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 萧 红
胡 风 口述 梅 志 整理
萧红死去已四十余年了，今年又逢她七十岁诞辰。国内外的有心人士都在研究她，纪念她，发表了很多纪念文章，内中定有许多卓越的见解。可惜我不能亲自阅读。
回想起三十年代初，萧氏夫妇初到上海的情况，还是清晰在目的。
第一次鲁迅先生为我们安排了会见，在四马路小花园弄的梁园（河南菜馆）请客，目的是介绍我和别的朋友们与他们见面。可惜约我们赴约的信，被我的小姨子耽误了，她第二天才送来。这使我失去了与他们见面畅谈的机会，还让他们失望久等，我现在想起还感到对不起当时鲁迅先生的一片精心安排，他是要我带着妻子和初生的婴儿一同赴宴的。
不久我们在别的情况下，见面了。见到了这一对在遭敌人侵略的土地上用笔参加了民族革命斗争的青年夫妇，是令我高兴的。尤其是当时叫悄吟的后来的萧红，我觉得她很坦率真诚，还未脱女学生气，头上扎两条小辫，穿着很朴素，脚上还穿的球鞋呢，没有那时上海滩上的姑娘们的那种装腔作势之态。因此虽是初次见面，我对他们就不讲客套，可以说是一见如故了。
后来她将她的中篇小说给我看了，还告诉我它还没有名字，又希望我能为它写序，我当时谢辞了，要他们仍请鲁迅先生写。但是鲁迅先生和我闲谈时，也叫我写，说他一人写两本书的序不太好，也实在没什么好说的，你来一篇吧。我就答应了写一篇读后记。
读了这个中篇，我吃惊于作者对她所写的人物的敏锐感觉，用字的大胆和特殊的风格，这是一个有着发光的才华的未来女作家，我在后记里这样写了——
这是用钢戟向晴空一挥似的笔触，发着颤响，飘着光带，在女性作家里面不能不说是创见了。
然而，我并不是说作者没有她的短处或弱点。第一，对于题材的组织力不够，全篇显得是一些散漫的素描，感不到向着中心的发展，不能使读者得到应该能够得到的紧张的迫力。第二，在人物的描写里面，综合的想象的加工非常不够。个别地看来，她的人物都是活的，但每个人物的性格都不突出，不大普遍，不能明确地跳跃在读者的前面。第三，语法句法太特别了，有的是由于作者所表现的新鲜的意境，有的是由于被采用的方言，但多数却只是因为对于修辞的锤炼不够。我想，如果没有这几个弱点，这一篇不是以精致见长的史诗就会使读者感到更大的亲密，受到更强的感动吧。（《生死场》后记）
当时我这样写，并不是苛求。因为她是有能力克服这些短处和弱点的，作为一个朋友，我应尽的责任，就是向她说心里的真话。这在今天萧红热的浪潮中，当然不合时宜了。
他们的两本书《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为民族解放斗争增加了力量，也为我们左翼文艺工作带来了新的气息。由于是自费印的，发行很困难。我曾从鲁迅先生那里，十本二十本的拿去，由当时的左联工人文艺小组代为推销，将它们直接送到工人同志们的手里。说老实话，那时带着这么一大包不合法的书，如果遇上了巡捕（上海租界的警察）抄靶子（搜身），是有被捉将官里去的危险的。
萧红后来又写了许多短篇小说和散文，有些实在写得好，看得出在文字修辞和对人物性格的刻画方面，有很大的进步。我常常忍不住在萧军面前夸萧红。我说：“她在创作才能上可比你高，她写的人物是从生活里提炼出来的，活生生的，不管是悲是喜都能使我们产生共鸣，好像我们都很熟悉似的。而你可能写得比她深刻，但常常是没有她的动人。你是以用功和刻苦，达到艺术的高度，而她可是凭个人感受和天才在创作……”一向非常骄傲专横的萧军，在这方面他是完全承认了的。只不好意思地笑笑说：“我也是重视她的创作才能的，但她可少不了我的帮助。……”这时萧红多半很委屈地撇撇嘴。
这两本书出来后，销售很好，他们就成了名作家了。卖稿不成问题，还有人拉拢捧场。这时生活好了，不用发愁了，同时也滋生了高傲情绪。尤其是在他们夫妇之间，我感到反而没有患难与共时那么融洽那么相爱了。
“八一三”上海沦陷后，我们相继到了武汉。当时我创办了《七月》文艺半月刊，他们很乐意帮助我，成为同人之一。不过在这种火热的抗日斗争时期，他们一下子还无法投入进去似的，未能写出反映这一斗争的令人满意的作品。他们自己可能也感到了，就答应到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去教书和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我当时是十分希望并祝愿他们能获得双丰收，为革命文艺和抗日战争贡献出力量！
第二年初夏她回武汉了。而伴同她回来的可是和她并不相投、还很看不起的T。当她告诉我已和萧军分离了，我不吃惊，认为她这样做是迟早的问题。我向她说：“作为一个女人，你在精神上受了屈辱，你有权这样做，这是你坚强的表现。我们做朋友的为你能摆脱精神上的痛苦是感到高兴的。但又何必这样快？你冷静一下不更好吗？”
我坦率地说出了我的意见，可能伤了她的自尊心，尤其使那个T不高兴。这样我们就显得疏远了。
在重庆我们又再见，她还常来看我们，如果是她一个人来，我们谈得很好，如果遇见的是他们两个人，就显得无话可说似的。可能是我不愿说，她不敢随便说。
有一次她一个人来家看我，我不在。我妻子将萧军新近寄来的新婚照片给她看了。她看后好半天没有说话，看去这在感情上对她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她没有等我，就匆匆地走了。后来我们虽同住在北碚乡下，我只听靳以告诉我她在生活方面的一些不愉快的情况，但她一直未来看过我。可能与这照片有关，她把我看做是萧军同党了吧。
她忽然没有告诉任何人，随T乘飞机去香港了。她为什么要离开当时抗日的大后方？她为什么要离开这儿许多熟悉的朋友和人民群众，而要到一个她不熟悉的、陌生的、言语不通的地方去？我不知道，我想也没有人能知道他们的目的和打算吧？这样她就和内地远离了，她的情况我们也无法知道了。
选自《萧萧落红》，季红真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