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萧红研究七十年(纪念萧红诞辰1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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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叛逆者的不归之路(节选)

叛逆者的不归之路(节选)

季红真

萧红无疑是一个有着深刻思想的作家。她由幼稚到成熟,由投身左翼文艺思潮到逐渐独立,有意识地疏离主流的意识形态话语,思想经历了明显的前后两个发展阶段。

她生活的二十世纪上半叶,正是中国的多事之秋。阶级压迫的惨烈与民族危亡的紧迫,都使她不能专注于学业。读中学的时候,她热衷于学生爱国运动。这一时期,她大量地阅读了国内外左翼文学作品,启发了她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和萧军结合之后,她置身于哈尔滨的左翼文化人圈子里,积极投身进步的文艺活动。从赈灾画展到演活剧,甚至为共产党组织出版的内部刊物《东北民众报》刻钢板,她都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她经常出入“牵牛坊”这个左翼文化人聚会的场所,接触过姜椿芳这样的职业革命家和傅天飞这样的抗日武装战士。这对她早期的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社会的不公、贫富的悬殊、阶级的压迫和民族的危亡,一开始就是她创作的主题。她为长春《大同报》文艺副刊起的刊名“夜哨”,寓意即是在漫漫的长夜里,有我们的哨兵警惕地保卫着祖国。一九三三年,她和萧军合著自费出版了小说散文合集《跋涉》,其中署名悄吟的五篇,除了《广告副手》和《小黑狗》两篇散文,是取材于萧红自己的生活之外,其他三篇都是描写阶级压迫和民众反抗的。《王阿嫂的死》,是一个悲惨的故事,揭示了乡村中阶级压迫的残酷。《夜风》讲述了雇农长青母子,由麻木地忍受地主的奴役到投身反抗行列的经过,反映了萧红对人民革命的理解与同情。而《看风筝》甚至写了职业革命者的生活,说明她当时的思想是非常激进的。

《生死场》是萧红早期创作的一个巅峰。麻木的愚夫愚妇们,终于在亡国灭种的危难中警醒了,他们奋起投身于民族解放的斗争中。这部作品奠定了萧红作为抗日作家的地位,使她成为三十年代最引人注目的作家之一。她置身于主流话语的中心,表达了整个民族的心声。特别是鲁迅为之作序,胡风为其写后记,都使《生死场》成为一个时代民族精神的经典文本。

《生死场》的巨大成功,影响了人们对萧红思想的全面了解,特别是限制了人们对她后期思想的研究。近年出版的一些萧红传记中,对她的评价基本停留在抗日作家这一结论上,这显然是不全面的。且不说她从一开始就关注生殖与死亡的问题,《生死场》中最精彩的篇章是民众的愚昧、盲目的生死而又极具顽强的生命力。当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她却放弃了正面描写抗日战争题材的创作。除了在一些散文中,记叙了战争的场景之外,她主要的精力放在了写作故乡呼兰的风俗及童年记忆的《呼兰河传》和讽刺性的《马伯乐》上,明显地偏离了抗日的时代主题。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九日下午,在《七月》编辑部召开的“现时文艺活动与《七月》”的座谈会上,当多数人在争论是否应该上战场的时候,萧红却明确表示:“……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的;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是过去,作家的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这反映了萧红思想极为深刻的内容,这使她和同时代人之间发生了明显的分歧。

尽管萧红的这一思想,从一开始就潜藏在她的作品中,但成熟为明确的理论,则是她成名之后。促成她的这一思想从朦胧到明确的重要因素,显然和鲁迅对她的影响密切相关。一九三六年,她抵达上海之后,即受到鲁迅的关怀与帮助,成为鲁迅圈子中的一员。鲁迅的思想一点一滴地启发了萧红的认识,终于形成她独立的创作原则。这一创作原则更接近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文学主张,带有明显的思想启蒙的特点。萧红对鲁迅的理解是深刻而独到的。一九三八年在临汾或西安,她向聂绀弩谈了自己对鲁迅的理解:“……鲁迅小说的调子是低沉的。那些人物多是自在性的,甚至可以说是动物性的,没有人的自觉,他们不自觉地在那里受罪,而鲁迅却自觉地和他们一齐受罪。如说鲁迅有过不想写小说的意思,里面恐怕就包括这一点理由。但如果不写小说而写别的,主要是杂文,他就立刻变了,从最初起,到最后止,他都是个战士,勇者,独立于天地之间,腰佩翻天印,手持打神鞭,呼风唤雨,撤豆成兵,出入于千军万马,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即使在说中国是人肉的宴席时,调子也不低沉。因为他指出这些,正是为反对这些,改革这些,和这些东西战斗。”她明确地意识到自己和鲁迅的差距。当聂绀弩问道:“萧红,你说鲁迅小说的调子是低沉的,那么,你的《生死场》呢?”萧红的回答是诚实而精辟的:“也是低沉的。”沉吟了一会儿,又说:“也不低沉!鲁迅是以一个自觉的知识分子,从高处去悲悯他的人物。他的人物,有的也是自觉的知识分子,但环境却压迫着他使他变得听天由命,不知怎样好,也无论怎样都好的人了。这就比别的人更可悲。我开始也悲悯我的人物,他们都是自然的奴隶,一切主子的奴隶。但写来写去,我的感觉变了。我觉得自己不配悲悯他们,恐怕他们要悲悯我咧;悲悯只能从上到下,不能从下到上,也不能施之于同辈之间。我的人物比我高。这似乎说明鲁迅真有高度,而我没有或有的也很少。一下就完了。这是我和鲁迅的不同处。”

萧红的这些思想,游离在主流的政治思潮与意识形态话语之外,并因此受到同时代人的质疑,乃至于批评和谴责。这不能不使她感到深刻的寂寞。这种寂寞感是由于思想先行者精神的孤独处境,因为超越了自己的时代而不被她的同时代人所理解。

萧红的政治态度是明确的。她同情人民革命,但却不愿意参与党派之间的斗争。她终生崇敬的政治家只有孙中山。在生命垂危的时刻,她还念念不忘要写表现红军长征的那“半部红楼”。当年丁玲等许多革命作家都曾动员她去延安,她却不为所动。时至今日,仍然有许多人为她没有去延安而感到遗憾和困惑不解。从目前披露的资料看,萧红不肯去延安的主要原因,是怕情变后的萧军在延安。但据高原的回忆,萧红的动机则更为复杂。高原从延安到武汉见到萧红,就批评她在处理婚姻的问题上不够慎重。萧红听了很反感,反驳说他在延安学了几句教条就训人。舒群也执意说服她去延安,为此两人爆发了彻夜的争吵。由此可见,萧红的选择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她不肯去延安,当然更不肯去西安,意味着她不肯进入任何一种主流的意识形态话语。她宁肯离群索居,过着孤独的生活,这反映了她自由主义的政治立场。这种立场是不能为她的那些共产党员朋友所认同的,自然也会使她感到寂寞。

萧红身为女性,很早就敏感到男权文化的压迫。她的女权思想由来已久,一直是她创作的重要主题之一。《生死场》中金枝的遭遇,《牛车上》五云嫂的悲惨故事,《小城三月》中的翠姨是被旧的婚姻制度逼迫而死的,一直到《呼兰河传》中关于老爷庙和关帝庙的讽刺性叙述,特别是对小团圆媳妇充满哀怜的叙述,都贯穿着女权思想。如果说上述这些作品,还是以艺术形象婉转地表达了她对男权社会的愤恨,那么散文《烦扰的一日》、《三个无聊的人》和《〈大地的女儿〉与〈动乱时代〉》等散文中,则直述出处于男权中心文化中的女性无奈的处境。不仅是在旧式的家庭中,就连左翼文艺阵营内部,在进步的文化人中,男尊女卑的观念仍然顽固地统治着人们的头脑。这使萧红感到深重压抑,最终导致了她与萧军的分手。在此之前,她曾离家出走,进入白鹅画院。她只身东渡日本,也是为了摆脱对萧军的依附性处境。特别是她与萧军分手,所有的朋友都站在萧军一边。而她与端木的结合,又几乎遭到所有朋友无一例外的反对。这也不能不使萧红感到孤独和寂寞。作为一个叛逆的先驱者,萧红一生都追求独立,却一次又一次地陷落在男权话语的圈套中。以至于临终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个女人。”

萧红的晚期作品,还触及到人生与人性的隐秘之处。短篇《后花园》讲述的仍然是乡土人生的寻常故事,但没有了阶级压迫和民族矛盾,感人至深的是主人公对人生意义的追问。尽管没有结论,但那亘古的忧愁,却使小说的主题极为深刻。显示了思想家的风度。而默默的生死之中,所蕴含的悲剧底蕴,则是萧红以女性独有的方式,洞察人生的独特心得。这与她早期对生殖与死亡的独特敏感相呼应,成为贯穿她全部创作的线索。

萧红的思想这样的深刻而丰富,很难为她的同时代人所体会。那是一个救亡压倒一切的时代。她只能行进在布满荆棘的不归之路上。她后期的几部作品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只有茅盾为《呼兰河传》作了序,虽然对其艺术价值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其中对她寂寞心态的剖析,则典型地代表了当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对萧红的误解。萧红的思想是深邃的,她的目光穿透了漫长的世纪,望着人类的未来。她属于那种永远不会被人们遗忘的作家。

萧红虽然极有思想,却极少意识形态的说教。她几乎是用女性独到的经验洞察历史,成功地逃离了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男权话语。忠实于自己的感觉,使她能以细致的笔触,深入到语言所不能抵达的隐秘之处。早在她写作《生死场》的时候,人物的身体和动作就具有强烈的隐喻性,推动着叙事的发展。甚至人与物之间也有互喻的效果,使作品具有高层次的语义暗示性。从这个意义上看,与其说萧红是用头脑思考,不如说她是用身体思考。正如鲁迅的精到的评价:“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与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了。女性作家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所谓“力透纸背”正是这种女性独特洞察感知方式带来的艺术效果。

萧红的感知方式是充分感性化和个性化的,这使她的作品具有鲜活生动的特征。或者说充分的感性化与个性化,使她把女性特有的感知方式推向了极致。这在她的散文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商市街》里记叙了她在哈尔滨艰难的生活,不仅细节生动文字饱满,而且各种感觉都写得细致入微。诸如饥饿、寒冷、寂寞、孤独、绝望等等,都具有极深的心理体验的内容和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

萧红的艺术才华还表现在表述方式的充分自由。她是不屈从什么权威的,也没有一定的圭臬。即使对于极尊崇的鲁迅先生,她也不盲目地效法。在上面提到的那次她与聂绀弩的谈话中,她谈到了对于小说非常成熟的看法:“……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几种东西,一定要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若说一定要怎样才算小说,鲁迅的小说有些就不像小说,如《头发的故事》、《一件小事》、《鸭的喜剧》等等。”接下来,萧红表达了她在创作上的雄心。聂绀弩问她:“写《头发的故事》、《一件小事》之类么?”她答道:“写《阿Q正传》、《孔已己》之类,而且至少在长度上超过他!”此后,她写了《呼兰河传》和《马伯乐》两部长篇。这两部作品都没有中心的情节冲突,一种散文化的笔法,使她的叙述挥洒自如。就在她置身于战火硝烟之中,病魔缠身的危难时刻,还和骆宾基沉湎于关于文学的谈话中。当骆宾基谈到《战争与和平》真是一部伟大的杰作、艺术的高峰的时候,萧红重申了自己对于小说的见解:“我认为,在艺术上是没有什么高峰的。一个有出息的作家,在创作上应该走自己的路。有人认为,小说要有一定的格局,要有一定的要素。不写则已,一写就要像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那样,否则就不是小说。其实有各式各样的生活,有各式各样的作家,也就有各式各样的小说。”萧红的这些观点,八十年代曾一再地被人们援引,成为中国当代小说文体变革的重要理论依据。也说明萧红作为一个成功的作家,从创作实绩到理论,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杰出贡献。

萧红具有诗人的天赋。这不仅表现在她写作的诗歌中,也浸透在她的小说里。《呼兰河传》是一部优秀的抒情小说,不仅语言精练,韵律感强,而且具有复沓的节奏;内在的情感也是丰满充沛的,一唱三叹,起伏跌宕,深沉而忧郁。萧红的抒情才华,沟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抒情小说的传统。这得益于她幼小时,随祖父读唐诗的艺术熏陶,良好的古典文学的修养,使她驾驭语言的时候得心应手。萧红是中国二十世纪汉语写作的一个成功范例。

萧红还具有讽刺的才能,这在女作家中是非常罕见的。她鞭辟入里地揭示出社会上各种丑恶的现象,同时又用轻松而谐谑的语言表述出来。最体现她的讽刺才能的,是《马伯乐》一书。她从马伯乐洋奴气极重的家庭写起,描画出一系列的社会蠹虫的丑恶嘴脸。最生动的自然是主人公马伯乐,他的两句口头禅是“真他妈的中国人”、“到那时可怎么办”,形象地表现出一个没用人的精神状态。使人联想起鲁迅笔下的高老夫子,和鲁迅所倡导的改造国民性的文学主张。这部作品显然属于鲁迅所开创的中国现代文学的讽刺传统。

萧红卓越的才华使她的大部分作品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作品。即使用苛刻的眼光也不得不承认,在她短短十年写下的近百万字的作品中,堪称优秀的也占绝大多数。她至少有四部书可以传世:《生死场》、《商市街》、《呼兰河传》、《马伯乐》。除此之外,《小城三月》、《后花园》、《北中国》、《手》等一批短篇小说,以及《回忆鲁迅先生》等一批散文,都是杰作,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

萧红是伟大的,她用生命和鲜血书写了自己的跋涉之路,这既是整个民族的解放之路,也是现代女性艰辛的解放之路。她以自己的思想和才华昭示着后人。作为一个先行者,她也以自己的作品而永垂不朽。

(《萧红传》,季红真著,将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原载《读书》第九期,(京)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