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四年一月,我从成都回到重庆,在中央纪念周报告献金经过。所有的中央委员和文武百官左一次、右一次地鼓起掌来,一会儿闭不住嘴地哈哈大笑,一会儿又咬牙切齿、摩拳擦掌地紧张起来。蒋介石在旁边坐着,好像很不痛快的样子。散会后,好多青年朋友拉着我的手说:“中央政府开会,这三四年里头没有像今天这种自然的快乐表现。已往无论开什么会,总是说:奉总裁谕……弄得大家觉得一点兴趣也没有,今天真算是第一次。”虽然大家对于我的献金运动都赞成,可是,蒋介石是不愿意我再去做节约献金救国的工作了。碰巧这时江津的第九中学校长请我去给他们的学生讲话,我借着这个机会又发动了各界的节约献金救国运动,在这里共发动献金一千三百多万。
县立中学有些高中三年级的女学生,被他们的先生领着来见我。这些女学生说:“我们正在发起大会献金和常年按月献金。因为我们没有到前方杀敌,我们总觉得对不住前方的父兄们,我们愿意在忙里抽暇,每人每月做一双军鞋,献给前方战士。冯先生你说可以不可以?”我说:“那可好了,我们前方的士兵穿的是草鞋,走不了三两次山坡,一双鞋就坏掉了;若有布鞋,不论如何,十天八天坏不了的。”那些女孩子听了我的话欢天喜地地回去了。第二天早晨报上登着她们发起献鞋大会,不到三天,全县女学生都响应了。她们献了几千双鞋,鞋里面两边都写上字,一边写的是:献给前方抗战将士;一边写的四川江津县某高中某姓敬献。这是多么切实新鲜的爱国举动呀!但蒋介石的特务到处破坏着说:“士兵们草鞋穿惯了,布鞋没有穿惯,只有老冯从前带的队伍是北方人才穿呢!”这种的破坏造谣是多么可笑啊!
此地军政部的监护队,把百姓的菜一拨拨了五六船,运到重庆去卖。民众们来对着我喊冤。又加上这些监护队的船靠在江津县河边上,那些士兵们进城来到戏园子来看戏,不买票。这城里的士兵把着戏园子,没有买票的人不叫进去,因此大吵起来。监护队的士兵吃了小亏,跑回去把步枪、机关枪都拿来,就在街上打了几个钟头,百姓打伤了二三十个,墙上打得满是机关枪眼。我来到这里,绅士都来告状。我问政府派人查过没有,县参议会的议长、副议长对我说:“我们打了电报到中央政府,政府查的人说:‘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冯先生,你看政府练的兵,自己打自己,把我们老百姓打伤好几十,还叫我们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我们真是没有看见过这种害国殃民的政府。”我把这件事马上打个电报给蒋介石。蒋介石回电说:“已派人去查去了。”江津县参议会的人们,没有一个不说蒋介石草菅人命。
江津县西边有个地方叫白沙,那里的大学和中学很多,献金的那一天很热闹。因为全是些青年学生,大多数都是由各地逃难来的青年学生,他们简直把所有的东西都献给国家。因为商会的人们不肯多出钱,学生们都跪下了,叫他们救国家不要只管自己。大公报写了一篇文章:“我们都跪下了”。就是铁石心肠的人,看了那篇文章也不会不落泪的,那是实实在在的事情。但是事后蒋介石的特务造谣言说:学生跪下是老冯设的法子压制商会的人。特务对商会的人说:“最好你们不要献金,看老冯有什么法子。”
我在这里看见一位东北青年姓王的,他听了我演讲之后来见我,说他有件很难过的事。他在一个中学念书,大家都吃不饱饭,要求校长改良伙食。他是个代表,说话多了,就说他是共产党,把他吊起来,左打,右打,叫他承认是共产党。他实在没有办法了,他问那位法官,说:“法官,假若你自己的儿子被人家无缘无故地这样地打,这样地吊着,你看见了心里难过不难过?”这位法官被他这一问,天良发现了,过了不久把姓王的释放了。现在,这位姓王的学生,在大学先修班读书,但伤痕仍然留在身上。他一面说着,一面把里头的小褂脱下叫我看他身上被鞭子打的疤痕。这个青年的背被我摸的时候,他的泪如雨下,痛心极了。他说:“我们把祖宗的坟墓丢在东三省,父母也抛在东三省,为了自己不肯当亡国奴,跑到四川来,要抗日,要救国。谁想到说一句话,就说我们是共产党,失踪的失踪,活埋的活埋,挨打的挨打,这真是黑暗到极点了。”
从江津县到合江县,这里有一位七十多岁的刘举人,对献金的事,帮了很多的忙。我把我在成都兵工厂做的钢铁戒指,带了一些来,这种戒指上面刻的有“献金救国”及“冯玉祥赠”等字。我向合江的百姓说明献一个金戒指即给一个钢戒指,人们为了留下一个抗战纪念的东西,所以献金很踊跃。
钢戒指的发动,乃是陶行知先生的儿子陶宏对我说,他在图书馆看书看见德法战争时,德国军费难办,就想出用钢铁戒指换金戒指和宝石戒指的事,五六百万只戒指也能值很多钱。到了一次大战之后,一个钢戒指就值十万、二十万元了,可见纪念的价值是很大的。江津合江的妇女把金戒指造成字,造成地图献给国家,她们真是热诚极了。
由合江到泸州,泸州比合江县大得多了,从前是个直隶州。这个直隶州有一段历史:在明初的时候,重庆和叙府、宜宾都争这一县。这里的县官以为无论归哪一边都要应酬,若直属成都,就为地方人民省许多款项。因此,州官就上了呈文到成都,说明这个道理,结果没有准。这位州官又直接奏明太祖朱洪武,想不到被明太祖怪罪下来,说这个县官不应当。这位县官觉得这一番好心不蒙采纳,反而受了申斥,他就跳江死了。全县的人民都闹起来,于是明太祖朱洪武才准了泸县改为直隶州。那城边有个庙就是死的那位县官的祠堂,每年二月、八月地方上的人都来祭祀他。可见为民谋福利的官吏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
我住在泸县城内的银行公会,房子盖得很好。住了两天,听到说前三四个月这个大屋子里住了二三百个新兵,带兵的官怕他们跑了,把门窗都替他们锁上,因为不通空气,把二三百人闷死在一个大客厅里。从此以后,这座房子没人住过。蒋介石的特务,以为这里一定有恶鬼,可以害人,于是出主意请我住银行公会,他们的用意是想我给鬼害死。我刚住的时候,一点也不知道,知道以后,也觉得很平安。害民、害兵的人,才觉得各处都是鬼;同兵民站在一起的人,什么都不怕!我听说闷死了二三百新兵,到底没人问就算完了。从这里可以看出,蒋介石对士兵连狗都不如。
泸县这里有美国的五位小军官,两个是陆军军官,三个是海军军官,都与空军有关系。他们请我到他们住的地方吃美国饭。为什么请我吃饭?原来当我在白沙献金的时候,一个美国陆军的小官到重庆美大使馆领他们五个人的饷,装在一个口袋里,坐在民生公司的船上,枕着口袋睡,睡着以后,口袋丢了,钱没有了。到了白沙下船,他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说,正在那里难过,碰见一位大学生。这位学生懂英文,军官把他丢钱的事向大学生说了。大学生说:“这件事若找冯玉祥将军可以替你办。”大学生就把这位美国军官领到我这里,说明他丢钱的事。我说:“美国人来到中国和日本鬼子作战,这是帮我们的忙。你在船上丢了钱,一定是中国人拿去的。中国人拿的,就如同我拿的一样,我来赔偿你,你也别着急。”我马上赔偿美国军官三万元,这美国军官很感谢也很诧异。后来,他对我说:“你是不是还要到泸州去?”我说:“去的。”他又说:“你到泸州时,请到我们这里,我要请你吃顿美国饭来答谢你的美意。”这就是他们今天请我吃饭的原因。
菜很好,头一杯是红色的番茄汁。我问他们:“你们从哪里来的这东西?”他们把罐头给我看,这是用飞机从美国运来的。由此可知他们的军队多讲究,连番茄汁都是用飞机运来的。其次是巧克力的饼,总之他们吃得很舒适。他们打仗的时候打仗,拼命的时候拼命,但国家要他们打仗拼命,也让他们的生活过得舒适。我们中国就大不同了,我们的士兵是过着牛马般的生活,永久是受苦的,可怜不可怜?
泸县这里每天都有喊冤的人来,状子递了一大堆,其中有一张状子上写着这样的一件惨事,大意说:姑嫂两位过沱江,船走到江当中,那边军政部监护队的官兵,砍了柴回来,也要过江,叫这小船开回去。驾船的人说:“我们已快到那边的岸,等回来再装你们的柴火。”兵们不听这一套就向着船开了枪。当时就把二十多岁的一位女人和一位十八九岁的女孩子都打死了,撑船的人跳下江去跑了。这件事发生以后,告状的人无论在哪里告,没有人管,因为地方县官都不敢惹军队。我马上把这件事连打两个电报给蒋介石。他回电说:“派人去查。”因为没有结果,我回到重庆的时候,又把那些状子当面给他,他还说是:“查查。”
在这里献金总数有五千多万,若不是蒋介石的特务从中破坏,就是两万万、三万万都不为难的。
从泸县到隆昌,这里是个小县,献金也不少。从隆昌再到内江,内江这个地方献金是五千多万。那时候正是华莱士副总统到了重庆,报纸上每天都登着献金的事。内江地方上的人,有的献地,还有学生把他的家产都献出来。有一个小女孩,是个穷孩子,没有钱献金,看见别的学生都为了救国来献金,她就用稻草打草鞋,一夜打了十几对,第二天早上拿到场上去卖,把那钱献给国家。她的眼因为一夜未睡觉打草鞋所以很红。有的老太婆把她祖母给她的银镯子都献了金。老绅士们说,你看这镯子都是黑绿色,这是她们一辈传一辈,在家切猪草染上的绿色。
内江献金完了,就到自贡市。上次曾路过这里一次,已经献了二百八十多万,也可说献金是由自贡市开始的。他们因为听说,别的小城都献了几千万,所以又请我到那里去献金。头一个献金多的就是余述怀先生,他献了一千万;接着就是王德谦先生,他也献一千多万。这里的人很好,献金也特别多。监务局的曾先生和刘市长都非常帮忙,结果献了一万万二千万元。这一下子震动了全国。假如不是有人破坏,这里的人民一定是甘心乐意献八万万、十万万。
从自贡市转到富顺,这是一个小县,这里献了金戒指一千二百多只、军鞋一万二千双、黄谷三万石,折合起钱仅次于自贡市。
从富顺到威远县,在威远住了四天。一天是主持慰劳抗属大会,一天是主持阵亡将士入祭忠烈祠大典,其余的时间是和地方上的朋友讨论献金的事。结果此地献金二千多万、布鞋一万双。我记得有一个朋友对我说,威远县的商会会长,去听我讲话,走到大门口,还对人说 :“无论说什么我是不献金的。”他并且告诉别人也不要献金。但是,他听了我两个钟头讲话以后,他流的眼泪把他的胸膛全部都湿了,他首先站起来说:“我拥护献金,要多献金。”由此可以证明,不把话说明白,就叫人出钱,那是不成的。
在威远我发起了官兵入忠烈祠的事。我问县长,这里出壮丁多少人?他说:“能查考出来的有九千八百多,阵亡报了来的有二百多。”我说:“为什么不把阵亡的官兵送到忠烈祠去呢?”县长说:“还没送齐。”我说:“前方正在打仗,怎会送齐呢?你赶紧把名单开出来,把木头牌位都油漆好,三天后我们送他们入忠烈祠。”县长说他马上去办,并且拿很大的黄纸找我写忠烈祠三个字。这里的忠烈祠是拿关岳庙改的。到了入忠烈祠那天,在大草场开会,到了一万多人,把所有的牌位放在三个亭子里,军乐队、民乐队、学生队都参加送牌位的典礼。当送牌位的队伍,经过大街,家家户户都烧香、点蜡,摆着祭桌,放着鞭炮。牌位入了祠堂之后,一位老先生说:“我的儿子叫什么什么名字,今天冯将军来把他送入忠烈祠里,我真是觉得光荣。从此我可以对得住我的祖先、我的子孙了。”
后来有一位空军将士的兄弟替他父亲致词说,他的兄弟在空中阵亡了,他父亲听见说,冯将军到这里要送他们入忠烈祠。他父亲因为有病不能来,叫他来代表,他们这个姓的人有两千多户,都觉得无限光荣,他们这一乡、这一县都觉得特别光荣。
散会时,每一位阵亡的家属,都送给他们米、棉花、猪肉、菜蔬和应用的东西,叫学生们抬着送到他们每个人的家中。就这一来,跑到我住的地方报告要去当兵的人,一会就有几十位。从此,也可以看出来,中国老百姓的良心里,有的是文天祥、史可法,若不发掘,那是无法看见的。因为有这样热烈的大会,蒋介石接连来了两个电报找我回到重庆。我见了蒋介石之后,详细去报告他这各种。
他虽然嘴里哼哼哼,可是能够看出来,他对于我所做的这些事是不感觉兴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