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场》再评价
邢富君 陆文采
《生死场》是标志萧红崛起文坛之作。它自1935年出版以来，流传与影响相当广泛，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得到了较高的评价。但同时，对这部作品的内容与旨意，也存在着某种误解。今天，进一步研究《生死场》，不仅对于正确评价这部作品是必要的，也有助于我们认识萧红这位优秀的现实主义女作家出现于30年代文坛的意义。
一
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创作中，对于表现农民的生活与命运一直是比较重视的。萧红的创作，是循着“五四”新文学所开辟的这一优秀文学传统前进的。《生死场》就是描写农民命运的作品。小说展现了二三十年代的东北农村生活，主要是写哈尔滨附近的一个小村庄——三家子的生活变迁，并旁及哈尔滨城市生活的一角。但作品的背景广阔，三家子的变迁正好发生于“九？一八”东北沦陷前后。“九？一八”之前，在这穷乡僻壤里，农民过着几乎不为外人所知的原始、闭塞、贫困、落后的生活；春种秋收、生老病死，充满天灾人祸，却又和平而静穆。“九？一八”之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将农民踩进血泊之中，而这个小村庄的命运，也同整个东北、同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联在了一起。小说题为《生死场》，鲁迅曾称赞“这名目很好”，因为它将这部作品的内容作了高度的艺术概括：农民在世代相传的旧生活里进行生死挣扎，继之在民族灾难降临时进行生死反抗，农民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发生着巨变。因此，在萧红的笔下，富有乡土特色的农村生活画面上，缭绕着时代的风云。这正是《生死场》内容上的动人之处。
《生死场》出版不久，茅盾在1936年2月发表的《关于乡土文学》一文曾对“乡土文学”作了这样一个概括：“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一个只具有游历家的眼光的作者，往往只能给我们以前者；必须是一个具有一定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作者方能把后者作为主要的一点而给与了我们。”这段话，对于我们认识《生死场》一书的特色是颇有启发的。萧红也写出了东北农村特有的风土人情，而她所着重描写的，正是北方农民“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
那么，萧红是以什么样的观点和态度来写她笔下的东北农民呢？
萧红通过对农村生活的生动描绘表现出：农民是奴隶——封建剥削下的奴隶、自然灾害的奴隶、他们自身生活的奴隶。因此，农民的命运是很悲惨的。如收秋之后，为了交纳地租，王婆忍痛将一匹老马卖进屠场。作品里淋漓尽致地写出了这个老农妇的悲伤心情以及那匹老马也不愿进屠场的痛苦神态。显然，萧红用这一匹老马的结局，透露出农民处境的悲惨。农民已经如此困苦不幸，地主还要加租，赵三便组织了“镰刀会”准备抵制。可是，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地主加租得逞，继又瘟疫流行，死亡遍布村中，赵三把“镰刀会”的五把新镰刀也拿到集市上卖掉。从流产的抗租活动，从对灾难的逆来顺受，可以看出萧红笔下的农民对于自身不幸处境的反抗是多么软弱！在作品中，显得与众不同的倒是王婆这个人物。她在《生死场》中出现时，已经饱经风霜，而且在苦难与不幸中依然保持着坚强的性格。当她风闻赵三组织“镰刀会”时，便弄来了一杆老洋炮；“镰刀会”解散，她很瞧不起丈夫的怯懦。后来，她的儿子被官府杀害，她在悲痛与绝望中服毒死去；人们把她装进了棺材，已经为她挖好了墓坑，她又奇迹般地活了过来。十年之后，村里组织秘密抗日活动，她仍然活跃，又默默忍受了女儿牺牲的悲痛，这是《生死场》中活得最坚强、挣扎得最有韧性的一个人物。
安于奴隶的生活，连一点抗争也发不出，这就是萧红笔下20年代的东北农民。这同叶紫笔下20年代的湖南农民是多么不同啊！这种差别可以理解。因为，虽处同一时代，而具体背景不同；当革命的春天已经来到南方的山野时，北方的雪原尚未解冻，而从《生死场》所展示的农村生活又可以看出，在一派田园风光中，农民苟安于贫困的、失掉尊严的奴隶生活，一点也表现不出生活的主人与创造者的态度。在这里面，体现了萧红对于农民生活的观察与认识。如果考虑到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的历史，农民受到的统治和自身生活的局限，就应当承认萧红的这种描写是真实的，甚至可以说是深刻的。马克思在分析东方封建统治下的农村生活时曾这样说：“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67页）《生死场》所写的就是这样的农民。非有巨大的社会变动，不能使这样的农民从自己狭小的生活范围内迈步出来。
巨大的社会变动降临了！不过，在《生死场》中，这变动不是革命，而是外寇入侵。“九一八”事变后，农民已经不能继续千百年沿袭下来的旧生活，他们被驱使到民族存亡的“生死场”上进行新的挣扎。对于这一点，国外有的萧红研究者认为，这是《生死场》一书中途转变了主题，“由农民生活一变为抗日”（见美国葛浩文博士《萧红评传》）。而我们认为，这里转变的只是作品的时代背景，表现在作品里，即《生死场》的场景发生了变化，而作品的主题并未变换。这正像戏剧舞台上背景有了变化，剧情有了发展，角色也相应有了新的表演，而戏剧主题并未中途改变一样。在《生死场》的场景变换之前与之后，都一致贯穿着农民在生死线上的挣扎。东北沦陷前，农民安于奴隶的生活，极其不幸，却未能使他们起来反抗自己的命运。沦陷之后，在侵略者的血腥屠杀面前，农民终于起来进行求生存的斗争。在这个转变之中，可以说重要的是事件，而不是人物的主动性；但是，十分清楚，背景的转变使农民求生存的行动和意义发生了大变化。这一变化深化了作品的主题，提高了《生死场》中的人物。
《生死场》表现出，农民的这种转变是艰难的，又是必然的。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二里半这个人物。二里半可以说是小说人物中最愚钝的一个。他心里只有自己的家庭，眼睛盯着自己那只山羊。赵三组织“镰刀会”抗租，看不到二里半的影子，李青山领着全村人进行斗争求生存的庄严宣誓，二里半也漠不关心，他连自己那只老山羊也舍不得用作盟誓的牺牲。可是，等到侵略者杀了他的老婆、儿子，毁了他的家之后，二里半终于下了决心；告别身边那只几乎相依为命的山羊，跟着李青山找义勇军去了。所有这些描写，对二里半这个人物都十分真实。即使到最后，也难说二里半表现出了明显的革命觉悟；但生活的巨变，终于促使他从旧的生活圈子里迈出艰难的一步。对于一个过惯旧日子的农民，其意义是不平凡的。而就表现农民的转变来说，萧红的描写可以说是典型的和有力的。
在《生死场》中，能够贯穿全书的人物不多，而二里半却是其中突出的一个。全书以他寻找走失的山羊开场，最后以他告别山羊去找义勇军结束。二里半虽然才刚举步向抗日的队伍走去，这个人物还未留下任何可以称之为抗日斗争的事迹，但是，从二里半在《生死场》上留下的足迹，已经可以看出千千万万的农民在民族存亡的斗争中正在走和将要走的道路。
萧红通过《生死场》中的人物群像，写出了农民要觉悟行动起来虽然艰难，但他们在侵略者面前是一定要为求生存进行反抗和斗争的。在表现这一点上，萧红的笔真正具有“力透纸背”的艺术力量。
二
在30年代的最初几年里，有几位文学新人的小说出现后，颇为文坛所注目。如叶紫的《丰收》、东平的《通讯员》、吴组缃的《一千八百担》等。这些作品的突出特色，是以对复杂多彩的现实生活的真切描绘而动人心魄。因此，茅盾在评论《一千八百担》时曾说：“仿佛作者是把我们带到农村里去看”！
萧红的《生死场》，也是以描绘生活的本来面貌为特色的作品。萧红毫无伪饰地写出了“九？一八”前后东北农村生活的真实。展示了现实生活本来的复杂多彩的面貌。别林斯基曾这样说过：“一般说来，新作品的显著特点在于毫无假借的直率，生活表现得赤裸裸到令人害羞的程度，把全部庄严的美一起揭发出来，好像用解剖刀一样，难道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吗？我们要求的不是生活的理想，而是生活本身，像它原来的那样，不管好还是坏，我们不想装饰它，因为我们认为，在诗情的描写中，不管怎样都是同样美丽的，因此也就是真实的，而在有真实的地方，也就有诗。”（《别林斯基选集》第一卷，第154页）《生死场》属于这种新作。它以对东北农村生活的真实描绘而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在萧红笔下，农民的日常悲欢和生死挣扎，都是活生生的真实描写，作品里没有任何理想化的色彩和概念化的倾向。《生死场》问世后能引起文坛的重视和读者的欢迎，主要原因就在这里。萧红清新的艺术风格以及女性作家的越轨笔致，更使作品增添了吸引人的艺术力量。
《生死场》出版后获得成功，也同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这部作品出现于东北沦陷后四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夕，东北人民身受的亡国之苦已成为全国人民的切肤之痛，中国人民又面临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的危机。这时，一个从东北流亡到上海的新作家，把日伪统治下的东北人民的灾难真实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自然容易引起注意和激动。虽然，《生死场》描写东北人民抗日行动的内容很薄弱，远远不及对农村日常生活悲剧的描写更真实具体，但就唤起读者的抗日的民族感情来说，已经足够了。这也是《生死场》受到读者欢迎的原因之一。
可是，这个情况可能助长了这样一种观点，似乎《生死场》这部作品出现的意义以及它成功的原因，在于它写了抗日的主题。因此长期以来，不少评论是把《生死场》同反映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小说《八月的乡村》相提并论，从抗日文学的角度赞扬它，又求全责备批评它。如50年代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一方面称赞《生死场》为“抗日作品”、“尽了号召抗日的作用”，另一方面又责备它写出了“自发的斗争”，没有写出共产党对抗日斗争的领导。60年代初的专著《左联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同样批评过《生死场》“没有反映出党领导下的人民自觉的抗日斗争”，但仍然称它为“一部反映东北人民反抗斗争的优秀作品”。近年来，对《生死场》的评论一般也沿用了“抗日小说”的观点。我们认为，从“抗日文学”角度评论《生死场》，无论是扬是抑，都不尽符合这部作品的实际。
《生死场》仅仅在后七章（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反映了东北沦陷后的现实，其中写到了农民的觉醒与反抗。但有关抗日的描写很薄弱。在人物描写上，那个组织反抗的中心人物李青山，写得面目不清，来去无踪；从小说的情节结构上看，他也不是《生死场》的中心人物之一。倒是落后以至显得愚钝的二里半，是萧红着力描写的人物，也写得比较真实。这个二里半，仅仅从他原来的生活圈子走出一步，萧红也只是写出东北沦陷后，由于侵略者的残暴烧杀像二里半这样落后的农民，也要为自身的生存而斗争了。至于他们如何进行抗日斗争，还不是本书描写的重点。此外，在小说的后七章中，萧红又用其中最长一章（十四，到都市里去），写了金枝流落哈尔滨的遭遇，之后又在另一章（十六，尼姑）里写金枝“想出家”，可是“庙庵早已空了”。金枝是《生死场》的主人公，在七章中竟完全游离于村民们的反抗行列之外，并不违背作者的创作意图。萧红意在从这个方面写出东北人民在日寇入侵后无家可归、颠沛流离的生活遭遇。这又表明，萧红反映东北沦陷后的现实，也无意于着重表现抗日的主题，而是以抗日斗争为背景，写出农民在民族“生死场”上新的挣扎。如果据此认为《生死场》是一部优秀的抗日文学作品，那么这里“抗日文学”的概念用得未免宽泛；如果再批评《生死场》只写了农民的自发斗争，未写出共产党对抗日斗争的领导，那又等于求全责备它。所以，还是把《生死场》看作描写东北沦陷前后，农民对命运挣扎的乡土文学作品，似乎更为确切一些。
原载《北方论丛》第一期，1982年
《生死场》的历史感和悲剧意识
王培元
在世界的古老民族当中，恐怕像中华民族这样，拥有与土地如此久远而又如此紧密的联系的民族，是不多见的。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里曾写道：“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可以说，在乡土性的中国社会里成长起来的现代文学作家们，大都是土地的儿女， 无论他们走到哪里，总是难以摆脱和消解系于心底的“乡土情结”，于是，“乡土”便成了他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仓库。从呼兰河畔的黑土地里走上文坛的萧红，就是这样一位优秀的乡土小说作家。
从一开始创作，萧红的小说便散发着新鲜的乡土气息，这可以由收入《跋涉》中的五篇小说得到证明。但是在我看来，萧红作为杰出的乡土小说家，她的艺术生命，严格地说是以更能显现其创作个性的小说《生死场》为开端的。
过去，人们总是把《生死场》看作是与《八月的乡村》相同的“抗日小说”。就小说后七章所描写的农民奋起抗日的具体内容看，这种说法不能说毫无根据。可是，一部作品的意义，既不可能是这一作品各个部分意义的机械相加，也不可能是这一作品的某个部分的意义，它只能从读者和研究者对作品的整体感受和整体把握中获得。然而，当我们从整体出发，去探寻《生死场》的意义时，却常常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我们分明发现，从前十章到后七章，小说的内容发生了重要转换和很大变动，二者的意义呈现出较大程度的睽离；并且由此造成了作品艺术世界的不平衡了，于是，使得这两部分内容有如焊接在一起的质料不同的金属板，给人一种拼接感，甚至是断裂感。由此看来，过去人们对《生死场》的意义的不同理解和认识，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似乎可以从这里获得解释。当年胡风在读过这部作品之后认为，作者不但写出了“蚁子似的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的“愚夫愚妇底悲欢苦恼”，而且表现了“蓝空下的血迹模糊的大地和流在那模糊的血土上的铁一样重的战斗意志”。鲁迅从《生死场》里所突出感到的，则是“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的力量。后来聂绀弩也向萧红谈起过他对《生死场》的看法，明确指出作品表现了人物在民族革命中由“不自觉的个体到英雄的集体这一从量到质的改变”。今天，我们应怎样看待鲁迅等人关于《生死场》的上述分歧呢？我们该如何解释作品明显存在着的那种“焊接”和“断裂”呢？
一般来说，一个作家所着力表现的审美世界，必定是其生活经历和精神体验中，给他感受最强烈、印象最深刻，久久地困扰着、折磨着和震动着他的灵魂的那些东西。恰如一位苏联学者所说：“对艺术作品发生影响的不仅仅是被看到的东西，并且还有积极地被认识和被体会到的东西，激动了艺术家，成为艺术家精神的‘我’的一部分的东西。”a对于萧红来说，这些东西毫无疑问的是她早年在故乡土地上的某些经历、感受，以及她青年时代的悲惨人生旅程。有关传记材料告诉我们：童年的萧红孤独而寂寞；九岁丧母，遭到继母虐待；父亲贪婪吝啬，对她冷酷无情；后来为逃婚而与家庭决裂，出走后一再被男人遗弃，几乎落入妓院……这惨痛的生活经历一直深蓄在她的情绪记忆的容器中，当这记忆达到“饱和”而冲决心灵的堤坝时，她写下的正是典型的萧红式的文字：
这边树叶绿了，
那边清溪唱着：
——姑娘啊！
春天到了！
淡淡的哀愁笼罩着树绿溪清的春色，这首《春曲》隐约传达出的，是萧红对于苦难青春和痛苦人生的悲凉感受。对于萧红来说，这首短诗是最本色的。然而，我们从收入《跋涉》中的那五篇小说里，却难得看到这种文字和情绪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知道，当萧红刚刚进入东北文坛的时候，她的身边便弥漫着左翼文艺的热烈氛围，已经倾向“普罗文艺”的萧军，更是对她产生了有力的影响。在当时的环境中，萧红必须在她想写的与要求她写的之间作出明确选择，她选择了后者。在收入《跋涉》一书的小说里，作者所表现的生活题材与她本人的深切的人生体验，尚未水乳交融地合为一体，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现象与作家自己的审美个性，还没有取得一种内在精神的契合，因此，很难说这些作品是出色的。显然，也不能说这时的小说家萧红已经“找到了自己”。其实，萧红最初文学选择所内含着的上述矛盾，已经在创作中有所披露。读者可能已从《王阿嫂的死》等小说里看到，在那些表现阶级压迫和阶级反抗的主题的地方，萧红的笔往往是缺乏灵性的，甚至显得有些枯涩和僵硬，而在另外有的地方，真正显示萧红本色的那种文字和心绪，才偶而表露出来。而且，尽管萧红刚跻身文坛就热情回应了文艺创作的时代政治纲领（《王阿嫂的死》和《夜风》反映了农民同地主的阶级对立，b《看风筝》和《两个小青蛙》还直接刻画了革命者的形象），但是，细心的人们仍可以觉察到，萧红并未写出反映最紧迫的时代课题抗日的小说。这里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最终只能表明，一个作家的人生经验和精神特性，并不是同他所接触到的某些重大的时代现象彼此重迭的，决定着作家的内心生活和审美创造的，是他对于社会现实和人生的深刻感受，而不是那些重大的社会政治事件。十分清楚，作家的审美创造和艺术个性，是由他那具体而独特的生活经验所铸造的，脱离了具体而独特的生活经验，必将招致审美创造的失败。一个优秀的作家，只要他真诚地献身于艺术与真理，他所独具的特殊的人生经验和情绪记忆，就势必会不断地撩拨着他的心弦，持续地激发着他的艺术创造的强烈冲动，并催动他以切身的经验和情绪为材料，最终建造起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形象世界。对于萧红来说，情形恰恰如此。从《王阿嫂的死》等作品到《生死场》，萧红走的正是这样的路。
然而，无法回避的文艺与时代的关系的重大课题，依然明确摆在萧红面前，她现在该怎样回答它呢？还是让我们先来看看她的《生死场》吧。翻开前十章，展现在人们面前的，依然是一幅幅乡村农家日常生活的风俗素描，人们感到萧红的确回到了她梦牵魂绕的故土。这里没有具体的时代背景的交代，只有季节的转换和场景的更迭。麦场、菜圃、农舍和田野，不仅仅是乡土自然景观，而且是人物活动的舞台，这里发生着在中国其他任何乡村里所能见到的一切。平淡无奇的人物和故事，使你感到既司空见惯，而又意味深长。然而，一幕幕人生的悲喜剧，就在这里上演着……接下去我们马上看到，血与火的时代仍旧把巨大的身影留在了这块乡村土地上。前十章的缓慢节奏，到第十一章骤然加快，内容随之发生突转，后七章出现了农民奋起抗日的描写。前十章中生存于不确定的时代背景中的形形色色的人物，现在突然进入了一个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这部分的意义也就发生了变异。这种状况的出现，可以有这样一种解释：在《生死场》中并存的这两部分内容，表明了萧红对反帝与反封建的双重历史任务之间的内在联系的一种深刻理解。这种理解，一方面主要体现在中国人民在“生死场”上的深重灾难和悲惨命运，不仅是帝国主义的强权侵略所造成的，而且是封建主义的专制统治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反映出《生死场》隐含着把封建主义压迫和帝国主义奴役，作为一种连续的“历史过程”，从而寻找二者之间的历史必然联系，力求于封建社会农民的生存形态和精神现象中，思索中华民族遭受外敌蹂躏的自身历史的和文化的原因的思想倾向。可是实际上，萧红并未亲身参与过乡村的抗日活动，甚至连出现在《生死场》里的农民抗日组织的名字，也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因此，当萧红把农民抗日作为《生死场》的重要内容加以表现的时候，下面的情况和某些艺术破绽的出现，便是不可避免的了：前十章随处可见的大胆、越轨的笔致，独到的观察和感受，以及那独具美感的文字魅力，在后七章并不多见了；“突转”和“断裂”使这两个部分之间失掉了内在的亲和力和连续性，造成了艺术世界的重心不平衡和前后内容间的离心力；“代表整个的村人在进步着”的老赵三，由“从前不晓得什么叫国家，从前也许忘掉了自己是那国的国民”，到发出“我是中国人！……我要中国旗子，我不当亡国奴，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的怒吼，乡民们从“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到聚集起来宣誓抗日，金枝的“从前恨男人”，到“现在恨小日本子”，从上述这些重要转变中，读者很难清晰地看到铺设其间的通道。或许，后来萧红觉察到了这些问题，当聂绀弩向她说起他个人对《生死场》的看法，认为作品描写了中国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大事”，表现了“不自觉的个体到英雄的集体这一从量到质的改变”时，并没有得到萧红的首肯。c另外，在后七章里，第十四章，显然是一个不大谐调的音符。这一章主要写金枝进城谋生，历尽磨难，受尽屈辱，又被迫回到乡村，明显地从整个后七章的抗日主题中游离出去，使得本来是作为一个意义整体的后七章，更松散了，更破碎了。
可见，尽管《生死场》标志着萧红小说创作的一个新的起点，但她仍然没有最后走出《跋涉》时期曾经面临的那种审美选择的两难处境，看来萧红仍未能真正解决怎样回应时代召唤、如何审美地把握现实的重大艺术课题。作家对于时代的回应，并不主要体现在他对时代的明显的社会特征和重大的政治事件的密切关注与着力描写方面，而是突出体现在他对时代生活中具有本质的和广阔意义的内容的精确揭示中，他对现实生活的独特的审美观照中，以及他的艺术概括的独特性和社会意义的深刻性之中。对于萧红来说，描写乡村农民抗日固然是对时代的一种回应，而表现农民的生存状态，并通过这种表现去抉发本质的、更具特征的社会意义，未始不是对时代的一种更有力、更深入的回应。过去我们对作家（文学）与时代的关系的理解太偏狭，结果造成了作家的主体性与创造个性的枯索和萎缩。在萧红那里，决定着她的主体性和创作个性的，是她那极富个人性的人生历程、精神历程和情感历程，而这些个人性的经历是与乡土性的中国社会撕掳不开的，或者说正是这块她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决定了她个人的坎坷人生道路。所以，虽然萧红的小说并不具有自传性，d但在她那些最优秀的乡土小说里，我们总是能看到隐在后面的作者个人的影像，感受到燃烧于作家心底的强烈的激情，作家的情感与作品的素材取得了一种内在的谐和，作家本人的那些痛苦的、悲剧性的人生经历，融进了并决定着作品对于民族命运的观察和思考的独特视角以及深广度。
在《生死场》里，对于民族命运的观察和思考，是通过对乡土社会的描写和表现实现的。中国现代作家的描写乡土与西方作家对乡土的表现是极不相同的。在乔治？桑的田园小说中，优美迷人的“青天、原野、绿树，善良而真实的农民”及其“安静、自由、富有诗意、勤劳单纯的生活”，是作为腐败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的生活习俗的对立面出现的，哈代的作品则以成为高尚人格和真正德行的绿洲的乡村，尖锐地批判成为人欲横流和道德沦丧的发源地的城市。而在西方现代派作家的笔下，人与土地的分离更成了重要的文学主题之一，他们描写土地，向往田园是为了从西方文化的危机中寻求精神故乡，进行自我拯救。当中国现代作家面对土地或追怀故园时，常常并没有那种“家园感”，他们首先想到的是，一个东方最古老的农业大国近现代落伍的深刻的历史文化根源，他们最关注的是，如何摆脱土地加在中华民族身上的束缚。西方学者巴克指出：“最占优势地位之某种职业或某若干种职业最足以影响一民族之思想与生活方式。” e占中国人口绝大数的农民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无疑是影响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的最有力、最深厚的基础。因此，可以说对农民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的反思，就是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和命运的反思。其实，这也正是《生死场》的作者所力图表现的主题。
《生死场》所展示的一幅幅乡村农家日常生活的风俗素描中，潜藏着一种关于乡土社会的生存模式，一种万古不变的农民生存状态的模式：
十年前村中的山，山下的小河，而今依旧似十年前，河水静静地流，山坡随着季节而更换衣裳；大片的村庄生死轮回着和十年前一样。
你从作品中获得的正是这样一种感受。这样，你便进而接近并发现了作者的那种独特的历史感。一幅幅乡土风俗画，仿佛是遥远的过去，又似乎是进行中的现在，也可能会发生在不久的将来。当然作者并没有写到将来，其实表现了过去和现在，不也就说明了将来？T．S．艾略特说过：“历史感首先包含着一种感知。不仅感知过去的过去性，而且感知过去的现存性。”历史，本来是充满了持续不断的变化和行动，以及永无止息的推移嬗替的运动；但《生死场》作者眼中的历史却并非如此，在她笔下，历史似乎是凝滞的，生活的变动只不过是一种生死“轮回”和季节循环。这种独特的历史感，是通过时间的不确定性加以体现的。时间的不确定性意味着乡土社会生存状态的永久性循环、永久性重复，亘古如斯，万难改变！“什么都和十年前一样”。这令人很自然地想起鲁迅关于中国历史发展的那些深刻的概括。鲁迅主要靠强大的理性所发现的东西，萧红却是以纤敏的感性达到的，小说家萧红正是这样地完成了自己。记得有人曾说过，在中国现代作家中，萧红比之别人更逼近“哲学”，在《生死场》的历史感里岂不正蕴含着一种“历史哲学”？
历史感在《生死场》里不仅体现于“内容”，而且获得了一种“形式”的特征。作品前半部的叙事形态显示于你的是，生活既不是那种先后有序、首尾相接的故事情节式的，也不是散乱无序、错综复杂的立体结构式的，而是一个个以季节为叙事时间单元、基本按时序变化排列组合的场景。这种以季节为叙事单元的结构，把乡土社会生活内容的单调性、生活节奏的缓慢性，以及农民在自然面前的被动性，都有力地凸现出来。以季节为时间单位，正是农业社会的生存方式的特点。在那里精神生活是极为匮乏的，只有变动着的季节规约和支配着人们的种种习惯性行为，春种秋收，夏忙冬闲，“暖和的季节，全村忙着生产”，“冬天，女人们像松树子那样容易结聚”……潜隐于这些情景背后的，则是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的滞重性与不变性。
萧红的历史感又是以悲剧意识作底色的。这是一种关于乡土社会里人的生存状态、人的生命价值的悲剧意识。人与动物的象征性描写或对比性描写，在作品里可以常常见到。譬如下面这一段：
马静静地停在那里，连尾巴也不用摆一下。也不去用嘴触一触石滚；就连眼睛它也不远看一下，……工作来的时候，它就安心去开始；一些绳锁束上身时，它就跟住主人的鞭子。……主人打了它，……它并不暴跳，因为一切过去的年代规定了它。
这再也清楚不过地喻隐了人的物动性的生存状态。而且这动物性不对应于狮虎鹰隼的那种桀骜、雄悍的动物性，而是对应于牛马猪羊一类的动物性，驯顺的、忍从的、被驯化了的和缺少野性与活力的家畜性。这是很耐人寻味的。恐怕最令人触目惊心的，还是那些一再出现的人与动物生产的对照性描写。“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的种种情景，是多么严酷而又多么真实，它严酷得令人颤栗，真实得让人恐怖。作者借助这些情景所意欲揭示的，并非人的生产与猪、狗的生产的“共时性”，而是二者之间的“同质性”，是人的生育的非人性和动物性。读者可能不会忘记那个具有不平常的人生经历的农妇王婆说过的一段话，“这庄上的谁家养小孩，一遇到孩子不能养下来，我就去拿钩子，也许用那个掘菜的刀子，把孩子从娘的肚里硬搅出来。”人的生育过程的非人性、野蛮性和残酷性，不过是人的整个生存状态的非人性、动物性的集中体现而已。马克思说过：“封建制度就其最广的意义来说，是精神的动物世界”，“中世纪是人类史上的动物时期，是人类动物学”。f正是由于非人性和动物性的生存状态，才造成了王婆那极特殊的“苦痛的人生”和“无穷的命运”。王婆的故事在我们看来，似乎是一个闻所未闻的神话，一个可怕的梦魇。生活的魔爪在她的心灵深处留下了精神创伤的血痕，可悲的是，她不但过去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现在仍然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尽管她比其他人物更坚韧和更少奴性，但却终于逃不出命运的凶残的捉弄。就这样她几乎变成了一块“化石”，一块折射着野蛮的、残酷的“蛮人文化”的活化石。恐怕即使在酷热的三伏，王婆的故事也会使你感到彻骨的寒冷吧。人在“动物世界”的难以生存，以及“动物世界”对人的无理性的疯狂戕害，难道不令读者感到砭人肌骨的严寒吗？
《生死场》给我们的另一个强烈的印象是：春种秋收，夏忙冬闲，生育繁衍，乃至于求爱，都类乎是一种动物式的本能活动。成业见到金枝时，“不是想要接吻她，也不想要热情的讲些情话，他只是被本能支使着想要动作一切。”我勿宁把这也看作是乡土社会里人的动物性生存状态的一个象征。“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他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 g而无意识的生命活动，是意识不到自身动物式生存状态的本质的，也必然蔑视人的存在价值和生命价值。土地，本是我们的生命所得以繁育、延续的根基，本是我们民族所赖以生存、发展的摇篮，但在现实中，土地却成了禁锢我们生命创造力的樊笼，由于摆脱不掉土地的限制和束缚，我们民族反倒被土地及与土地血肉相连的生存环境、生存条件所扭曲、所异化。“农家无论是菜棵，或是一株茅草也要超过人的价值”。因此，孩子不被当人对待也就是司空见惯的了。“乡村的母亲们对于孩子永远和敌人一般……妈妈们摧残孩子永久疯狂着。”孩子小时候不被当人，长大了以后，自然也就成不了人。对于人的价值的蔑视，突出地表现在生命死亡的普遍性和对生命毁灭所持的惊人的麻木态度方面。王婆干农活时，三岁的孩子不幸摔死在铁犁上，可在她当时看来，麦田的价值要高于孩子的价值，“孩子死，不算一回事，你们以为我会暴跳着哭吧？我会嚎叫吧？起先我心也觉得发颤，可是我一看见麦田在我眼前时，我一点都不后悔，我一滴眼泪都没淌下。”这根由大概要在乡土社会的肌体上寻找。萧红描述了生命大量的无意识、无代价、无意义的毁灭和死亡，但最令人惊心动魄的还不是像上述的这种对生命毁灭的麻木和冷漠态度，而是那种亲手主动制造戕害生命惨剧的极度残忍和愚妄的动物性行为。倘若说王婆的女儿摔死在铁犁上，以及月英的病死，还主要是由于劳动的艰辛、生活的贫困和社会的落后的话，那末，小金枝的被父亲活活摔死，王婆服毒自杀苏醒后又再入死境，则完全是由人的极端残酷和愚妄直接造成的。在这些地方，人性已彻底异化为兽性。
小金枝来到人间才够一月，就被爹爹摔死了：婴儿为什么来到这样的人间？使她带了怨悒回去！ 仅仅是这样短促呀！仅仅是几天的小生命！ （重点为引者所加）
这才是深深地震撼了萧红的灵魂的东西。生命的无意识、无代价、无理性的被毁灭，以及人们对生命价值毁灭的极度冷漠，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这也正是《生死场》的悲剧意识最强烈的地方。作者发自心底的叹息是如此的苦涩、深长而又沉痛：造物主将生命实在造得太滥、毁得太滥了！
人的生命是双重的，肉体的与精神的。在悲剧性的文学作品中，作家对肉体生命和精神生命的死灭的描写的侧重不同，其悲剧意义是大不相同的。萧红怀着博大的人道主义情感，大量描述了人的肉体生命的死灭，但她并未忽视对人们的精神生命的死灭的表现，而后者更能体现她的深沉的反封建传统的民主主义精神。乡土社会的那种非人性、反人性的动物式生存状态，势必把人变成非人，变成“精神动物”，在这种情形下，尽管人们的肉体生命还没有死灭，但其精神生命实际早已被蛀空、被吃掉了。所以，在那里活动着的是一些没有灵魂的苍白的生命，“在乡村永久不晓得，永久体验不到灵魂，只有物质来充实他们”；在那里也不可能有真正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沟通和心灵交流，身患瘫病得不到丈夫的体贴和温暖，“宛如一个人和一个鬼安放在一起，彼此不相关联。”他们似乎是另一种人类（作品里称之为“严凉的人类”），一切都不会在这“睡着一般的乡村”和“严凉的人类”的心里激起波澜、产生回响。“死人死了！活人计算着怎样活下去。冬天女人们预备夏季的衣裳；男人们计虑着怎样开始明年的耕种”。庄子说：“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西哲说：“人必须否认、必须拒绝的死，应该是那属于灵魂的死亡”h。精神生命的死灭，从根本上标示了人的死灭，剩下的肉体生命，只是一副动物的躯壳，即便人还活着，也不过是一具丧失了人之为人的精神生命的行尸走肉。人的肉体生命的死灭固然使萧红伤感，但最使她悲哀的，仍是人的精神生命的毁灭。乡村农民的这种生命悲剧与他们对这悲剧的认可和忍从，乡村农民肉体生命尤其是精神生命的毁灭与他们对这毁灭的不自觉和麻木不仁，才是萧红更为痛心疾首、创巨痛深的所在。
萧红的小说创作是流贯着一种“统一的激情”的。本文开头之所以说《生死场》是真正标明萧红艺术生命起点的作品，乃因为它是萧红文学创作道路上最早比较完整、比较充分地表现了这种“统一的激情”的小说。1935年10月20日，鲁迅在给萧军、萧红的信里，称“《生死场》的名目很好”，表达了他对作品意义的深刻理解。这个题目确实集中而尖锐地反映了古老的乡土中国社会的动物性生存状态。萧红紧紧抓住生与死——人的生命的起点和终点这两个重要环节，严峻反思了乡土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从而传达出她那独特而深沉的历史感和悲剧意识。
年10月9日写毕于京东三元桥
注释：
赫拉普钦科：《作家的创作个性和文学的发展》。
在《王阿嫂的死》里，萧红明确地把“佣工”称为“工人阶级”。
参见聂绀弩《回忆我和萧红的一次谈话》。
《呼兰河传》有自传成分，但并非自传体小说。
巴克：《民族性》。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乌纳穆诺：《革命的悲剧意识》。
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二期，1989年
萧红《生死场》风俗描写的文化内涵
林贻荣
一
萧红《生死场》一问世，就得到当时文坛主将鲁迅的重视并为之写了序言。重温这部作品，感到确有值得深思的文化内涵。从风俗角度作者力透纸背地勾勒出东北沦陷前后人民的巨大变化，令人信服地表明，抗日救亡的正义战争成了铸造崭新民族魂的伟大学校，作品是一曲民族新生的赞歌。
胡风在《〈生死场〉读后记》中说：“这里的农民底运命……蚁子似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死，乱七八糟地死亡，用自己底血汗自己底生命肥沃了大地，种出食粮，养出畜类，勤勤苦苦地蠕动在自然的暴君和两只脚的暴君底威力下面。”他们一生的痛苦是没有代价的，地主们连一块铜板也不会舍弃在贫苦农民的身上。作者首先将人推到非人的境地来思考。从死的境地来逼视旧中国人生的选择。一年四季，年年岁岁依照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习俗来思索与生活，其婚恋、分娩、疾病、节日、丧仪都有一套特定的风俗习尚。人们来到人间，在一定的环境中生活，在生死场上喘息着、繁忙着、挣扎着，和动物的繁殖、交配、生产的画面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古老民族的原始梦幻，沉淀着生命本能的民俗心理、意识、历史意蕴。在这群平凡夫妇的身上，永久体验不到灵魂的形而上，只有微贱的物质来充实他们，在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压迫下，他们迷信、落后、愚昧，诸多的社会规范、伦理道德观念、历史的困惑，使之与动物几乎无差异，在麻木地生活中也有迷狂和力量。
萧红在《生死场》中描写了青年男女的婚俗。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有如不成文的法典，制约着青年人。成业和金枝姑娘到了谈情说爱的年纪了，成业唱着“昨晨落着毛毛雨，小姑娘，披蓑衣，去打鱼……”的情谣，俩人像磁石般互相吸引了，觉得人间温存而愉快。但是，成业不得不请媒人补上婚俗这一课，请“二里半”到金枝家去说媒。金枝出嫁到婆家后，她便告别了纯洁的少女时代。在以男子为中心的社会里，女子要遵守“三从四德”，夫妻间没有平等幸福可言。短短的四个月，金枝为人妻便感到“男人是炎凉的人类”。作品还写了发酒疯的丈夫拿长烟袋打妻子。举起大水盆向产妇泼去，丈夫把砖头压在瘫痪病人月英的身上。在家庭中，女子成为男子生儿育女和发泄欲望的工具。遭受虐待与谩骂，所以媳妇产生了“恨男人”的思想。
孕妇、分娩在民间有许多俗信和禁忌，认为有“血光之灾”，天灾人祸由经血、产血的血光带来，产血“污秽”，故“男人远之，为其不洁”。这种种荒诞的信俗隐含着天人感应、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习俗观念。巴金的《家》描写了“血光之灾”给瑞珏带来悲剧，萧红作品也反映了这种古老的产血观念和落后的接生方式。接生婆传承什么“妇女生产不能压柴，压柴不能发财”，于是野蛮地把产妇席下的柴草卷起来，让她光着身子爬在土炕上，横在血光中，用肉体来浸着血。产妇经受巨大痛苦和折磨，觉得身边“若有毒药将吞下去，若有洞将跳进去”。嘶叫：“我再不要孩子，没有心肝的，我算死在你身上”。作者从分娩习俗来揭示妇女的命运多么低贱、多么悲惨啊！
人忙着生也忙着死，死亡对于穷人是告别人间地狱的一种解脱。这群可怜的奴隶，生前无立锥之地，死了便按葬俗举行葬礼，由无家可归的老头打着红灯笼，提着水壶去“报庙”，绕庙走了三周，唱着一套永久的“圣调”。亲人戴着白色包头巾，村里的女人都来坐在棺材边哭，哭自己的命苦和冤屈，这种送葬的哭俗，使葬仪成为乡民认同、和睦、联络感情的场所，寄托对死者的哀思，哭诉自己悲惨的命运！若是未成年的小孩死了，就用草包裹尸体扔在乱坟岗上，让尸体被野狗撕咬。也听不见抬尸的哭声了。这是夭折儿童的葬俗。
节日习俗的集中表现之一。年年“罪恶的五月节”到来，左邻右舍家家门上挂起了纸葫芦。七月十五日鬼节要放河灯，超度亡灵。四月十八日娘娘庙会等。节日给孩子们带来愉快，但是贫穷困扰着村民，五月节到来，“连一斤面粉也没钱买，豆油罐流不出酱油”。人们只保留节日的简陋形式罢了。在民俗节日中，村民祭祀香火盛而不衰，娱神又娱人，以祈求消灾纳福，风调雨顺，寄托美好的希望。
巫医求神治病，成了村民一种信俗。病了就去请神，或到庙里去烧香索药。村中最美的女人月英因患瘫痪下身都长蛆了，虽不断的烧香求佛，但她的病并没有为这些香烟和神奇的药所治好而走向死亡，作者批判迷信陋俗给乡民带来的危害。
“风俗既成，虽极聘其弊者，举国之人，习以为常，上智所不能察，大力所不能挽，严刑峻法所不能变……举国之人辗转沉锢于其中而莫能少越，则习之囿之也大矣！”（璜遵宪《礼俗志》）萧红描写了习以为常的民俗得到社会群体的认同后，人们都要尊奉它，显示出习俗的约束力、制裁力，如果违俗就会失去心理平衡，甚至受到严厉的惩罚。福发谈恋爱在村子里似乎“见不得人”，“女子见人都抬不起头来”。金枝与成业相好并怀了孕，母亲指责女儿好像窒息了自己的生命，好像自己犯了罪恶，精神立刻麻木了。村子里四处流言：“那个丫头也算完了”。金枝母亲甚至叫女儿去“沉河”。金枝承受着旧俗的压力和嘲讽。由此可以观照人类生活的悲惨境遇，诊察人类的心理、痼疾和国民普遍的性格。作者满怀深切的同情和愤懑，揭露封建伦理道德和传统习俗对乡民的严重渗透和毒害。透过乡土风俗习尚，让人看到风俗的本质特征，风俗和社会变迁、人民的命运密切相关。从历史沉演的积习和国民愚昧、麻木的惰性中，作者对传统陋俗、习俗进行了深刻的解剖和沉重的思考，发出了震憾人心的力量，吹奏了一曲凄婉低郁的民族生与死的古老的歌谣！
二
《生死场》后半部从深层次上发掘富有时代色彩的的丰盈意蕴。把形形色色的人类的生与死与民族的生与死结合在一起描写，在生与死的民族存亡抉择中，蒸腾出不屈的民族魂，吟唱东北人民失去故乡和土地的哀歌，人民不甘当亡国奴高唱起救国的嘹亮的战歌。
当日本法西斯的铁蹄蹂躏生养他们的黑土地，黑色舌头飞来了，宣传什么“日满亲善”、快有“真龙天子”恢复“大清国”，要人民驯服做他们的“忠臣孝子节女”。宣传“王道”的汽车和飞机来了，日本的太阳旗代替了中国旗，中华改了国号。但侵略者美丽的谎言很快暴露了真面目：“烧杀抢掠、奸淫，使田园荒废、瓜田充塞蒿草，麦地不能种了，鸡犬死净，连啼明的公鸡也不能留下。村子里姑娘跑光了，年轻的媳妇也未能幸免，日本鬼子杀了麻婆子、罗圈腿、爱国学生，残酷地抓大肚子的女人破开肚子去“破‘红枪会’”，（义勇军的一种）。
作者侧重从风俗变化的独特角度深刻地反映战争对人民生活和民族精神的巨大影响，战争岁月人们的经历“大抵抵得太平世界一个世纪”（鲁迅语）。作品中深刻地描写风俗心理的变化：
．从“有家无国”到树立卫国才能保家的新观念。老赵三从前不懂什么是国家，忘掉了自己是哪国的国民。当了亡国奴，血淋淋的现实教育了他，他毅然地选择了卫国保家的道路。赵三说：“救国的日子就要到来，有血气的人不肯当亡国奴，不甘愿做日本刺刀下的屈死鬼！”这字字句句掷地作金石声。赵三说：“我老了”，“你们去救国吧！”“我不会眼见你们把日本旗撕碎，等着我埋在坟里……我也要把中国旗子插在坟顶，我是中国人！……我要中国旗子，我不当亡国奴？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不是亡国奴。”这气壮山河的语言，表现了强烈的爱国思想。赵三的进步代表着整个村庄人民思想的进步。
．从“恨男人”到恨小日本。妇女觉悟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尺。从前女子不好反抗，不好争斗，“心像永远贮藏着悲哀似的。心像一块衰弱的白棉。”金枝从前恨男人、怨丈夫，现在面对侵略者的血腥罪行，转移恨小日本了。大敌当前，妇女觉悟提高了。她们眼光超越七尺锅台，把民族矛盾放在家庭矛盾之上。尤其感人的是，从十七岁就守了几十年寡的寡妇，冲破了守贞节的陈旧习俗观念，把孩子送回娘家，准备去投义勇军，从守寡到走出家门仅一步之遥。观念习俗却跨越了漫长的世纪。作品描写了女人再不光考虑自己的家庭，说“女人不需要男人回来，只需要带回好消息”。深明大义的妇女已经把自己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多么难能可贵的变化，从而看出妇女整个灵魂在阔步地前进！
．从自私自利小农意识到舍己为公的集体观念。二里半从前一门心思只想到自家的老山羊，丢了一只山羊像丢了命似的？典型地反映了小生产者的自私心理。在村民勇敢参加抗日斗争事实的教育下，他终于流泪别了他心爱的老山羊，他也要参加战斗队伍了。像二里半这种后进人物也能与自私观念决裂，打破旧的生活秩序，舍己为公，说明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抗日的怒火燃烧中国的每一角落。“人民大众团结奋起之日，正是侵略者灭亡之时。”
．从无价值的苟且偷生到为革命而生活着。往日这群奴隶像动物一般浑浑噩噩挣扎在生死线上。“农家无论是菜棵或是一株茅草也要超过人的价值”。现在，他们选择了与其苟且偷生毋宁战死的道路。要抗日救国就不怕死，为救亡而死是露脸、光荣的，总比当日本狗的奴隶活着强得多哪。王婆这个普通妇女，按照这种革命生死观、价值观、无畏地生活着。他支持女儿背着枪参加义勇军。她为屯里开会的同志看风，警惕性很高，“像守夜的老鼠时时防备猫一样防备敌人的到来。”她明知日本兵刺刀随时会刺死自己，但为革命而死觉得非常值得。林青山组织敢死队，按照古老的宣誓仪式，点燃大蜡烛，装好手枪的子弹，摆在众人面前，每个人跪在枪前盟誓：“若是心不诚，天杀我，枪杀我！”林青山率先表决心：“今天我们去敢死，把我们的脑袋挂满了整个村子所有的树梢也情愿！”村中的妇女、寡妇也齐声呼应：“是呀！千刀万剐也愿意。”他们认为枪是有灵性的，有眼睛的，他们决心敢死报国，人们哭向青天，对天号啕，衣服下藏着勇猛雄壮的心。林青山、王婆和千百村民同仇敌忾，视死如归，他们新的人生价值观体现了抗战时代的气息和光彩。万众一心，筑成一道无坚不摧的血肉长城，这种爱国精神正是历代志士仁人爱国精神的延续和弘扬，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秘密。
战争是一所伟大的学校。它使人们领悟到太平世界领悟不到的真理，改变了人们的落后习俗和惰性，灵魂得到巨大的进步和升华，他们“为着争取我们民族的生存虽至粉身碎骨……用这种精神用这种信念和敌人抗战，我们一定会得到最后胜利”！（巴金《生与死》）萧红《生死场》从风俗文化的角度向人们宣示这么一个真理：“人类正义战争的旗帜是拯救人类的旗帜，中国正义战争的旗帜是拯救中国的旗帜”。正义的战争是“拯救人类、拯救中国的至高无上的荣誉的事业，是把全世界历史转到新时代的桥梁。”（《毛泽东选集》158页）
原载《呼兰师专学报》第二期，1998年
《生死场》之恋
丁言昭
《生死场》是萧红的代表作，是30年代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之一，这本书的问世奠定了萧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而这一切与鲁迅有着密切的关系。
鲁迅很喜欢萧红的作品，当他读到萧红到上海不久创作的《小六》文稿时，就说：“做得好的——不是客气话——充满着热情，和只玩些技巧的所谓‘作家’的作品大两样。”每逢鲁迅和朋友们谈起青年作家的创作，鲁迅总是“认为在写作前途上看起来，萧红先生是更有希望的。”确实，鲁迅看了《生死场》后，觉得萧红描绘“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鲁迅拿到《生死场》书稿后，就“托人把这部稿子送列各方面去‘兜售’，希望能找到一处可以公开出版的书店来接受出版它”。“文学社曾愿意给她付印，稿子呈到中央宣传部书报检查委员会那里去，搁了半年，结果是不许可。”在这半年的焦急等待中，萧红时常听到各类消息，一会儿说要删节啦，一会儿又说怎么啦，萧红不止一次地写信问鲁迅，鲁迅总是耐心地回答她。他文章被删掉的事，是家常便饭，他告诉萧红，他“日前做了一篇随笔到文学社去卖钱，七千字，检查官给我删掉四分之三，只剩一个脑袋，不值钱了。”还说，萧红的《生死场》，“我想不至于此，如果删掉几段，那么，就任它删掉几段，第一步是只要印出来。”过了些日子。萧红又写信给鲁迅打探消息，鲁迅不愿使萧红太失望，就分析说：“我看这是和原稿的不容易看相关的，因为用复写纸写，看起来较为费力，他们便搁下了。”其实，像《生死场》这样“对于生的坚强和死的挣扎，恐怕也确是大背‘训政’之道的”怎么可能被允许出呢？“事后才聪明”，把它列为“奴隶丛书”之三自费“非法”印刷发行了。
等到《生死场》作为“奴隶丛书”之三准备出版时，叶紫的《丰收》和萧军的《八月的乡村》早已出版，而且前边都有鲁迅写的序。萧红看了就写信给鲁迅，意思是说：他们（叶紫和萧军）的书都有您给写的《序》，我也要！……鲁迅接信后，在1935年11月14日的夜里为萧红的《生死场》写了《序言》。第二天即寄给萧红。萧红一看没有鲁迅的“笔迹”。因为《八月的乡村》的“序言”两个字是鲁迅的笔迹，由萧军制了版，她这篇《序言》可能是许广平给誊清过了，上面就没有鲁迅的“笔迹”，这使她不平了，就又写信去要“笔迹”。16日鲁迅收到信后，当天夜里就写了随信附去，信中说：“我不稀罕亲笔签名制版之类，觉得这有些孩子气，不过悄吟太太既然热心于此，就写了附上。写得太大，制版时可以缩小的。”
鲁迅对萧红的关心和培养，是建立在高度原则基础上的，并不一味袒护，一方面肯定她的进步，哪怕是点滴的进步；另一方面对她思想和创作上的弱点，也总是给以实事求是的批评、教育和帮助。鲁迅在为《生死场》写的序言中说：“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短短的一句话，既赞扬了萧红在叙事和写景上的长处，又婉转地点出了萧红在刻画人物形象方面不够生动，流于自然主义的弱点，还须下苦功夫练笔。鲁迅怕萧红不能理解他的苦心，在1935年11月16日的信中，还特意写清楚：“那序文上，有一句‘叙事写景，胜于描写人物’也并不是好话，也可以解作描写人物并不怎么好。因为做序文，也要顾及销路，所以只得说得弯曲一点。”
“《生死场》作为东北人民向征服者抗议的里程碑的作品”的出现，“无疑给上海文坛一个不小的新奇与惊动，因为是那么雄厚和坚定，是血淋淋的现实缩影。”正因为如此，《生死场》自1935年12月初版后，重版了不下二十次。
萧红自小喜爱美术，《生死场》的初版封面就是她自行设计的，线条简练，色彩强烈。原先人们都以为封面的上半部画的是祖国东北三省版图，拦腰一条斜线，宛如利剑将东北从祖国的土地上劈开。其实萧红作画时，并没这样设想。萧军说：“我记得，在她设计、制作这封面时，我在场，因为封面纸用的紫红色，想要利用这纸本色，把封面做成半黑、半红的样子。算作代表‘生’与‘死’。当她用墨笔把双钩的书名钩出以后，正企图把二分之一封面完全涂成黑色时，我觉得这太呆板了，就建议她只把书名周围涂黑就可以了，不必全涂，就像‘未完成’的样子就可以了。她听从了我的主张，便随便地涂成这个样子，它既不代表东北的土地，也非是城门楼子……如果说它‘像’什么，那只是偶合而已。”
初版本为32开，正文二百一十页，前面有鲁迅作的《序言》三页，胡风作的《读后记》六页，最后还有奴隶社作的《小启》一页。《小启》内中写到“奴隶丛书”三部书：《丰收》、《八月的乡村》、《生死场》的现实意义。说：“至于还想要知道一些关于在满洲的农民们，怎样生，怎样死，以及怎样在欺骗和重重压榨下挣扎过活，静态和动态的故事，就请你读一读这《生死场》吧。”
以后重版的《生死场》封面装帧，有的与初版本的一样，但色彩不是红色与黑色，有的是白色和红色的，有的则是白色和玫瑰红色的，有的连图案也换了。如1945年11月容光书局十版的封面是一幅木刻：一位瘦如干柴的妇人，头高仰，双臂蒙脸，只露出痛苦的嘴。背景是铁丝网，表现劳动人民在生死线上痛苦挣扎。
年2月上海生活书店二版的《生死场》封面，是一尊雕塑，题为《奴隶》，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大雕塑家米开朗基罗（1475~1564）的作品，作于1513年到1516年，现藏于法国巴黎鲁佛尔博物馆。《奴隶》共作两尊，这是其中之一，原作高二点三米，是米开朗基罗巨作之一。出版者选《奴隶》为《生死场》的封面，其寓意是很深的。《生死场》里一方面描写了挣扎在生死线上的奴隶的生活，另一方面也喊出了不愿当奴隶的心声：“革命不怕死，那是露脸的死啊……比当日本的奴隶活着强得多哪！”封面体现了小说的主题思想。封面改用米开朗基罗雕塑《奴隶》，还有另一层意思是：改换了封面设计，却不改鲁迅先生把《生死场》列入“奴隶丛书”的初衷。这个封面设计是上乘的。
另外，1939年4月浙江丽水潮锋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生死场》的连环画，为大众战斗图画丛书之一，由张鸣飞绘制。1939年正是抗日战争爆发后的二年，为了掩盖敌人耳目，伪称是美商华盛顿印刷出版公司出版兼发行者，使书能出版。这本连环画为32开本，虽谈不上什么高超的艺术，但却为抗日战争贡献了一份力量，正如张鸣飞于1939年在上海写的《自序》中所说：“这本《生死场》画册，我还没有通知原作者萧红先生，因为我不知道她的地址，我想对于这一点，萧红先生也绝不会认为没有通知而这是占夺作者版权的说法。我所以要大胆地干，我认为在整个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能够把这本原著更扩大宣传开来，至少可以增加宣传抗战的一份力量，当然萧红先生绝不会反对这个，我相信她知道了，一定会同情我。”张鸣飞早在40年代就生肺病逝世了，当时只有二十多岁。在他短暂的一生中，曾创作了不少抗战漫画，发表在《时代漫画》、《漫画界》、《抗战漫画》等抗日救亡杂志上，起到了鼓舞人民斗志、奋起抗战的作用。在那个年代，一位年轻的美术工作者，时常会陷在饥寒交迫、病魔缠身的困境中，张鸣飞除了画漫画外，有时替别人剪肖像黑影像，以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在这样贫困的情况下出版此书，真是难能可贵。
有的杂志上还刊登《生死场》的插图，如1939年8月16日出版的《文艺阵地》第三卷第九期上，载有雪松为《生死场》作的三幅木刻。第一幅是：“深秋秃叶的树，为了惨厉的风变，脱去了灵魂一般吹啸着。马行在前面，王婆随在后面，一步一步屠场近着了，一步一步风声送着老马归去。”这是由于地主的逼租，迫使王婆忍痛卖掉自己心爱的老马的情景。第二幅是：“野狗在远的地方安然的嚼着碎骨发响……”第三幅是：“老赵三立在……我要中国旗子，我不当亡国奴，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不……不是亡……亡国奴……”这三幅木刻画出了农民们朴质而倔强的灵魂。
鲁迅为《生死场》作序，倾注了对青年作家的爱，萧红写《生死场》抒发了对祖国和人民的爱，《生死场》一版再版，表达了广大读者对《生死场》的爱，这一切仿佛奏响了一曲《生死场》之恋的交响曲。
原载丁言昭著《萧红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9月
从《生死场》看萧红小说之魅力
樊 林
萧红，一个充满了才情、灵性却偏又英年早逝的女作家，写作时间仅只十年，留下的不过几十万字作品，但这凝结着作者生命的几十万字，却几十年如一日地吸引着一代又一代读者，人们从中感受人间的爱憎、向往和追求，感受那份淡淡的情味。萧红作品所具有的超越时空的顽强生命力是当时许多概念化作品望尘莫及的，它们的魅力永远不会消失。
十年中，她真正地用心写作，写实在的人，写出许多血肉丰满的善良人的不幸和悲哀，不是隔岸观火般虚构，而将满怀的情感注入，化作独特的情调，永远地贯穿在她的文字中，尤其是小说。只有当艺术作品包含着自然、社会、人生有意义的东西时，只出于本身的美质，它才能唤起人们的热爱和追求，才能与人们所向往、所憧憬、所为之努力的目标相一致而使人们产生共鸣。萧红作品的吸引力正在于此。
换言之，是萧红笔下浅白的文字所流露出的真善美的气蕴在散发着永恒的魅力。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真善美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真善美之上再加上一种稀有的光辉灿烂的情境，真或善就变成美了。”我以为，这种境界正是萧红作品的魅力所在。
《生死场》这部萧红的成名之作便是真善美三者统一的精品。小说中没有缠绵的言情故事，没有极力渲染出来的战火，作者只是将自己所熟悉的生活凝聚成文字，将自身融入其中讲叙一个个充满生命的哀愁的故事。我便选取这部各方面都能代表萧红风格的小说做一透视，希望能够揭示萧红作品魅力的秘密。
一、真实的悲剧感
《生死场》标志着萧红在创作一些短篇之后的飞跃，在题材的选择和主题的深化上也是一大进步。近年，人们对其多义的思想主题争论不休。我以为，作者所要表现的是中国农民的悲剧人生。
《生死场》中写出了一些中国农民的个人悲剧。
在北方的一个“十年前村中的山，山下的小河。而今依旧似十年前，河水静静的在流，山坡随着季节而更换衣裳”的乡村里，生活着很多得不到幸福、安康的农民赵三、二里半、福发叔叔、王婆、金枝、麻面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好些个农民，都麻木地生活着。生在世上只为温饱，只为物质和肉体上的生存和繁衍，得不到便痛苦，但不是西西弗斯有了欲望之后的痛苦。他们并无追求和奢望。精神上近乎无物，在顺其自然，顺乎无意中度过一生。
萧红在描述他们的个人生活之中，表现出了强烈的悲剧意识。
她用许多小事情，如找羊、卖马，一件件地勾勒出农人们的生活的无意义。活着只为了活着，哪怕像牛、马一般，死了便也罢了。甚至到了“人死了听不见哭声，静悄地抬草捆或是棺材向着乱坟岗子走去”，人生价值完全消失在平庸的生活中，大家都还是无暇顾及温饱之外的一切，被穷困所压迫，人们之间一切美好的情感都被淡化，男人们除了种地便是在女人身上发泄，女人则无声地忍受着各种折磨。
人生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无疑是一种悲剧，作者在感叹痛惜这一切的同时还做了更深层的挖掘，用“轮回”两个字表现出这种人生悲剧的惨重。揭示出农民的个人悲剧是由历史和时代造成的这一思想内涵。
《生死场》所描写的正是农民们世世代代麻木生活的延续，到了书中这一个轮回，外边的世界早已是文明高度发达的知识时代，乡村中的人仍是封闭在乡村中木然地生活着，没有受到任何冲击，几十年的历史积淀牢不可破，这种麻木无知觉已深深潜藏在农民们的心理深层，“集体无意识”代代遗传着，影响着。他们不想也无力去改变自己世代相袭的生活。
这种群体性的麻木无知在书中刻画得远比农民的个人悲剧深刻，所以揭示其根源也就更为重要，造就这种集体悲剧的时代为悲剧的演出提供了条件、环境，时代的因素不容忽视。超越具象的描述，我们可以看清楚悲剧的现实基础和社会根源，同时感受到作者正视现实时的勇气和痛苦。
《生死场》没有严格的时间界定，地点也不曾明确点出，“轮回”可以发生在中国农村的任何角落，当时的中国人也都是在麻木地集体演出这样的悲剧。萧红在她生活的那片土地上感受到了整个中国农民的人生，意识到占中国大多数人口的农民的麻木，便写下了这个充满悲剧意味的故事，充分地表现了当时农民的心态、生态，字里行间充满痛惜之情。
作为一个女子，萧红无法用武力来拯救国家，出于对黑暗现实的认识，对中国农民乃至所有中国人生命价值的虚无的痛切，她真实地表现出这种与时代相符合的悲剧感，杜鹃啼血般觉悟地呼唤国民的觉醒，她的真切便深深地打动了读者。
当时的中国人民身处水深火热之中，革命却往往不能彻底，没有唤醒全民为民族民主而生存，萧红生活在东北，更能把握到这种悲剧的背景，故而真切。她的一生苦难甚多，欢乐尤少，儿时孤苦寂寞，大了漂泊流浪，身心都倍受折磨。正是这么一个纤弱的女子，用她的笔抒写的时代生活中的中国人的命运真实地表现出悲剧感，因为她总是在“深情地凝视这尚未觉醒的奴隶的心，痛苦地发掘他们的心的深处所潜伏着的坚强和死的挣扎。”
萧红之所以能在《生死场》中表现真实的中国人生悲剧，除了有作者亲身经历体验为基础外，在表现形式上还受到“五四”启蒙文学的影响。“五四”启蒙文学以改良平民的人生为目的，接近现实中、下层人民的生活，萧红是以鲁迅等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为主要土壤培育自己的文学之花的，故而也有一种自觉求真的现实主义倾向。
萧红是怀着忧国忧民的情思，悲苦凄凉的心境创作的，但《生死场》却并不仅仅充满了作者的感叹。后半部分，作者写出了农民们悲壮的反抗。
十年之后，宣传“王道”的旗子来了，农人们不变的“轮回”被打破，他们结束了无尽的忍耐，开始了坚韧的挣扎和不屈的反抗，连赵三都说出了“救国的日子就要来到，有血气的人不肯当亡国奴”，这样响亮的话，这一句豪言壮语，实为作者心声。在真实地表现中国农民人生的真实悲剧感的同时也表现了作者的愿望以及她从农民的麻木后边发现的同样真实的觉醒。
二、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
《生死场》中，对于非人般麻木生活的描写，贯穿始终。然而作者并不以哲人的姿态独立其外，而是用一种尊重人、同情人的态度来描写人、对待人。人物的语言行为并不是概念的载体，那些活着而无灵魂，牛马般顺天而生而死的农民身上常常表现出的动物性，作者也并不回避。萧红将自己的情感化入作品，在一种浓浓的有原则的善意中表达自己对农民人生悲剧的感受、理解，表现出对完善的人性的追求。
这种人道主义精神既出自唤醒国民灵魂的责任心，也有作者本身的向往，萧红一生不完美的事情太多，与她共同生活的人中仅有很少的几个关心爱护这个女子，就连亲身父亲都非常冷淡甚至凶暴。她向往着有那么一日中国人都具有完美的人性，都能够具有全面的和谐发展。不知不觉中她用人道主义精神开始了完善了人性的伟大使命，正如乔治？桑所说，“在人们互相隔膜、互相恨憎因而引起祸患的时代，艺术家的任务便是主张温和，主张互相信任和培养友谊……”
萧红的人道主义精神在《生死场》中最突出的表现是她对众多妇女形象的一往情深，含悲忍泪地描述她们的含辛茹苦，对她们的人格独立，人性苏醒寄予希望。
《生死场》中的妇女形象可以归为两类：母亲，女儿。母亲还是个姑娘的时候不由自己作主被迫嫁人，或者随便跟了个男人，一场痛苦之后生下儿女，儿子大了去造就另一个女人的痛苦，女儿大了走的仍是母亲的老路，这也是一种世世代代不变的轮回。
王婆是个贯穿全书的母亲形象，她跟过几个男人，都不幸福，现在跟着赵三，并不像过去一般忍气吞声，甚至连他的“事业”——卖鸡笼也毫不看中，“并不喜欢”，只作为同伴生活在一起。像所有乡村里的女人一样，她也生养过几个孩子。在这个女人身上，作者既写出了为生活所迫的狠心、麻木和坚韧，年轻时三岁的女儿从草堆上摔下来碰在铁犁上死去，她却说“起先我心也觉得发颤，可是我一看见麦田在眼前，我一点也不后悔，我连滴眼泪都没淌下。”这样的铁石心肠不能不说是苦难的生活逼迫出来的。同时又赋予她伟大的母性，到能够停下来喘一口气的冬天，她就想起了死去的女儿。儿子被枪毙后心碎了便自杀，“她是再也没有心了吧？再也没有心情生活！”
这个母亲身上有一种对时代社会所造成的个人苦难的抗争，作者看重这个人物，因为她是其中唯一一个历尽苦难之后产生了独立意识的女人。便赋予她活泼泼的生命力，任她不住地经受痛苦、折磨和灾难，最后王婆在儿女尽死之后又越发生机勃勃，要为儿女报仇。
作家浓厚的人道主义思想充分表现在对王婆所置身的非人化环境的揭示和王婆作为人要摆脱命运摆布的抗争的刻画上。
金枝这个姑娘，因为爱而成为成业之妻，婚前他们的“灵魂和肉体都完全充实着”，婚后成业却因无法度日而暴躁到摔死了亲生女儿，金枝忍气吞声十年之后成了寡妇，为养活寡母到城市里挣钱却惨遭凌辱。
中国农村女子的真实命运大抵如此，母女都默默地走在同一条路上，不同的是起点终点的“时间差”。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承受的由贫困、愚昧带来的痛苦比男人更多，不光要谋求自己的生存，还要繁衍下一代的生命，在无法保证他们生长的情况下增添自己和下一代的痛苦。
她们也曾有过青春，也曾美丽过，但岁月和生活的重压让这一切消失殆尽，作者通过这些女人身上的美和善的被践踏，被扼杀，表现出对她们的温柔怜爱，但也指出苦难并不是由丈夫或男人造成的，亦不扮演救世主的角色把她们中的任何一个不切实际地救出苦难。默默地期待着她们的觉醒、自立。
用人道主义精神的写作态度抒写人生，萧红从《生死场》开始便走上了这条现实主义创作道路，逐渐进步到改造民族灵魂的努力之中。这怀抱良好愿望即善意真实描述中国人生悲剧的第一步便真正开始于《生死场》，农民们封闭的心态，麻木的生活不能不引起读者的震惊和醒悟。这种“轰动效应”是萧红的创作思想所致，在她看来，如果不从精神上彻底改变国民，战胜愚昧、落后这两个大敌，那么人们的生活永远不会有进步，永远不会幸福。
在此之前，萧红的短篇虽然已经塑造了一连串的悲剧形象，以此向社会发出控诉和呼喊，却并不能够像这一篇那样勾勒出人物内心，也不能为悲剧的结束暗示一条求生之路。只是到了《生死场》，作者唤醒民众的强烈责任心和使命感浸润其中，虽有些女性的哀婉沉郁却不乏力量，正是作品内涵所具有的魅力。
三、情感的力量
怀着对温暖和爱的永久的憧憬和追求，萧红抒写人生。她的作品是情感的而非哲理、理性的。萧红几乎所有的作品都充分流露出她对人间友爱和温馨的向往，有着强烈的主情倾向。情节由情感的流动来结构（后期作品尤然），对人物充满深情，而这种情感的表现却是萧红的浸透式，吸引人的是随处可见的细腻的情愫。这种作品具有的美质是颇有些水平的，因为“最高的美是心灵的表现”。
萧红的情感是最明显而又最潜在的，是一种人生寂寞感。她的一生寂寞而悲凉，这种感伤、荒凉之情就像一层淡淡的色彩，用水将之化开，浸润作品，一抹淡淡的灰色便定下了萧红作品的基调。这种感情真挚而又深沉，并不体现为作者所表现的客观对象，它是建立在作者对世界的把握基础上的一种感受，在表现客体的同时，发自内心的真情淡淡地自然流露，便是萧红的情感的特色。
《生死场》的故事凄苍悲凉，每个人物个人命运的悲剧感凝结出全体农民生活中弥漫着的悲剧气氛。顺其自然地生生死死，个人如此，群体亦如此，一生中还得经受苦难的煎熬，痛苦了却仍是毫无代价。“王婆一生的痛苦也都是没有代价”。王婆如此，别的人亦如此。作者对这种悲剧命运深感痛切，对人物的同情却并不仅仅出于人道思想，而与作者切身体会有关，她希望自己能从个人人生的荒凉的阴影中挣脱出来，《生死场》是她从事唤醒国民灵魂的开始，但她的方式与鲁迅先生不同，她是哀其不幸多而怒其不争少，“那种个人的身世之感也经由更广阔的悲剧感受而达于深远。d”又因为她是一个文弱的女性，从小在缺少爱和温暖的环境中长大，她既对爱憎有高度的敏感，却又无法做到给人一种洒向人间都是爱的温暖。在表现对人生悲剧的理解时甚至有一种宿命思想在起作用。
萧红对人物的柔情同样是非常明显的。
她哀叹《生死场》中男人们的麻木、愚昧、无能，却又同情、理解他们的处境，揭示历史积淀在他们身上不可改变的丑陋。
对笔下的女子，作者是精心描绘了她们所遭受的一切的，尤其是那些生病、生产的各种折磨，用的虽不是自然主义的写真，但我还记得那种描写痛苦时逼真迫切的感觉给人带来的不寒而栗。月英生病的那一段文字让人感觉到作者颤抖的心，那是一颗女性对同性充满了爱怜、同情却又无力的饱含血泪的心。
第六章《刑罚的日子》写到“暖和的季节，全村忙着生产”，同时有四个女人在阴阳界之间挣扎，作者淋漓尽致地写出了那种九死一生的痛苦。
作者并不虚构、夸张人们所经受的苦难。仿佛只信笔直书，这便是作者的真情深情所致。从对苦难的表现之中，作者又写出了农人们身上残存的生命力，使自己的柔情表现出一定的力度，柔情与悲愤结合在一起。整体上刚柔相济。产生冷暖互补的效果。
王婆服毒而不死，二里半扔下了视如命根的山羊跟李青山干革命去。这些都表现出作者在低眉感叹，同时又具有热切希望。情感的表达并非绝对的凄凄惨惨或者轰轰烈烈，这种沉郁隽永又不失其明丽清新的方式使《生死场》与当时许多女作家表现婚姻家庭时的纤弱无力截然不同，又与左翼女作家的革命加恋爱不可同日而语。
萧红的内心柔情毫不吝啬地给了笔下这些人们，在哀其不幸时常满怀水一般的温柔怜爱，纵然是感叹他们无价值的生命也是用一种深情的希望的目光注视着他们。这种柔情不是言情小说的作者廉价批发给主人公的。萧红有过遭受欺侮、凌辱的亲身经历，这种痛苦她不欲明言，而是作为情绪被融入了人物的内心图景，使得整个形象体系圆满而又空灵，自然不会像概念那样在时过境迁中成为一种灵魂的躯壳。萧红对情感的独特抒发方式也体现出对至善至美纯净境界的追求，这种追求又给全书增添了光彩。
萧红的情感为《生死场》酿造了一种氛围，这很适合于表现她的思想，表现她对人生悲剧的理解，也融进了个人的那种寂寞人生之感，完全避免了当时创作中的概念化的溃疡现象。
四、独特的艺术风采
萧红作品是以自己独特的风采汇入时代文学大潮之中的，萧红小说往往有一种超然卓妙的美学境界，“那是化入字中、不着形迹地透过整个艺术世界的中国式的审美趣味。”e笔下的景物总给人一种在朦胧中跳跃以显示出清晰图像的感觉，像是图画中的写意，人物则是用蘸满感情的几笔勾画出其精魂。萧红的笔是自由洒脱活泼的，它的主人偏还是个颇有灵性、气质的女子，故而独具一格的“萧红体”，才不会被历史的风雨所湮没。
《生死场》是萧红的自由创新之路之上的第一块里程碑，它的结构方式、表达方式、语言文字统统是“萧红的”，她用的是一种随心所欲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见解、情感。
在结构上，《生死场》总体上是以时间流动为结构线，（最具萧红特色情绪结构方式，是在日后的创作中确立的，但每一章几乎都可以独立地看，因此还得到过“对于题材的组织力不够，全篇显得是一些散漫的素描，感不到向着中心的发展，不能使读者得到能够得到的紧张的迫力”f的评语，但正是这样的结构方式，将打渔村中每一家每一个人都作为一个面立了起来，又用关系将之联系起来，从整体上给人一种立体感和纵深感。
时间的转换不多，甚至也不明确，场景却不停地改变，看上去是随心所欲，其实潜伏着某些必然。第一节写完麦场上的事情又转到成业在林荫里唱着寂寞的歌，下一节就引出了金枝和成业的故事。第三节《老马走进屠场》写的却是与前边无关的王婆的痛苦。
《生死场》这种结构方式便决定了要从多角度全方位地展开阅读，就像欣赏一件雕塑并非一幅画。人物在各自的场景中活动，作者对各个人物的感情也随之自然流露，人物就表现出一种各自忍受痛苦的状态、人生寂寞感得以更好的表现，人们独自为生为死而挣扎，于是第十三章《你要死灭吗》中三十几个人结盟便显示出麻木了的人们觉醒后的力量，确是“苍苍然蓝天欲坠”。这样的结构方式既不是来自古小说的章回体，也不是外国某部作品的简单移植，这是萧红式的。
在表达方式上萧红更是自由洒脱，常有人认为萧红的小说散文化使“事件”丧失了“情节意义”，这种观点还非常普遍。故事性在《生死场》中确实不浓，在淡化故事性之后，作者又不时发出几句切合时宜的但纯属作者自己的抒情式议论，这些点睛之笔也是一种力度的表现，使作品表现出的悲剧感具有尖锐性、深邃性，让人反复咀嚼这些话语，又对照议论对象的描叙加以理解，这就使情节本身如酒般醇美，但实际上它是水。
萧红的文字其实是第一件引人注目的独特所在。
她的句法往往非常奇特，但正是于不合文法处让人感觉到情感的来势汹涌，不容组织文字，这也是与萧红自学成才的写作水平有关。这种随意确实有益于表达出情致，但并不意味着她是一位语言大师，只是说明她运用语言的独到之处。
例如：“妇人们被惶惑着”，“我也不把什么看重”，“月英的棺材抬着横过荒山而奔去埋葬”之类的句子随处可见，它们一定会受语言学家们白眼，但却是真实充分地表现出作者的内在情绪，真语便是情语。
在场景描写中，也常见一些萧红式的句子，“太阳的光线渐渐从高空忧郁下来”、“阴湿的气息在田间到处撩走”、“早晨和晚间都是一样，田间憔悴起来”，其中的动词使得景物拟人化，也有了一种同农人们相一致的生命，或生或死，一切均在自然之中。萧红很善于把景物当作人来写，自然被赋予了人格力量，人便与置身的环境结成一体，在“生死场”上生生死死。
萧红的场景描写常体现出版画的力度，这也是一种独特。
在一片死水般宁静之后，曾刻画了日本人的汽车开进了静穆的村庄，那一段场景描写蕴含着作者的悲愤、不平。电影《红高粱》中，在高粱地里杀罗汉爷爷的那种场面所表现的同样也是这种中国人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怒和痛苦。
当然，绘画一般的景物描写，乡土气息的散发，在《生死场》中更是随处可见。这种美是读者无法抗拒的，同时又引人深思。在非常美好宁静的乡间生活着的人们为什么过着如此艰难的生活，甚至已经麻木无知了，人与景反衬着，场景描写中便流露出作者对假丑恶的憎恶，对真善美的向往。
萧红作品的吸引力之大之长久确实不容低估。这里仅仅是从作品主体方面进行了分析，在接受者一方肯定也有原因，生活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的人们读萧红作品仅仅是因为向往田园或是怀旧？大抵同样出于对真善美的向往。蕴含着这种气息，饱含人道主义精神抒写人性的艺术作品自然是会天长地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