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安》
—聂绀弩回忆萧红
聂绀弩
何人绘得萧红影
望断青天一缕霞
——西青散记
“飞吧，萧红！你要像一只大鹏金翅鸟，飞得高，飞得远，在天空翱翔，自在，谁也捉不住你。你不是人间笼子里的食客，而且，你已经飞过了。当你在黄昏的雪的市街上，缩瑟地走着的时候，你的弟弟跟在后面喊：
‘姊姊，回去吧，这外面多冷呵！’
‘哦，你别送我了！’你说。
‘是回去的时候了，家里人都在盼望你的音讯咧！’
‘弟弟，你的学校要关门了！
不管弟弟，不管家人，你飞过了！今天你还要飞，要飞得更高，更远……”
“你知道吗？我是个女性。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而且多么讨厌呵，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不是勇敢，倒是怯懦，是在长期的无助的牺牲状态中养成的自甘牺牲的惰性。我知道，可是我还是免不了想：我算什么呢？屈辱算什么呢？灾难算什么呢？甚至死算什么呢？我不明白，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两个，是这样想的是呢，还是那样想的是。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
朦胧的月色布满着西安的正北路，萧红，穿着酱色的旧棉袄，外披黑色小外套，毡帽歪在一边。夜风吹动帽外的长发。她一面走，一面用手里的小竹棍儿敲那路边的电线杆子和街树。她心里不宁静，说话似乎心不在焉的样子，走路也一跳一跳的。脸白得跟月色一样。她对我讲了许多话，她说：
“我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同志，又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我不知你们男子为什么那样大的脾气，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妻子做出气包，为什么要对妻子不忠实！忍受屈辱，已经太久了……”
接着又谈一些和萧军共同生活的一些实况，谈萧军在上海和别人恋爱的经过……我虽一鳞片爪地早有所闻，却没有问过他们，今天她谈起，在我，还大半是新闻。
在临汾分手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们之间谈过一些什么话，表面上，都当做一种暂别，我们本来都说是到运城去玩玩的，萧军的兴趣不高，就让他留下了。一个夜晚，萧军送我、萧红、丁玲、塞克、D·M到车站，快开车的时候，萧军和我单独在月台上踱了好一会。
“时局紧张得很，”他说：“临汾是守不住的，你们这回一去，大概不会回来了。爽兴就跟丁玲一道过河去吧！这学校（民大）太乱七八糟了，值不得留恋。”
“那么你呢？”
“我不要紧。我的身体比你们好，苦也吃得，仗也打得。我要到五台去。但是不要告诉萧红。”
“那么萧红呢？”
“哦，萧红和你最好，你要照顾她，她在处世方面，简直什么也不懂，很容易吃亏上当的。”
“以后你们……”
“她单纯、淳厚、倔犟、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
“怎么，你们要……”
“别大惊小怪！我说过，我爱她；就是说我可以迁就。不过这是痛苦的，她也会痛苦，但是如果她不先说和我分手，我们永远是夫妇，我决不先抛弃她！”
我听了为之怃然了好久，我至少是希望他们的生活美满的。当时，还以为只有萧军蓄有离意，今天听见萧红诉述她的屈辱，才知道她也跟萧军一样，临汾之别，大概彼此都明白是永久的了。
我们在马路上来回地走，随意地谈。她说的多，我说的少。最后，她说：
“我有一件事要拜托你！”
随即举起手里的小竹棍儿给我看：“这，你以为好玩吗？”那是一根二尺多长，二十几节的软棍儿，只有小指头那么粗。她说过，是在杭州买的，带着已经一两年了。“今天，D·M要我送给他，我答应明天再讲。明天，我打算放在箱子里，却对他说是送给你了，如果他问起，你就承认有这回事行吗？”
我不假思索地答应了她。我知道她是讨厌D·M的，她常说他是胆小鬼，势利鬼，马屁鬼，一天到晚在那里装腔作势的。可是马上想到，这几天，D·M似乎没有放松每一个接近她的机会，莫非他在向她进攻吗？我想起萧军的嘱托。我说：
“飞吧，萧红！记得爱罗先诃童话里的几句话吗：‘不要往下看，下面是奴隶的死所！’……”
她的答话，似乎没有完全懂得我的意思。当然，也许是我没有完全懂得她的意思。
在西安过的日子太久了，什么事都没有，完全是空白的日子！日寇占领了风陵渡，随时有过河的可能，又经常隔河用炮轰潼关，陇海路的交通断绝了，我们没有法子回武汉。这时候，丁玲约我同她到延安去打一转。反正闲着无聊，就到延安去看看吧。一连几天都和丁玲在一块接洽关于车子的事情。没有机会与萧红谈什么。
临行的前一天傍晚，在马路上碰见萧红。
“你吃过晚饭没有？”她问。
“没有。正想去吃。你呢？”
“我吃过了，但是我请你。”
“那又何必呢？”
“我要请你，今晚，我一定要请！”
进饭馆后，她替我要两样菜，都是我爱吃的。并且要了酒。她不吃，也不喝，隔着桌子望着我。
“萧红，一同到延安去吧！”
“我不想去。”
“为什么？说不定会在那里碰见萧军。”
“不会的。他的性格不会去，我猜他到别的什么地方打游击去了。”
吃饭的时候，我没有说话，她也不说话，只默默地望着，目不转睛地望着，好像窥伺她的久别了的兄弟姊妹是不是还和旧时一样健饭似的。在我的记忆里，这是她最后一次和我只有两人坐在馆子里，最后一次含情地望着我。我记得清清楚楚，好像她现在还那样望着我似的。我吃了满满的三碗饭。
“要是我有事情对不住你，你肯原谅我吗？”出了馆子后，她说。
“你怎么会有事对不住我呢？”
“我是说你肯吗？”
“没有你的事，我不肯原谅的。”
“那个小竹棍儿的事，D·M没有问你吧？”
“没有。”
“刚才，我已经送给他了。”
“怎么，送给他了！”我感到一个不好的预兆，“你没有说已先送给我了吗？”
“说过，他坏，他晓得我说谎。”
沉默了一会儿，我说：
“那小棍儿只是一根小棍儿，它不象征着旁的什么吧？”
“你想到哪里去了？”她把头望着别处，“早告诉过你，我怎样讨厌谁？”
“你说过，你有自我牺牲精神！”
“怎么谈得上呢？那是在谈萧军的时候。”
“萧军说你没有处事经验。”
“在要紧的事上，我有！”
但是那声音在发颤。
“萧红，你是《生死场》的作者，是《商市街》的作者，你要想到自己的文学上的地位，你要向上飞，飞得越高越远越好……”
第二天启行，在人丛中，我向萧红做着飞的姿势，又用手指天空，她会心地笑着点头。
半月后，我和丁玲从延安转来，当中多了一个萧军。他在到五台去的中途折到延安，我们碰着了。一到××中（我们的住处）的院子里，就有丁玲的团员喊：“主任回来了！”萧红和D·M一同从丁的房里出来，一看见萧军，两人都愣了一下。D·M就赶来和萧军拥抱，但神色一望而知，含着畏惧、惭愧，“啊，这一下可糟了！”等复杂的意义。我刚走进我的房，D·M连忙赶过来，拿起刷子跟我刷衣服上的尘土。他低着头说：“辛苦了！”我听见的却是，“如果闹什么事，你要帮帮忙！”我知道，比看见一切还要清楚地知道：那大鹏金翅鸟，被她的自我牺牲精神所累，从天空，一个跟斗栽到“奴隶的死所”上了！
1946年1月20日渝
选自《新华日报》重庆，1946年1月22日
父女恳谈录①
萧 耘
一、她的文笔如秋叶上的露珠般晶莹剔透
“萧红的感情有时极为细微”，父亲讲道，“她爱我便常常关心得太多——这使得我这个流浪汉式‘大兵’出身的人很不舒服，以至厌烦。比如她不让我夜间吃夜宵，说这习惯不符合生理卫生啦……吃一个鸡蛋不够要吃两个啦……喜欢睡硬枕头容易伤害脑神经啦必须改正啦……等等等等，而我从小就枕惯了瓦筒和木段段！这也是我们常常闹小矛盾的原因之一。我是一个不愿可怜自己的人，也就不愿别人‘可怜’我！在萧红看来，我这也许就是‘好心当成了驴肝肺！’不知好歹吧？！也许伤害了她的一片爱心……”
“都说女人的心思难捉摸，要我看，男人的心思也很让人猜不透。你对他好吧他说你太烦管头管脚的，你随他去吧他又说你不知道温存……”我瞥着信口嘟哝了一句。父亲翻了我一眼，继续着他的观点：
“萧红是一个时常需要人给予鼓励和打气的人，有时候还表现出一种孩子气的天真和无忌、单纯、倔犟和淳厚。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在她的身上没有妻性，所有的只是母性和女性。因为爱她就是说我可以迁就。我像对一个孩子似的对她“保护”惯了，而我也很习惯于以一个“保护者”自居，为她遮风挡雨、奔东奔西……尽量使她生活得快活、安定，这使我感到光荣和骄傲！”
“萧红曾这样讲过：灵魂太细微的人同时也一定渺小，所以我并不崇敬我自己，我崇敬粗大的、宽宏的…… ”
“我的灵魂比她当然要粗大、宽宏一些。她虽然‘崇敬’，但我以为她并不‘爱’具有这样灵魂的人。相反的，她会感到‘这样的灵魂’伤害到她的灵魂的自尊。 因此，她可能还憎恨它，最终要逃开它。她詈骂我是具有‘强盗’一般灵魂的人！这确是深深地伤害了我——而如果我没有类于这样的灵魂，恐怕她是不会得救的！一个连树叶落下来全怕砸到自己头上那种绝对利己的所谓‘老鼠’一般的‘人’，是不会冒着任何可见的损害和危险而去救别人的——虽然敢于杀人的人，不一定就是肯于救人的人！”
“后来，当萧红给她的朋友李洁吾看了我的照片，李断定我是‘很厉害的人物，并且很有魄力……’时，她很替我高兴！但我知道，萧红她也不真正欣赏我这个‘厉害’而‘很有魄力’的人物，而我也并不喜欢她那样多愁善感、心高气傲、孤芳自赏、体弱力薄……的人。这是历史的错误！历史又做了见证。终于各走各的路， 各自去寻找自己所要寻找的人！”
”当然，萧红作为一个六年文学上的伙伴和战友，我怀念她；作为一个有才能、有成就、有影响……的作家，不幸短命而死，我惋惜她；如果从‘妻子’意义来衡量，她离开我并没有什么‘遗憾’之情！也可以这样说：在文学事业上，她是个胜利者；在个人生活意志上，她是个弱者、失败者、悲剧者……”
“在于我，主导思想是喜爱‘恃强’，而她是过度‘自尊’。因此，我是不能具有像托尔斯泰那样‘基督徒’式的谦卑，说‘一切都是我不好’；我也不能责备或诬枉已故之人，说一切都是她不好，这是有悖于一个作为‘人’的动物起码的品质和道德的！”
“尽管萧红在临终之前曾说过这样的话——‘若是萧军在四川，我打一个电报给他，请他接我出去，他一定会来接我的！……’但是，即使我得知了。我又有什么办法呢？那时，她在香港，我却在延安……不过，有她这一句话也就够了，说明她还是很明白我的为人。”
所以使我感动的是尽管他们已经分开了多年，可是在人们的观念上还是认为他们没离开！对于萧红的事父亲也就尽心尽力，因为这不属于是“她”或“他”个人的事。
他告诉我，评价一个作家不能像有些人单纯从生活枝节去评，而性格也不是决定一切的标准，关键还是要从作品来看：
“如果说我的作品是‘力’的文学，她的作品就是‘情’的文学，打个比方说——月亮也能给人光亮、清澈的感觉，但是缺乏一种热力。萧红的作品最终的结果是给人一种消极的阴暗的感觉，对人生是‘失败主义’，就像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一样。她的作品缺乏阳刚之气，缺乏一种斗争的、积极的生存力量。这和她的性格也有关，她很忧郁，像是一支小提琴演奏的一首小夜曲——萧红的文学写作生涯仅仅十年，为我国文学事业——无论是质或量、社会意义、艺术造诣——都留下了不能抹煞、不可磨灭的业绩。应该严肃地、认真地进行一项研究和探讨工作，我是赞成的。但是对一个作家的评价是应该从他（或她）的具体作品的效果和意义而衡量、而产生的，而不是别的什么‘属性’。因此，我建议你们对她的‘作品本身’多做具体的深入，系统地分析，全面地综合……而获得一个相应的结论，来启示读者、教育读者……正如你说的那样，萧红是一位很值得研究的作家，无论她的作品还是她的人生。而对于她生活方面的一些琐事不必过多注意，过多探求……否则将会遇到一些难于通过的‘死角’，这是无益而浪费精力的事。她是消极的浪漫主义、唯美主义、个人主义结合的混合体，‘唯美主义’就是只是以‘美’为前提，一切都不管，具体产生了什么效果她也没去注意和考虑。”
“萧红拥有那么多的读者与她英年早逝大家痛惜她的才能而同情她有很大的关系吧？”我问。
父亲回答道：“这只是一个原因。主要是她的文笔是超脱的、不俗的，如同秋季草叶上的露珠那样晶莹与剔透……在读者中类似于她那样心理的男人、女人也不少哩！”
无意中我发现喜欢萧红作品的人就心态而言有的人很像萧红——比如台湾的作家“三毛”——无论从外貌形象到神态感觉都很近似萧红呢！当我把这有些怪异的念头讲给父亲听的时候，他只是如同一个预言家般淡淡地说了一句：
“三毛的结局不会好的。闹不好要自杀！”
“您何以有这样的预感？！”
“终日生活在自己制造的幻想和浪漫之中，一旦落了地自己也骗不了自己的时候，不死等什么呢！……作为一个读者，他需要什么便会找来什么样的书读，他也才会喜欢什么样的作家嘛！就如一部《红楼梦》，有的喜欢林黛玉，有的喜欢薛宝钗，有的喜欢尤三姐……对作者也就喜欢，因为书里有他们喜欢的人。所以， 一个作者各有各的读者群，谁也不要企图取代谁！”
“萧红的读者群还是不俗的。”
“是啊，因为她的作品本身很淡雅，是很抒情的‘写意画’，不是那种火爆的、波澜壮阔的东西。即使是大部头的作品本身也还是抒情小品的味道。这里添一笔就添一笔，那里去一笔就去一笔，完全是那种很自然的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的感觉。她的可贵也就在这里。”
“萧红前期作品中写得最成功的作品您认为是哪些？”
“从社会意义上讲，从文艺完整的角度来讲，《王阿嫂的死》、《手》、《生死场》价值是很高的。《商市街》只是记录了一些生活的过程，说明对待人生的态度……”
“我相信很多人喜欢《商市街》。”
“因为它很有人情味，没有教条儿。”
“还有她那篇《回忆鲁迅先生》，我也很喜欢。”
“确实写得很精彩， 而且有独特的见解，有一种深刻的感情，这都是她的长处，她观察很锐敏。”
“可是……”我突然犹豫了片刻，让心中的一个“结”倏掠过去后继续问道：“应当怎样评价这位您的同时代作家呢？”
“首先还是应当看重她的社会意义，看她对社会起到了什么积极的作用；其次，看她的艺术成就； 再其次看她的生活深度、思想深度；最终要看的，是你读了她的作品之后给了你什么影响？是向上的吗？还是消沉的？这才是分水岭。你读了这部作品是感觉人生无奈，就是那个样子，就‘拉倒’了——还是什么别的？这样的作品也有写得好的。一种作品是读过之后人生虽然使人感到‘绝望’，但仍然是有希望的，仍要奋斗下去的……如果评价萧红，写《萧红传》，必须要全面地仔细地读她的作品，进行研究、思索，再读、再研究、再思索，才能够提出纲领来。如何写法？从哪里开始写？她的思想本质是什么？……这可是下苦功夫的事。”
“一个作家的才能也正显示在这里。你看看那些个‘传记’，能活龙活现地抓住思想本质而又写得生动的‘传记’真不多！”
“我们很喜欢您写的那篇‘亮相’散文——《我们第一次应邀参加了鲁迅先生的宴会》。文章不长，就是把名字遮住也能从字里行间看到萧红是一个什么样性格、什么样性情的人。人物是活的，可近、可信，而且真实，您为什么会这么写呢？”
“一、我熟悉萧红；二、她的特点我知道……”父亲停顿了一下，磕了磕烟斗中的灰烬看着我们不无庄重地讲道：“比如你们将来写《萧军传》的话，会比别人不同——因为你一闭眼活生生的形象就在那里，根据这个形象描下来就行了。而旁人是概念性的，想象的，从社会意义概括出来的。没有一种生活实际的体验，感性知识不足、不够，直觉的知识也不够。仅仅从理性的、平面的，而不是立体的写一个人的‘传’是不会生动感人的！假如我写我自己的话，我是把‘我自己’放在那里，以‘第三人’——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待‘他’，不是作为萧军来写‘萧军’，否则是写不好的。把‘萧军’放在历史的框框、社会的框框里，来分析、来看待。可以这么讲：不是个有才华的作者，是写不了《萧红传》和《萧军传》的。一般‘例行公事’式的抄抄写写那不行，那不是艺术品，也决不感人！……”
从父亲的眼神中，我体会到一种信任和期望。不自觉地手心里竟攥出了汗……
二、分手在结合之初已铸就
晚年的父亲性格依然刚烈分明， 而谈及这样的事他就显得平缓许多，他坐在阳台那把旧式的靠背椅上，烟斗中青烟袅袅逸散……
他说：“其实生活中、世界上，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有男人女人在分分合合、合合分分……而萧红和我的离异所以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并且几十年议议论论、说什么的都有，那可能是由于我和萧红全是从事文学写作的人，发表过文章、出过书……大小有点儿影响，拥有些读者，所谓‘名人’吧！人们对于有些‘名气’的人在私生活方面的琐事，常常是怀有着一种近于天真的‘好奇心’，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记得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类似这样的话：任何伟大的人如果就其吃喝拉撒睡……的诸方面来观察，他和普通人并无不同的(大意如此罢)，我们也不例外。痛苦和幸福，一般来说这是属于主观范畴方面的东西，也多是在别人眼里想当然的东西。它们常常是和实际情况并不相符的啊！就像俗话讲的‘谁的鞋挤脚，只有脚趾头儿知道！’也正如老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的一开头说过的‘幸福的家庭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幸福，在别人的眼睛里，而痛苦却是在自己的心里……说出来如此，不说出来也如此，它是客观存在的。”
“我与萧红的结合，纯属是‘偶然’的。”
“可以这样说——我们是偶然地相遇、偶然地相知，偶然相结合的‘偶然姻缘’！如果不是在那种特定环境中，如果她还是大家闺秀，如果我没有看到她写的那些个诗：
这边树叶绿了，那边清溪唱着。
——姑娘啊，春天到了。
去年在北平，正是吃着青杏的时候。
今年我的命运，比青杏还酸……
我们是绝对不会成为一对恋人的！以萧红当时的情况——怀着身孕即将临产；花白的长发无血色的脸；一件洗褪了色的蓝布长衫穿在身上，开叉一直撕裂到近乎腰际；赤着双脚趿拉着一双被踩倒了后跟帮的鞋……丝毫无美丽可言！但是当我一下子看到了她随手放在床板上的‘诗’，即刻感到世界在变了，季节在变了，人在变了，当时我认为我的思想和感情也在变了……出现在我面前的是我认识过的女性中最美丽的人！也可能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她初步给与我那一切的形象和印象全不见了，全部消泯了……在我面前的只剩有一颗晶莹的、美丽的、可爱的、闪光的灵魂！我马上暗暗决定和向自己宣了誓：我必须不惜一切牺牲和代价拯救她！拯救这颗美丽的灵魂！这是我的义务！我这样做了。”
“当时唯一的能救萧红的办法，只能是救她出去，和她结婚、同居。为此，我还和最好的朋友夫妇吵崩了。他们替我惋惜，认为我太傻气，不该背上这样一个沉重的包袱，而且还是一个怀着别人的孩子的女人！他们可以无私地帮助我，容忍我，但人们却不肯容忍萧红。‘为了爱的缘故’，我毅然地带着萧红出走了，因为当时如果我不救她，等待萧红的命运只有一个——那就是仍被作为人质押在旅馆，最终沦落到被卖的地步，成为妓女！骗了她的那个男人，是一去不回头的……”
仅为此我请教了父亲的老朋友。
“舒群叔叔，当年既然您和方伯伯都与萧红交往，友情不错，怎么就没想到同萧红结合呢？”
他笑一笑，率直地回答：“我们当时都是光棍汉、穷光蛋，没有固定的职业，自己都养不活，顾上顿没下顿的，又怎么能养得起一个女人——更何况，我们虽然穷，却都是很年轻啊！谁又愿意娶一个怀着别人孩子的女人做老婆呢？！当时萧红的形象又是那副样子……这样的‘傻事’只有你爸爸萧军他才干得出，也只有他才具有这样的豪侠胆量和勇气呀！……”
听说了这番话的父亲颇有些自豪：“所以，至今也觉得满意我。”他耸耸肩，继续着关于萧红的话题：
“至少我发现并拯救了一个未来出色的女作家！但是1938年我们永远分离的历史渊源早在这相结合的开始就已经存在了。首先，我从来没有把萧红作为一个“大人”或“妻子”那样看待和要求，一直是把她作为一个孩子——一个孤苦伶仃、瘦弱多病的孩子来对待的。尽管我是个性格暴烈的人，对于任何外来的、敢于侵害我的尊严的人或事常常是寸步不让，值不值就要“以死相拼”的；但对于弱者，我是能够容忍的，甚至容忍到使自己流出眼泪，用残害虐待自己的肢体（例如咬啮自己）来平息要爆发的激怒……这痛苦，只有自己知道，有时也会不经意地伤害到她或他们，而事后憎恨自己的痛苦也只有自己知道。
第二，我是一个皮粗肉糙冷暖不拘的人，自幼出自农村，六七个月上就没有了母亲，我是吃着乡亲们的“百家奶”长大的“野孩子”。18岁当兵，受过若干年严格的军事训练，从十岁多就开始练习各种武艺，什么饥寒劳碌劳苦……可以自豪地说全经见过！我从不诉苦、不发牢骚，我不愿向任何人谈论自己的病痛或伤害，我以为那是无益也无用的，是伤害自尊的事！我相信一切靠“力量”：什么战胜什么？谁战胜谁？！即使是战败了，也不哼一声，不要显示任何软弱和多情，不流一滴眼泪……这，才像条汉子！由于我的体格健壮，有着使不完的劲儿，又从小没人疼我爱我，我便知道不能心疼自己，可怜自己，所以我永远是心胸开阔斗志坚强无畏与乐观！而萧红则不然——她精神上是被摧残的；感情上是被伤害的；人格上是被侮蔑的；肉体上是被伤毁的……孤独和寂寞确是时时在侵蚀着她。她的思想时常是很烦乱的，感情也是极易被伤害，敏感而凄楚的。同样的一种打击，一种生活上的折磨……在我是近乎‘无所谓’，而在她却要留下深深的难于平复的伤痕！比如蚊子咬了她叮肿了一个‘大包’、钢笔灌不进去墨水……等等这样的小事，她也会想得出引伸出许多命运的不公平来，甚至独自落泪、感伤……她的精神生活是病态的。以至‘自尊’得到了病态化的程度，有时又陷在了深沉的几乎是难以自拔的痛苦的泥沼之中！表面上却又好矜持逞刚强，这便苦了她自己，往往成了一个两重、三重、甚至多重性格的人，活起来实在是很吃力。陷在了感情的危机当中，我，有勇气和力量杀得进也杀得出，而她却不能。她往往是‘知恶恶而不能去，知善善而不能从’！在她对几次婚姻的处理上就是明显的例证。这对于几千年封建传统观念的“大男子世界”的男人来说不算什么大事，对萧红来说，真是损伤惨重。
第三，她孱弱多病，又时常处在身心不安、矛盾、焦烦，以至不能支持的地步。而她又是以自己的生命来对待自己的工作，毫无松懈，这也是很快地熄灭了她的生命之火的重要原因之一。她在由日本给我的信中说：‘……你亦人也，吾亦人也，你则健康，我则多病，常有健牛和病驴之感，故每暗中惭愧。……’你想想看，‘健牛’和‘病驴’如果是共同拉一辆车，在行程中或最后的结果总要有所牺牲的——不是拖垮了病驴，就是要累死健牛，很难两全！若不然就是牛走牛的路驴走驴的路……”
夜，已经很深了，话题打住，旧事重提别又扰乱了老人家心中的宁静……
——萧耘·《父女恳谈录》
选自《萧军与萧红》，萧耘、建中编著，
团结出版社，2005年
乱离杂记
—序《萧军萧红外传》
锡 金
已经记不清我和二萧相逢的具体日期，但那一定是那年的“九·一八”前后，淞沪的前线已经紧张，而南京尚未沦陷的时候。萧红的最后一部小说《马伯乐》是1941年在香港写的，到年底她病重了，似没有写完。我在1982年才读到此书，书中的第二部写了马伯乐一家由上海西站（过去叫梵皇渡车站。茅公说，郑振铎刚从铁路学院毕业出来时曾在这车站打过红绿旗）登车，经由当时的苏嘉路转沪宁路，再从南京登轮到汉口的经历。此中，当然有不少是她自己的逃难经历。不过，读者不应该太拘泥，我们应该知道，她这一路是和萧军同行的，而在小说中的同行者，却是马伯乐，一位颇具性格的大少爷。 萧军这个人物，在第四章中也出现过，那就是他们去吃烤鸭前在隔壁被宪兵盘问的那个“客人”。那三个孩子当然也完全是为了衬托马伯乐而平添上去的，我们知道，萧红一生只生过两个孩子，都没有带大。她写的到达汉口，遇到江汉关的检疫船的情节是真切的，我就是在那艘检疫船上第一次见到二萧的。
那时，我和乃超、罗荪正在武汉办《战斗》旬刊，他俩每天都要去民政厅和邮局上班，而我自由些， 因此跑印刷所发稿和校对之类的事都由我担负了。我住在武昌，当时的轮渡是到夜晚十二时就停开了。我的事情多到干不完时就回不去，要住旅店没有那么多钱，而且也嫌它脏，怕有传染病，就只好借江汉关的检疫船“华陀”号过夜了（顺带说一句，那艘船漆得很特别，是嫩黄色的，不是白色的）。船上的检疫官叫于浣非，是一位东北老作家，他的年龄好像比穆木天还大些。他也写诗，取“国破家亡宇内飞”之意，所以当时的笔名叫宇飞，后来不知去向了。大约他是罗荪他们在哈尔滨搞“蓓蕾社”时的同人吧。那时他在海关上当医官，还在东北军的《大光报》里兼有职务，我就是这样和他认识的。他吩咐船上的人接待我，让我享用船上一个舱和一盏可以提来提去的桅灯；我在船上过夜时，就用它照亮。看完明早必需交出的校样和写完全部补白文字，到一切都搞齐后，我就合衣在船舱中窗下长条凳上睡一觉。我第一次见到二萧，就是有一次在这条船上过了一夜的清晨。
那天，我醒来时觉得船身有些摇晃，已经离岸启航了。我着急要登岸去送稿，宇飞却说有船进港要去检疫，放那些新来的难民登岸。船已开到江心，我也只好跟着他去检疫了。我们靠上了一艘不足千吨的黑色的不大的船，从船舷攀绳梯登上了甲板，宇飞检疫去了，我就在甲板上观望那一幅乱糟糟的流民图。在我面前，有一位年轻妇女坐在她的行李上，双手支膝，捧着头，在她的双足之间是一滩呕吐出来的秽物；在她的身旁，站着一位双手叉腰的个子不高的精壮的汉子。我想，这里不就是现成摆着的霍乱患者吗？宇飞转了一圈回来了，看到他俩，惊喜地叫起来：
“噢，是你们！不要紧，上我的小船。锡金，你先招呼一下他们，我就来。”
我就扶着那位妇女跨过栏杆下了华陀号，而那位汉子也把行李都搬下来了。宇飞那时蹲在那里用一个玻璃盒把那滩秽物取了些样。我把那妇女扶到舱里，让她在窗下的长凳上躺下，她却摇着头，表示不要躺，我也没有勉强她躺。过了些时，宇飞回来了，华陀号也就向江汉关驶回了。他们三人谈了一堆互相问讯和阔别的话，我也没有听，心里只着急早些登岸去印刷所送稿。船将拢岸，我没等缆绳系定就跳上趸船匆匆走了。
再次到船上借宿时，宇飞和我商量，说那天难民船上遇到的两夫妇是他的老朋友，在武汉要找个住处。——那时，各方面的难民都自北、自东、自南向武汉涌来，有很阔气的也有很艰难的，有从空中来，有从水上来，有从陆地坐火车来，也有步行而来的。这立时造成了武汉的房荒，居住成了问题，付很大的代价也找不到房子。码头的石壁上贴满一块块纸条，有寻人的、找房的、召租的，还有“征求伴侣”的。后者惹得彭慧很生气，她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客气一点好吗？》。宇飞说他们要在武汉住下去，男的叫萧军，女的叫萧红，要找个可以安定下来的住处。他听说我在武昌住得比较宽绰，问我能不能安置他们住下。对二萧，当时我还没有读过他们的《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但我从上海的一些刊物上读过他们的作品，觉得倒是应该帮他们一下忙的。我说我在武昌住两间房都很窄小，分别做了卧室和书房；如果他们实在找不到住处，我可以把卧室让出来，自己住书房。宇飞还问房金怎么算？我介绍了那房子和自己的生活情况：那是一幢新落成的独门独户的宅院，由我和在财政厅工作的（都是同乡的同事）四家合租了，我分租了其中的坐西朝东的厢房两间。在这之前，我原和两位也是同乡的独身同事一起过共同生活，他们中有一位姓张的同事比我年长，看我不大会料理自己的生活，便把我的生活给包下来了：他代我领取薪金并支付生活费用，过几个月结算一次，多退少补，对我照顾得很周到；这样的生活方式我还得维持下去，不然对我不方便。房金在我的生活费用中只占五分之一，如果我收取二萧的房金便变得要自己管理生活了，倒反增加麻烦。况且，他俩在逃难中，不如我的生活安定，所以，不必计算这区区的房钱。这样便谈定了，二萧搬进了我在小金龙巷住处的内间，而我迁入了外间。
我原在巷口水陆后街武昌美专对门的一个包饭作里包饭，洗衣作里洗衣，包的饭当时是最低价格的，每月只花费四元五角；因为我经常要跑汉口，回不来，去吃的时候并不太多，而到无钱在外吃饭时，又非有个吃饭的地方不可，免得在外面撞饭吃。二萧在家做饭吃，萧军当采办，萧红做。萧红看我每天的饭吃不好，就说反正我吃不多，只要略加点米面，就在家吃得了；天气渐冷，她不习惯到厨房去和邻居在一起做饭，就在卧室里安了个炉子做。这样我就和他们一起吃饭了，如果出外回不来，就告诉她少做些。她给自己和萧军洗衣服时，也带着把我的衣服洗了。
我们三人在一起生活很和睦。我不在家的时候多，正好每间屋里都有个书桌，好让他们写作。我那时在财政厅有个第一科科员的职位，办公处虽近我却不每天去上班， 因为从1935年起，我已摸出了国民党政府的一些门道和规律了。我把好些事都托付给一位叫张富祥的“工役”办，每天早上都应该去“画卯”（在签到簿上签到），张富祥恰好是管“卯簿”的，我便交个名章给他，让他拿出卯簿来时给我盖上一个，这样，我就变得每天都到得最早了，“考勤”时，我居然以“最优”被从办事员升任为科员。我是办全省的囚粮和恤金报销的，湖北省那时有七十个县，另外还有“反省院”等特种监狱，每个月总有一百四十多份表册由各县呈送上来，由我核算无误再转给审计处去再审核报销。我思忖：我能审核出什么呢？县政府要从这两项上舞弊的话，是决不会在报销册上反映出来的，表册上的数字决不会错，——如果查出偶有差错打发回去改正了再送回来，如果原来内中有弊的话岂不是帮同他们掩盖了吗？——我打了好几个月的算盘，果然一份错的也没有。表册是一式两份，我就用油印公事把一份转去给审计处，另一份批上“存候备查”四字归档，如果出了什么问题还可以提出来复查。这都是一些富有经验的同事教会我的，我把那些简单的事都托了那位工役代办，每月给他一定的钱作为酬劳。这样，我就能腾挪出许多时间来，读自己要读的书报，干自己要干的事。我经常跑汉口，有时半夜回来灯还亮着，萧军还在写他的《第三代》未睡，懒得站起来给我开门，唤萧红起来开。她披着棉袄睡眼惺忪地到后门打开让我进来，悄悄地骂我一声：“你这个夜游神！”
《马伯乐》中写到的一段武汉的生活，几乎完全是为刻画马伯乐这个人物而虚构的。虽然一个作家无论如何也不能排除掉把生活的经历写一些进作品去。例如，在我们住处的附近确有一处卖包子的地方，在附近一带很有名， 因而买卖很好。它在一个深宅大院里，由一个老寡妇领着两个女儿每天中午发卖包子，顾客把那胖胖的大姑娘叫“大包子”，把那娇小玲珑的小姑娘叫“小包子”，生意做得“古板”，就像小说里写的那样。可是门口并不挂什么“未必居”的牌匾。又如，小说里写到在江岸有成千上万的军队开赴前线去，十冬腊月还穿着单裤，冻得个个打抖，这也是实景。可是地点是在汉阳门，而不能是江汉关；同时，记得那是云南军，不是广西军，我问了的。广西军的装备要好些。还有紫阳湖那个地名，那是乃超当时的住处，二萧去临汾前也曾在那里住过，不过小说里的情节是虚构的。
看来，萧红是集中要写马伯乐这个人物，尽量避免了把当时实际生活中来往得真正比较密切的人物写进作品里去。故而，小说中的武汉生活几段，就不能不写得比较单薄了。看来，我应该努力根据记忆，记述下当时的一些生活情况来。
我后来才知道，二萧是应了胡风之约，到武汉来同办《七月》半月刊的。他俩似乎到达得较早，《七月》的同人以后才陆续地到齐，在我家开过几次会。
在小金龙巷住着，常来探望二萧的有他们在青岛时期的朋友张梅林。他就住在附近，因为我和他并没有共同的话题，所以没有深谈过。也曾与二萧同去过他的住所。但我总是比他们忙，——我原来也不那么忙，可是在那年“七·七”前后，听从乃超的教导，按他的指挥活动，开始参加青年活动，后来抽身出来参加文化界活动，就更加忙起来了。——因此交往不多。过了不久，记得《七月》已经创刊，我们的住处来了一位西装长统靴的年轻人，留着很长的鬓角，脑后的长发几乎盖住脖子，颜容憔悴，举止羞涩，模样很像现在所谓的“八十年代青年”；不过，那身西装是当时的流行式样，填了很高的肩，几乎两肩都平了，所以我们开玩笑，叫他“一字平肩王”。我给他取了个四个音的好像是西班牙文的名字叫Domohoro，但平时为了省便，只叫他Domo。他是《七月》同人的后来者，审视了我们的环境，想住进这个地方来，二萧对我说了，我以为自己反正在家的时候不多，也方便他们活动，就同意了。向邻居借了一张竹床，一张小圆桌，让他在书房里睡。我们就这样变成四个人的共同生活了，还是萧军买菜，萧红做饭，我通常吃了早饭便往外走，在家吃午饭的时候不多，至于晚饭，几乎都不在家吃。
我们的生活仍是很和睦的。有时还唱唱歌(中国的、外国的，萧军还会唱京戏、评戏和大鼓书)，跳跳舞（二萧都会跳却尔斯顿，还会学大神跳舞），引得同宅院的邻居孩子都扒着窗户看，也时常开玩笑和抬杠。我们议论中外古典名著和文艺问题，讨论时事和分析战局，谈到如果武汉守不住，大家怎么办？有人说，可以组成个流亡宣传队，虽然只有四个人，倒还多才多艺，能唱歌、朗诵、演戏、画画，能写标语和传单，还能写文章写诗，大概流浪到哪里都能拿出一手。有人说，如果不行也能开个饭馆，干重活萧军能包了，上灶有萧红，Domo和我可以跑堂，保证能把顾客侍候好，我们还能创出几样名菜来， 比如说“萧红汤”。——其实那就是一种俄国菜汤：白菜、土豆、番茄(或胡萝卜)、青椒、厚片牛肉大锅煮，也可以加些奶油和胡椒面。这在上海叫“罗宋汤”，哈尔滨叫“苏波汤”。——易做而好吃，营养也丰富，内地人不懂得做，可是他们还喜欢吃。饭后闲聊着有时也抬杠，有一次竟把萧红气哭了。那是萧军故意发的谬论，他提了个问题：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最伟大？大家就闲聊起来。可是他忽然发了个怪论——当然这只是开玩笑——他认为： 文学作品中以长篇小说为最伟大，中篇小说次之，短篇小说又次之；剧本要演出来看，不算它；至于诗呢，那最不足道了！他又联系了在座的人，举例道，“我写长篇小说（他那时正在续写他的《第三代》），最伟大，Domo的长篇小说给日本飞机炸掉了（这大约是指他的《大地的海》，已交给开明书店出版，听说在江上被炸掉了，他正咳声叹气，下决心要重写），那要写出来再看， 萧红也要写长篇（那时她已经开始写她的《呼兰河传》，写了一章多了），我看你没有那个气魄，锡金写诗，一行一行的，像个什么？”他翘起了个小指头：“你是这个！”我懂得他在逗我，没理他。可是萧红和Domo却与他争论起来，萧红最激烈，用许多理由对他进行驳斥，也说了些挖苦的话，Domo不搭他的茬，却绕着弯儿说萧红是有气魄的，不过那气魄还没有充分地显现出来。我也搭上几句，说他简直胡言乱语。抬杠抬得很热闹，大声吵吵得有些像吵架了。这时胡风来了；问我们吵什么，问明白以后，他笑笑说：有意思，有意思，你们说的都有合理的地方。可以写出来，下一期《七月》可以出一个特辑，让读者参加讨论。快发稿了，你们都写出来，三天后我来取。“争论”结束了，他也告辞离开了。三天以后的上午，胡风来取稿，谁也没有写，可是萧军却交卷了。胡风坐在我的床上翻阅着萧军的稿，边看边点头，说：“对呀，对呀！”我们惊讶了，问怎么能说对呢？胡风说：“读几段吧：衡量一个文学作品可以从三个方面，一是反映现实生活的广度，二是认识生活的深度，三是表现生活的精度，……这对嘛！”萧红一听气坏了，大叫道：“你好啊，真不要脸，把我们驳你的话都写成你的意见了！”说着就涕泗滂沱地哭了。萧军大模大样地说：“你怎么骂人，再骂我揍你！”萧红还是哭着，握拳狠狠捶他的背，萧军弯腰笑着让她捶，说：“你们要打就打几下，我不还手，我还手你们受不了。”人们常说萧军粗鲁，动不动就打人，甚至说什么他常常把萧红打得鼻青眼肿，我可只见到他被萧红打过，他没有还手。1982年，我在哈尔滨遇到方未艾，他和萧军是讲武堂同学，是二萧在哈尔滨邂逅结合时的老朋友，我和他讲过这个故事，他说，萧军打人是打的，他只打坏人，不打好人。我想他说得对。其实，我也见过萧军哭鼻子，记不得那时是否有Domo了，有一天萧红弄了许多菜，还做了拿手的葱油饼，要我一定回家吃饭，因为这一天是萧军的生日。我特意赶回来了，我们酒酣耳热，萧军慷慨高歌，继之以号啕大哭，我劝阻他，他说：“今天我三十岁了，还什么都没有写成啊！”
我们不但生活得和睦，还兴高彩烈。
不久二萧来汉口向我们告辞，他们接受了李公朴办的民族革命大学的聘请，要去临汾。当时流亡在武汉的年轻人很多，他们来自各方战地，对这个战时的革命大学非常向往，因此很有些人报名去学习，有的应聘去任教，成为一时的热潮。第一批（我不知道有没有第二批）出发的，大约有几千人或上万的人。我记得是和罗荪以及另外一些人去给他们送行的。那是在汉口大智门车站迤西的一个濒临汉水的不知是否叫玉带门的小车站，那是一个运载货物的车站，平时是不在这里装乘旅客的。天已墨黑，隔开很远才有一盏十分暗淡的电灯照亮着月台上密密层层的群众。即将出发的人和送行的人，一排一排，一圈一圈，人们互相不大看得清脸面。歌声此起彼落地唱起来，人们要用雄壮的歌声送他们进入大西北的浩荡的风沙里，送他们先走上战场。列车已经长龙似的傍着月台，这都是装载货物的铁篷车，中间是它的进出口，车厢里没有座位，只有铺地的铁板上有几堆稻草，这就是供给这些行将出发者睡卧的地方。“史无前例”中，河北省有“小将”来外调田间这一段历史，我说给他们听，他们不信，说那不是阎锡山用“专车”把他们接走的吗？我说是的，不过那并不是达官大员们乘用的“花车”，只是不按照排定的次序开行的，不一定在哪一站停一下，又不一定停多久又开行，插空子行驶，终于能送达到目的地的专用列车而已。这次他们同行的一伙是六个人，二萧、Domo、艾青、田间、聂绀弩。《七月》的七个人走掉了六个，胡风也在月台上送行。
月台上还有许多我认识的人，也是这一批走的，他们中有严辰和逯斐等，在另一个车厢。一声汽笛长鸣，列车就哐当哐当地开走了。
萧红和Domo大约是那年4月间从西北回到武汉的。在萧军的《侧面》（现名《从临汾到延安》）中，对他们的西北生活略有记述。他俩到汉口来找我还是为了要我帮助解决Domo的居住问题，我问起萧军的去向，好像他们说的是到兰州去了，我也没有问他们去干什么。我说：小金龙巷的房子我还租着，要住现在还可以去住。不过我已经有三个月没去付房租了，每个月的房租是十六元，现在要去付得付四十八元，现在我拿不出这个数目来。只要能拿出一个月房金来就可以住进去，反正你在那里住过，同住的人认识你的，你找哪家都行，另外的两个月仍归我付。Domo说他能付，我就把房门的钥匙交给了他。我问萧红怎么办呢？萧红说，她决定住到池田幸子（那时她和鹿地亘都在三厅工作）那里去。我说好，我就不管你了。
取完东西和Domo略谈一会儿，打算要走，听得里间有个女声叫我，问我为什么不进去。我一听这是萧红的声音，就推门进去了，Domo却留在外屋没有进去。我进去看见萧红睁着两个很大的眼睛，脸色苍白，好像有些害怕模样，躺在床上，盖着被子，就明白这是她要向我公开她与Domo的关系，这是私人生活，作为朋友，是没有什么发言的余地的。我说，因为不知道她在里屋，所以没有进来。她拍拍床沿让我坐下，说有件事要找我商量，要我帮助找一个医生给她打胎。因为那时搞人工流产是犯法的，医生要负刑事责任的，便说这件事我没有办法，其实我也确实没有办法。我问她几个月了，她说五个月了，我问是谁的，她说萧军的。我说晚了，有生命危险的；况且，是萧军的更应该生下来，这是一条小生命！萧红流泪了，她说自己一个人要维持生活都很困难，再要带个孩子那就把自己完全毁了。说着泣不成声。我可怜她，说我认识的医生只有宇飞，你也认识的，我能找到他，请他来商量一下怎么样？她大声说，不要，我不要找他，不能找他！ 我就劝她还是生下来，并且安慰她说： 也不要太担忧，孩子生下来总能有法子，这么多朋友也不能看着你不管，可以托人抚养，也可以赠送给别人，好好生下来吧。我虽也为她忧愁，却没有再去看她，一则是忙，二则想：不是有Domo在旁边吗？ 他也有责任照顾她。
武汉沦陷前一共有两次战局紧张，先是南京沦陷，很多人都往重庆等上游地方搬，更远的就搬到昆明去，3、4月间台儿庄大捷，人们欣喜若狂，许多已经迁去重庆的人又都回来了，李声韵就回来了，周玉屏没有回来。可是接着而来的就是“徐州突围”，6、7月间，日寇分兵五路钳向武汉，国民党政府发出了“保卫大武汉”的号召，但是人们，越是上层的人越不相信他们能保卫得住，于是许多达官要人带头，包括一些工厂企业、甚至政府机关也像堤坝下有了裂缝漏出的水似的都往西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总会已经由姚蓬子带头（老舍去得晚一些）去重庆筹备搬迁了，而“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也准备着要搬迁。一些“个体”的文化人有路可走的也扶老携幼地纷纷走了不少，“保卫大武汉”的口号喊得越高越响，越是造成了人们的惶惶不安。王鲁彦、宋云彬和乃超都主张我进第三厅第五处工作，如此我好随同他们一同撤退；我却决意留守到最后，要看看这“大武汉”的沦陷是一副怎么个景象。一天下午，萧红忽然坐了一辆人力车，带了个铺盖卷和小提箱来到三教街，来到楼上，只我一人在家。我问她怎么来了，她说她要搬到我们这里住。我问Domo呢？她说去重庆了。我问怎么不带你走？她说：“为什么我要他带？”我想这也是的，没有理由非他带不可。我留她坐下，给她分析我们的环境情况：楼下两间住的是赵惜梦（原《大光报》的社长和主笔）一家，楼上两间由罗荪租用，它的后间原住一位体育新闻的记者，现在搬去重庆了，空着；为了防止住进闲杂人不便，我向老舍建议由文协租下，作为它的对外联络的场所。常有人来到这里，有时还在这里打小麻将（陈铭枢那时赋闲无事，就常在这里打牌），夜里还经常有人在这里借宿（这时已是夏天，摊几张席子打地铺；乃超夫妇在这里住就丢过钱）。所以，那一间太嘈杂，是没法住的。我们前间只有一张双人床，我和罗荪睡；乃超住这里时我们三人打横睡，用个长藤椅垫上书本搁脚；没法让你睡。萧红说：我住定了，我睡走廊楼梯口的地板，去买条席子就行。我说，席子倒有，可是那里是人来人往的通路，你睡不稳，别人行走也不方便。萧红就向我要了席子，打开铺盖铺上，我一看原来那被褥和床单、枕头都是我的。她铺好地铺就躺下了，我看她的肚子已经很大，样子很疲惫。我说你先休息吧，这事还得等罗荪回来商量，我不能作主。罗荪回来，我们三人一同吃晚饭，商量这事，罗荪说我们实在也想不出办法来，就让她住下吧。萧红就这样住下，她总在地铺上躺着。
武汉夏天很热，有几个人喊着我的名字上楼，要我请他们饮冰。我说我没有钱，你们请客我就去，他们说大家凑吧。萧红一轱辘从地铺上爬起来，说，我有钱，我请。我们就高高兴兴到了胡同口一家新开的饮冰室。萧红说大家可以随便要，我们就各自要了刨冰、冰激淋和啤酒，只吃了两元多钱。萧红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张五元的钞票付账，女侍者送回多余的钱，她挥挥手说不要了，女侍者连连称谢。大家“作鸟兽散”，各归各地走了。我在回去的道上埋怨她太阔气，为什么这样大手大脚乱花钱？萧红说：反正这是她最后的钱，留着也没用了，花掉它也花个痛快。我批评她这太没有道理，现在兵慌马乱，武汉还不知道能保卫几天。日本军队不过在田家镇按兵不动罢了，如果一旦发动进攻，你想想那会是个什么场面？她说反正留下两元多钱也什么都用不上，你们有办法我也有办法。我说，最紧张时可能我人在武昌，江上的交通断了，我能顾得上你吗？她说，人到这步田地，就发愁也没有用，反正不能靠那两元多钱！可是，我确实为她发愁了。
我去了生活书店，由曹谷冰借给一百元；又去到读书生活社，由黄洛峰借给五十元；我说明这是代萧红借的，由她将来用稿子还，如果她不还由我用稿子还。拿回来交给萧红，说明钱是这样借来的，她得好好保存着供“逃难”用，不许乱请客！她苦笑着收下了。我还是不放心，又去找了乃超，说萧红这样留在武汉不对，应该想法子把她送走；乃超同意，说声韵过几天得去重庆，让她们俩结伴走吧。我这才放下了心。
适夷从广州来信，要我去那里帮他办《大地》文艺月刊，党小组也同意我去广州“开辟第二战场”，给我开了介绍信。这样我便决意不进三厅，去广州了。我与叶君健结伴同行。临行那天中午，乃超、罗荪、萧红等人在一个江边的酒楼上为我们饯别，他们一直送我们到去徐家棚车站（这是那时通行不久的粤汉铁路的起点站，现在的武昌北站）的渡口码头。从这以后，我就一直没再见到萧红。真所谓“江干一为别，世事两茫茫”了。
这以后的萧红的有些情况，是从朋友们听说的。她后来确实是与李声韵结伴同行的，船到宜昌，声韵病倒，大咯血。由段公爽（他是《武汉日报》副刊《鹦鹉洲》的编辑）给送进了医院。这时萧红便成为孤零一人了。她独自去找船，在码头上被缆绊倒了，几乎小产。终于是到了重庆，先是住在罗烽和白朗家，生下了那个孩子，那孩子不久便死了。
庐湘同志要写“两萧外传”，来问我有关二萧在武汉的情况，我把所知道的都告诉了他。
选自《萧军萧红外传》，庐湘等著，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86年11月
萧红在北京的时候
李洁吾
30年代，萧红曾三次来过北京，我都和她接触过。这三次的接触虽然总共不到半年的时间，然而她给我留下的印象却是极为深刻的，不会忘记的。
她，不轻易谈笑，不轻易谈自己，也不轻易暴露自己的内心；
她的面部表情总是很冷漠的，但又现出一点天真和稚气；
她的眉宇间，时常流露出东北姑娘所特有的那种刚烈、豪爽的气概，给人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庄严感；
她有时也笑，笑得是那样爽朗，可是当别人的笑声还在抑制不住的时候，她却突然地止住了，再看时，她的脑子似乎又被别的东西所占据而进入了沉思；她走路很快，说到哪里去，拔腿就走；
她走路总爱抢在同行人的前面，一直走去，从不回头，经常使我们落在后边的人，望着她的背影，看她走路的样子发笑；
她没有一点娇柔作态的女人气，总是以一个“大”的姿态和别人站在平等的地位上；
她的感情丰富而深沉，思想锐敏并有独立的见解；
她富于理想，耽于幻想，总好像时时沉迷在自己的向往之中，还有些任性。这，大概就是她的弱点吧！
相识——1930年暑假
在哈尔滨道外区，有一所教会学校，名“三育中学”，我的中学时代，就是在那里度过的。
徐长鸿，是我最要好的同学。他的母亲，是位贤惠、热情而慈祥的人，在他的家庭里我感到了温暖和愉快，无拘无束如同在自己的家里一样，因此，也就把小徐的家当成了我的家。
1929年，我虽然已经在北京读书了，但是每年寒、暑两个假期总是先要回到哈尔滨，在小徐家住上些天。我们一同去松花江上划划小船，再把小船儿底朝天地翻过来，给它也洗个水澡！到太阳岛上去野餐，到江滨浴场趴在沙滩上晒晒太阳，饱睡它一觉！醒来，喝瓶格瓦斯，吃几个列巴圈、俄式油炸包……然后，我才回通河家乡去看望母亲……
陆振舜，也是我在“三育中学”时的同学。1930年的暑假前夕，他也来到北京求学。在我临行前，他嘱托说：“我有个表妹在哈尔滨读书，她很想到北京来上学，你如果到长鸿家去，可能会碰到她，就把北京的情况和她说说吧……”
到了哈尔滨后的两三天，一天中午，正要吃饭的时候，忽然从外面进来一位女学生样的年轻姑娘：她剪着整整齐齐的短发，大大的眼睛特别有神，穿着白褂青裙，白袜青布鞋，行动敏捷，举止大方……徐伯母上前招呼着她，她也很热情地称呼着徐伯母长、徐伯母短的，看起来这个姑娘并不是“外人”。在她们俩亲热地交谈之后，徐伯母便向我介绍说：“她就是陆振舜的表妹——张迺莹。”我一边点着头，一边请她坐下来谈话。此时，徐伯母邀她一同吃午饭，她却很客气地说：“吃过了，我已经吃过饭了。”
“那就再少吃一点吧。”徐伯母又让着她。
“好，那就再吃一点儿。”张迺莹没再推辞，端起碗，我们就边吃边谈起来……她给我的第一面印象确实不错，性格是那样的洒洒脱脱，爽朗而响快。
饭后，徐伯母对长鸿说：“下午没什么事儿，你们去看个电影吧。”随后，她就把钱交到了长鸿手里。我们仨高高兴兴地离开家，来到离徐家不远的一家很有名气的影院——马迭尔影院——买了票，在影院的最后一排各自随便找个座位坐了下来。
那天上映的片名叫什么？是哪国影片？故事情节如何？主演是谁？……如今是一点印象也回忆不起来了。因为那天从吃午饭的时候起，张迺莹就开始向我询问着北京的情况了，特别是学校里学生们的情况。走在路上她也在问，坐到了电影院里她还在问，一直到电影散场了，她的问题多得还没问完。我就根据自己所知道的情况，尽量地介绍给她听。比如：北京有哪些较好的学校（特别是中学）；学生们的一般思想状况如何；有哪些类型的学生；有些什么样的社会活动；因为那个时期，我参加了“反帝大同盟”的爱国进步组织，经常能够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对北京学生界的状况和动态了解的就比较多一些。就这样，她问我答地说着说着，一场电影几乎一点也没看！在我们分手的时候，得知她不久将去北京读书了。过了两天，我也就买好归乡的船票，离开了哈尔滨。
萧红第一次到北京——1930年暑假之后
9月初，当我再次回到北京之时，张迺莹已经在师大女附中上学了。开始，她与表兄陆振舜同住在现在的民族宫后面西京畿道的一所公寓里，后来便搬到二龙坑西巷×号一座小院落里。这住地距离陆振舜的学校——“中国大学”（在二龙路内）和张迺莹的学校——师大女附中（辟才胡同内）都很近，上下学很方便。
西巷×号，是一所只有八九间房屋的小独院，临街两间有南房，有半间是门道，半间是佣人住的下房，另一间是一个单间，可以做客房，也可做堆房。与这间相对的是一间平台，可做堆房。往里，是一道一米左右高的花墙，把院子隔成了里外院。进了里院，靠西，有两间平台西厢房，房前有两棵枣树。北面，是三间带廊子的北房，张迺莹和她的表兄就分住在这北房的两头，一人占用一间，我第一次去看他们，就是在这里。
此后，差不多每到星期天，我就到那里去，经常去的还有在“中国大学”读书的苗坤，“北京大学”的石宝瑚和他的女友黄静宜，在“汇文中学”做职员的李荆山。因为我们都是“三育中学”的同学，到北京之后就经常见面。自从张迺莹他们兄妹到来，大家就更像有了默契一样，每到星期日的后半天就都到西巷去，几个青年人围坐在桌旁，开始了漫谈。青年时代的血是火热的啊！有时甚至在沸腾！我们海阔天空地畅谈着自己的理想、志趣，谈着生活，谈着希望……有过纵情的欢笑，也有过慷慨的悲歌！特别是苗坤，他最富有幽默感，爱说爱笑的体性，时时感染着大家，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他在场，生活就不会觉得寂寞。石宝瑚呢，说话总是斯斯文文的，穿着也比较讲究修饰和观瞻，很有个学者的风度。而他的女友却恰恰与他相反，说起话来像个小麻雀，一对灵活的眼睛，不时地在转动着。李荆山（号忆之）的年龄最长，大家就称他“忆之兄”。他长得身材矮小，体格也瘦弱，爱好中国古典文学，喜欢鉴赏碑帖，经常去“东安市场”（今东风市场）买下一些碑帖的拓片之类，带到西巷来给我们观看和讲解……每一次，张迺莹总是坐在她固定的位置上来参加谈话，关于她的身世，我就是从这一次次只言片语的谈活中了解到的。
全体都聚齐的日子是不多的，一般总能三五个人碰到面，你来他往的倒也有趣！每每是聊谈到巷里“值夜人”都敲响了梆子的时候，我们才踏着月色的清辉归校。后来，因为种种的原因，聚会的人员更加不整齐了，我却从来也没缺席过，一直是个“全勤生”。
那个时候，他们还请了一位北京当地人——耿妈，来照料他们饮食起居。
大约是为了节约开支吧，没过多久，张迺莹兄妹也搬到外院来住，张迺莹在那单间的南房，陆振舜则住进那间平台。这时，我们每周照旧去聚会，多是在张迺莹的房里。我因去的次数多，也比较熟识了，相见时就直呼名字——“振舜”、“洁吾”、“迺莹”。
我每次去，也总是按照自己的习惯，轻轻地扣两下门环：“啪啪！”“啪啪！”一听见这样的打门声，迺莹便会说：“洁吾来了。”
一次，我去看望他们，刚一进屋，迺莹就交给我一封信，并嘱咐我回到学校再拆开来看。当我正拿着这信迟疑的时候，只见陆振舜慌张地在桌上的书籍中翻找什么，回头便向迺莹说：
“啊！你到底把信给他啦？！”
“嗯。”迺莹平静地回答。
看到了这样的情景，我立刻就说：“信里写的是什么？用不着回去看了，现在就拆开。”于是，我便看信，迺莹不语，陆莹舜涨红着脸颓坐在靠窗户的椅子上，室内一片寂静……
这封信的内容，是迺莹专写给我的。主要是“告”她表兄的“状”，说他对她无礼！我越看越气，脾气一下子就发作起来了，把陆振舜狠狠地骂了一通，责骂得他呜呜咽咽地哭起来……随后就起身回学校去了，将近有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没再去看望他们。
那个时候，我也很年轻（二十二岁左右），考虑问题并不那么周到和冷静。回到学校之后，我反复地思考了一下，觉得自己对这件事所采取的态度，当时太不该那样的粗暴。因为我觉得，平日陆振舜对迺莹是有着爱慕之心的，而且两个人从小又有过一段青梅竹马的生活……我在不了解详情的情况下，从中干涉和指责任何一方，都是不妥的啊。于是，我就给他俩写了一封信。
信的开头，记得还引用了冯延己的一段词话：“风乍起，吹绉一池春水，干卿的事？”意思是说你们之间起的这样一点小风波，关我什么事？我可真是多管闲事了。
也许是中断了一星期左右的友谊使我们彼此都感到精神上的若有所失吧，一个星期天，陆振舜和张迺莹来学校看望我了。于是，我就又照常去西巷，照常轻轻地扣着那门环：“啪啪！”“啪啪！”……
真正关心起迺莹，并与她之间产生了友谊，是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因为我想：迺莹向一个不相干的人——我——来诉说她的气愤，可见如何痛苦了。）只要去西巷，不论陆振舜在不在家，我都要和她谈一会儿。
记得一次谈到家庭，我说我有个严厉的祖父，严厉得不讲道理，简直就是个暴君！所以我得出的结论是：“祖父不好！”迺莹立刻反驳我说：“不对！祖父好，我的祖父就最好。”
还有一次，谈到了母亲。我说：“我从小就失去了父亲，全靠母亲辛辛苦苦地把我抚养成人。我无论到哪儿，长到多大，都不能忘怀母亲的恩情！”迺莹没说什么，但脸色很沉，表情也很抑郁。看得出，我的话牵动了她的心，也许有着痛苦的回忆吧，所以她并不热心地谈到母亲。
1937年，她从上海来北京看我的时候，偶然之间我们又谈到了父亲。我说“鲁迅先生待你们，真像慈父一般哪！”迺莹马上就说：“不对！应当说像祖父一样，没有那么好的父亲！”
祖父待她好，她永远不能忘记；母亲待她很淡漠，她不愿提及；父亲待她很坏，使她几乎不相信世界上会有好父亲！她这三种鲜明的爱憎情感，当时给了我很深很深的印象。
记得迺莹、陆振舜、我，曾一同去西单绒线胡同内的“中天电影院”看过一次电影，片名叫《泣佳期》。内容是描写一个未成名但很有才能的画家和一个流浪街头的姑娘相爱的故事，情节曲折感人。
回来之后，我们由谈论这影片开始，自然地谈到了实际生活的友情、爱情问题。我说：
“我认为爱情不如友情，爱情的局限性太大，必须在两性间，青春期才能够发生。而友情，则没有性别与年龄的限制，因而，是最牢固的。”迺莹马上说：“不对，友情不如伙伴可靠，伙伴有共同的前进方向，走的同一条路，成伙结伴，互相帮助，可以永不分离。”
“那路要走到尽头了呢？”我问迺莹。
“世上的路是无尽头的。谁能把世上的路走尽？！”迺莹反问着我。于是，大家沉默起来。
那年的“双十节”，各校学生计划联合举行一次游行示威。队伍准备从西单集合出发往东走，到西长安街“北平行辕”前，大家把那“行辕”的牌子一砸，就解散！我在9日傍晚先到西单拐角的一个小饭馆吃过饭之后，又去看了看地形，想到明天就要起事，免不了又要有一场激烈的搏斗，又要有一批人被捕，心里很不平静，便转到西巷嘱咐陆振舜和迺莹：“明天不要出门！”
10日清晨，我按约定的时间进城走到西单，只见到处是武装警察，还有一些便衣特务在来往巡行，盯着每个行人。街上的学生不算少，三三两两地走动着。我走了一个来回，时间已到却不见动静。我再由南向北走到商场附近时，遇到了北京大学的同学，他说：“回去吧，昨晚有人被捕，消息泄露了，今天的计划撤销。”听后，我便拐到西巷，向迺莹他们说了这件事。她说：“怪不得你昨天叫我们今天不要出门呢。”隔了一会儿她又说：“洁吾，我看你干不了革命。哪有你这样前瞻后顾干革命的！”
霜降过后，忽然降了一夜雨雪。早晨我到西巷去，一进院，便看见迺莹正站在檐下赏雪，陆振舜则站在西平台顶上用根竹竿敲打枝梢上残存的枣子，一会儿，就拾了一捧。迺莹很兴奋地用小砂锅轻轻地收了一些墙头上的积雪放在炉子上煮，雪即刻化成了水，一粒粒枣子被放了进去，水很快就沸腾起来！我们围在炉边盯着那滚滚胖胖的小枣子在锅中挤来挤去，闻着那枣香气，都等着吃！迺莹用火箸轻敲着炉子笑着说：“这可是名符其实的雪泥红枣啊！”我们大家都大笑起来。
在吃枣子的时候，我提醒他们千万要注意煤气，中了毒很危险，会致人于死命的！陆振舜却说：“我就不信那一套！”
迺莹果然中了一次煤气！那天是大家正坐着闲谈，忽然迺莹就昏倒了。我估计可能是熏煤气了，急忙喊来耿妈，将迺莹抬到院中，放在躺椅上用棉被盖好。耿妈又去邻家找酸菜水。忙乱了一大阵子，迺莹才苏醒过来。后来由这件事我们谈到了“死”，迺莹说：“我不愿意死，一想到一个人睡在坟墓里，没有朋友，没有亲人，多么寂寞啊！”
11月的中旬，天气已经很凉了，家境好的同学，早已换上了适应节气的秋装。可是迺莹的家里，除开寄来警告她赶快回家结婚的信件之外，一件取暖的衣服也没给寄！（陆家，也是如此。）家中对她施行的“经济制裁”，其实在这以前早就开始了！两个人的生活开支，就只能靠陆振舜家中寄来的钱勉强维持着。
12月，眼看要落雪了。一天我去看他们，只见迺莹正由耿妈帮助着用旧棉絮把单衣改制成一件小棉袄……仅有这样的衣服怎么能过冬呢？我即跑去找一个同乡同学借了二十元钱拿来送给他们。这样，迺莹才得以在“东安市场”买了棉毛衫裤挡挡风寒。
临近寒假的时候，陆家来信警告说：如果他们放寒假回东北，就给寄来路费，不然，从此以后什么都不寄！……没有别的办法可想，陆振舜决定回去。在整理行装时陆振舜告诉我说，迺莹责备他“商人重利轻别离”。我知道，迺莹是不愿走的，可是我们这些穷同学谁也帮不了他们的忙，不走，又怎么生活下去呢？真是爱莫能助啊！
以上，是萧红第一次来北京的生活情况，时间是1930年7月—1931年1月。
萧红第二次来北京——1931年初春
自从迺莹回东北之后，我无时不在惦念着她。不知她的命运如何，不知她能否再来。我曾给陆振舜写信询问过迺莹的归乡情况。许久，没有得到他的回音。后来，终于接到了陆振舜的信。他告诉我迺莹已回呼兰家乡，又听说她一回去，就被家里囚禁起来，因此患了神经病！……我相信，这样的事是完全可能发生的，心里又急又气，心想：如果我能去呼兰，一定要找她父亲去讲讲道理，把迺莹给营救出来！
后来，又接到陆振舜的第二封来信，信中说：如果迺莹能够有伍元钱路费的话，就可以由呼兰乘车逃出来了！这一消息使我很振奋，马上就从北京想办法兑换了伍元钱的“哈尔滨大洋”票子，将它小心地贴在诗人戴望舒写的一册诗集《我的记忆》最后硬封皮的夹层里寄出了！并在信中暗示迺莹说：“你在读这本书的时候，越往后就越要仔细地读，注意一些。”意思是想让她能发现这张钞票，想办法从家里早点逃出来！
大约在1931年的2月末，突然收到陆振舜拍来的一封电报，内容是说迺莹已经乘车回京。我计算了一下时间，那列车到达的时刻，正是当天中午，我马上赶到火车站去接她，却没接到。我转身直奔西巷，耿妈开门见是我，就说：“小姐回来了，把东西放下就去学校找你去了。”我又即刻直回学校，见迺莹正在宿舍等我。这次来京，她穿了一件貉绒领、蓝绿华达呢面、猓子皮里的皮大衣。她还送给我一小瓶白兰地酒和一盆马蹄莲花。
第二天，我进城去看望她的时候，不料她竟病倒了，发着高烧。看见她一个人住在那较为冷清的院落里，身边又没有可以聊谈的亲人，很是放心不下。
于是，我就天天去看望她，照顾她，和她聊聊谈谈。大约一个星期左右，她的病才渐渐地好转起来，能起床，也能吃东西了，我们谈话的时间也就更多一些了。（我仍然是每天从学校走去陪陪她。）记得曾几次问到她回乡后的情况和这次是如何从家里出走的，她都避而不答，我也一直忘记问那本“诗集”可收到了。
这个时候，曾收到过陆振舜的来信，他托我照顾迺莹，并希望我能够帮助她继续上学。可是按照我当时的经济状况，是根本无法、无力替迺莹交纳很可观的一笔学费的。商议的结果，迺莹同意等她表兄到北京之后再说。
一天傍晚，我正和迺莹在屋内闲谈，听见有人叩门，耿进来说：“有个人找小姐。”迺莹听了立即出门去看，谁知那人竟闯了进来，正和迺莹在房门口打个照面。她，愕然了！！……那个人进屋之后，一屁股便坐在了椅子上，一言不发。迺莹跟在他的背后，对我伸伸舌头，做个怪样子。我看看那个人，心里猜疑着：这是个什么人呢？……迺莹给我介绍说：“这是汪先生。”我向那人点点头，说明我和迺莹表兄是朋友，听说迺莹回来了，特来看看她。那人仍不发一言。
稍停片刻之后，只见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摞银元往桌子上一撂，就开始用他的右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的样，一撂一撂地摆弄起那些银元，只见一枚枚银元从他的手中自上而下地跌落下来，发出叮叮当当清脆的金属声响。然后，他再重新抓起这摞银元，又用同样的姿势将它们又一枚枚跌落下来……他好像很欣赏这银元冲击的声音！此时张迺莹面部的表情是木然而不知所措，我坐在那里也很尴尬，空气好似不再流动，停滞了！僵持了一刻，我便告辞出门了，迺莹没出来送行。
晚间，我又去西巷，见临街的窗子是黑洞洞的没有灯光。屋内，也没有说话的声音。我没有叩门，便转回学校。后来，又连着去了几次，都是这样的情形。最后一次，我习惯地“啪啪！”“啪啪！”地叩响了门环。耿妈来开门，告诉我小姐他们出去了，并使我知道了那个男人，就是“小姐的未婚夫”。
从这以后，我没再去西巷，只是给陆振舜发过好几封信，把这情况告诉给他，盼他能够即刻回来。
那是3月末的一天，迺莹突然到学校来找我，说是生活上有了困难，问我可不可帮她想想办法？我搜遍了全身所有的口袋，才凑了不到一元钱，就全部交给了她。我问她生活得怎样，上学的事解决了吗？她只说目前都谈不到了……拿着钱走了，没再说什么。
没过几天，我又进城去看迺莹，谁知耿妈却说：“小姐他们走了，您不知道吗？”
我摇摇头：“去哪儿了？”
“回东北了。”耿妈回答说。她还告诉我，小姐他们还有些东西没带走，希望能交给我来保管。因为耿妈自己也想另寻工作去了。随后，耿妈将一个捆好的柳条箱提到我面前，我没看，也没收留那东西，便离开了西巷——张迺莹他们曾住过的地方。
回到学校之后，我的心情不能平静。迺莹临走前并没告诉我，也没留下个字条……根据我们平日交往的友情，我不能理解她为什么要这样不辞而别。她，到哪里去了呢？
陆振舜回到北京，对我颇发烦言，埋怨我没照顾好她的表妹。可是，我又有什么能力来照顾好他的表妹呢？就是她要到哪里去，与谁一同去，难道我能够阻拦得住吗！
这就是萧红第二次来北京的情况，时间是1931年初春，2—3月间。
萧红第三次来北京——1937年初夏
陆振舜的责怪，我并不想去与他计较。我所挂记的倒是迺莹怎么样了？我一直猜不出她悄然离开北京的原因，可是又无处去探询她的消息。
“九·一八”之后，大约是9月末，收到了迺莹从哈尔滨寄来的信，她要我寄两册书给她，说是准备送给她中学时期的美术教师。这位美术教师是迺莹所敬佩的，听迺莹说他待学生很好，说话也很风趣。
在北京的时候，只要是我认为好看的书，无论是借的，还是买的，总是看过之后就带给迺莹他们去看。比如，戴望舒诗集啦，日本人鹤见佑辅著的《思想·山水·人物》啦……迺莹这次来信要的书，其中有一册就是这《思想·山水·人物》她要我寄给哈尔滨二中的×××人转，为了不使她感到失望，我便按照她写来的地址把书寄去了，却再也没得到她的回音。
从1935年开始，我就在刊物上经常读到萧军、萧红的作品了。但那时却并不知道萧红就是张迺莹。当我读到她写的《家族以外的人》的时候，我恍恍惚惚记得曾听迺莹讲起过这个主人公——“有二伯”。萧红就是张迺莹吗？自己仍然不能确定，因为我想不出她是如何去上海的，直到1937年她来北京看望我，我才知道萧红就是张迺莹啊。
1931年萧红他们离开北京后，我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对萧红也就渐渐地忘却。1933年，当母亲听说我已经开始工作（我那时正在孔德小学任教），便从家乡带着我的两个年幼的妹妹和她为我相中的未婚妻来到北京。虽然当时我的月薪是很微薄的，但是因为父亲的早逝，我又是长子，家庭生活的重担自然只能由我承担起来，责无旁贷啊。为了“孝”的缘故，更不愿伤害母亲那受尽苦难的心，我便同意结婚成家了。
1937年初夏，约4月份的一个傍晚，分别五年之后的萧红，突然出现在我家门前的时候，我已经有了一个刚刚过周岁的女儿了。
那天，妻在厨房里收拾晚饭，我在院中抱着女儿玩耍。忽然听到“啪啪”轻轻的敲门声，开门一看，面前站着一位年轻少妇，穿着一件黑色大衣。在她身后，站着李荆山。我还没认出她来呢，她就紧紧握住我的手说：“洁吾！还认识吗？找到你可真不易啊！”又回头对李荆山说：“真得感谢你忆之哥！不先找到你，就无法看到洁吾了。”我也惊叫起来：“啊！迺莹是你！你从哪儿来呀？”说着，我们便牵着手进院，到屋里，她放下大衣，急步走向我，向我作了一个拥抱。这一举动，吓了我一跳，我急忙让他们坐下，同时招呼在厨房的妻子，过来认识认识这位远方来的客人。自从萧红一进院，一切举动，妻在厨房中早已看到眼里，不料竟因此产生了误会。当我给他们彼此介绍时，妻的态度很冷淡。并用她那女性本能的自卫而怀疑的神情和目光望向了萧红，也许使敏感的萧红感到自尊心受了伤害？
一时，是很难向妻子解释明白的。吃过夜饭，大致聊谈了一下彼此分别后的情况，约好明日再来，萧红便回旅馆安歇去了。
他们走后，果然受到妻子的诘责。她问我们是如何认识的？为什么从来没向她讲过？……无论我怎样说明，她似乎不相信！
次日上午十点钟了，萧红还没来，我想这一次不会再不辞而别了吧！后来她终于来了，穿了件深天蓝色的毛织西装衣裙，头发用一根丝带束在脑后，看上去很像是日本人。
在午饭桌上，她开始讲述了她近几年来的生活情况：回到哈尔滨怎样困在了旅馆；松花江涨大水萧军怎样去搭救她，他们如何穷苦地生活在一起，如何从事写作；怎样双双从东北日寇占领区逃出去到青岛；怎样与鲁迅先生通了信，在上海受到鲁迅先生和许广平先生的如何照护……就是在这时，我说了鲁迅先生像慈父的话，萧红立刻纠正我说：“不对！应当说像祖父一样……”当我问及萧军的为人时，她说：“他为人是很好的，我也很尊敬他，很爱他。只是他当过兵，脾气太暴躁，有时真受不了。”
我妻子对萧红的疑惑此时还没完全消除。第三天一清早，就说要到朋友家去，把孩子丢下就走了……我还要到学校去教课，带着个孩子怎么行呢？只好请萧红给照看一下了，等我上完课就赶回家来。
……后来，她们不但成为了好朋友，萧红走后，妻子竟也向我提出要去日本读书呢！
萧红这次来北京时，住在王府井南口一家旅馆里，因为房租太贵，而且是按天计算，我便又帮她迁到灯市口一座叫“北辰宫”的旅馆去住了。这旅馆的门厅里，挂着一块非常醒目的“匾”，上面只写了一个大字——“家”。
那时，我家住有三间房屋，请萧红来我家暂住是完全可以的。可是在开始，并没敢请她来我家。因为我家条件差，而张迺莹自从日本回来之后，生活习惯上似有了很大的改变，又加上我的妻子是那么不能谅解人……
可是过了几天，萧红主动提出能否住在我家？与妻商量她也并没反对，于是和妻一同将萧红由旅馆接到家中，安顿在东间房内：一张床，一张三屉桌，此外也再找不出适宜她所使用的家具了。
萧红，拿出了一张萧军的大照片，端正地摆在桌子上，这是我第一次认识萧军。萧红在我家住了一个星期左右。（在此期间，作家舒群曾来找过她两次。还收到了萧军从上海寄来的一包书——《生死场》和《八月的乡村》）。每天，我到学校去教书，她就和我妻子在家里聊天。后来又一同烧饭，上街，一起逛公园……，竟建立起很真挚的友情。萧红走时，妻子还落了泪。
萧红回上海的时间，在5月中旬。是因为萧军寄信来说最近身体不适，希望她早点回上海……”记得我们夫妻曾想留她再多住些日子，可是她婉言谢绝了。她说：“不行啊！萧军近来身体不好，脾气也暴躁，时常夜里睡不好觉，做乱梦和人打架！一次竟一拳打在我的脸上，好长时间脸都是青的呢！”既然情况是这样，我就不能再挽留她。我和妻子抱着一周岁的女儿，在“东安市场”附近一家贵州馆子里，请萧红吃了一顿尚好的告别饭，便送她上站回上海了。
在她临行那天，我帮她收拾行李，东西装得太满，怎样也合不拢提箱的盖子，猛劲儿一拉，拉坏了提手！最后她只好取出自己穿的一件薄蓝呢大衣、一个油画架子和一个长方形嵌装着西洋画的小镜框留下来，并约定好秋天与萧军一起再来。
我一直等候着他们，并希望能见一见我所敬佩的萧军，我是他的读者。可是，他们没有来。
这次萧红从来到去（1937年4月底——5月中旬），在北京大约住了二十天左右。
萧红回到上海之后，我们曾通过几次信，我还把向她借的《海上述林》等书寄还给她，可是，自“七七事变”到北京解放的十余年中，就再也没有听到过他们的消息。那时，我猜想：他们一定是去延安或解放区什么地方。北京解放了，许多人都从延安回到北京，还希望着有朝一日能在报纸上看到他们来北京的消息……
大约是在“反胡风运动”中，我才听说萧军因犯了什么“错误”，下放到东北去劳动；不久读到聂绀弩的文章，知道萧红早与萧军分手，又以后，读到《萧红小传》，知道她于1942年客死在香港。这一连串不幸的消息，使我感到了一种难以名状的痛苦。尤其是萧红的死，更使我痛惜！什么原因竟使她早逝？我想了解，却无处了解，想探问，却无处探问，只要一想起萧红，心中就感到压抑和痛楚……
今年6月1日，是萧红七十诞辰，就用这段回忆文字来纪念她吧！这对研究萧红的同志，或许会有些用处。
选自《哈尔滨文艺》第六期，1981年
离合悲欢忆萧红
高 原
初识于哈尔滨
当迺莹在香港去世的消息传来时，那年——1942年，我正在延安，住在蓝家坪。为了纪念这位青年时代的好友，我曾写过一篇名为《悼迺莹》的文章，发表在《文艺月报》上，记得这悼文的起始是这样写的：
“迺莹没有萧红出名的，但‘迺莹’是我们惯用了的称呼，当年迺莹二字在我们一群中间，是格外亲切的，至于我发现萧红成为迺莹的别名，则是经过七年阔别之后——在航行中的‘秩父丸’号邮船上的事情……”
大约是在1929年的春末夏初的季节，我在徐淑娟同学的家里第一次见到了迺莹。小徐的家，当年住在哈尔滨道里买卖街56号。因为她是独生女，父母很是宠爱，家庭环境也比较优裕，所以她时常约请自己的好同学、好朋友到她家里去坐坐，聊聊。尤其是她们女孩子，在一起总是有好多“秘密话”要说，叽叽咕咕的，谁要是隐瞒了什么，那可是件不得了的事！
当时小徐和迺莹都只有十七八岁，共同就读于东省特别区立第一女子中学(现哈尔滨七中)，并且是很要好的朋友。后来小徐中途曾到哈尔滨法政大学预科学习了一段时间，我们便成了同学，她的座位就在我的前面……因为时常听到小徐讲起关于张迺莹的一些情况和消息，比如：迺莹的性格是倔犟的，有一股刚直不阿的劲儿；学习是勤奋的，对问题时常又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胸襟是比较豁达的，很少为了琐碎的小事情与同学计较等等。所以，在见到迺莹之前，她在我的心目中已有了一个较为深刻的印象，觉得她一定是个很了不起的女孩子，有理想，有志向，有作为，是那些小姐气十足的女学生们所无法相比的！
春末夏初的一个星期天，小徐约我和迺莹在她家里见了面，本来是不需要特别再作介绍了，可是小徐还是如同我一点点也不知道迺莹的情况似的，把迺莹的为人和她们之间的友谊，又重复地向我述说了一遍。我呢，当然仍很注意地听她介绍……
迺莹的体格看起来比小徐显得粗壮，也高，但态度却不失温雅。她的眼睛很大也很亮，脸上还长着一些小疣，远看像雀斑，留着童式的短发。因为看见了我这个生人，又是个男同学，她的脸竟会一下子变得通红，显得很稚气，天真，像个小孩子。记不得那天都谈了些什么事，可能多是些她们“女中”和我们“法政大学”两校里的先生和学生们所发生的事吧，当然也会谈到一些有趣的新闻和不愉快的消息之类。漫谈之中，争论也会有的，但彼此之间的“共同语言”还是很多的，很谈得来呢。
小徐是很健谈的，思想、情绪都表现得很活跃，有时甚至是慷慨激昂的。相比之下的迺莹呢，就显得沉默寡言，感情不易外露。与她们经常在一起的同学，还有孟克勤、李雨琴、张志远、沈育贤，各人有各人的性格特点。迺莹给人很突出的感觉是：不易接近。她经常是静静地倾听着人们的讲话，偶尔有谁发表个“怪论”时，她便迅速地将头转向她，这时，她那剪得齐齐整整的油黑的浓密的短发，便会随着头的转动而猛地一甩，大眼睛便紧紧地注视着那位“怪论”的发表者。此时的迺莹在想些什么呢？赞成？反对？大家都很难揣测出她的想法。但有的时候，她又会毫无忌讳地谈着自己的思想，过不了多久，你就会清楚地知道了迺莹喜欢谁，讨厌谁，敬佩谁，鄙弃谁……
迺莹和小徐最谈得来，感情也最好，友情也最长远，有时说话说得累了，迺莹就将下巴支在小徐的头顶上休息……她们给那个专制的女校长起了个绰号，叫“孔大包牙”①，平日提到她时，总是说“孔大包牙”如何如何……她们对学校里的一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是很不满的，有时甚至采取“一致”的行动进行“捣乱”（萧军著的《涓涓》一书曾谈到了一些情况——耘注）。她们还经常一起读鲁迅先生的书，对先生是非常尊崇的，对先生作品中的许多妙句，她们是很熟悉的，甚至有些还能背诵。比如，有一次小徐告诉迺莹说，她又有了新的“发现”，于是她便诵起了鲁迅先生《秋夜》一文：“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鲁迅先生的这一风趣的描写，引起了迺莹一阵朗朗的笑声。她对小徐这新的“发现”表示欣赏！后来彼此还经常你一句我一句地说着：“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而后会心地笑着……
再见于北京
1930年，在我将要离开哈尔滨去北京之前，就知道了迺莹也要到北京去读书的消息。后来听说她就读的学校，是一所教会学校，名叫圣心（盛新？）。这年夏天，我到北京之后，就曾几次去圣心中学找过她，都没有找到。
1931年张逢汗同学从哈尔滨来到了北京，在他的带领下，我俩在西城区一个叫二龙坑（？）的一条小巷的一处四合院的房子里拜访了迺莹。
迺莹见到我们很高兴，和我们紧紧地握手，并拿出了瓜子儿请我们吃，还抓起一把瓜子儿亲自放到我们手里（这举动以前她是没有过的），使我感到她在“风格”上似乎有了什么变化。我看着她：脸色，没有在哈尔滨时期那样红润健康了，小雀斑也不见了，孩子似的稚气呢，也没有了。她穿着一件浅蓝色土布的短衫，在北京那仍然寒气很浓的早春季节里，显得是那么单薄。我环顾了一下她那房间：一张单人床，一张小长桌，一只小凳，别无它物了。知道她在一所女子中学读书，好像女二中，但房间里却没有十册书，不像个学生宿舍的样子。又知道她生活得很贫苦，常常把几册书拿到旧书摊上去卖，得到一些钱，借以维持生活，每天她从西单徒步去东四上学，连买电车票的钱也没有……我又在房间的墙壁上，看见用铅笔描画的一个男人头像，那人头上戴着一顶鸭舌帽，迺莹说这是“密司特汪”是她就着灯影描绘下来的。并告诉我们，她将要结婚等等。迺莹是很平淡地、一点不表露出任何感情地述说着所发生的一切事情。这使我感到了一种说不出的忧郁和压抑……临别时，迺莹留下了我们的地址，并说以后要常来往……当她将我们送到大门口的时候，门洞里的一股春风突然将她那单薄布衫的下摆吹拂起来，她连忙用双手捏住了布衫两侧的“开气”，顾不得与我们握手道别，却不住地点着头，用眼睛看着我们，脸上的表情仍有些木然。我偶然抬眼朝北方望去，隔着玻璃窗，看见一个男子的头部探伸出来，也正往外瞅着我们呢。我想，这就是那位“密司特汪”吧？
回到了学校的宿舍，我把这一会见的经过详详细细地写信告诉了在江苏松江读书的小徐（淑娟）。小徐在给我的回信中，几次都提到了这件事，她说：
迺莹，或者说是迺莹的事，对我是一把利斧！这伤痛，这鲜血，永远镂在心上，老高，我不能再说什么！还能说什么呢！”(1931年10月24 日徐淑娟致高原信)
……你看，迺莹是生死莫测！而且即使活着也已是为密司特汪的眼泪所软化而做着“良妻”了。迺莹，是我们战线上一位很有力的斗士，现在投降了！！为了这，几乎连自己都怀疑起来……只有我们自身的分化，才是我们的致命伤！！……(1933年8月13日徐淑娟致高原信)
确实，小徐为迺莹的“抉择”感到痛心了。因为迺莹与她的未婚夫——密司特汪——的关系，小徐是知道的。迺莹所以从呼兰家乡到哈尔滨上学，主要原因是为了抗拒父母给她包办的这桩婚事，更何况那密司特汪是个花花公子，不务正业的人，迺莹对他没有一点好感！小徐她们几个很要好的同学，都一致反对迺莹的这件婚事，都坚决赞同她的这一“逃婚”举动，并且都亲密地、贴心地交换过彼此的看法……可是现在呢？
自从上次去访过迺莹之后，看到她生活得如此贫苦，心里很是不安，大约过了三四天之后，我想应当给迺莹送点钱去，便又去了一次迺莹的家。没想到，房东却告诉我说，他们已经回东北了。几点钟的车？开往哪？房东都说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这样急急忙忙地走了？连个招呼也没打，一封信也没留呢？我感到很纳闷。她是不是真的回到了东北？这我也就无处去询问了。从此，我便和迺莹失去了联系，但多少年来，在我的心目中一直是很挂记着她的，有时甚至担忧地想：迺莹会不会就此沉沦下去呢？她今后的生活会怎样呢？她还会像从前那样有理想有志向吗？她为什么要和自己非常讨厌的人结合呢？她为什么不留下个地址给朋友们呢？……
偶然重逢于日本的轮船上
1936年7月，萧红到了日本。那时我也正在东京，但我并不知道萧红就是迺莹。此时的萧红，已经是一位较有名气的青年作家了，她著的《生死场》、《商市街》、《桥》等书都陆续地发表了。有的朋友和我说：“萧红是你的老乡，都是东北人，你一定知道她的地址，请她来给我们大家讲演一次有多好啊！”我说：“老乡倒是老乡，可是我不认识萧红啊，‘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啊，奈何奈何？”
1936年“西安事变”之后，大批的留日同学、同志相继回国了。1937年1月9日，我也从东京来到了横滨市，搭乘了一条日本邮船“秩父丸”号启程归国了。（当时搭船只能从东京乘火车或汽车到横滨市。）那天来给我送行的朋友有：于国勋、吴等人。
送别的彩色纸带，随着海风轻轻地飘舞着。我望着留在日本的好友们渐渐地远去了，不知何时还能相见。我想到归国后的生活，不知又要流亡到何方……这时，我注意到在我身后不太远的地方——甲板上，有位女乘客正在缓缓地走来走去。此时，她的心绪也许和我一样地怅惘和烦乱吧？我不由自主地关注着她……
船，行驶到神户港，要在这里停船装卸货物了。（这时美国的钢铁正大量运往日本，战争的气氛笼罩着人们的心。）码头上钢铁货件相互撞击的刺耳声响，昼夜不停。利用这个停歇的机会，我上岸到神户的“中华学校”、“同文学校”等由华侨办的学校中，去参观了一下。在归船的路上，又看见了那位女乘客。这时，我便尾随在她的身后，仔细地观察着她：她身着一身黑白红三色的方块花纹的衣衫，剪裁得式样既非日本妇女所穿的“和服”，但也不像中国妇女所穿的“中式民族装”，头上蒙着一条深色的头巾，仅仅露出了脸的中部，除眼、鼻、口外，是看不见面部全貌的。我猜想，她也许是菲律宾或马来西亚人吧？但她又穿了一双很特别的棕褐色的小皮靴，鞋口是松紧的骆驼鞍形的，没有扣带，很像是双男人的鞋。这种鞋，中国女人是很少穿的，更何况是别国的女人呢！
船上的一日三餐，是在一间大餐厅里进行的。我和这位女乘客在同一长桌上用饭。因为她是与我斜对面就座的，所以我仍不能准确地看清她的脸。我又发现，她是用筷子来吃饭的，世界上除了日本人，别国的国民是很少有使用筷子的习惯的。如果她是日本人的话，那她为什么又不到日本人用餐的桌子上去吃饭呢？这使我更加疑惑起来。
船在太平洋上行驶，开始有些颠簸了起来，许多乘客由于不适应海上航行，开始晕船，头痛、呕吐，甚至整日地卧床不起，如同害着病 。到大餐厅来用饭的旅客越来越少了。可是那位女乘客一日三餐按时来用餐，看样子她是不晕船的。
就在船快要到达上海汇山码头的前一天清早，我同往日一样，来到了大餐厅，正巧与那位女乘客又遇到了，她仍然坐在我的斜对面。这时，我就比较大胆地不住地向那位女乘客望去，心里暗自揣度着：“这位外国女人怎么那么像她呢？”（因为我越看越觉得像张迺莹。）我应当设法与她交谈交谈，以便将来万一遇到迺莹时好告诉她，我在“秩父丸”上曾见到过一位和她相貌极相似的外国人，这该是多么有趣的事啊！于是我便准备用二种语言：日语和英语，与那位女乘客交谈。可是，自己又犹豫起来，一个男子冒冒失失地去与一位外国女子交谈，这在国际上可是件需要慎重考虑的事啊！弄不好引起误会，闹出笑话来，岂不是自找没趣儿吗。多日的观察，使我知道了喝汤是她每餐用毕退席的前奏，现在她又在开始喝汤了。我怕失掉这不能再碰到的机会，便急中生智地对我邻座的人大声说：“对面坐着的那位女士，很像似我的一个朋友。”我的话音刚落，只见那位女乘客抬起头转过脸来，对我说：“是说你的朋友像我吗？”没想到她会讲很好的中国话呢！这使我很高兴。
“是的，您很像我的一位朋友。”我回答了她。
“你的朋友叫什么名字？”她继续问着。
“她叫张迺莹。”我迅速地清楚地告诉了她。此时，只见她一下子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很快地绕过饭桌，她那皮靴踏得地板咚咚作响，来到了我的面前。她握住我的双手，说出了我的名字：
“你是高—永—益？”我站起来，一时竟激动得忘记了说话。
“你还没吃完饭吧？”迺莹问我。
“不吃了，不吃了，吃也吃不下了。来，坐下来聊一聊吧……”我将她让在座位上，此时迺莹开始用手帕擦眼睛了，我也情不自禁地流下了喜悦的泪，稍稍坐了片刻，我便挽着她的手走回我住的房间里。这是一个三等船舱，房间里住的八个人，都是我们旅日的同学。迺莹和我坐在长沙发上，开始谈起来。原来，迺莹也买的这三等舱票，就住在我们隔壁。当她说到与萧军的关系时，我便插嘴问她：“听说你和一个叫三郎的人同居了，可有此事？”
“三郎就是萧军哪。”她说。
“那你就是萧红？”我急切地问她。
“嗯。”她微微一笑，点点头。以前我曾听人传说：张迺莹和一个叫“三郎”的日本人结婚了，当了头等亡国奴！这使我的心情很为沉重，没想到她竟会堕落到如此地步！如今听迺莹说三郎就是萧军，可使我高兴极了，便一下子从沙发上跳起来，向同房间的朋友们介绍说：“她，是我的老朋友张迺莹，也就是咱们在东京想找的那个萧红啊！”大家都为我们的巧遇高兴、祝贺，有一对新婚夫妇，还把友人们赠送给他们的糖果拿来，摆满了我们面前那张椭圆形的小桌子；迺莹又从她的住舱里，取来一瓶白兰地酒和一盒樱花牌香烟。与她同室的一些从美国归来的华侨老人问迺莹：
“你还下棋不下了？”
“不下了！”
“遇到亲人了？”
“嗯，遇到亲人了。”迺莹兴奋地回答他们。
她打开了酒瓶，斟满了酒杯，高高举起，一饮而尽！迺莹的这一系列动作，都是那么爽利、粗犷、自如。言语的闸门打开了，一堆一堆的话，就像海水涨潮一样，扑涌了过来。说起了徐淑娟，我把小徐写给我的信拿给她看。当迺莹知道我也要去上海后，便说：“到了上海，咱们就一起去常熟看望看望小徐，常熟离上海并不算太远。以前咱们在北方，小徐却在南方，如今我们在南方，小徐也不知到了哪方？人，总是有悲欢离合……”说起了鲁迅先生，萧红说，先生生病逝世时她正在东京，不曾想，就再也见不到他老人家了。她显得很悲恸，甚至不能自禁地眼圈儿红了起来。她讲了许多先生的往事、先生的为人和精神。使听她讲话的朋友们，都深为感动。她又谈起了萧军、许广平先生和海婴等在上海的许多亲人、朋友，表露出她那念念不忘的思念深情。
从早晨一直谈到晚上。午饭和晚饭我和迺莹几乎是没有用餐。海上的风浪更大了，人们又都躺卧在床上，静静地养神。我和迺莹却一起登上了甲板，观看着海上的夜色。迺莹久久地凝视着远方的星空，突然很悲愤地说：“亡国奴，我们还要做个第二次的！”海风几乎冻僵了我们的手，我帮迺莹整整围巾，将她那瘦弱的身躯紧紧地靠拢在我的身旁，走回了舱里。她仍然冷得发抖，我又拿来了一条毛毯，将我们的腿脚严严实实地裹包好，共同坐在沙发上。这使我们同时都想到了冬天的哈尔滨，孩子们坐在马车里，不也是这样的来抗御寒冷吗！我俩都笑了，好像一下子又回到了顽童时代。
夜很深了。我虽然不会吸烟，也帮着迺莹把那一盒香烟吸得一根不剩！天，很快就亮了，一位广州籍的同学开玩笑地指着我们说：“你们整整谈了二十四小习”！他把“时”竟说成了“习”！引得最不爱笑的迺莹也哈哈大笑起来。真是说不完，问不完，我们谈了近“二十四小习”！
往日早餐前，人们都很高兴到甲板上去做做运动，那里有着简单的体育器械。今天就要到上海了，人们更是拥到甲板上。风不再像夜间那么猛了，海水也不像几天前那么蓝了。我和迺莹来到单杠前，我练了练，向迺莹“显示一下自己的力量”。于是，她便说到萧军锻炼身体如何如何……这时，我又知道了萧军是一个文武全才的人。
我帮迺莹去整理她的手提箱。在那箱子里有一部老版的《唐诗三百首》，这是萧军从上海寄给她的，也是迺莹从小就爱读的书。还有一只像茶杯大小的很有趣的小木桶，这是她喜爱的玩具。其实她这只箱子是简单得无需用人帮忙整理的，但我们俩却整理得很有兴致。迺莹知道我很穷困，便把她手中剩余的不足20元的日钞，全部留给了我，并嘱咐我，到了上海，一定要注意这，注意那，特别是要注意小偷，别丢了钱包。
1月13日，当我们又登上了高高的船甲板时，上海的汇山码头，在阳光的照射下，清晰可见了。
到了上海
当我在上海找到了确定住居处之后，马上就通知迺莹我的住址：法租界勤乐村。这是我留日的同学卫国尧租下的一间亭子间。迺莹曾来这里看望过我。
一天，我们约定在霞飞路的Renaissance（文艺复兴）茶社会面。这是我第一次与萧军相识。他那天穿着一件酱红色的革制大衣，很帅气，有点像大学生中的运动员，谈吐颇健，很爱用“尔后” 这两个字。迺莹那天腋下挟着好几册书，统统都是送给我的，有她自己的著作，记得也有德国女版画家凯绥·珂勒惠支的版画集等。这次是她向自己的老朋友“显示力量”了！看到她的这些“成绩”，我从心里佩服，并以有她和萧军这样有作为的朋友而感到骄傲和荣幸。
1937年，我到九江去任职，“八·一三”后返回上海，我们三人又聚会了，我把从九江带回来的多件景德镇名瓷器，送给了他们。在我将要离开上海之前，迺莹曾几次到法租界的“大中公寓” 来看望我。她说要看看小徐的信，我便把随身带着的小徐多年来写给我的几十封信，留给了她，并请她代为保存。（这些信，已由萧军老友在此次相见时，交还给我，触物漫思，感慨殊甚矣！）她又说，很想参加抗战服务队之类的组织。在帮我整理行装的时候，她看到我有一条西装长裤，有几处已被老鼠咬成了洞，于是她马上拿过剪刀一剪，拿过针线一缝一缝，只一会儿工夫，就帮我改制成了一条很像样的短裤。她的针线活儿，当年在她们女同学里也是很出色的。四十几年过去了，经过了一次次战争，一次次动乱，风里雨里，行军打仗，动荡不定的生活，使我失去了所有的书籍、用品、纪念之物，但我始终把这条短裤，打在自己的背包里，背来背去，带来带去，舍不得“轻装”了它！如今！它仍在我的身边。
那时期，每当我的住址有了变动，便及时地写信告诉迺莹，深恐我们再失去联系。1938年，我在延安喜得迺莹从临汾的来信，她说不久也要来延安，彼此就可以用谈话代替写信了。我很天真地，兴奋地等待着她的到来。可是一天天过去了，不知何故，她的这一愿望竟未能实现。当年夏天，我因为要去寻找自己的组织关系联系人，便从延安到了武汉，住在东北救亡总会。通过胡风的帮助，我找到了迺莹。她那时正怀着很重的身孕，穿着一件蓝布的长衫，她的铺就安置在楼梯边的地板上。天气很热，她便坐在席子上与我谈话，地上还摆着一盘未燃尽的蚊香。据说，这是孔罗荪的家，但我并没有见到他。此时的迺莹，已经囊空如洗了，我便把自己仅有的五元钱留给了她。在谈到D·M的时候，我听人说他的脸上有明显的天花疤痕，迺莹便拿出了她与D·M的合影给我看。她的神情很不自然，也不愉快，并不热心谈到D·M。据我的猜测，此时D·M已不在迺莹身边了，否则迺莹怎么会困窘到如此地步呢！这使我的心情很为沉重。对她与萧军兄的离婚，我是有怨言的，我批评她在处理自己的生活问题上，太轻率了，不注意政治影响，不考虑后果，犯了不可挽回的严重错误。也许是我的情绪太激动了一些，话说得也太生硬了一些，迺莹对我的这一批评并不服气，她说我从延安回来，学会了几句政治术语就训人。当时，白天武汉常有敌机空袭，我们的谈话，多是在宁静的夜晚，面对江风渔火畅言的。
一天，迺莹告诉我说，她要离开武汉了，并拿出去重庆的船票给我看，是当晚九时开船。我白天办完了一切事务之后，便匆匆地赶到码头去，给迺莹送行。可是在船上找遍了，也没找见迺莹，直到船快启航了，我只好随着送行的人群失望地走下了船。
我在武汉停留的一个月之中，也再没有碰见过她。迺莹到哪里去了呢？
不料竟成了永别！
不久，我回到了延安，仍不时地打听着迺莹的消息和行踪。
后来知道她离开武汉不多久，又辗转去了香港。我以为这是暂时的别离，终会有再见的机会。然而，谁能想到呢——
1942年，在延安蓝家坪的“作家俱乐部”召开了“萧红追悼会”，人们朗诵了她的作品，萧军兄报告了萧红的事迹。记得萧军兄，当时的面孔涨得红红的，情绪显得很是激动。大家都为萧红的早逝，感到无比的惋惜。
八年抗战胜利了，三年解放战争胜利了，我曾多次回到哈尔滨，到过买卖街56号，到过迺莹当年读书的女一中，到过耀景街法政大学的校址，打听过萧红弟弟秀珂的消息，在一座县城里找到了徐淑娟，在北京会到了萧军兄。只是迺莹啊，到何处去寻你？！
载《哈尔滨文艺》1980年第12期
后记：高原同志是萧红1929年以来的好友，由于萧红的介绍，也成了我父亲萧军的好友。他和我父亲已经几十年不见了，此次来京相会，我就抓紧了这一难得的好机会，请他谈了谈他和萧红由相识到分别的简要过程。更有趣的是，萧红从日本归来的日期，几十年来，中外研究者一直查询不到确切日期，而高原同志却与萧红巧遇在一条船上……谨笔录之，以飨读者。
萧红原名张迺莹，文中的“我”即高原同志自称。
萧 耘
1980年5月28日于北京
选自《哈尔滨文艺》第十二期，19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