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国民党喊出的口号是铲除苛捐杂税，结果呢，各处都是收税机关。有人说：“自蒋介石当政以来，只有放屁没有捐税，任何事情都有捐税。”我从成都回重庆，经过裘溪河，在那地方的茶馆里，用自己带的午饭。同我在一起检阅军队的朋友，文的武的一二十位，把我们的馒头篮子从车上拿下来，有鸡蛋弄咸菜汤，一个热汤一喝就成了。正在路南的茶馆里吃饭，看见路北的楼上，两个鬼鬼祟祟的人向我们这里看。我想一定有点缘故，就请跟我的赖秘书和一位副官看看是怎么一回事。他们查了之后来报告，那是一个税局子，楼上头的床上摆着鸦片烟盘子，两个人正在那里抽大烟，楼下桌子上摆着麻将牌，四个人正在打着。把他们收税的本子看看，本年的账都写得清清楚楚，每月的收入在二百八十元左右，每月开支总是二百九十六元。最多的薪水是四十元，其次十六元，又次十二元。这样看起来，收税机关是为谁而设的呢？他们的账目上收入二百八十多元，支出二百九十多元，是为国家的吗？还是为他们自己？一斤猪肉，一个鸡蛋，一块劈柴，一棵白菜都有税。这些税务人员，口口声声说他们穷，他们又能抽鸦片，又能打麻将。把他们叫到面前来看一看，都是面黄肌瘦像活鬼一样。我到他们的楼底下去看一看，墙上贴满了用红纸绿纸写的标语，如：“拥护蒋委员长”、“实行新生活”，我想蒋介石提倡的新生活大概都是如此。
像裘溪河这样的地方，在成都到重庆这一段路上总有几十处，若以全国计算，该有多少？像这样的收税机关不是有意养个臭虫来吸人血吗？还是别有意思呢？我问那收税的人员是怎么来的，他们理直气壮地异口同声地说：“我们是在最高机关买下来的。”我把这个情形，打一个电报给蒋介石。回到了重庆，又当面对他说了，随后又给他写了一封信。可是后来我知道，连半点也没有改革，这不是奇怪的事吗？
第二天我到白市驿去检阅军队。那里的团长拿着士兵的点名册给我看，前一个星期人数是足的，现在的人数每营都缺几十个。我问他什么缘故？团长回答说：“有些新兵从家里来，路上得走一二十天，故意地不给他们饱饭吃，饿得太厉害了。一来到这里，他们要尽量地吃饱饭，因此每连都有胀死的兵。这都是经医生检查过的。这不是故意害死人是什么？如果稍有人性，无论如何不能在路上把壮丁饿到这个样子。”这一位团长说的话非常诚恳，他把当时他这一团人的困难，一桩一桩地都说了出来，我觉得这样的团长还算是很少的。
由白市驿到铜梁，街上清清净净，没有什么人来往。我细细打听是什么缘故，有几个人都异口同声地说：“这里的县长，对于征兵的事满不在乎；到了这几天，上边来了命令，若是不把一千七百名壮丁交出来，马上把这位县长捕起来。于是县长急了，把城墙的要路口把住，无论是谁，只要看见就抓。学校的教员，店铺的老板，以及从这县过往的客人抓得干干净净。真是抓得路断人绝，谁也不敢出门了。现在已经凑够了一千五百人，按应当交的人数还少二百，因此这里成了看不见人的情形。”我们找了几位地方上的士绅来谈话，都是这样说。午后，都说县长换了。在蒋介石领导下的政治，就是这样，他做错了做坏了，就把他调一调，从这一县换到那一县。没有开一个会真正检讨他过去的错误，哪里做错了，姓什么，名什么，应该把他做错的缘故和情形，一一地告诉大家。或者在事情未出以前有一种事实的训练，也是好的。这两种办法都没有，所以出的乱子愈来愈多，人民大众的苦头也都就没有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