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二萧”立传 还历史清白
——《萧红与萧军》研讨会纪要
闻 周
《萧红与萧军》（秋石著，学林出版社）是一部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这两位重要作家的融纪实与学术研究于一体的新著，出版后引起了反响。3月28日，本报举行了该书的研讨会，与会的30余位作家、学者就这部书的思想意义、学术价值等，进行了深入的研讨。
一
与会者普遍认为，《萧红与萧军》是一部关于萧红和萧军生活的充满新意而又真实生动的传记，为萧红萧军乃至那个时代提供了一份形象翔实的历史证词。王景山简略地将其概括为：材料充分，求实求真；尊重历史，唯物辩证，既传二萧，亦传鲁迅；形象鲜明，评价公允；记人论事，笔带感情；小有瑕庛，无碍大文。
刘锡诚说，作品真实地记叙了萧红和萧军从爱国青年在国难当头、生活极端窘困的条件下，如何走上革命文学道路，以及他们相亲相爱、相依相扶，而后劳燕分飞的苦涩爱情，评价了他们各自的文学成就，为萧红、萧军完成了一幅真实的画像。作者以丰富翔实的史料廓清了在他们的结合和离散上渲染的种种迷雾，描绘了他们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铸造起来的倔强的灵魂，评价了他们各自的个人品格，还他们以历史的本来面貌。
程树榛说，长期以来，萧军背负着两口“黑锅”。一是1948年被当时的中共东北局扣上了“反苏、反共、反人民”的大帽子，并在全东北解放区范围内进行公开批判，直到1980年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核准予以平反；另一口“黑锅”起源要更早，持续时间也更久远，至1988年他逝世时也未被摘除，这就是关于他和萧红之间的恩恩怨怨。而后者因属“家务事”，自然不会有什么权威机构，权威人士来论断。而《萧红与萧军》一书，用大量确凿无误的事实说清了这个问题。该书强调了二萧之间的真挚情感和文学上的重要建树，并且真实地描述了鲁迅对他们的无限关爱和扶持，重现了以鲁迅为代表的30年代左翼文学一幕幕可歌可泣的感人情景。该书还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史实。针对在此之前一些版本中的不实之词，则依据确凿无误的史料一一加以匡正，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何西来说，作为一部评传性的著作，其成败的关键首先在于能否把传主的性格和特点、成就和贡献如实地写出来，并且让读者相信就是这样。这本书写活了两个人物的性格，写出了他们各自的特点。这不是通过主观的虚构、描绘，乃至做心理活动的分析来完成的，而是主要通过对自己所掌握的材料的引述、剪裁和组接中以凸现的。写二萧的情感和家庭生活，并没有陷入琐事与纠葛之中不能自拔，而是对各种细节、轶闻、遗事做严格的选择，站在一个更高的立足点上进行评说。而且这种评说，始终是在那个时代的特殊历史背景之下，结合、比照着他们在文学创作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卓越贡献进行的。二萧的从挚爱到分手，从患难夫妻到劳燕分飞，向来都是研究者们的热门话题，且又聚讼纷纭，争议颇大。作者以大量的事实，展示了二人走向离异的具体过程，展示了这一悲剧性离异的必然性。
张锲说，他和萧军家三代人关系都比较亲密，因而读这部书感觉是评价比较公正、客观，而且由于成书晚，还纠正了以前一些同类书中各种不同的缺陷。二萧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不朽的功绩，因此作者为他们立传是非常有价值的。
二
与会者还认为，《萧红和萧军》不止是一部关于二萧的文学传记，而且还为人们深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尤其是左翼文学史，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东西。
张锲说，在今天的学术界当中，尤其是青年学者中，出现了一股历史虚无主义倾向，包括对鲁迅等为中国20世纪文学做出重要贡献的作家有些偏颇的、不够准确、不够全面的见解。这本书的出版，对鲁迅等作家作出公正的认识是很有价值的。
郑伯农说，这本书不仅写了二萧，也写了鲁迅，写了左翼文学。当时的左翼文学界不仅有战斗的传统，也有建设的传统；或者说，建设也是战斗的基础。
何西来说，鲁迅的形象在书里是相当突出的。既突出了鲁迅对这二萧在生活上的关照，而且突出了这位文学巨人对他们人生道路、创作思想上的指导。鲁迅的关照与指导，对于二萧在上海站住脚，对于这千百万读者认识他们的作品和他们的才华的价值和意义，都是非常关键的。在书中描写中，人们不难发现，鲁迅对于二萧抱着慈父般的、殷切的、温煦的期望；而二萧对于鲁迅又都有着儿女辈依恋父辈的那样一种情结。鲁迅对二萧的扶持，二萧对鲁迅的爱戴，都是出于至诚。而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薪火，也正是靠了这种至诚，一代代传下来的。
刘锡诚说，这本书不仅忠实记录了二萧生活和爱情轨迹，也写了鲁迅的无私扶植和大力帮助在他们成长中的历史作用，从若干方面反映了左翼文学和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历史功绩和缺陷。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甚至包括当代文学史上，有许多公案、疑案摆在史家和评论家们面前。不受感情的左右、冲破成见的樊篱、尊重客观史实、公允的判断和理性的评析，就是史家和批评家所持的正确立场 。本书作者表现了一个史家应有的正义态度。这种勇于站出来拨开历史迷雾和面对可能出现的人事关系的抉择，这种以探求历史真相、恢复历史本来面目为旨归的负责态度，是应得到评论界的肯定和倡导的。
王富仁说，包括二萧在内的东北作家群的兴起很大程度是得到鲁迅的培养提拔，他们成为左翼文学的重要一支。“文革”结束后，恢复了正常的学术研究，但又过分偏重非左翼作家。在海派作家研究兴盛的同时，却忽视了对如东北作家群的研究，从而也抑制了左翼的文学研究。实际上，左翼文学的一个流派——东北作家群，不论从思想意义上，还是在小说的艺术上，比海派小说写得更加扎实、更加深厚、更加有着生命底蕴。如《八月的乡村》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唯一一个以战士参加者的资格、以自己对战争的体验和感受来写战争的作品，他们给中国的新文学带来一种雄强的风格，带来了生命的一种原始的力量。对于前一辈人，作为后人，我们应该看得超脱一些，应该着重看到他们在文学史上的整体形象。要记住前辈给我们提供了什么，这是我们的宝贵遗产；没有提供的，我们要自己去创造；至于不好的，则要我们自己去改正。
曾镇南也认为，不但东北作家群，还包括叶紫、殷夫等左翼作家都常常被新的研究者冷落，被年轻人淡忘。真正历史的状况，都不应该偏废。我们应该研究左翼作家一些重要的，在艺术上也丝毫不弱的作品，这不仅仅是一个公正对待前人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影响当代文学创作的问题。
三
与会者对作者秋石严谨扎实的治学作风表示首肯。据介绍，作者秋石为走近和研究二萧，除和萧军保持了九年之久的忘年亲密友谊外，曾研读了二萧的全部创作、书信和所写的各类有关文章，研读了鲁迅的有关书信、日记和对二萧的评论，查阅了二萧友人们的回忆、纪念文章，并阅读比较了500多万字的有关著作和左翼文学史料，而且先后自费去南京、杭州、北京、哈尔滨、锦州、呼兰等地寻访曾与二萧有过交往的生前友好或知情人，叙谈考证，调查研究，从事实到细节，不厌其烦，不厌其详。有时为了弄清一个典故、一个出处，他不仅查阅了二萧生前所写的文章及好友的回忆、怀念文章，而且还不厌其烦地一一核对鲁迅书信日记及其文章的出处，乃至上百次通过电话同远在北京、长春、沈阳、哈尔滨、海口、乌鲁木齐等地的知情人进行核实。正是在充分地占有书面的和口头访谈所得的材料的基础上，再经过对大量资料进行细致的整理、核实、鉴别、分析、比较与考订，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这才进入写作过程。对二萧的生活和创作历程，包括长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疑难之点，作出相对实事求是的判断和合理解释。历时两年，三易其稿乃成。这是一种对历史、对传主、对读者都极其负责的精神。在当前，学术界和文化艺术界浮躁之风甚炽，像这样潜下心来做研究的人不是很多。因而这种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求实的作风，非常可贵，非常值得提倡。此外，与会者还谈判，《萧红与萧军》一书也为如何研究历史和为历史人物树传开拓了新的思路。
陈丹晨说，很久以来，我们研究历史人物，比较多地注意他的社会活动以及政治历史，研究他对社会的贡献，比如作家的作品和他的文艺思想，或者研究他与文艺界的一些人际关系等等，谈生活的比较少。现在虽然也有一些书讲到了作家的生活方面，但又不属于学术研究的范畴，只不过是带些普及性地讲一些名人故事。这本书写的是两个人从爱到分手，又把他们一些主要的文学活动结合在一起，不是单纯地去谈隐私。运用细节是为了说明他们的个性和品格、情趣，写活两个人的性格品格，使两个生动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很有分量，内容丰富，而且有一定的文化内容。
刘锡诚说，一部传记作者，有尽可能全面拥有和充分尊重史料的自由和责任，却没有任意取舍的权力。历史上任何一桩事件的发生，包括一部作品的出版和所发生的影响，都不是孤立的，无不与当时的政治的、人文的环境有关。顾及到这一切必要的方面，才是人们常说的历史主义的要义。在30年代我国文史上有许多有争议的是是非非，需要在尊重已有史料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努力去发现更多新的、以往不被注意的史料，以公允的历史态度和理性的冷静评析加以讨论。作者在叙写鲁迅与二萧的关系的篇章中，对左翼文学界的一些重要人物和重要事件及其来龙去脉，多有涉及，有些甚至写得还相当具体。作者在这方面所做的，特别是他使用的第一手资料，对于现代文学研究，特别是对于一些素有争议的历史旧案的解决，无疑大有禆益。
曾经担任萧军部分作品责任编辑的诗人牛汉说，为人物作传，不可能把一个人的所有方面都写全。这是一个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任何一个人都有他们生活的那段历史，对他们要进行历史性的理解。作传要写出一个人一生的主要成就，如作家就要把他作品的艺术个性、他的成长历史介绍出来。但是要是把生活细节全部抹掉了，只剩下概念的东西，那也是不丰满、缺乏血肉的，因而也是不完美的。
郑伯农说，要谨慎处理人物的感情的隐秘、生活的隐私。如果是写小说的话，当然要善于揭开人物心灵和灵魂中最隐秘的东西；而作为学术著作则要给人保留一些。
《萧红与萧军》是作者秋石继出版《聚讼纷纭说萧军》专著后，拿出的又一部力作，诚如一位30年代左联成员对他说的话：你替萧军正名，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为所有历史上遭遇过不公正和冤屈的老一代作家正名。据悉，秋石目前又埋头于他的第三部研萧作品的写作，与会者表示，期待着秋石取得更多的收获。
原载《文艺报》第三版，2000年4月11日
萧红不去延安的真实原因
秋 石
无论是在钟耀群先生的《端木与萧红》一书中，还是在曹革成先生的《我的婶婶萧红》一书中，多处提及萧红原拟去延安而最终却又不付成行的原因，都归绺于萧军去了延安。史实又是如何呢？萧红后来在返回武汉后同别人的言谈中袒露了她的心底的真实想法。这个“别人”，是她在哈尔滨时的两位老友高原与舒群。这两位老友在抵达武汉前均已去过延安。
而且，两书还在阐述同一个问题时呈现出了一个至关紧要的矛盾点（重要而且又严重对立的是，两人都依据端木留存的自相矛盾的资料）。钟耀群先生在其书中这样写道：“丁玲有事要回延安，聂绀弩约萧红、端木和他一起随丁玲去延安（秋石注：事实上，聂绀弩只约了萧红，根本没约端木，而且就他对端木的态度，也绝不会约端木——见聂绀弩《在西安》，载1946年1月22日重庆《新华日报》），但萧红因为知道萧军已经去了延安而坚决不去，并且要端木也别去。本来极想去延安的端木，也就没去”（在钟耀群的这个表述中，我们恰恰可以看出，端木与萧红此时的关系已经非同一般，也可以说是到了难舍难分的地步。从而十分有力地粉碎了两书反复强调的在萧军没有到达西安前，端木与萧红之间没有任何进一步关系的说法）。但曹革成先生在其《我的婶婶萧红》一书第117页这样写道：“丁玲走后不几天，萧军（3月20日左右）转道到延安的消息传来了……”那么，既然丁玲走的时候萧军没有到延安，又何以会得出萧红不去延安是因为萧军已在延安的结论呢？在该书第118页再度写道：二萧彻底分手后，萧红与端木又产生了去延安的念头，但又惧萧军会去延安而转道回武汉……
然而，这又不是事实。
那么，什么是萧红最终不去延安的真实原因呢？
年夏天，萧红1928年在哈尔滨求学时的老友高原先生奉命自延安来到武汉，住在此间的东北救亡总会。后经胡风指点，找到了在汉口三教街“文抗”驻地楼梯口打地铺住的大肚子孕妇萧红——此时的端木蕻良已经独自去了重庆（而萧军此时也早已到了四川成都）。叙谈间，高原很想听听萧红对端木的评价与印象，然而，他见到的却是“她的神情很不自然，也不愉快，并不热心谈到D？M”。当高原获悉萧红已经囊空如洗时，便毫不犹豫地将自己身上仅有的五元钱掏给了萧红。当高原批评她过于草率地同萧军离婚时，萧红则气狠狠地回敬了一句：“你从延安回来了，学会了几句政治术语就训人。”（高原1997年10月9日于南京草场门虎踞路寓所同秋石谈话印证）
如果说，同老友高原之间这次久别重逢后不愉快的晤谈，仅仅是“不服气”地表达了她对延安政治气氛反感的话，那么她同另一个老友舒群之间的谈话，则是明白无误地袒露了她之所以不去延安的真正心迹。
舒群是1938年2月由任弼时同志委派来武汉主办《战地》杂志的。当时，舒群住在武汉读书出版社的书库里，端木走后，萧红常到舒群那儿去。据舒群回忆，那时的萧红心情十分苦闷，往往是一到舒群的住所，就把鞋子使劲地一甩，便百无顾忌地躺倒在舒群的床上，两眼直愣愣地望着天花板发呆。每一次去，比她小两岁的舒群都要一股劲地劝说她去延安。有一次，为争论这个问题，两个老朋友之间整整吵了一夜。萧红不容置疑地说道，她的态度是一向愿意做一个无党无派的民主人士。还说她对政治斗争十分外行，在党派斗争的问题上，她总是同情失败的弱者，她一生始终不渝地崇拜的政治家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孙中山先生，因此，她不想也不愿去延安——这就是萧红最终不去延安的真实原因和立场。
节选自秋石著《我为鲁迅茅盾辩护》，文汇出版社，2010年
选 目
不幸的萧红与萧红的不幸/柯仲凭//《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6期
萧红的寂寞与寂寞的萧红；萧红与萧红研究再议/皇甫晓涛//《补会科学战线》
请疏解“疑案”，而不要传播流言）续）/倪墨炎//《中国图书评论》，2008年11期
寂寞：女性生存悖论下的文化心理症结；萧红创作中心理结构分析之二/金艳萍//《广东教育学院学报》）广州），2007年第1期
“寂寞”里的生命吟唱：萧红小说“寂寞”的情感特征/陶丽萍//《小说评论》，2008年第2期
论“鬼”文化与中国现代作家的文学想象/肖向明//《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2期
不是问题的问题：萧红身世之谜/刘乃翘，王雅茹//《萧红评传》，哈尔滨出版社，2002年7月
无华秋水与波平：萧红研究现状刍议/曹革成//《呼兰师专学报》，1994年第4期
拨开霾雾见真情：驳“寂寞说”和“抛弃说”/赵福君//《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7期
关于《生死场》人物问题的认识：兼与邢福君、陆文采同志商榷/肇新//《呼兰师专学报》，1985年1月2日
《生死场》评论问题一议/邢富君、陆文采//《锦州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我的回忆/骆宾基//《北方文学》，1981年第1期，入选本卷第四章
我与萧红/端木蕻良//载《我的婶婶萧红》曹革成著，时代出版社2005年，入选本卷第四章
为胡风、丁玲等辩护几句/秋石//节选自《我为鲁迅茅盾辩护》一书，文汇出版社，2010年
存 目
“寂寞”里的萧红与萧红的寂寞/卢建红//《名作欣赏》
无法挽回的“寂寞国”：萧红的生死经验与小说叙述的对应阅读/张岗//《江汉论坛》（武汉）
一封有关萧红史料的短简/丁言昭//《社会科学》（上海）
从萧红作品中可看到她的身世/葛洪伟//《萧红身世考》孙茂山主编，哈尔滨出版社，2004年3月
生女、养女之争已矣，作家萧红身世有定论/《文汇报》）香港）
关于萧红生平的两个小问题/蔡学东//《邵阳师专学报》
萧红是张选三亲生女儿，“生女”和“养女”的争议消除/ 白执君//《文学报》
关于萧红研究的几个问题/陈隄//《东北师范大学报》（社科版）1983.06，入选本卷第十三章
关于萧红身世的几个问题/王化钰//《萧红身世考》哈尔滨出版社2004年3月版，入选本卷第十三章
萧红家世/铁峰//《萧红身世考》哈尔滨出版社，2004年3月，入选本卷第十三章
关于萧红身世问题的结论/孙茂山//《萧红身世考》哈尔滨出版社，2004年3月，入选本卷第十三章
谈谈萧红创作的寂寞感/陆文采//《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第四辑》辽宁社科院文学所编1982年，入选本卷第十三章
谈谈萧红几个问题/林军、李凡//《萧红研究》第一辑，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版，入选本卷第十三章
怀旧，还是探新：萧红《呼兰河传》再议（节选）/皇甫晓涛//《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89.05，又载《中国沦陷区文学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入选本卷第十三章
“寂寞”论：不该再继续的“经典”误读：以萧红《呼兰河传》为个案/王科//《文学评论》2004.04，入选本卷第十三章
“寂寞”论果真是对萧红作品的“经典谈读”？/陈桂良//《文艺争鸣》2005.06，入选本卷第十三章
“寂寞”论真的是对《呼兰河传》的“经典误读”：就茅盾评《呼兰河传》答陈桂良先生/王科//《文艺争鸣》2006.02，入选本卷第十三章
文学不是荒谬：评《人鸟低飞》兼致王小妮女士/秋石//《文艺理论与批评》1998.04，入选本卷第十三章
红色之路与哈尔滨右翼文学思潮/郭淑梅//《文学评论》（京）2008.05，入选本卷第十三章
“红色经典”虚假的命名/刘勇//《文艺评论》（哈尔滨）2007.04，入选本卷第十三章
萧红研究中的史实订正问题/丁峰、孙延林//《萧红身世考》哈尔滨出版社2004.03，入选本卷第十三章
尊重历史的事实与魂魄/严昭柱//《聚讼纷纭说萧军》（秋石编著）学林出版社，1997.04，入选本卷第十三章
关于萧军与萧红的真实史料：驳李家的《萧红和她的四个男人》/秋石//《文艺报》1994.09.24，入选本卷第十三章
［附录一］致《文艺报》/贺金祥（秋石）《聚讼纷纭说萧军》（秋石编著）学林出版社，1997.04，入选本卷第十三章
［附录二］《文艺报》总编室复函/《聚讼纷纭说萧军》（秋石编著）学林出版社，1997.04，入选本卷第十三章
［附录三］贺金祥复《文艺报》函/《聚讼纷纭说萧军》（秋石编著）学林出版社，1997.04，入选本卷第十三章
［附录四］致台湾《联合报》/秋石//《聚讼纷纭说萧军》（秋石编著）学林出版社，1997.04，入选本卷第十三章
［附录五］我撰写《关于萧军与萧红的一些史实》一文的经过/秋石//，入选本卷第十三章
［附录六］萧耘致函《作家文摘》责编的信/《作家文摘》1994.10.21 第95期第1版
［附录七］《作者文摘》报道：《文艺报》刊登署名文章，对《萧红的风霜爱情路》一文提出置疑/《作家文摘》1994.10.21 第95期第1版
［附录八］《作家文摘》之来函昭登/端木蕻良、萧耘//《作家文摘》1994.11.04第97期，入选本卷第十三章
萧红风霜爱情路/一凡摘编//《作家文摘》1994.03.11 第63期“文豪风流”栏
萧红和她的四个男人/（台湾）李家//《中央日报》（台北）1994.01.12《长河》第17版， 入选本卷第十三章
为“二萧”立传，还历史清白/阎周//《文艺报》2000.04.11，入选本卷第十三章
萧红小说的悲剧性探源/王凯//《前沿》（呼和浩特）
萧红小说的现代性/何江凤//《沙洋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论《呼兰河传》的空间形式/程振兴//《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
一部女人“塑造”史：萧红笔下《生死场》中的男人和女人/雷娟、湛兵舟//《乐山师院学报》
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三十年/朱德发//《文学评论》（京）
对萧红女性主义文学批判的探讨/余华琼、何甜//《太原大学教育学院学报》
从抗战题材的书写，看萧红对东北作家群的超越/徐晓杰//《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社版）
萧红的错误婚姻/孙陵//《浮世小品》台北正中书局出版1961年
饱受男性欺侮的萧红/赵聪//《三十年代文坛点将录》香港俊人书局出版1970年
萧红的早期文学创作/陈隄//《黑龙江大学学报》
我所认识的萧红/孙陵//《台湾日报》
也论有二伯：兼及一种研究倾向/周惠忠//《呼兰师专学报》（社科版）
我与张春桥、马蜂的一次决斗/萧军//《前进论丛》
人与性：女性自我的真实镜照：论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女性观照视野/肖南//《文艺评论》
萧红的批判之作：《呼兰河传》/张静//《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对萧红女性主义文学批判的探讨/余华琼//《太原大学教育学院学报》
论萧红创作中的佛学精神/王丹//《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
拨开霾雾见真情：驳“寂寞说”和“抛弃说”/赵福君//《辽宁行政学院学报》
读准“端木蕻良”/冯海军//《咬文嚼字》
萧红为什么不去延安/秋石//《粤海风》
悲悯与彻悟的独特表达：简论萧红小说《呼兰河传》的文本特征/郑莉//《名作欣赏》
一样悲凉，两种况味：《边城》与《小城三月》阅读比较/沈巧琼//《甘肃社会科学》
寂寞的天意展现与尽情抒写：浅谈萧红寂寞心态对其创作的影响/金艳萍//《湖南城市学院学报》
聊聊那些现代作家/叶兆言//《上海文学》
论“鬼”文化与中国现代作家的文学相像/肖向明//《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
悲悯与寂寞叙事范式冒险的意义：萧红小说的艺术魅力/刘爱华//《东北财经大学学报》
“寂寞”女性生存悖论下的文化心理症结：萧红创作论/金艳萍//《广东教育学院》
孤寂的灵魂：试析萧红小说中的“孤独者”形象/王峭//《辽宁师专学报》（社科版）
寂寞心境下的忧世之作：《呼兰河传》主题解读/郜大军//《济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呼兰河传》的荒凉美学/肖宝凤//《朱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萧红异城筑城的悲剧再探/崔翠红//《运城学院学报》
“寂寞”情结与萧红的生活与创作/高芳艳//《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学报》
对温暖和苍凉的“悄吟”：浅论《呼兰河传》的双重视角/薛梅//《承德职业学院学报》
寂寞独语：由《呼兰河传》谈萧红独语式小说/王晶//《美与时代》
面对生命的沉思：从萧红的人生悲剧看其小说的悲剧意识/李存//《忻州师范学院学报》
论萧红精神世界的孤独与绝望/宋剑华//《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孤独与漂泊：从女性主义视点解读萧红/屈雅江//《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
寂寞萧萧独自红：对萧红作品抒情品质的文化思考/汪玫//《喀什师范学院学报》
寂寞体验与萧红小说的精神特征/肖琼//《哈尔滨学院学报》
萧红的“寂寞”情结/袁洪权//《重庆师范学报》（哲社版）
寂寞呼兰河：读《呼兰河传》有感/赵露青//《语文世界》（蓝B版）
永恒的憧憬和追求：试论萧红创作中寂寞情绪的生成、体现及其影响/陈娇华//《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
寂寞人生的呐喊：关于《呼兰河传》的文化选择与意象本真的审美阐释/张凤武//《焦作工学院学报》（社科版）
谈萧红的寂寞情结/董桂芳//《甘肃教育学院学报》（社科版）
萧红的女权意识和她的背离行为/徐晓杰//《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女性的天空是低的：30年代女作家萧红的妇女观/林伟民//《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
文学的个人主义：在上海大学文学周的讲演/阎连科//《渤海大学学报》（哲社版）
论萧红小说中的恶母形象/李尤娜//《湖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
流亡文学的杰出代表：《生死场》/侯守斌//《中学课程辅导》（八年级）
萧红解读：一种女性主义视角/袁梅//《黑龙江史志》
试论萧红作品中的生命悲剧意识/马双//《吉林华侨外国语学院学报》
萧红笔下女性的悲剧生态观照/冯晓青//《鸡西大学学报》
从萧红的独特心态与个性解析“萧红体”的生成原因：重读萧红之二/刘洁//《甘肃理论学刊》
论萧红小说的荒诞与反抗荒诞/苗变丽//《安阳师范学院学报》
处在荒凉世界中的寂寞人群：读萧红的《呼兰河传》/张金利//《河北自学考试》
孤独的灵魂，悲悯的情怀：也谈萧红/袁梅//《重庆交通学院学报》
异质的女性主义文本：萧红体/张玉季//《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论萧红的女性主义思想/黄常华//《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冲破低矮的天空：论萧红体的女性文体特征/滕新贤//《昌吉学院学报》
萧红作品中的女权思想/刘丽奇//《北方论丛》
女性人文主义视域下的萧红：有关《生死场》/金小玲//《浙江师大学报》（社科版）
论萧红创作的女性主义色彩/胡素珍//《浙江师大学报》（社科版）
萧红论/铁峰//《黑龙江社会科学》
“有各种各样的小说”：谈萧红《生死场》“越轨的笔致”/苗若素//《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血泪的控诉，正义的呼喊：论萧红作品中的寂寞与悲哀/姚祖发//《固原师专学报》
萧萧落红觅归处：论萧红小说中的色彩意蕴/姜红//《安徽大学学报》（合肥）
论萧红的忧郁/秦林芳、原野//《南通师专学报》
论萧红笔下的太阳意象/洪玲//《呼兰师专学报》
天涯何处是归路：萧红的忆旧情结/熊峰//《九江师专学报》
试论丁玲、萧红创作中的妇女命运/蒋明玳//《九江师专学报》
为胡风、丁玲等辩护几句/秋石//《为鲁迅茅盾辩护》文汇出版社，2009.11，入选本卷第十三章
略论“萧红传记”创作中的几点不足/张健//《呼兰师专学报》
生的坚强，爱的幻灭：解读萧红的生命意识/邓正平//《宣宾学院学报》2004增刊
简论萧红的小说创作道路/张德丽//《延安大学学报》
论萧红小说的现代意识/吕新梅//《桂林市教育学院学报》
萧红小说与“五四”文学传统/陈国恩、任秀霞//《北方论丛》
略论萧红小说的悲剧意蕴/周艳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新乡）
边缘姿态的写作：析萧红的香港时期的文学创作/袁洪权、陈进东//《沙洋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论萧红女性悲剧意识的历史独特性/黄腊梅//《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丹江口）
梦回呼兰河：论萧红小说的生命悲剧意识/王丰//《华南理工大学学报》（广州）
论萧红乡土小说的价值/单元//《江西社会科学》
故园之恋：论萧红的家园意识/黄晓娟//《湛江师范学院学报》
身体与文本互读：萧红的小说创作与其生命联系的尝试性解读/罗维//《湖南农业大学学报》（长沙）
萧红笔下女性生存悲剧/杨艳群//《河北理工学院学报》（唐山）
悲剧意识中的生命热情：试论萧红小说创作的审美情态/刘平、杨会芳//《衡水师专学报》
萧红研究七十年摭论（代后记）
郭玉斌 彭晓川
年是萧红诞辰一百周年，同时萧红研究也走过七十多年的历程，今天我们实在有必要对萧红研究进行一番梳理，以弘扬和纪念这位东北作家群的卓越代表、中国20世纪的文学洛神、从荒原走向世界的作家，同时期待有更好、更多的萧红研究成果出现。
一
萧红研究七十年尽管是“滟滟随波千万里”，但大致上的三个阶段还是较为清晰的，即：沉寂期、高潮期和稳健期。
萧红研究早在萧红成名时就开始了，那就是1935年12月《生死场》出版之际，鲁迅和胡风为该书所作的序和“读后记”，后来又有茅盾为《呼兰河传》作的序。特别是鲁迅、茅盾为萧红这传世之“双璧”所作的序言，其宏大的声音一直响彻评论界。当然也有东北文学史家王秋萤对萧红、萧军早期作品《跋涉》的较高评价，以及石怀池《论萧红》较为全面的评价，而传记方面的收获就仅有1947年出版的骆宾基的《萧红小传》。但遗憾的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四十多年里，萧红研究基本上处在一种自发的、初始的阶段，成果零散又偏少，且多是些回忆文章，应该说这是萧红研究的一个漫长的“沉寂期”。
萧红研究真正开展并形成一定规模，是新时期以后的事了。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文化坚冰的打破，一些作家作品就如同沉埋已久的珍珠又重被人们发现了，出现了“沈从文热”、“张爱玲热”、巴金的“《寒夜》热”、钱钟书的“《围城》热”等等。萧红研究也“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研究者纷纷撰文著书，新论迭出，并于1981年、1982年、1984年在哈尔滨相继召开了三次萧红学术研讨会，真是热闹得可以！此种现象被称为“萧红热”。1991年为纪念萧红诞辰80周年，首次出版了《萧红全集》，而当时出全集的作家凤毛麟角。更为重要的是，作品资料的完备对萧红研究的深入开展极为有利。接下来，1993年在萧红的家乡呼兰又举办了“国际萧红学术研讨会”和“萧红文化节”，出版了“萧红文化节丛书”，而这些都使萧红研究在经过了几年的“散热”后，再度升温。这历时十余年的萧红研究不时地腾起灼人的热浪，我们不妨称之为“高潮期”。该期之初的萧红创作研究带有传统研究模式的烙印，但也有着“拨乱反正”的鲜明的时代色彩。到了80年代的中后期，女权主义、解构主义等批评方法渐露机芽，因而使萧红研究带有强烈的现代意识，其奠基性和开拓性的历史功绩也是不容忽视的。
在经历了难耐的“沉寂期”和热闹的“高潮期”后，萧红研究进入发展的“稳健期”。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萧红研究不断走向成熟和深入，呈现出新的特点，如：萧红后期作品研究受到了重视，像《呼兰河传》、《小城三月》、《马伯乐》等的评论多了起来；对萧红作品个案研究继续深入的同时，加强了对萧红作品的专题研究、比较研究；在深入挖掘萧红作品的思想意义的同时，加强了对萧红作品艺术风格、美学特征的研究。此时多种新版本的文学史已经一扫以往对萧红根本不提、或只在“抗日文学”或“东北作家群”的章节下稍稍提及她的《生死场》的偏颇做法，多给予萧红以较大篇幅和较高评价。较为流行的版本如黄修己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钱理群等编的《现代文学三十年》、凌宇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莫不如此。特别是杨义的煌煌巨著《中国现代小说史》，用了大篇幅专论萧红，并极尽赞美地说“萧红是30年代的文学洛神”①种种迹象表明，萧红的文学地位此时已经取得了某种恒定性。该期的萧红研究尽管还有些不尽如人意之处，比如有些论述是对前人简单的重复，质量上乘的研究成果并不很多等等，但萧红研究总体上还是在稳步提高。研究者的目光更深邃了，视野更开阔了，从而使萧红研究的内涵不断丰富，外延不断扩展。
二
萧红作品个案研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在此方面的特点是：研究重心多放在小说上，而散文、诗歌、剧本的研究则相对薄弱；小说研究的中、长篇小说着力多，而短篇小说则力度不足；对优秀的短篇小说《小城三月》、《手》、《桥》、《后花园》等的评论尚有若干篇，而对其他短篇小说的评论就少人问津了。
《生死场》是萧红的成名作和代表作，因此对其评价一度也意味着对萧红的整体评价。《生死场》的研究是最早、也是最持续受关注的领域，对《生死场》研究过程的考察，确实可以管窥对萧红作品的整体研究过程。新时期的文艺批评已经开始脱离政治的窠臼，渐渐地引入了心理学、历史学、哲学、文化学等因素，这在《生死场》的研究中都不同程度地有所体现。比如从作品的主题上，由于时代关系，把它定性为“抗日文学”无可厚非，但后来的研究眼界就更加开阔，力图把作品原有的主题意义、思想内容等还原出来，于是纯粹的“阶级说”、“抗战说”开始松动。皇甫晓涛的《一语难尽——〈生死场〉的多层意蕴与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多维结构》（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0年第3期）颇具胆略智识，文章反对以单一主题来解释《生死场》，主张从作家对人类生与死的哲学命意的思考出发去理解它，那么许多不能解释或解释牵强的问题便可迎刃而解了。文章倾向“非抗战”主题说，这给人以相当的启发，于是乡土的、家园的、人道主义的、哲学的、历史文化的等多元主题不断地被开拓，出现了陈琳的《对人类生存意义的文化观照——评〈生死场〉》（载《安徽师大学报》，1997年第4期）、王智慧的《〈生死场〉：生命荒原的赤裸展现》（载《山东师大学报》，1998年第2期）等观点新锐的文章。
萧红最重要的代表作《呼兰河传》无论从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超越了《生死场》，但由于《呼兰河传》的主题在当年“不合时宜”，对其评价多做了低调处理，这种情形持续到新时期之初才渐有改变。韩文敏撰文指出：“从《生死场》到《呼兰河传》，萧红的创作思想有连贯，也有转折。这种转折……给《呼兰河传》带来了为《生死场》所不具备的思想锋芒和哲理深度。”②钱理群认为《呼兰河传》是“民族忧痛和乡土人生的抒情交响诗”、“是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③，其中贯穿了萧红对劳动人民不幸命运深切关注的主题，也反映了她对旧的生活的批判和否定。此后，大量评论文章突破了以往的思维模式和观察视角，达到了相当高度。张国祯的《民族忧痛和乡土人生的抒情交响诗——评〈呼兰河传〉》（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l982年第4期）、皇甫晓涛的《怀旧，还是探新——萧红〈呼兰河传〉再议》（载《天津师大学报》，1989年第2期）、高秀芹的《一个被误解的“文学”主题——从萧红的〈呼兰河传〉谈起》（载《吉首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等文对《呼兰河传》时代、历史和民族的多重价值进行了深入探讨，都有新人耳目之论。
对《呼兰河传》小说艺术的探究也从多方面展开。杜秀华的《一部以背景为主角的小说——兼谈〈呼兰河传〉对中国现代小说的贡献》（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6年第4期）指出：萧红具有与众不同的视角，特别把一座小城作为描写对象，并对它进行了性格刻画，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大胆选择；张宇凌的《论萧红〈呼兰河传〉的儿童视角》（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第l期）探讨的是小说的叙事角；郭玉斌的《〈呼兰河传〉：纯美的大荒诗魂》（载《学术交流》2005年第3期）对《呼兰河传》的诗化特征作了阐释。
《马伯乐》是萧红小说中的独特篇章，也被看做萧红的代表作。萧红生前就出版过《马伯乐》上卷的单行本，可该作品沉埋了四十年之后，直到1981年才出版了足本，这无疑滞后了对该作品的研究。但由于这部小说既不同于他人、也不同于萧红自己的其他小说的鲜明个性，还是很快吸引了评论者的目光。李计谋评《马伯乐》说：“虽是一部未完成稿，但女作家剖析国人之魂的大家风范，拟写一部‘心史’的艺术气度却是令人赞叹的。”④关于《马伯乐》的评论，大致从人物形象、讽刺艺术、女性视角等三方面展开。陈洁仪的《论萧红〈马伯乐〉对“抗战文艺”的消解方式》（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l999年第2期）、艾晓明的《女性的洞察——论萧红的〈马伯乐〉》（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l997年第4期）、沈巧琼的《论〈马伯乐〉的女性视角》（载《广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等，是为数不多的有关《马伯乐》研究中有一定代表性的文章。
萧红作为散文家的声誉是由《商市街》奠定的，对于这部被葛浩文看做萧红四部代表作之一的作品的评论并不很多。马云的《萧红〈商市街〉的创作心境与情感世界》（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从创作心理学的视角对萧红的创作心境与情感世界进行阐释，认为这部忆旧之作传达出的萧红写作时情感生活的隐忧和尴尬。郭玉斌的《两人世界的反顾，一种心境的独语——解读萧红的散文集〈商市街〉》(载《名作欣赏》，2008年第7期)论及了作品的纪实性、抒情性以及语言风格和意识流的写法等。也有对萧红单篇散文进行赏析的，如：李淑玲的《〈永久的憧憬和追求〉赏析》（载《名作欣赏》，l993年第4期）、邬乾湖的《萧红散文〈饿〉赏析》（载《名作欣赏》，l996年第5期）、单元的《融自我诚挚深情、为伟人传神写照——-读萧红散文〈回忆鲁迅先生〉》（载《喀什师院学报》，l997年第3期）等，也都各有新意和卓见。
与萧红小说、散文研究相比，萧红诗歌、剧本的评论显得极为稀缺。诗歌研究方面的论文主要有李熏风的《不以诗名，别具诗心——谈谈作为诗人的萧红》（载《学习与探索》1981年第5期），虽然其中只有一部分内容谈到萧红的诗，但这却是最早论及萧红诗作的文章。比较全面论述则是陆文采的《关于萧红的诗歌创作》（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2年第4期），文章认为萧红的诗歌创作虽然数量不多，却是她思想跋涉和艺术探索的一个缩影，是理性与真情的飞升。萧红剧本的考察重点是哑剧《民族魂鲁迅》，研究论文很少。
三
在文学研究渐趋开放的态势下，萧红研究也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除了作品的个案研究外，也进行了一些专题研究。研究者从各自不同的专长和喜好出发，在各自不同的园地里耕耘，取得了丰硕的果实。
从美学、哲学、文化学的角度看萧红作品的艺术，是研究者开掘的几个方向。姜志军的《论萧红小说的美学特征》（载《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l994年第7期）先是从美的四种表现形态出发，认为萧红的作品是优美与壮美的和谐统一、悲剧与喜剧的有机结合，后又谈到了萧红作品的浅白与深刻的相辅相成、情感与景物的水乳交融等特征。秦林芳的《萧红创作的审美结构》（载《江苏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王秀珍的《萧红作品审美品格刍议》（载《学习与探索》，1994年第4期）也在这方面作出了努力。宋剑华的《灵魂的“失乐园”：论萧红小说的女性悲剧意识》（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4期）认为，应以现代生命哲学的理性认知态度透过萧红作品文本女性叙事的独特视角，去深入体验女性世界的哀怨悲凉。唐利群的《从生命的荒原到初始的伊甸——论萧红小说中的世界》（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4年第4期）、王智慧的《难以承受的生存之重——萧红小说的人文关怀》（载《山东师大学报》，1999年第6期）、李福熙（韩国）的《论萧红小说的悲剧意识》（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从刊》，1998年第3期）等文章论及萧红的人文关怀特别表现为她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对民众生存状态和死亡场面不堪的展示，这是从哲学的生存意识和死亡意识出发探讨萧红作品的主题的。王金茹的《论“女神崇拜”在萧红小说中的变形——以〈后花园〉、〈呼兰河传〉为例》（《吉林师大学报》2009年第3期），从“女神崇拜”这一心理原型出发，考察萧红的作品中存在的这一文化心理原型变形。
萧红是位“自叙传”型的作家，脱离她的生平而只作文本解读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些研究者注意到了这一点，采用了社会历史分析的方法，从萧红的身世、经历、性格等方面来探寻与其创作的密切关系。陈素琰的《萧红：早醒而忧郁的灵魂》（载《文学评论》1994年4 期），认为萧红的创作道路完全是本性使然，她忠实于自己的内心感受，听从内心的召唤，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天地。有人还从作家的个人经历与心理变化着手，认为萧红的创作过程就是精神家园的失落和寻求的过程，如：赵琪的《浅论萧红创作的故乡情结》（载《山东师大学报》1994年第2期）、王维国的《“无家情结”与萧红的生活与创作》（载《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1994年第8期）等。当然也有逆向推导的，比如吕若涵的《心灵的变奏——从散文创作看萧红的心态流变》（《福州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就是从萧红的创作来反观其心路历程的。
萧红还是位“可塑性”极强的作家，早有朋友评价她“容易受接近她底人的影响，甚至作品的风格”⑤。于是，有的学者从流传学的角度出发，把目光投向了中外作家对萧红的影响上，去看萧红创作风格生成的外在因素。如：王小平的《萧红的创作与外国文学》（载《艺谭》，l987年第3期）从创作源流的角度看，认为萧红的创作不同程度地受到辛克莱、契诃夫、屠格涅夫、曼殊菲尔等人的影响，她是一个能将借鉴别人的东西揉进新的意境、在造就完全属于她自己的艺术品的过程中获得成功的人。鲁迅对萧红的影响是人所共知的，单元的《试论鲁迅对萧红文学创作的影响》（载《喀什师院学报》，1991年第4期）探索了鲁迅的人格力量以及文学观念、艺术手法对萧红产生的重大影响。马云的《端木蕻良与萧红创作的相互影响》（《河北学刊》，2001年第1期）则从交叉式影响的角度，谈到了萧红在创作情境、叙事的完整性和故事性以及创作的自传性和主体意识的表现等方面，可以看到端木的影响；同时，端木的创作在题材和主题、情感和人物表现方面．也可以看到萧红的影响。
马云认为：“萧红最富有个性的创造，她留给文学史最有价值的东西，无疑是她创造了一个范本，一个不可模仿的范本，一部‘不像小说’的小说。”⑥其实这说的就是所谓“萧红体”的价值，这方面的论文如：秦林芳的《论萧红的创作道路——从题材说起》（载《北京师大学报》，1990年第4期）从题材变化的角度分析了萧红的创作历程。其他文章还有阎志宏的《萧红与中国现代小说散文化》（载《社科辑刊》1991年2期）、李重华的《萧红创作体裁说》（载《学术交流》，1993年第2期）、周春英的《试论萧红小说的抒情风格》（载《浙江师大学报》，1999年第4期）、艾晓明的《戏剧性讽刺——论萧红小说文体的独特素质》（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3期）等也别有新意。
从多角度、全方位去考察萧红的创作，往往使人们能宏观而客观地把握萧红的作品，这在几篇有关萧红的博士论文中体现的比较明显，如2003年黄晓娟的《雪中芭蕉——萧红创作论》把萧红放在时代的大背景下来研究，指出萧红对鲁迅文学观念的承续关系，与丁玲、张爱玲创作的不同趋向，还从俄罗斯苦难灵魂和佛家“八苦”论出发，揭示出萧红的身心痛楚与文学创作的关系。2004年陈洁仪的《现实与象征：萧红“自我”“女性”“作家”身份探寻》从“身份探寻”的角度，研究萧红的几部代表作。在研究方法上，运用了小说叙事学、文体学、女性主义和心理学等文学理论，并以“现实”为参照，探讨作品与个人遭遇、社会和文艺的关系，展示萧红如何通过艺术上的“象征”，折射她对“身份”的看法。其他还有蓝露怡的《萧红言述的阐释》、梁元喆（韩）的《萧红小说创作论》、李向辉的《“生死场”的现代书写——萧红新论》等博士论文眼界也比较开阔。
四
将萧红放在整个中外文学史中进行比较研究，以便为客观、公允地评价萧红找到更多的参照系数，这是许多萧红研究者选取的角度。比如：萧红与中国现当代作家鲁迅、沈从文、萧乾、柔石、丁玲、冰心、张爱玲、庐隐、三毛、王安忆、迟子建等人的比较研究，萧红与外国作家艾略特、伍尔芙、辛克莱、屠格涅夫等的比较研究。
萧红作为一个敢爱敢恨、特立独行的女性作家，人们对其作品的研究，自然就关注其中的女性因素，也乐于把她与同时代的其他女性作家进行比较研究。多见的是萧红与丁玲的比较，两位女作家创作风格迥异，可比性大。杨义就曾说过：“以三十年代最有成就的两个女作家相比较，我们感到，丁玲是一座突兀的山，萧红是一江明澈的水。山有‘群峰共驰鹜，百谷争往来’的气势，水有‘缥碧千丈见底，泉水激石成韵’的魅力。高山流水，各成力度和风致，开拓了女作家创作的新格局。”⑦这方面的文章有张秀琴的《丁玲萧红小说女性塑造之比较》（载《河北师大学报》，1998年第l期）。还有把萧红与人们津津乐道的其他几位民国“才女”放在一起来比较的，如：赵学芳的《庐隐、萧红艺术风格比较论》（载《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1996年第7期）、吴爱月的《浓妆淡抹总相宜：萧红张爱玲小说妇女问题之比较》（载《广西民院学报》。1998年第2期）。也有把多位女作家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的，如：陆文采的《冰心、丁玲、萧红与女性文学》（载《辽宁师大学报》，1991年第4期）、陈宏的《萧红与冰心、庐隐、丁玲语言风格比较谈》（载《江汉论坛》，1992年第9期）等。
萧红作为“东北作家群”中的一员，地域性、乡土性一直是其作品鲜明的特征，研究者常把萧红置于东北地域文化之中来进行观照，甚至将其纳入到民国时期的整个乡土文学中进行考察。李计谋的《“萧红现象”的文化阐释》（载《学习与探索》1993年6期）立意高远，在把萧红与二三十年代的其他乡土小说家进行了比较之后，指出：“《边城》之后的《呼兰河传》集乡土文学名家大成，卓然出乎其上。”邹午蓉的《〈呼兰河传〉与〈果园城记〉合论》（载《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1990年第2期）、侯运华的《回眸凝望处、妙笔写故土——沈从文与萧红的比较研究》（载《河南大学学报》，l998第6期）等，都在对比分析中得出萧红乡土文学作品的独到之处。
萧红研究除了上述的共时比较外，也有论者进行了历时比较，比如王金城的《萧红与三毛——跨越时空的比较》（载《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l994年第4期）、李晓华《乡土话语的女性言说——论萧红和迟子建的地缘小说》（载《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S1期）等。特别是萧红与迟子建的比较格外引人关注，这是因为近年来随着迟子建频频获奖而声望日高，她们又同为黑龙江籍女作家，并且在很多方面都有可比性，如：乡土意识、儿童视角、生死观、平民文化立场、小说文体等等。
研究者也将萧红与外国作家进行比较研究。李福熙（韩国）的《女性的苦难、抗争与悲剧——萧红与玄镇健小说比较》（载《山东科技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中通过对中韩两位作家小说的比较，认为两人都具有强烈的女权意识，并以犀利的笔锋揭露了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社会的黑暗面，表现了女性的悲苦命运。张镇的《〈生死场〉与〈屠场〉比较谈》（载《黑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柴平的《女性的痛觉：孤独感和死亡意识——萧红与伍尔芙比较》（载《外国文学研究》，2000年第4期）等都有可观之处。
五
萧红研究的另一重镇是有关萧红的专著，这方面的作品也有四五十种，其中单纯的传记较多。早在1947年骆宾基的《萧红小传》就问世了，这是第一个萧红传记，有一定的开创意义。但由于是“第一”，也存在考据不足，事实有误的现象，并且书作者主观色彩过强，这无形中降低了它的信度。1980年萧凤的《萧红传》是新时期内地出现的最早的萧红传记，其开拓性和影响力也较大。1993年丁言昭的《萧红传》作了大量考证，且文笔优美。引人注目的还有新世纪以来曹革成的《跋涉生死场的女人萧红》和《我的婶婶萧红》，两书中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但由于作者与端木蕻良的亲情关系，在叙述中也有明显的主观因素渗入，因而两书的独到与偏颇之处俱在。李重华的《只有香如故——萧红大特写》、铁峰的《萧红传》、季红真的《萧红传》、叶君的《萧红传》、林贤治的《漂泊者萧红》等，也都各抒胸臆。另有合传性质的，如：萧凤的《萧红萧军》、庐湘的《萧军萧红外传》、钟耀群的《端木与萧红》等，即使是有关萧军、端木的传记作品，如：张毓茂的《萧军传》、孔海立的《忧郁的东北人端木蕻良》等，也不可避免地有大篇幅涉及到萧红，尤其是萧红的情感经历。
“传”、“评”合一的著作并不多见。一本是美国学者葛浩文的《萧红评传》（香港文艺书屋，1979年），书中给萧红以极高的评价，认为：“萧红的力作将因它们历久常新的内容及文采，终究会使她跻身于中国文坛巨匠之林。”⑧该书极具启发性，影响颇大，对推动萧红研究的开展起到一定的作用。另一本郭玉斌的《萧红评传》（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强调史料的可靠性与代表性，力图还萧红以最大可能的真实。同时，也对萧红各类文体的代表作都进行了评论，就连萧红为数不多的诗歌、剧本，也进行了解析。
纯学术专著除了前述的黄晓娟、陈洁仪成书的博士论文，厚重而时现精彩之论的，尚有单元的《走进萧红世界》（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全书以若干专题的形式论及萧红与故乡、自然、儿童、女人、男人、鲁迅、文学之间的关系，而这七个方面是构成萧红世界的基本元素，从而让人们看到萧红的人生际遇如何对萧红创作产生影响。还有一些学术专著部分地论及了萧红，如1987年赵园的《论小说十家》认为萧红小说内在的“情绪流”、“氛围”、无结构的结构等使小说趋于散文化了，并认为这源于创作主体感受、创作心态及审美态度等方面因素。1991年皇甫晓涛的《萧红现象——兼谈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几个困惑点》认为通过对“萧红现象”的透视，可以把握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中的若干个困惑点，从而将对萧红文学命运的思考提升到了文化学的高度。1992年邢富君的《从荒原走向世界——东北文学论》一书，有四分之一的篇幅是关于萧红的，作者把萧红纳入到东北文学中，以地域文化背景为参照，对萧红的生平、创作道路以及她的代表作都有独到的论述。1999年马云的《中国现代小说的叙事个性》是以叙事学的方法探讨了中国现代十八位小说家，其中之一就是萧红。她发现萧红小说叙事的潜文本是“黄瓜藤”情结，而这影响了萧红小说的章法结构、人物关系结构和时间结构。
一些资料汇编类的作品对萧红研究的开展也功不可没。最早出版的相关文集是1981年王观泉编的《怀念萧红》，收入了此前发表的主要文章二十多篇。萧军80年代初编著的《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和《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为研究萧红在日本、北京、上海时期的生活与创作提供了翔实的资料。1993年孙延林主编的《萧红研究》（第一辑），收录的是新时期以来有关萧红生平的文章。2000年曹革成主编的文集《端木蕻良和萧红在香港》，对萧红后期、特别是在港期间的生活研究提供了重要信息。2004年孙茂山主编的《萧红身世考》，收入了大量有理有据的文章，全面、彻底地解决了萧红的身世问题，终结了诸多争议。2007年彭放主编的《中国沦陷区文学研究》也列有“萧红研究”专章，编选了一批有代表性的文章。
萧红研究尽管还有一些薄弱环节，但总体上取得了重大进展。萧红的影响越来越大、越来越深入人心，这是由萧红本人、读者、研究者三方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自然契合而成就的。正是因为众多研究者的不懈努力，才使得更多的人知道萧红、懂得萧红、认可萧红和热爱萧红，才使得萧红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史意义更加凸显。萧红创作不足十年，文字百万，对其研究的资源似乎很有限，但研究的空间却是无穷的，研究者可以无限趋近本真，却永远不能抵达。萧红必然是一颗文学天空上的恒星，永远让人们仰慕、鉴赏与评说。
编 后 碎 语
彭 放
我已经退休十五年了，计划编一部《萧红研究七十年》大型资料工具书，是我在2008年提出来的。当时手中的一本《中国沦陷区文学研究》资料汇编已出版。听说省里要成立萧红研究会，还要在2011年召开萧红诞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我想，何不趁热打铁，作为献礼再为萧红诞辰一百周年编一部书。这是我选择萧红资料研究这一课题的初衷。
萧红是从黑龙江呼兰河畔走向世界文坛的，她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天才。在仅仅11年的创作生涯里，留下的小说、诗歌、散文百万言。与她同时代著名的女作家相比，她的作品数量虽然不多，但在艺术上，却有独特的个性和风格，被评论家誉为是“萧红体”。其代表作《呼兰河传》入选21世纪中文小说排行榜，名列第九。在文学上强调主流意识，为政治服务的时代，萧红的作品曾一度被曲解误读。到70年代末，文革以后的新时期，萧红作品的价值和意义，才像“出土文物”一样，被发掘出来。此后，国内外专家学者，对萧红的研究形成一波又一波的“萧红热”。其研究成果散见于国内外各种报刊出版物，留下的论文专著资料之多，可用“汗牛充栋”来形容。这些珍贵的资料，随时间的流逝，有的已经散失了，需要进行抢救性的搜集和整理。
在黑龙江文学史上，萧红是第一个将北大荒文学推向全中国及世界文坛的女作家。在历史上，黑龙江地处边陲，文风不畅。在清朝以前的古代文学中，主要是发配充军到这里来改造的“流人”写的，称为“移民文学”。“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萧红学习了新文化，接受了新思想，起来反对封建制度的迫害，争取女性解放的婚姻自由。她拿起笔来写作，首先是面对自己的亲身经历和遭遇，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用当地的语言，写当地人的生活和事以及风俗、民情，不特意去表现所谓“地域特色”，她的作品却是公认为有地域特色的佳作。从黑龙江文学的发展史上看，萧红是黑龙江本土作家，也是创造北大荒文学风格的第一人。她把自己的作品带到上海，得到鲁迅和茅盾的赏识，使黑龙江文学从此名扬中外。一个对民族文化发展有贡献的人，人民学习她、纪念她、怀念她都是应该的，这也是一个民族有希望和前途的标致。
我接受了编选出版“萧红研究”这部大型工具书的任务之后，感到有一种很大的压力。经历了七十多年的萧红研究，如何将时间跨度这么久远的资料搜集齐全？同时，在外人眼中，我已是年过75岁的老人了，还不甘寂寞，喜欢上了做资料搜集、整理这种十分枯躁的事。这大约与我的大半生搞研究，写文章，总结的经验教训，懂得了资料工作对于从事社科研究的重要意义有关。我曾在《一篇论文的诞生》中说：“理论要说服人，关键在于确凿的事实。搜集资料工作，要细水长流不断线，花毕生的精力。资料就是财富，就是生产论文的资本。我要在理论上说服你，就得拿出证据来。你要是不同意我的观点，我只要占有了这方面的充分论据和资料，你就驳我不倒。”我的这些认识，是我读“川大”时，从教我的杨明照老师那里学来的。当年杨先生讲《文心雕龙》，后来又讲《文献学》。他说，学习写论文，首先必须读原著，做卡片、笔记，积累资料，当“文抄公”（写读书笔记）。先了解前人，对你所选的论题做过了哪些研究，得出了哪些结论，用了哪些资料，在知已知彼的基础上，才能提出你的新观点和新的研究方向。任何新的学术成果，都是在踏着前人的肩上攀登的。因为文化科学的发展有继承性，只有学习、继承前人，你的研究成果才不会是盲目的。杨先生还在课堂上经常教育我们：搞研究、写文章不能偷懒走捷径。“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没有资料积累，就没有文化建设。
我们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搜集到的萧红研究资料，装了小半间屋子。有研究萧红论文的篇目索引五千余条，有发表萧红研究论文的原始报刊，有从港台邮购寄来的书报资料，还有来自报刊复印、网上下载的论文近三千篇，两万多页。还有研究萧红的小传、评传，各种论文合集、选集，专论、专著、合著、回忆录以及内部印刷交流的各种资料集等约一百部。我见到这么多的资料犯愁了，“老虎吃天，无从下口”。
根据我以往的经验，在书稿的篇章结构上我采用数学上“合并同类项”的办法。将搜集到的全部资料成果归类为十三章。将相同的研究内容纳入到这些专章内。如第五章《萧红与鲁迅研究》，第四章《萧红婚恋悲剧研究》，第八章《〈呼兰河传〉研究》，第十章《诗歌及散文研究》，第十三章《商榷与争鸣》萧红研究中的分歧与论争等等。每章分“文选”、“选目”、“存目”三部分。“文选”中选入那些提出了新观点，引用了有价值的新材料，学术成果有新意，有保留价值的论文；“选目”中介绍重点论文篇目，供读者需要时重点查阅；其余文章目录，全部归入“存目”作为篇目索引显示出来，供研究者全面了解萧红研究状况，在网上点击查阅之用。
为突出本书的论文重点，我把第一章定名为《高端研究》。选录了论文27篇，这些优秀论文，都是从全部论文中优中选优挑选出来的，可以视作萧红研究七十年论文选集精品来保存和欣赏。
我感到遗憾的是，由于时间紧迫，人力有限，一定还有一些见解精辟的论文被疏忽遗漏了；也是由于时间紧迫，一时无法找到与论文的作者联系的地址和方式，有些被入选的论文，未能一一征求作者的同意就编用了。这从尊重作者的许可态度来说，是失礼的，希望能得到作者的谅解。
书稿即将付梓。首先要感谢那些几十年潜心研究，写出了优秀论文的学者和专家，是他们优秀的学术成果，提高了萧红研究的质量和水平。
其次，感谢省委宣传部两位退休的部长陈凤翚，潘春良同志，还有省委宣传部文艺处，省萧红研究会领导，对我这个已退休人员自费进行的萧红资料研究，给予的多方面的支持。还要感谢哈尔滨图书馆关雪岚女士，《新晚报》高龙彬先生在萧红资料的查询和搜集上，给予的无私供给和帮助。
最后还要感谢刘乃翘、郭玉斌、叶君三位萧红研究的专家学者，对本书出版的最后审读。
本书为彭放自选课题任课题组长，晓川任主编，省社科院文献中心王海龙同志参与了《呼兰河传》研究一章的资料搜集工作。
本书被列为黑龙江省新闻出版局2010年度重点精品图书。
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