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重庆出发，到贵阳去督练第九十九军。经过四川省的綦江县，我看一位韩旅长带的队伍在半山坡上正在看单人教练。
在午前九点左右的时候，太阳光晒得很好，忽然间看见两个叫花子抬着一个木杠子，那是用两条破席头捆着的一个死人。抬死人的走得很快，但走到距我还有五六步远的地方，忽然像走错路一样，马上转弯向右边去了。
我说：“站住！放下！”问他们抬的是什么人？他们说是一位新兵死了，排长叫他们抬出来埋葬的。我问给了他们多少钱？他们说：“每人五角五。”问排长在哪里？他们说：“排长和团副正在上船，还有三十多个病人，有几个快要死了，也刚刚弄上船去。”
我叫位姓陈的副官快去把排长找回来，同时又找了县长、绅商及教育界的人们来。我问他们这个兵是从哪里来的，他们说是由贵阳来的，又问团副和排长他们把兵送到什么地方去？他们说把兵送到宜昌去。我问这个排长：“你们一个兵，死了给多少烧埋费呢？”他说：“十五元。”我问他：“你给叫花子一元钱，其余的做什么用？”这时排长说：“错了。”我对县长说：“可以不可以替这个故兵买一个棺材？”他说：“可以的。”这才重新把故兵装在棺材里掘好了坑，大家致祭之后把这个故兵埋葬了。
埋葬以后，我对各界的人们说：“死的青年是为抗战来的，还没有和日本鬼子打仗，在半路上就死去，这完全都是带兵的没有招呼好。今天我遇上这个事，我算做了兵的大孝子，县长做了二孝子。顶有意思的是这两个叫花子抬着故兵一直对着我来，否则我也就遇不见他了。”我想，也许是这个故兵的英魂使着他们到我这里来的。我希望綦江县各界的人民组织一个救济过境新兵委员会，替他们解决一切医药问题，或者其他的困难。我问綦江的绅士可以不可以？他们都说可以，而且他们都很愿意做，事后我把这件事情给蒋介石打个电报，请他通令各军注意，并且派人特别调查这个事情。
到了贵阳督练第九十九军。名称是第九十九军，实在只有一师人，而且这一军能到操的只有二百多人，也不知道蒋介石是吓日本人还是欺骗他自己。军长叫傅仲芳，他说他有一百多处勤务，出操不能有多少人出来。我对傅说：“云南若有事，你这队伍一定要开动，广西有事，你这队伍也会开动的，你应当用全力为作战才对。不然的话，哪一天要调动你这队伍作战，一定要吃大亏的。”我在大操场里教他们唱歌和几本问答书，处处都看出来非常的懈怠。也是过了不久，云南紧急，九十九军也调到云南作战，一见敌人都垮完了。傅仲芳撤差之后，过了好久，在中央训练团当大队长。我见着他，真是可惜得很，带着军队，不注重训练，不讲带兵规则，眼看着在那里等着失败，奇怪不奇怪！
从贵阳回到重庆，到宜昌，一面督练十八军的军队，一面奉令检阅宜昌的要塞。先提要塞，要塞是位姓蔡的叫蔡继伦负责任。修了很多小炮台，每个炮台存了三尺多深的水，炮放上去，看不见敌人，总而言之，完全不合用。蒋介石也派人来考察这项工程，听说有人给告发了。蔡继伦本是一位极不实在的人，他做过多少小事，不是诳骗，就是欺诈，这一回被人查实了，先下了监，后来查出他赚了很多的款子，被枪决了。本来这个人不能用的，不知道他买通了谁，把自己的命送掉了。
第十八军在宜昌的南岸深山中，我看过他们许多次战斗演练，比较三十六军和九十九军稍好一点。顶大的毛病是不注重精神教育，不注重战斗射击。此外还有个毛病，官长说的话，士兵听不懂，因为很多官长都是长江以南的口音，士兵则是长江以北各省的，官兵说的话，彼此不懂。平时还可，战时怎么办呢？只有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