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军、萧红文化素质之差异
杨 义
一、关于左翼文学旗帜下作家群问题
左翼文学不是一个流派，它作为一个群体代表了三十年代文学主潮。它气势磅礴，主宰着整个文坛的流向，牵动了全部文学的总体格局。这是同其中有鲁迅、茅盾的存在分不开的。如果没有鲁迅、茅盾，只是太阳社和创造社的作家，那么，它们是可能称为流派。因为这两个社团有革命激进性，同时又有峻急的排它性。鲁迅、茅盾在左联里，是作为太阳社、创造社的战友和诤友出现的，左联的成立实际是鲁迅的文学方向，与太阳社、创造社革命文学方向之间进行融合（大体上的融合）和开始走向一致的表现。由于鲁迅、茅盾的存在，使左翼内部存在着一股文学上稳健的力量，在外部又吸引了一批作家，形成了广泛的外围作家群。如巴金作为鲁迅的友人和追随者，没加入左联，但一直处在左联的外围；老舍在三十年代中期也与左联保持着一定的联系。而文学研究会的旧部如叶圣陶、王统照、郑振铎等均未直接加入左翼，但由于鲁迅、茅盾的存在，他们也与左联保持着密切联系；甚至在一段时间内，现代派的施蛰存、刘呐鸥也对左联采取同情态度；郁达夫后来退出左联，但由于鲁迅与他的关系，依然是左联的外围作家。左联实际影响了整个文坛的绝大部分作家，成为三十年代文坛的一个中心。在以鲁迅为旗帜的左联内新人辈出，除拥有一大批作家的上海为左翼的大本营外，又有张天翼、蒋牧页等组成的南京作家群，同时，还有两个重要的作家群，即四川作家群，包括巴金、周文、沙汀、艾芜及前辈作家李劼人；东北作家群，包括萧军、萧红、端木蕻良、骆宾基、白朗、罗烽和李辉英。这就是凭着左翼内部有激进派和稳健派，有各具特色的作家群，外部有“五四”文学老将，也有三十年代出现的文学新秀。所以它既保持了三十年代文学主潮的地位，又在相当程度上延续着“五四”传统。
东北作家群与四川作家群生长在我国远隔千里不同的地域。从人文地理学角度看，这些人后来尽管陆续到了上海，但实际上他们都反映自己家乡的生活。家乡父老在不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中创造了各具特色的文化景观，形成了互有差别的社会习俗传统与文化心理状态。
东北是日俄长期的逐鹿之地，它的灾难多从外来，文化显得较开放；四川长期作为偏远之地，灾难多是内积，文化是相对封闭的。这样，两大作家群形成了不同的思想、艺术特点，作品显示了不同的文化气质。相对而言，四川作家群有更浓郁的乡土特色。他们的故乡地处我国内地，而且是崇山阻隔的内地，风气闭塞，带有原始落后的野蛮色彩，如袍哥、棒老二的危害，土皇帝的权力运动，等等。作家们在上海吸取左翼文化思潮，反过来观察宗法制农村社会，其作品带有坚实、沉重的格调。东北作家群的作品具有关外的乡土特色。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地区民族矛盾异常尖锐，所以他们的作品，具有当时文坛最鲜明的反帝色彩，把反帝的气息首先大量地带入文学领域，他们的文学是流亡者文学。由于家园沦陷，他们在国内到处流亡，其作品充满流亡者的情绪、血泪和悲哀，恋乡之情多夹杂着悲愤。而关外地理环境少崎岖山路多坦荡平原，地域上与苏俄交界，较多地受到俄国文学的影响，作品境界较开阔，或粗犷的，或悠长的，或哀切的，以种种不同的声音呼唤着大旷野上的人们。
二、萧军、萧红作品文化素质的比较
萧军、萧红是东北作家群的代表性作家，文学史上一向将“二萧”并列。他们确实并肩走过一段人生的路程和文学的路程。一九三二年，萧红逃婚过着流浪的生活，被一个地主少爷遗弃，困于哈尔滨一个旅馆中，她写信向文艺界求救。萧军像中世纪的骑士一样救萧红于危难。萧军发现了萧红的才华，萧红也看过萧军以酡颜三郎的笔名发表的作品。以后，他们同居了。以“三郎”和“悄吟”为笔名出了《跋涉》，一九三四年之后，他们经青岛到了上海。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作为鲁迅主编《奴隶丛书》之二、之三出版了，这标志着东北作家群作为一个左翼文学群体的崛起。他们的笔名也是鲁迅给起的，意为“小小的红军”。这一期间，他们是三十年代左翼文坛上最有光彩的一对年轻的文学伴侣。
二萧共同的文学生涯，开始于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他们在哈尔滨商市街写《跋涉》，从书名可知，他们以此作为共同的文学起点，并期以艰难而长久的将来。其中收萧军的小说四篇，萧红的小说五篇，还有一首短诗。从艺术上看，萧红此时基本上是受萧军思想艺术的启蒙的，因为当时萧军已具有左翼文学倾向。萧军在《跋涉》后记中说道：“从有了印这册子的动机始，迄现在为止，使我们对现人生，是又有了更深一层的体验和认识：一、一切以经济为基础的现社会，仅凭感情上结合的友谊是不可靠的。二、唯有你同一阶级的人们，才能真正援助和同情你。三、艺术是救不了现实的痛苦。”萧红通过萧军接受了左翼思潮。《跋涉》有一些作品是二萧共同品味自己那种以沫相濡的生活的产物。萧军的《这是常有的事》写他们一起买劈柴的事；萧红的《广告副手》写自己帮人画广告，获取微薄的报酬来救济家用。他们的作品这时已显出不同气质。萧军带有类似早期创造社浪漫抒情的气质，往往以身边琐事为题材，带有自传性质，多抒写自己的愁苦和忧愤。萧红的作品则从乡间野地寻找带血带泪的诗，是带有一定抒情倾向的写实作品。和她的第一篇作品《王阿嫂的死》描写一对雇农夫妇的悲惨遭遇，揭露了中国农村劳动者生命的不值钱与剥削者的暴劣，基本上接受了左翼意识。
一九三五年萧军、萧红出版了他们的成名作：《八月的乡村》、《生死场》。这两部作品带给左翼文坛“关外的气息”，带来了远离左翼文坛的一个沦陷地方的社会景观与文化特色，显示了东北地区斑斑血痕和泪迹，以及东北作家群的特殊的文学意识。然而同为奴隶，眼光也有种种。如果说《跋涉》中二萧已显出同中有异，那么到了《八月的乡村》、《生死场》，二人不同之处显然增加了。《八月的乡村》是一种粗犷的激昂的充满浪漫激情的写实作品，它的民族意识交杂着阶级意识。字里行间沸腾着作家抗日的战斗热血。这部作品主要写东北人民革命军在磐石一带与日本侵略军进行的艰苦的顽强的战斗。小说写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萧明带着一个小支队（由农民，工匠、旧士兵组成）去跟人民革命军联合，又和日伪作战的故事。其中交织着战士的顽强行军、杀敌和恋家恋土的农民意识，以及知识分子执迷于恋爱而涣散斗志等。艺术上受启发于法捷耶夫的《毁灭》，加上作者学过军事，家族中有人做过“胡子”和抗日义勇军，对军事题材，在当时作家中算是比较熟悉的。行文刚劲粗犷。《生死场》前九章写二十年代东北农村闭塞古野的风气与悲苦无告的生活，写了三个家庭：二里半跛着脚还要辛苦地干活；王婆丈夫死了，再嫁，顽强地生活；金枝追求幸福但只能得到悲哀。作品写了东北农民对庄稼、牲口真挚的爱；也写了农忙和农闲时农村妇女的生活；还写了农民自发要求减租的斗争。小说后八章跳过十年，描写三十年代东北沦陷后农民的苦难与斗争。也就是说，萧红的小说和萧军的小说同样具有民族意识，相同的地方只是后面的几节。《八月的乡村》写抗日游击队的斗争；《生死场》前半部分写农民生与死的问题，正如鲁迅所说的“用力透纸背的笔力写出北方人民对生的坚强和对死的挣扎”。萧军所提供的是东北人民在“九一八”后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为生存而斗争的心理情态，具有特定的时间内涵。萧红的《生死场》思考的问题比萧军更辽阔深远，思考着处在原始半原始状态人的生与死的哲理及人类的价值，所提供的是在东北特定环境中长期形成的民间文化景观，以及这种文化景观在日本侵略条件下产生的反应。
这种生活视角与文化气质的差异，在左联后期以及二萧分手后又有充分的发展；在文坛中代表了两种相距甚远的艺术个性。萧军像从山里来的人，强悍威猛；萧红是从呼兰河畔来的，似乎感受了水的轻妙灵秀。例如，他们对同一部《红楼梦》的感受不同。萧红自比为香菱，有香菱的命运，也像香菱那样学诗着了魔。萧红说：“我是像《红楼梦》中的香菱学诗，在梦里写诗一样，也是在梦中写文章来的。”而萧军在回忆少年时读《红楼梦》的心意时说：“记得是在一个暑假里，把一部《红楼梦》读完。对于贾宝玉和林黛玉如何谈情论爱，说诗论道，我是并不怎么感兴趣，也不懂；只感到很气闷，很想跳进大观园里去大打一阵抱不平，才能出一口怒气！对于贾宝玉那种半男不女的性格，是讨厌的，对于王熙凤的奸诈阴险的手段是鄙视的，对宝钗那种伪君子似的落落大方也是无兴趣的，觉得庸俗可厌；而对林黛玉那种哭天抹泪，忽风忽雨的性格也烦腻。觉得可喜欢的人物只有尤三姐、史湘云、鸳鸯、柳湘莲和焦大。”可见他们在接受上表现了不同的气质，不同的审美取向。用性别差异心理学来解释，萧军有极强的男性度，萧红有较鲜明的女性度，他们正好处在性格气质、艺术个性的两极。同样写农村下层劳动群众的生活，他们也不一样，萧红是言志派；萧军是载道派，萧红往往借人物故事来抒写自己的性灵，在艺术创作中追求自我的实现；萧军则将艺术作为社会功利追求的工具。
萧红的《手》，可说是现代文学最好的短篇之一。故事写女子中学录取了有一双黑手的乡下姑娘王亚明，黑手是由于开染衣店手工操作染上的。她极珍惜学习机会，极刻苦、勤奋。但校长却由于手黑不让她上早操，怕墙外的洋人见了不雅，又因衣服旧、被子破，备受冷眼。学了三年，校长也不让她考试就让她走了。小说对下层人民求学艰难，表示了真切的同情，对她离校那一幕的描写，像都德《最后一课》那样感人。作品写了这样一个奇特的故事，通过一双手，反映了对人格的歧视。萧红不是简单地写故事，作品中流动着一种诗魂，并以第一人称写，带着真挚细腻纯洁的感情色彩。当王亚明备受歧视和打击时，“我”同情她，发现她身上有一般温饱人家出身的女子所难得的品质，她的刻苦，她的对外国文学的理解能力，使“我”惊讶。以“我”为主人公，层层打开这个下层女子可贵的心灵，使悲剧带上抒情的气氛，又使抒情带上悲剧色彩，从而使人感到这种悲哀感情是从人的心灵深处流出的，有非常浓厚的艺术魅力。
萧军的作品社会功利性很强烈，刚劲强悍，火气外露，往往损害他作品的诗意。他是较早地写工人题材的，后来以写煤矿工人著称。一九三六年他到山东，参观了日本人经营的煤矿，写了《四条腿的人》。这是一篇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煤矿工人悲惨命运的申诉书。写一个工人被砸伤后医院要给他抚恤金，他却要自己的腿，结果被抛到旷野，只能讨饭，在矿区街头爬来爬去，希望换了矿主之后能改变自己的处境，但最后却依然如故。作品的控诉较外露，没有显示人物内心的悲愤。但作品情节很有特色，写出了灭绝人性的社会和外国殖民者将两条腿的人变成四腿的“兽”。
应该说萧军所写的生活面更开阔一些。《江上》、《十月十五日》几个集子的十一、二篇作品中，塑造了工人、农民、士兵、旧职员、海员、码头苦力、革命者等形象，展开了比较宽阔的视角。但写时急于贴近现实，显得开掘不深，影响了作品的深邃感。如《马的故事》泥土气息很浓。有艺术性是篇好作品，将朴实农民的狭隘心理，对牲口、土地眷恋的心情写得很生动，但结尾部分没有保留这种意味并加以展开，而是写马被征用，表现军队占领城市后老百姓通过马的危机感到自己生存的危机。他急于写阶级意识、民族意识，急于表白自己的思想，使作品犹如佳肴中多放了盐，给人一种“急”的感觉。
萧红的文化风俗意识较强，她对人生的观察不像鲁迅这一代作家那样有深厚的功力，读了很多“经书子书”，能从中悟到中国人文化心理的根源；她是以敏锐的眼光从生活中直接感受到千姿百态的民族性。如《家族以外的人》写寄食者有二伯，以清丽婉转的文笔记录了有二伯诚实敦厚又愚拙可怜的形象。有二伯同情喜爱儿童，又不能体贴儿童的心理；他对主人好像很忠顺，但又常常偷主人的东西，偷得又很笨拙。最后衰老不堪，地位降到厨子和奴仆一样，整天像个木头人一样坐在石碾子上，从东墙骂到西墙，从笤帚骂到水桶。什么都骂，甚至骂到自己的草帽。最后由于手脚不灵便被主人赶跑了。萧红写国民性是以一种诗情画意的情调来写的，而不像过去作家那样，写国民性往往用阴沉黯淡的格调。作者用第一人称来写，清词丽句往往冲口而出，脱手而来，灵感火花四射，一派天真自然。写国民性的作品，还有《马伯乐》，刻画了抗战中一个逃难的懦弱自私、毫无民族观念的富家子弟马伯乐的形象。他胆小如鼠又极吝啬，一辈子没什么能耐，只能靠掏父亲的腰包过日子。他整天想尝尝自由恋爱的滋味，但又畏内如鼠；胸无点墨还想到上海开书局，结交了一批骗人的文士，附庸风雅，最后将老本赔光。他对洋人低声下气，对中国人则没有好睑色，口头禅总是一句“他妈的中国人！”小说将寄生虫、胆小鬼、钱迷、洋奴种种性格集中在马伯乐身上，在抗战动荡的背景中展示他的种种丑态。作者以讽刺的锋芒揭露他在民族生死关头只顾自己、忘记民族大义，贪生怕死，固执着“省钱第一，逃难第二”的信条。在这个人物的刻画上，作者显露出喜剧才华，她曾表示过想写类似于《阿Q正传》、《孔乙己》的作品，而且至少在长度上超过它们，《马伯乐》表现了她的这种艺术追求。
由于萧军与萧红艺术个性的不同，观察世界的眼光不同，他们的作品因之处在不同的文化品位、不同的艺术层次上。一些左翼评论家很快就看出他们风格的差别。例如胡风就曾“忍不住在萧军面前夸萧红”。他对萧军这样说：“她在创作才能上可比你高，她写的都是生活，她的人物是从生活里提炼出来的，活的。不管是悲是喜都能使我们产生共鸣，好像我们都很熟悉似的。而你可能写得比她的深刻，但常常是没她的动人。你是以用功和刻苦，达到艺术的高度，而她可是凭个人的天才和感觉在创作……”也就是说，萧军是学胜于才，萧红是才胜于学。所以有位编辑让我写一篇文章谈萧红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关系，我说萧红与古典文学的关系有什么可谈的？萧红不是以功力取胜而是以才华取胜的，从她作品中很难看到她读了多少古典文学作品。要找是可以找到一点关系的，但对这样一个有成就的作家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对于作家来说，才华有时是学问所不能代替的。鲁迅也特别赞赏她的才华，说：“萧红是最有前途的女作家，看来她有可能接替丁玲女士，正如丁玲接替了冰心女士。”萧红留下的作品确实表现出非凡的才华。
读过二萧的作品，都会明显感觉到他们天赋与个性的不同。这使人想到贾宝玉的一句名言：女人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萧军作品有的是刚硬，而萧红作品有的是灵性。
三、萧军、萧红不同的小说学
二萧都追求自己的艺术个性，并由此逐渐形成各自对小说表现艺术体系的不同理解和实践。萧军由于《八月的乡村》借鉴了《毁灭》而受到评论的挑剔，以后他特别注意不要露出借鉴的痕迹。一九三六年他在《江上》序言中说：“我想使人最难堪的莫过于在自己的作品里，被别人明显的看出和指出（虽然这指出是完全善意的）是受了某某人，或某某书的影响，虽然这影响是好的，是起始从事写作的人所不能逃避的，……可是在我个人总感觉着受了一种侮辱！所以在每次无论是想起一个题目，一个故事，一个人物表现的方法，或甚至一个字句，如果已经知道了某个人，或是某一部书中曾经用过了，总是像躲避一条美丽的蛇似的逃避着。虽然蛇是美丽或是没有毒的，虽然这逃避常常是不可能……可是我总也不甘愿接近它。‘为什么我不能发现更新的东西呢？’我总是这样鞭挞着自己在想着。”
萧红谈论自己的艺术个性时却另有苦恼，她对所谓“小说学”的规矩与自己才情有所冲突而感到困惑。她曾说过：“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写得像巴尔扎克和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若说一定要怎样才算小说，鲁迅的小说有些就不是小说，如《头发的故事》、《一件小事》、《鸭的喜剧》等等。”可见她对传统小说学的不满意。
萧军的苦恼是凡人的苦恼，他的作品穷描极绘，全力搏兔，他是在传统的小说学中显露个性的。萧红的苦恼是天才的苦恼，她的作品不拘一格，率真自然，在显露个性中改写了传统的小说学。萧军的苦恼在于如何从以往小说学的法则中解脱出来；萧红的苦恼则是自己创新的小说学如何得到人们承认。萧军写过一部大作品《第三代》，用了十多年时间，分八部共八十多万字，展示了二十世纪头十年（辛亥革命到“五四”前）东三省城乡的社会状态、阶级斗争和下层劳动群众的痛苦生活。作品生活容量巨大，涉及到宗法制农村和半殖民地社会的城市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各方面，着力写“官逼民反”这一条人压迫人的社会中的生活规律。作品写“胡子”的生活，呼唤一种原始强悍的反抗精神，这一点与“七月派”有相通之处。注意写国民心理，如外号“窝囊废”的汪大辫子，是书中写得最出色的人物，表现出他的多层次的性格，由他身上透视国民性。这部作品生活面开阔，人物形象多样，艺术气魄较为宏大，描写很用力。但并没有在小说美学上提供新的东西，倒是将现行的小说美学运用得很充分（如结构艺术、性格的刻画，东北农民的原始、强悍的反叛性等等）。
萧红追求的不是小说的功力和结构匀整，而是散文化的小说。她写了大量小说后，还有人把她当作优秀的散文家。她的《回忆鲁迅先生》可算是极好的散文，真切自然。她是最善于建立自己艺术风格的作家，如果说萧军作品中有建筑美的话，萧红更多的是音乐美。她总是以自己充满才华的胸襟中所流露出来的情绪为全文的线索，这是一种软线索，而萧军的是硬线索。故事人物是萧军作品结构的框架，而萧红作品则有拂不掉的情绪弥漫其中。比如《呼兰河传》，她不是为哪一个人作传，而是为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呼兰河畔的乡镇作传，为这个乡镇的风土人情，为各种各样人的生与死、欢乐与悲哀作传。她并没有着意雕刻哪一个人物的性格，而是广泛地摄下了整个呼兰河县城的相貌和轮廓，记录它悲郁哀苦的物质生活，愚昧古朴的乡风民俗，种种生灵的生老病死，人们希望的幻灭与顽强的挣扎。她写得毫无格套。作品一开头就写边远小镇街头横着的一个深达五六尺的大泥坑，象征性地将呼兰河与大泥坑联系起来。这个大泥坑联系着人们的悲苦生活，联系着人们的麻木心理，它是呼兰河的标志与象征。小说中写了三个人物的命运，其中一个是小团圆媳妇，十二、三岁的童养媳，健康大方，总是笑呵呵的。而她的婆婆就因为她总是笑呵呵的，便认为她不懂得做媳妇的规矩，要给她一个下马威，将她狠狠地打了一顿，打得她皮开肉绽，魂飞魄散，昏昏迷迷的。又说她着了“魔”，又跳大神驱鬼，抬上一大缸滚烫的水将她烫得死去活来，最后被折磨致死。她死之后，人们不去反省整个社会的弊端和旧文化礼教的罪恶，而是编出她变成一只大白兔隔三差五地来到桥头与人谈话的故事，以这个神妙的故事来掩盖这一出悲剧，来安慰人们寂寞、愚蠢、冷酷的心。《呼兰河传》就写了这样一个闭塞沉闷的乡镇。她用了信马游缰的巡视式的艺术手法，从街头巷尾的情景写到喜庆殡灾的种种盛典；从“我”的祖父的后花园写到家中的庭院厢房及家中形形色色属于下层人民的住客：写了小城的人情风俗。其中“扎彩铺”写得尤其精彩，“扎彩铺”所扎的阴间的房子非常富丽堂皇，车、马、鸡、狗、人等活灵活现，它的排场使人看了觉得活着还没死了好。整部小说可以说是扬弃了传统小说的框架，写出一幅幅惟妙惟肖、有声有色的世俗画和风俗志，从而在小说这个园地里最大限度地容纳了她作为一个才华横溢的散文家的才华。茅盾说她的小说“不像小说”，但比起“像的小说”更像小说，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其中充满悟性灵性。《呼兰河传》写于香港，是她在寂寞环境中对遥远的家乡小城的怀念。在香港她于病中还写了一篇富有诗情画意的小说《小城三月》，写了一个凄婉动人的爱情悲剧。故事情节并无奇特之处，但情调哀怨委婉，人物感情宁静深沉，写出宗法制农村对人的爱与美的追求的压抑。同时在幽婉笔触下描绘出一幅幅东北乡镇质朴美丽的风俗画。如写东北满人娶媳妇的场面，女人的穿着编有松竹梅的大花袜，打扮得如花似玉；写元宵节一帮少男少女前呼后拥观看狮子、旱船、龙灯、秧歌等等，为作品增添了不少乡土特色和诗情画意，在清纯细腻的牧歌中又时时流动著一种辛涩凄苦的调子，艺术感染力很强。萧红用了这些方法保持自己的艺术个性。她的作品中充满灵感，妙手天成，毫不着力，正是在不似小说处给小说提供了一种创造性的新成分。她为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初的小说界增添了一种诗的神采。她的充满童心、诗趣和灵感的作品，是东北河边文化景观映衬在万里云天的一抹璀璨的彩霞。
原载杨义著《20世纪中国小说与文化》，
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