。我这一病，整整地躺了六天不曾起床。后来多亏一位杨大夫懋代我诊治，才慢慢痊复。
病好之后，我接到孙二哥禹行去世的讣告，使我非常震惊。我整整哭了一天，而后开了一个追悼会，以表我的悲悼之忱。孙二哥一生致力革命，尤其在天津、在南口，直到随军西退，以至五原誓师，都与军阀殊死拼战，不稍妥协。现在张作霖已倒，革命大业刚刚见了曙光，他便溘然长逝了，连收复华北后的情形，他也不能亲见。他为人慷慨好义，有胆有识，爱国爱民的热忱，尤其叫人敬服。这样一位大有作为的人物，竟于此时逝世，真是令人伤痛！想着我们半生厚谊，想着多年同患难的经过，不由我越想越是难过。当开会之日，我一面讲话，一面哭泣，至三四个钟头之久，终于不支，晕倒了过去，抬入室中躺下，又复沉睡多日。
奉军既倒，关内军阀都已缩首敛翼，无所作为。为了处理这个新出现的统一之局，蒋先生特来北方，找我们商谈一切。我原准备到开封和他见面，不想正从郑州上车，车站附近忽然失火，弹药房亦被波及，爆炸声不绝，建筑被毁甚多，亦颇有死伤。军民忙着救火，刚刚把火扑灭，蒋先生即到郑州，同来的还有邵力子先生和宋美龄夫人。邵先生我们是旧识，蒋夫人那时还是第一次见面。
那次见面，我们谈话很多。记得蒋先生曾问及我对于军区问题的意见。我对这个问题本没有特别研究，当时只根据直感所及，说了几句，以为我国幅员广大，最好还划作几个军区，较为适合； 但每个军区亦不可太大。满清沿袭明制，多以两省为一军区单位， 如两广、闽浙、陕甘、两江等。民国以来每个军区亦不过五省， 此事可按实际情形斟酌定夺。我当时说话，毫无成见，只不过把个人意见随口谈出来，给他做个参考罢了。
从这里蒋先生前去石家庄与阎先生会见，我派马云亭与刘子云等二位陪着同行。回来，我们又在新乡与道口之间的一个车站上见面，谈及拟将河北省并北平，交给阎先生，征询我的意见，我回谈：
“只要军阀国贼铲除净尽了，我便已经十分满足。别的事怎么办都可以，还是请你酌夺吧。”
蒋先生因又请我驻军天津，因天津实为北方唯一重镇。我的意思以为革命告一段落，政治应使之真正统一，此时大家都当解除兵权，交归中央，同在政府中办点大事或小事，不可仍旧各霸一方，形成割据之局。且山西军驻河北，我们驻津，部属之间恐亦不易处得好，因此觉得不合适。这回商谈二三小时，所谈大致如此。
当时我从道口移到新乡，借住道清路段长的屋子，那房子有一个宽大的院落，养着不少的花草。我往常和外国朋友闲谈，他们总说中国只有村庄，不见花草，我告诉他们说，中国不是没有花草，中国的花草都是养在私人家里，不会种在公共的地方。他们对这种习俗，很觉奇怪。我也觉得这是自私的办法，实不合理， 因此我有意要在各处添设公共花园，以为社会倡导。这回我令手枪队将院外的大坑填平，将院中花草移植过去，在中间设一小型图书馆。又置办木马杠子等运动器具，以为平民游览憩息之所。后来邓哲熙亦在开封办设几处，只是数目还嫌太少。
从新乡我又移住百泉，其地在卫辉北门外，泉水甚多，故有此名。附近山有“啸台”，为晋代孙登读书讲学之址。又有邵康节先生的“安乐窝”，本地姓邵的很多，据说都是康节后人。西边有个邵公祠，现在还保存着。从邵公祠南行，有孙夏峰先生的祠堂。孙夏峰先生原是直隶容城人，因明末清初时曾在此间讲学，故立祠以为纪念。离祠堂不远的半山腰里，有个大坟，石碑上写着“饿夫墓”三字，我不知道来头，觉得奇怪，就向本地人探问原委。后来查阅志书，才知道，这所谓饿夫，名彭了凡，明末直隶黎县人。当满清入关之初，他与孙夏峰先生等几位志士结合，到处倡导反清复明的运动，曾发动几次义兵，都未成功。当最后一次失败后，彭先生便跑到此地来，找夏峰先生商议再度举义的大计，不知为了一个什么问题，彼此意见不能一致，斗起口来，彭先生便负气走了。夏峰先生以为一定是往他处活动去了。哪知过了几天，听说有人在半山腰里发现一具饿死的尸体，夏峰先生赶紧前去探看，原来便是那次负气出走的他的挚友彭了凡先生。当时抚尸痛哭，又不敢声张，即就尸体所在，掘土掩埋，并经立碑题字，以垂久远。我看了这段民族英雄的故事，心里不胜感动，曾作了一篇三百多字的墓序记其始末，即于墓旁崖石上勘刻，使这段可悲可泣的英雄志士的事迹不致泯灭。
百泉地方有一池子，周围约百步。池子东西各有一所祠堂：一是共姜祠，一是元相耶律楚材祠。耶律楚材是一个投降蒙古的汉奸，只因他为元相，力阻元兵虐杀，人民感激，乃立此祠纪念。我以为他虽然是个好汉奸，但毕竟是个汉奸，实在不配后世的奉祀，因此把他的牌位移到旁边去。这池子中心还有一个清辉阁，为乾隆时所建，阁前面有乾隆行宫，那阁子曾经徐世昌修葺，仍然完整（徐在此地有别墅）。距这里不远，有端方的坟墓。我写了一首纪念国耻的诗刻在亭内石柱上面。
百泉地方有几个特点：一是蝎子出奇的多，长达二三寸，俗名大青蝎，可作良药，每晚可捕到二三百头；二是池中产鱼甚丰，味道特别鲜美，想是水质好的缘故；三是每逢庙会，出卖药材的最多，都是在别处少见的。我在这里闲住着，每日游览读书，又办些零碎杂事。我在那乾隆行宫的废址，建筑了几所屋子，作为军政人员夏令会聚之所。后来韩复榘又用这屋子举办村治学院。袁世凯在这一带有不少的田产，我都把它充公，交给一位魏某负责改办苗圃，后来颇有成绩。地方随处都有泉源，掘地数尺，即得泉水，但百姓不知利用这种泉水来灌溉土地。我乃和梁式堂先生带着一团弟兄，查看地势，着手掘泉开渠，以为百姓讲求水利之倡导。
我在百泉正忙着督队掘渠，蒋先生来电报约我到郑州会晤。我到郑州的这天，蒋先生也到了，同来的还有吴稚晖先生等数位。下车后大家到候车室谈话，吴稚晖先生很高兴，说了许多妙趣横生的的话，他为革命两个字下一种通俗定义，说是：
“因为张作霖这些军阀的办法不好，所以我们起来打倒他们，我们来干。这可用八个字来说明，就是：你不好，打倒你，我来！”
我笑道：“这还不够，我给你补充一下好不好？”
“好的！好的！请你补充！”
我说：“你不好，打到你，我来。只是‘我来’不行，必须是‘我来干’，加一个干字；加了干字还不行，必须再加一个好字：‘我来干好。’我来了，不干不行，干不好也不行
我说完了，大家都哄堂大笑。
蒋先生这回是经过郑州、保定到北平去，当时他们约我同行，我因有事料理，须稍迟几天再去。这时韩复榘部队已到达北平，缴奉军鲍旅之械后已奉命由南苑退到望都（当时各路革命军云集北平，秩序颇乱，故令其退回待命）。同时又电阻鹿瑞伯军继续北进，鹿部也就暂驻正定、望都一带。
过了几天，我从郑州到保定，先到我的父母的坟上扫墓。坟上的树木都被砍伐，所立碑碣，都被挖倒，坟头也被挖了个大窟窿。这都是张作霖、吴佩孚干的事。他们于溃败之余，无由泄恨，竟迁怒于我父母的坟墓，真是心劳日拙，愚妄卑鄙之至了。听说他们当时本要把坟完全掘发的，幸亏本地思罗医院几位美籍朋友，看见他们的举动过于荒谬，激于义愤，一直跑到墓地对挖坟的人力争，末后说：“你们若定要扒这个坟，你们就先把我们打死！”经几位朋友这样的极力阻止，他们无可奈何，只好罢手。
从前唐朝郭子仪奉命转战边疆，立功回朝，家里祖坟亦被人掘坏。皇上和朝臣以及地方官吏都觉得对他抱疚，郭子仪道：“我带兵多年，转战各地，对部众定有约束不到、注意不周的时候，尤其挖沟筑垒，恐亦不免有损及人家坟墓之事，现在我家祖坟被掘，正是不足为奇的。”我想到这故事，以为自己连年对军阀作殊死战，此时父母之坟被人掘坏，亦正是应当的事。
我在坟上铺了点草，略加整理修葺，整整地在那儿住了三天。此时细思民国以来军阀官僚政治的主要弊病，就是秉政者尽力排除异己，不能开诚布公。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都是这个作风，结果贻误国家，祸害人民，造成数十年争权夺利的内乱之局。这一次北伐革命告一段落，我们万万不能再蹈此覆辙，必须真正地天下为公，真正地精诚团结，才有希望建造真正的三民主义的新国家。我把这番意思发出一个通电，吁请大家都交出兵权，使成真正直属国家的人民的武力，不可再有私人的军队存在。政府对于各军，须粮是粮，饷是饷，通盘筹划，一视同仁云云。
我在保定发出这个电报，因为病未复元，本想再住十天半月，藉稍养息； 只因蒋先生以及许多朋友都先后到达北平，一再来电促行，说已定好日期，在西山谒祭孙总理灵寝，我在保定即未久留，提前赶赴北平。我在北平西直门下车，许多朋友和军队都来欢迎。我自从民国十四年一月间离开北平，不觉三四年的光阴已经过去，这回转了一个大大的圈子，重又来到此地，眼看着卖国军阀已经打倒了，国民革命告一段落了。可是这个疮痍满目、积重难返的国家，是不是能够从此就走上轨道，循着三民主义的国策一天天向前发展迈进呢？……我一路走出车站，许多感想都涌上心来。
那天在西山碧云寺祭灵，蒋先生见总理遗容，哭得不能抬头。大家都不免百感交集，空气又是悲壮，又是严肃。蒋先生哭了很久，还不停止。我走上去如劝孝子一般，劝了多时，他始休泪。接着，我就到南口举行国民军联军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军政各界朋友多来致祭，一时人山人海。这时我仍呕吐腹泻，浑身发烧，早前的病都没有脱体。
当追悼会进行的时候，看见被收编的张作霖、孙传芳和张宗昌的部队，三里、五里，潮水似的向张家口宣化一直开去。我想如此粗心大意，假若他们有何动作，我们都会成为俘虏。那时大局方定，秩序甚乱，纪律亦弛，情形多如此类，把一种庄严肃穆的革命气氛也破坏了。
这时候我深感军人读书的重要，当北平攻下以后，我曾通令各级官长，重新努力读书，重新改造自己，乃购置新书数十大箱，其中史地书籍最多，分送各部，令以打仗精神来读书。有些人颇能接受此意；亦有人以为革命成功了，为何还要读书？我自己亦深感学识不足之苦，心心念念只想找个地方埋头读书。希望国内有个大学允许我做一个旁听学生，我的兴趣是在历史和文学方面，以为唯有读书是重要的事。要读书，必须入学校方才得益。可是许多朋友却说出种种理由，劝我不要作此打算。我的入校读书的计划既然不能实行，于是又想到欧美各国去看看、学学。当时立下决心，拟在美国和德国各住两年，俾可增长些见识，学些东西。可是朋友们又三番四次地劝阻，把我的计划完全打消。我想我当初若能径行其志，则今日必有一些长进，或有小助于国家。至今思之，尚觉悔恨。
接着便开汤山会议。
（完）附录一：
冯玉祥将军致李济深将军最后的一封信
任潮先生并转各位同志先生：
在几个月以前，拜读任潮先生大函，希望祥到欧洲并到苏联看看，几个月来，同苏联朋友商酌已经准许，此次出发，也费了很多周折，因为祥之护照，已经过期，小袁世凯，同美国资本主义的走狗，结合在一起，来压迫我们。
次数之多，不必说了。有一次，是我一位老朋友的儿子，在他们政府里做事，叫××××，事前，特别用了电话约好，说有要紧的事来谈，我预先请好了×××先生的夫人，×××女士做翻译，××××说：“中国回来的美国官吏，和传教士们，及美国政府里的报告说，‘小袁世凯’是贪污性成，而又无能，中国的民众，多数是痛恨他的，大多数的民众，都是盼望冯玉祥先生回国去收拾一切云云。我们美国政府是反对共产党的，是决不能给共产党合作的，只要你们不要共产党，我们美国政府，愿意帮你们的大忙，用钱用军火有的是。”我的回答是：“无论做什么事，天理人情不能不讲，你们说不要共产党，与我们没关系，孙中山先生手订的三大政策，是我们的标准，中山先生亲笔写的，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这是我们全国同胞的宝典，哪能随便更改？更改了这个，便是叛徒，况且，马绍尔在重庆促成的政治协商会议，共产党的人们是在座的，那是有文献可查考的，不能给喝醉酒一样，说没有那么回事。杜鲁门可以那么说，我们真正革
命的党徒，是有主义的，不能随便说话。”
×××× 说：“给你们六个月的时间，请你们民主人士考虑考虑……我们美国人，就是这个意见，只要你们不要共产党，我们就不要蒋介石，愿意帮助你们民主人士。”我们的回答：我们中国，有几千年的文化，不像美国，只是短短的一百多年，我们的哲学是：“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这是说明，全国的人民，工农大众，喜欢什么，我们说什么，喜欢什么，我们做什么。可是没有说过，天视自美国人视，天听自美国人听，美国人喜欢我们说什么，我们就说什么，美国人喜欢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那确确实实的，不单是三民主义的叛徒，并且是中国的卖国贼，你看我冯玉祥是做这些事的人吗？总而言之，谈了有一个半钟头的话，结果是不欢而散。
从那以后，又加上我在各处演讲，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还有许多公共的地方，我都特别指出，美国政府帮蒋多，中国人死得多，帮蒋少，中国人死得少，若不帮蒋，我们中国人就不会死。美国这种帮蒋的办法，是直接间接杀我们中国人民大众。有许多的进步分子，都以为我说的话非常正确，因此，蒋美合起来找国会的走狗周以德等，又找了办杂志的亨利鲁斯在各处反对我，他们写的东西也不少，蒋美双方花的宣传费听说很多。
因为种种原因，实在不能不离开美国。以祥的判断，美国正走法西斯的初步，压制黑人，随便杀，杀了无事，压制自由分子，随便抓起来下罪，对犹太人、红人、华侨，都是用非人的待遇。资本家的大亨们，把百分之九十八的报纸，全拿在他们手里，百分之九十九的杂志，各项刊物都是他们自己的工具，一句真话看不见，满篇满幅都是造谣言，毁谤工农大众。美国有十省闹大水灾，无人闻问，至少有两千万人没有房子住。不说别的，纽约有两毛五分钱可以躺在地下一个板上，睡三个钟头就轰出去的旅馆。真是穷的穷得要死，富的差不多半个国家都是他一个人的。每逢同黑人犹太人红人一切被压迫的人谈起来，都是咬牙切齿地痛恨美国的政府。美西有三十个大学反对援蒋，有四百几十位大学教授，反对援蒋，可是国会里，有几个坏小子，又做了蒋介石的干儿子，大唱非援蒋不可，援蒋就是扩充美国的基地。我们的华侨，一天在费城被抓了七八十个下监，说是因为赌博，许多华侨都不准带家眷来美国，这还拿中国人当人吗？三藩市附近，有一个小岛，那里经常有一二百中国人，都是一下船就抓起来的，如同坐监狱一样，几个月半年都不问。最近有个姓凌的，他的夫人带着子女，到了三藩市，因为要看婚书，姓凌的说，婚书在打仗时失落，就押到小岛十几天。他看见那里押着好几十位都是华人，并不许与外通消息，这不是侮辱中国人的人格是什么？每天在美国报纸上看见，就是儿子杀了父亲，女儿杀了母亲，妻子杀了丈夫，做父亲的把他三个孩子和妻子用手枪打死，又打死自己。那里轮奸了女学生，然后用枪打死。我仔细地数了一下，平均起来，每天杀爹的事，少不过两宗；杀母亲的事，少不过四宗；妻子杀丈夫的事，少不过八宗； 丈夫杀妻子的事，少不过十宗； 七十岁到八十岁的人，从八层楼上跳下来，摔死的，至少有两宗。这种人伦的大变，他们的国会、政府、社会就如同没看见一样，满不在意。
还有，十八九岁的男孩子，在街上打死十八九岁的女孩子，到处皆有，打听打听，为什么，报上登的也有，因为那女孩子跟别的男孩子跳舞，脸和脸相距太近了，那两个人一出来，这男孩子把两人都打死了，这种事情多的没法数。在美国，死人在他们看来如蚂蚁一样，光天化日之下，银行被抢了，走路的人被抢了，太多太多。我看，美国正预备第三次大战，不战还好，若真打起来，恐怕主张打仗的人们，要自己吃那个苦果。
我作了一首“小燕诗”抄下来，请你们指教，并请改正，如果可能的话，就在香港发表也好。
这次巧得很，坐的是苏联的船，她是得自德国的，很洁净很周到，七月三十一号午后六点开船，八月十号早五点进直布罗陀海峡。这船上有六七十位成年人，有二百多青年学生，船上的生活，真是整齐、安静、快乐、和气。没有一个人不在那里读书，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全是一样，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把人性全都改变了，处处是彼此相亲相爱，互相帮忙，看不见一个打吵的，看不见一个骂人的。你想，八岁的孩子到十八岁的孩子，二百几十个，若不是有一种良好的真理的人性的教育，怎么会有这样。
我上次坐船，由上海到三藩市，船上的人，打架的、打人的、 偷东西的、没有护照的。吃三顿饭，站三次队，每次都得半点多钟，那种情形，就是如同过荒领官粥喝一样，那种美国船太拿着中国人不当人了，要给我今天坐的船一比，那真是天渊之别。
地中海里，没有什么波浪，两三天后可到亚力山大港( 埃及)，这封信，是预备在亚力山大港发的，到莫斯科后，还要详细报告，有了一定的住地，再请给我回信。
前者寄的《我所认识的蒋介石》是寄给翦伯赞先生转请任潮先生指教的，那是一件铲蒋工作，希望能早日印出，或择要在报纸上发表为最好。
快二十天了，船上得不到各处的消息，请任潮先生找些华商报寄到莫斯科苏联外交部转交祥，一起能收到。特此恭祝
健康！许多位同志，女的男的老的少的，都请任潮先生代祥致恳切的敬意！
弟冯玉祥敬启
三七、八、十二日
亚力山大港寄
附录二：
冯玉祥先生遇难经过
李德全
一九四八年七月三十一日，我们终于冲破了美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在美特务分子的百般阻挠，搭乘苏联轮船“胜利号”离开了纽约。一行八人，除冯先生和我以外，还有我们的三个女孩，一个男孩，四女婿和赖亚力先生。
踏上了苏联的船，我们立刻感到是从一个罪恶的世界到了一个幸福的世界。剥削、残忍、假面具没有了，人们以坦白诚恳相见，互相照顾，互相帮助。饮食是丰盛的，夜间不是开音乐晚会便是放映电影，再不然便是在月光之下举行舞会。受压迫久了的我们，一旦解放，深受感动，自不足怪。冯先生的“小燕”诗，便是在这样心情之下写成的。
舟行半月，于八月十五日抵埃及北岸的亚历山大港，装载了一千五百返国的苏侨，把他们送到黑海东岸高加索的海口巴统。八月二十一日“胜利号”离开巴统横渡黑海，向着奥德萨港进发。第二天，风很大，下午一时许，船上负责放映电影的青年在四层底舱正在倒回几百卷放完的电影拷贝，由于倒时速度太快，摩擦起火，引燃所有的胶卷，火势凶猛，顺着木制楼梯很快就烧到各层的出口。这时浓烟冲腾而上，冯先生和我在舱房里正同我们的第五、第六两个女孩谈话，看见舱顶冒出的黑烟，六女十九岁的晓达便箭一般地向楼梯方向跑，被火焰卷去死难。冯先生随着离开舱房，我找着冯先生的大衣也跟着走进甬道。当时甬道黑暗无光，已充满了一氧化碳的气体，我虽听见冯先生呻吟的声音，只是窒息得说不出一句话来。因为火焰已把我的脸和左手燃烧，我就挣扎着返回房中，已昏迷不省人事。等我十八岁的男孩洪达冲进房中，将我背出才苏醒过来。接着赖先生、四女婿和我的孩子们又一齐跑去将冯先生从舱房救出，并立即施行人工呼吸，但因窒息时间太长，年岁较大，心脏衰弱，已无法挽救。这时全船已火焰弥漫，赖先生和孩子们强迫我下了救生艇。在此危急时期，苏联朋友自己虽也有些伤亡但仍奋不顾身，把冯先生的遗体，抱送小船上。这种负责忘私的精神，我是非常铭感的。岸上海运官员知道“胜利号”失火之后，立即派两艘军舰将遇难旅客运回奥德萨，并在半途将我和另外几个受伤客人用快艇送到克里米亚半岛上一个医院里疗养。我躺在病床上，仔细地想，冯先生的志愿是要回到解放区，参加人民民主革命，现在虽然不幸因为偶然的原因，不得实现，我也要把他的遗灰带回解放区来，以遂他的心愿。因此，我就决定将冯先生的遗体火葬。去年九月六日苏联政府派一架专机把我由医院接回莫斯科。第二天又派两架专机把冯先生遗体、赖先生和我的孩子们转到苏联首都。在飞机场举行了迎灵的仪式，并立即把冯先生遗体送到火葬场去。由苏联高级将领出席主持，并以隆重的陆军仪节举行了火葬。我当时伤势尚未痊愈，蒙苏联政府殷勤地招待我们，为我疗伤。苏联教育部并允许我的三个小孩和女婿在苏联免费求学。对我这种热心的同情和帮助，我衷心十分感谢。
为了参加革命，我抱着冯先生的骨灰，离开我的儿女，于去年十一月赶回祖国，我勉励要踏着冯先生的脚印完成他的遗志。我虽然自信半年多来的工作比我一生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使我兴奋，感觉生活得更有意义；但由于我过去五十多年都生活在落后的环境当中，使我学习得还不够快，进步得还不够迅速。今后我只有更加百倍地努力，在毛主席和中共的领导之下，为人民民主革命，为新民主义建设，尽一份小小的力量。我觉得这是纪念我敬爱的冯先生最好的方法。
( 本文写于一九四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