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木蕻良谈与萧红的相处
（香港）彦 火
端木蕻良与萧红的结合，一直以来曾受到不少非议，自萧红逝世后迄今的许多文章，包括骆宾基的《萧红小传》，对端木蕻良都流露出程度不同的不满。俗语有道，清官难审家庭事，究竟真相如何，当事人是最清楚的。曾就这一问题以书信征询于端木蕻良先生：
问：你与萧红是什么时候结合的？
答：我与萧红是在由西安回武汉时结婚的，时间是1938年夏。
问：外间对您与萧红的相处，似乎颇有微言，作为当事人的您，可否就此事作一澄清？
答：关于有人肆意歪曲事实，其实，也很容易理解。一对夫妇天天吵架不可能和他们的创作成正比例，或者说，夫妇不和决不是创作的动力。排比一下我们的创作量和质量，这个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的。
对这个答案，我们细心求证一下，正如端木所说的，排比一下他们的创作，就会更易于理解了。
端木与萧红是于1938年邂逅的，当年萧红与萧军离异，后与端木，迄至1942年萧红在香港逝世共达四年之久。我们发现，在这四年，恰恰是两人创作的重要时期。
先看萧红的著作。在这期间，萧红的著作有：《回忆鲁迅先生》（1939年重庆版），《呼兰河传》（长篇小说，1940年12月香港完稿，1942年由桂林上海杂志公司出版），其他尚有《小城三月》、《马伯乐》、《旷野的呼喊》等等。《呼兰河传》更是萧红继小说《生死场》后的另一部杰作，而且后者在技巧上更趋圆熟，茅盾为《呼兰河传》作序，曾作了嘉许，认为小说：“有讽刺，也有幽默。开始读时有轻松之感，然而愈读下去心头就会一点一点沉重起来，可是，仍然有美，即使这美有点病态，也仍然不能不使你眩惑……”
由上可知，1938年至1942年间，萧红的创作力比任何时期都要旺盛，创作量比任何时期都要多！
我们又看一看端木在这期间的著作：《科尔沁旗草原》（1939年重庆出版）、《风陵渡》（1940年香港出版）、《江南风景》（1940年香港出版）、《新都花絮》（1940年香港出版）、《大时代》（《人间传奇》第五部，在香港《时代文学》连载），这期间出版的《科尔沁旗草原》，是端木的代表作，作品的数量和质量，也超越前一时期。
端木与萧红在港期间，都曾替《星岛日报》副刊写稿，萧红逝世前夕还在写《马伯乐》的续集，而她的《小城三月》更是由端木插图的。
除著作的排比外，从端木对萧红的态度上，也可窥到一些端倪。端木在萧红卧病期间，两人商量要化装逃到东莞袁大顿家中。袁大顿是端木助手，当时回东莞结婚在家，但萧红病重，加之战局恶化，在病榻相伴，直到萧虹逝世；1957年，端木以丈夫的名义，委托中国作家协会广州分会，将原葬于香港浅水湾畔的萧红骨灰，运回广州安葬。
当年在香港与端木夫妇最接近的人之一的周鲸文，对他们在感情的看法是比较中肯的，他说：“两人的感情基本并不虚假。端木是文人气质，身体又弱，小时是母亲最小的儿子，养成了‘娇’的习性……而萧红小时没得到母亲的爱，很年轻就跑出了家，她具有坚强的性格，而处处又需求支持和爱。这两性格凑在一起，都在有所需求，而彼此在动荡的时代，都得不到对方给予的满足。”（见刘以鬯：《端木蕻良论》第115页）
柳亚子甚至说他们的结合是“文坛驰骋联双璧”，句曰：
谔谔曹郎奠万哗，温馨更爱女郎花。
文坛驰骋联双璧，病榻殷勤伺一茶。
长白山头期杀贼，黑龙江畔漫思家。
云扬风起非无日，玉体还应惜鬓华。
“曹郎”即指端木蕻良，柳亚子在“病榻”句下且有这样的注释：
“月中余再顾萧红女士于病榻，感其挚爱之情，不能弥忘也。”
上面的论据，只是就蕻良先生所提供的情况，做一些引申和罗列，谨供参考而已。有时感情的东西，是很难说得清楚的，至于是非曲直则有待读者自己作出判断了。
原载香港《开卷》第二卷第一期，1979年8月
昙花一现的友情—思忆萧红
金秉英
昙花是美丽的，但一现即逝，所以是珍贵的，见过的人也不多。昙花的花期，约在夏天，当满天繁星，露出笑眼，昙花便悄悄地开放了，一眨眼的工夫，悄悄地就凋谢了。昙花的花朵很大，清香四溢，然而缺少绿叶的扶持。那淡黄色的花瓣，顶端上又加一点粉红色的边缘，是那样的雅淡庄重，美而不艳，香而不浓。
所以，昙花一现，既说的是花，也可以说是人。而且我和萧红也正有一段昙花一现的友情。
我们相逢是那样的巧合，我们相识是那样的偶然，我们的交往，又是那样的短促；然而那情投意合的倾谈，那无视一切的笑语，留下的友情，是伴随着欢乐，深藏在我的心中，萦绕在我的梦里，整整40年了。
那是1941年11月，我们住在九龙，有一天，和两位女友一同过海到香港玛丽医院去探望在那里住院的朋友。看过之后，去乘电梯。按铃招呼了下行的电梯，不久电梯门开了，我们走了进去，正在关门，就在这时，一位白衣护士也恰好推着一辆坐着病人的车子到来，看到里面还有空，她们又正是要下到底楼去，便把车子推进电梯。
电梯开动以后，借着电梯内微弱的灯光，我才看清楚那辆车子上坐着一位年轻的女病员，穿着白色毛巾的罩衣，长头发，梳着两条辫子，盘在头上。再一打量，面色苍白，可是那一双传神的大眼睛，给人感觉到另有一种风韵。似乎是那么面熟，一时又想不起来她到底像谁，或者是在哪里曾经见过。刹时间，我觉得我很喜欢她，想和她说话，似乎她也在打量我。现在说来话长，当时只是几秒钟的了。只觉得电梯摇晃一下停了，已经到了底楼，女友们抢先走了出去，我却留在末尾，让她的车子推出去。这时她忽然问我：“你是北京人？”“嗯，你也是北京人？”我说。“不，我是东北人。”她答。我又问：“你怎么知道我是北京人？”她微笑着说：“听得出来。我的朋友中，许多人是从内地来的，他在街上听见人家说北京话，有人还会跟着人家听一会儿呢。”我又问：“那为什么呢？”她答：“乡情。”确是如此，此时都寄居异乡，听见乡音，倍觉亲切。她抬起头来，我便告诉她：“我就是不愿做亡国奴，不愿向敌人岗哨敬礼，才离开了北京。”走到了大厅的门口，将要分手时，我们才互通姓名，交换了地址。匆匆间，她告诉我，她就要出院。这就是我和萧红最初相逢相识的过程。
当时我对萧红知道的不多，只知道她是从东北沦陷区，从封建家庭里逃出来的。再有就是从什么报刊杂志上看到，有两个青年在哈尔滨发大水时把她从一家旅馆窗户里救出来的故事，还有就是曾看过一两篇她的作品，如此而已。所以听她口里道出“我叫萧红”的时候，我只觉得她名字和人一样美。
过了两天，萧红差了女佣给我送来一张便条，大意是：她昨天已出院，但目前还不能出门，约我到她家去一谈。于是我欣然而往。
那时我家住在汉口道，距她家不远。第一次去她家，是由她的女佣引去的。当女佣推开了房门，让我进去，我一眼便看见萧红笑着说：“我担心你不在家，你若在家，我想你是会来的。”又告诉我，她家里没有人，我们可以尽情地谈。
不记得我们见面时有过寒暄、客套，不记得我们的话题是怎样起头的。只记得从此便开始了我们的海阔天空、无拘无束的谈话。我每天下午都去看她，谈上一两个小时。我若一天不去，她必差女佣来找。她的精神很好，我们谈话的兴致很高，我们竟有那么多相似之处，性格爽朗，爱说爱笑，甚于都爱穿红颜色的衣服……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从来没有争执过，我们是那样地情意投合，而当时话料之多，真如黄河之水，滔滔不绝。我们又都爱笑，笑伴着话，话又伴着笑，有时笑得流出了眼泪。曾记得有一次谈笑的太过了，引起萧红一阵呛咳，我当时吓得手足无措，等她咳过之后，我准备走，她挽留我，拉着我的手说：“我喜欢你。”此景此情，犹历历在目。这种友情，虽只是昙花一现，虽只是留下了七零八落的回忆，亦足以使人终身珍惜。
相隔40年的岁月，在我记忆印象最深的有两个片断：
萧红要和我这个北京人比一比烙葱油饼。她说，我们不一定信基督教，但是过圣诞节还是好玩的。她提出约几个朋友，来个圣诞节聚餐，参加的人每人自备材料，做个自己的拿手菜。恍惚到了圣诞节这天，她不但能下地招待客人，而且还能下厨房亲手烙饼来款待客人；恍惚她还屈指计算过，还有二十几天才是圣诞节……当时的萧红哪里想到自己便从此一病不起；而留在我印象中当时的萧红又哪里像一个一病不起的人！
还有一次萧红问我：“你喜欢海吗？”我告诉她我没有在海边住过，只是从上海到香港，曾经乘坐过几次海轮。有一次遇上风暴，船摇摆颠簸，人吐得要死。她听得笑了，她叫我若要去浅水湾，路上要留心。她还告诉我在一处公路拐弯的地方，展现出一幅平静的海的图景，那里的海水是湛蓝蓝的，还透明，很美。
萧红又告诉我，海是非常可爱的。当时她是用诗一般的语言，满怀激情向我描述早霞、夕阳、月夜大海的变化景色。可惜我记不清，只记得她曾描绘过这样的画面，海水有时很平静，就像风平浪静时明镜般的湖面，碧蓝一片，无边无际，撒满了细小的银珠，粼粼荡漾，海，无比温柔，叫人怀恋。海水有时不平静，便咆啸起来，惊心动魄，巨浪一个追逐一个，拍击着岩石。大海用自己的波浪把岩石上的一切污泥杂草，冲刷干净。海，胸怀广阔，令人神往。当时我是静静地倾听着，因为萧红口里描绘的海是那样动人，而萧红说话的神情又不同寻常，说到末尾，已经成了细语低声。我曾想过，这是说海吗？是不是有所寄托？
接着第二天萧红便约我明年两人同去青岛观海。我们可以整天都在海边上……坐在海边石头上谈天。只有我们两人，那就意味着各不带家属，可是她又说，带个男朋友去，替我们提提皮箱，跑跑腿。我当然允诺。记得她说过：“明年我一定会好了。”当时听这话，只觉得是理所当然，而今天想到这里，也不禁心酸。因为再一天的下午，我去时，萧红忽然卧倒在床上，精神委靡，我问她，她说是伤风了，吃点药就会好的，我信以为真。谁曾料到从此她就倒在床上了。
我又一次去看萧红时，她睡着了，我站在床边看了一会返身而出。没料到，从此却永别了。
当时因太平洋战争爆发，九龙市面混乱，传说纷纭，一日几惊。日军占领青山后，英军将放弃九龙，人心惶惶，纷纷逃往香港。这时我很牵挂着萧红。
直到我们逃出香港，到达桂林，才听说因为香港的炮声，使病中的萧红受惊吓而死。这个消息使我十分悲痛，但内心深处，又信疑参半。萧红这么一个热爱生活，对生活怀有强烈的憧憬，经受过众多磨难的人，当有顽强的生命力，就这样烟消云散，飘然而逝，使人难以置信。甚而还有过这样的想法：不会有人为了什么目的，故意宣扬萧红已死，而萧红还正在什么地方生活着；或者是某些好心的朋友，为了掩护萧红去解放区，故作惊人语。那么总有一天，我还会像在九龙汉口道一样收到有人送来萧红约我的便条。
美妙的幻想常常是被无情的事实所击破。当我不能不信萧红真的是离开人世了，我才知道萧红原来是这样一位知名的、受人爱戴的女作家。我觉得我们之间，尽管一生一死，忽然升起了一座无形的高山。多少年来多少次我想写篇文章悼念萧红，但是，想到人微言轻；更何况“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终于止笔。40年的光阴，弹指已过，如今春风又绿江南岸，岁月惊人，年事渐老。而萧红当时的青岛观海之约，还萦绕在我的梦中；萧红当时的一言一笑，却也欲忘不能。悼念萧红那闪电般的一生，像昙花一样，花凋谢了，芳香永留人间。纪念我们那一段短促的交往，虽然只是昙花一现，而留给我的，正是隽永的回忆，极为珍贵的难忘的友情。
原载《萧红研究（一）》，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
香港三人行①
曹革成
年底，柳亚子离开日寇铁蹄蹂躏下的上海到了香港。从此，他的民主革命生涯进入了新的阶段。1941年1月中旬，他和宋庆龄、何香凝、彭泽民联名发表宣言，谴责国民党当局制造的“皖南事件”，不久又拒绝出席国民党中央全会。在香港期间，他广泛接触了左翼进步文化人士。在这里，他重晤了茅盾、夏衍、乔冠华、范长江等旧友，又结识了邹韬奋、金钟华、萨空了、胡风、于伶、杨刚、端木蕻良等新友。
年11月中旬，正当萧红的病日趋沉重之际，柳亚子走进了她的生活。他们的交往仅仅是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发生的。然而他们的友谊仿佛是经历过漫长的岁月。柳亚子一生活动广泛，结识了各种各样的朋友。他那史诗般的篇章里，记有几十年交往的故旧之情，也记下了仅一面之缘的萍水之谊。但对萧红这样生前仅有短暂的交往，死后却像老友故去而每每在诗中被深沉追念的，实在是并不多见。
这短暂的交往之所以铭人心骨，是因为柳亚子看到了在一位沉疴不治的女性的心灵里，压抑不住的是那浓重的忧国怀乡之情。外忧国患，内伤病痛，这是一位爱国的女性所承受的巨大压力，而这种感伤又适逢抗战处在最艰苦、最残酷、最黑暗的阶段！这一点，在今天似乎并不为某些研究萧红的人所注意。而当时，正是这一点激动了爱国诗人柳亚子。他为萧红所写的诗篇中，都反复跳跃着这个思想。他甚至把萧红与法国爱国圣女贞德联系在一起，沉痛地思吟道：“女权新史几人才。”
从柳亚子于1942年1月中撤离香港，与端木蕻良和萧红失去联系，到萧红逝世，这之间只有十天左右的时间，因此他对萧红病重期间情况基本是了解的，他为萧红和端木作了不少诗及题记，为今天研究萧红最后的一段生活和思想情绪留下了珍贵和可靠的记录。同时也记录下他们之间感人的友谊。
柳亚子到香港后，住在九龙柯士甸道。当时萧红和端木蕻良则住在九龙尖沙咀乐道。他们三人间的交往是从柳亚子与端木相识开始的。
年随着内陆战争局势的恶化和白色恐怖的加重，大批左翼和进步人士避居香港，香港的文化空气空前活跃。在这种局面下，经胡愈之倡议，作为香港文协九理事之一的端木蕻良开始筹办大型文学刊物《时代文学》。这个刊物于6月正式出版，曾是当时“荟萃全国作家心血反映大时代的全貌，并介绍欧美文学的动向”，“香港唯一巨型文学月刊”（见该刊广告词）。该刊作者阵容强大，将香港地区、国统区，以及延安解放区的作者都邀集在内，他们中有茅盾、柳亚子、巴金、曹靖华、夏衍、胡绳、萧红、丁玲、华岗、刘白羽、雷加、杨刚、叶以群、戈宝权、臧克家、艾芜、于毅夫、司徒乔、刘火子及美国作家史沫特莱等。
端木通过组稿，以文会友，结识了一批新的学者朋友，团结了一批进步文化人士，也使《时代文学》走向了国际。端木和柳亚子的结识，正是通过组稿建立起友谊的。柳亚子1941年秋住在九龙柯士甸道，距端木和萧红住的九龙尖沙咀乐道不远。柳亚子交友广泛，他亲自到时代文学社找端木，把自己的《图南集丙辑》交给端木发表。在鲁迅逝世五周年之际，端木登门索稿，后在刊物上发表了柳亚子的《鲁迅先生逝世五周年》：
鲁迅先生今圣人，毛公赞语定千业。
死开铁血麈兵局，生是金刚历劫身。
团结未坚愁抉目，澄清有待漫伤神。
沪郊展墓如休日？护榇难忘民族魂。
月中旬的一天，柳亚子来看端木，适值萧红刚刚出院。他们就在萧红的病榻前第一次见了面。萧红异常高兴，她背靠枕头坐起，与柳亚子“握手殷勤，有如夙昔相稔者”。从此，柳亚子“暇辄往诣”，在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建立了感人的友谊。
月18日，端木去柳宅看望柳亚子。端木向他详细陈述了东北家乡的历史变迁和沦陷情况。端木和萧红都是离别家乡多年的人了，而东北又是祖国大陆最早失陷的国土。因此他们对家乡父老的怀念，远比一般人更加深切。他们在香港的两年里，笔底长忆家乡山水、亲人。萧红写下了《呼兰河传》、《小城三月》、《北中国》，端木写下了《科尔沁前史》。端木的陈述，引起了柳亚子的强烈共鸣，为此他写下“端木蕻良过存，述东北过去痛史甚详，感赋一首：
君言痛史我宁哗，白刃黄金碧血花。
鳄浪鲸波堪雪涕，鬓丝禅榻坐煎茶。
风云鼎鼎成今日，禾黍离离念故家。
还喜孝侯能晚盖，晋阳一旅拯中华。
诗人在诗中，既与端木共念沦亡的家乡，又表达了他们唯有抗战到底，才能拯救祖国的信心。
年代医学界对肺病束手无策。萧红虽然在玛丽医院接受了当时认为是最先进的“气胸”疗法，但病情并无好转。她厌倦了医院的生活，回到端木的身旁。端木在编刊物之余，便在家陪伴着萧红。他与助手袁大顿，不时地按萧红的意愿，将病榻摆东摆西。他给萧红煎药伺茶，聊天解闷。柳亚子亲眼看到这一对有着共同遭遇，追求共同事业和理想的年轻的文学夫妇之间的挚爱之情。他曾记道：“月中余再顾萧红女士于病榻，感其挚爱之情，不能弭忘也。”
于是又一首赠给端木和萧红的诗诞生了：
谔谔曹郎奠万哗，温馨更爱女郎花。
文坛驰骋联双璧，病榻殷勤伺一茶。
长白山头期杀贼，黑龙江畔漫思家。
云扬风起非无日，玉体还应惜鬓华。
柳亚子在感其患难之情的同时，也觉察到，这对青年深深地陷在忧国思家的沉痛情绪之中，尤其是萧红，因病情“久乃益剧”，升腾着一种急躁忧郁的情绪。所以他热切地鼓励萧红要看到“云扬风起非无日”，“晋阳一旅拯中华”的势头。同时，他还亲自介绍端木去找香港的名医来给萧红看病。
月30日，柳亚子带着一丛盛开的菊花来到萧红的病榻前，小屋里顿时弥着怡人的清香。萧红倚枕坐起，就手把桌上花瓶里的原有的花拿了出来，把菊花插了进去。她与柳亚子“娓娓清谈，不以为累”。谈到高兴时，柳亚子又提出要她题诗。萧红捧过诗册，那上面有前几天她写下的“桥头载明月，同观桥下水”的诗句，这是在武汉时，她第一次为端木吟的诗。那天柳亚子说她和端木是“文坛驰骋联双璧”。没想到，在香港的新老朋友中，与柳亚子相识最晚，又订交于病榻，而这位长者对自己体贴关心，是仅除鲁迅之外的。如今国破家亡，浪迹到这天涯之隅，又重病缠身，竟能得一知己，也算“天涯孤女有人怜”了。萧红在诗册上题下这句后，情绪激动不已，竟不复作。柳亚子虽经历千难万险，性情早已磨炼得豁达坚强，然而面对这一位“娇喘支床羸病骨”的爱国女性，怎不心痛？他动容地沉吟道：
轻飓炉烟静不哗，胆瓶为我斥群花。
誓求良药三年艾，依旧清淡一饼茶。
风雪龙城愁失地，江湖鸥梦倘宜家。
天涯孤女休垂涕，珍重春韶鬓未华。
谁想到几天之后战火就无情地烧到萧红的身边。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了，一时间香港九龙陷在空战与炮火之中。飞机刺耳的啸声震撼着萧红，她用被捂着耳朵偎在端木身旁。她虚弱的病体支持不住精神上的刺激，恐怖极了，叫端木写条子托人转给柳亚子，她希望此刻能有更多的亲人围护着自己。柳亚子很快冒险来了。萧红说：“病体不支，闻飞机声心悸弗可止。”（见柳亚子《记萧红女士》）两年前，正是日机频繁空袭重庆，使她身心交瘁，与端木亡命香港。想不到今天又陷入这无耐之中。此时此刻，柳亚子也只好“强颜慰藉”，“悄然别去”。
第二天一早，柳亚子携妻女从九龙乘船到香港，很快打听到端木已把萧红送进思豪酒店。原来8日柳亚子离开端木住处后，香港地下党负责人于毅夫同志来了。他和端木几经周折，最后用帆布床把萧红抬进思豪酒店，住进张学良将军的弟弟张学明长期包租的房间。
月12日九龙陷落。萧红曾从旅馆给柳亚子打电话，滔滔不绝地谈着，竭力想忘掉周围的战争环境。柳亚子深恐打扰她的休息，不舍地结束了这次谈话。但这竟是他们最后的一次交谈，柳亚子再也不能亲耳听到萧红的话语了。
月25日香港失陷。柳亚子为避敌屡次迁居，端木和萧红也不断逃难。但双方还保持着联系。当端木蕻良去柳亚子避难地看望他时，听柳亚子说何香凝女士身体不好，回来告诉萧红，萧红立即把自己吃的鱼肝油要端木送过去。
年1月，香港居民纷纷外逃，地下党组织也秘密安排大批进步人士出港。柳亚子把受伤的夫人留在香港而与女儿陪同何香凝乘船离港。临行前还交给端木一些为萧红治病的医疗费。当时于毅夫也安排端木和萧红离港。但萧红已无法行动急需治疗，于毅夫嘱咐王福时等着他们，在萧红可以起身时陪他们离港。
在占领者野蛮的军事征服下，和平居民连吃住都成了未知数，而萧红更需要求医求药。在战争前，端木的助手就“买药品一天有时得跑上几趟”，现在停医停药该是一个怎样的恶劣处境。朋友纷纷离港，医院药铺关门，港币停止使用，为挽救萧红，端木克服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困难。1月22日，萧红被野蛮的军事占领夺去了生命，死在一家临时的救护站中。这位反帝爱国，以改造民族灵魂为己任的女作家的病逝，离柳亚子离港才一个多星期！端木蕻良忍着噬心的悲痛，又在为争取萧红单体火化保住骨灰与占领当局抗争，最后终于将骨灰安全地分葬在浅水湾畔和圣士提反教会女校的土岗上。
月，柳亚子在曲江惊愕地听到萧红病逝的消息“犹弗忍置信”。他沉痛地写下《记萧红女士》一文，追忆了与萧红的交往，痛心地疾呼：“以女士之掀天之意气，盖世之才华，而疾病困之，忧患中之，致令奄然长往，一瞑不视，宁非人世之大哀欤！”
月初，柳亚子到了桂林，见到了从香港辗转而归的端木，详细询问了萧红病逝经过，为她的死惋惜不已。6月27日，柳亚子的夫人从香港脱险归来，他大喜过望，也想到了萧红，看着端木“甲帐君悲凤已空”，他写下了一首《悼萧红女士》的条幅挂在端木的书房：
杜陵兄妹缘何浅，香岛云山梦已空。
私爱公情两愁绝，剩挥热泪哭萧红。
在以后的岁月中，柳亚子常常把萧红和另外两个人放在一起纪念。一位是林庚白先生，是柳亚子几十年的老朋友，在太平洋战争中遇难。另一位是张应春女士，本名张蓉成，后又叫张秋石。她是国民党左派人士，在1927年反革命政变中被杀害。为纪念他们，柳亚子在不同的诗中写下了这样的句子：“黄圹各有河山泪，难忘萧红浅水湾”；“相思桥下相思泪，欲絮相思已隔生”；“春梦仓皇迷白下，红墙咫尺隔银河”等等。柳亚子还为怀念萧红和张应春，曾刻一印章，印文是：“伤春悼红之楼”。
端木在怀念萧红之际，将萧红的事迹写成梨花大鼓词，由当时名艺人董莲枝女士传唱。柳亚子亲眼目睹在香港，端木“病榻殷勤伺一茶”的情景，梨花大鼓词又勾起他慰藉端木、追念萧红的友情，他写下一首长诗：
魏武人豪子桓劣，子建风流推第一。
江山文藻三千年，又见红楼一支笔。
红楼血脉谁贯通，科尔草原生悲风。
黄沙大漠无穷际，善感缘情旷代逢。
承平非复康乾世，钗黛才华等儿戏。
黑龙王气黯然消，钟灵独数婵娟子。
婵娟自昔多坎坷，飘零异代宁殊科。
慷慨抛家入汉阙，当年意气倾山河。
山河可惜非完好，胡骑凭陵渡江早。
裙屐联翩访太行，雄冠剑佩称同调。
羽书前敌烽烟急，突围夜踏咸阳月。
遗憾桥陵拜未遑，鼎湖长念攀髯烈。
双栖从此又巴渝，滟潋江流入画图。
拥翠山城晨点笔，盘龙镜槛夜施朱。
点笔施朱都不俗，风波亭外风波恶。
海山缥缈岛扶余，柔乡避地差安乐。
辛苦柔乡避地来，无端疾疢竟成灾。
娇喘支床赢病骨，明眸忍泪识仙才。
仙才病骨逢君暮，渔阳鼙鼓动惊怖。
鹑首钧天痛畀泰，升旗山上降幡竖。
芦中亡士正艰危，风雨潇湘死别哀。
一代红颜怜下葬，皓躯成骨骨成灰。
成灰成骨恩情重，山阳邻笛桓伊弄。
浅水湾头堕泪碑，七星岩畔相思重。
梨园弟子董娇娆，婉转歌喉唱六朝。
谱就新声传恨事，有人珠泪湿红潮。
柳亚子写诗万千，却难得写这样的长诗。他借词句，把自己对萧红的怀念吟唱得淋漓尽致，使人读来深深为之动容。诗中，对萧红和端木的文采，对两人的感情有生动的吟唱。他是萧红病重时期走进他们生活的密友，他珍重与端木建立的忘年交。此后他们常在一起唱和，从事民主活动。1943年1月柳亚子为端木画像题诗：
红梅花下立，袖手独沈思。
寥廓家何在？艰危梦岂知。
龙文双宝剑，虿尾一囊诗。
誓愿收乡国，辽东马正肥。
端木在这个时期逐渐恢复了创作心情，写出了怀乡的《初吻》、《早春》及《雕鹗堡》、《海港》、《红灯》等短篇，又在写长篇《几号门牌》和《科尔沁旗草原》第二部。为了5月向柳亚子五十七寿诞祝寿，他还赶写了剧本《红拂传》。剧中人物红拂有萧红的影子，虬髯客有柳亚子的影子。柳亚子特为剧本的发表写了感言。5月10日，《红拂传》由著名京剧演员金素秋主演，田汉等撰文祝贺演出成功。柳亚子观戏后题诗致言：
越公尸气卫公春，仙李枯肠取代辰。
肯信乱推局负，终羞得鹿汗颜频。
王侯夫婿非英物，兄妹因缘异积薪。
我亦虬髯横海客，乘桴谁伴涉川。
月28日，由端木、田汉、孟超、熊佛西、谢冰莹等12人发起为柳亚子祝寿活动，与会者有百余人。
月30日，刚刚过了五十七岁生日的柳亚子在萧红生辰来临之际，又写下《浅水一首，为萧红女弟赋》：
九龙穷岛惨难春，浅水湾头火葬辰。
倘抵成灰贞德惨，宁输流血竞雄频。
文章辽海终名世，衣钵稽山老胆薪。
一诀无缘惭负汝，凯旋应许奠江。
贞德和燕妮，曾是柳亚子热情歌颂过的女性，他把萧红比作贞德，是他对萧红的非常评论，也可见萧红这位爱国女性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柳亚子在桂林时期精神也是苦闷的，他也深陷“愁失地”，“期杀贼”的忧患与渴盼胜利双重煎熬的境地。谢冰莹回忆此时的他：“除了有时写些诗，抒发他爱国伤时的心情外，他喝酒的次数越来越多了。‘结果’脑病复发，百举俱废。”从1943年7月至9月连诗作也停止了。端木写完《红拂传》后，又陆续写了《林黛玉》、《晴雯》两部红楼话剧，还写了《女神》、《海上》、《琴》、《前夜》等短篇。10月王鲁彦病重，经桂林文协安排，将《文艺杂志》托端木代编，端木创作的势头顿减。1944年为柳亚子五十八诞辰祝寿，端木在编稿之余赶写京剧《柳毅传书》（又称《龙女传》）。6月底湘桂局势紧张，当局下令疏散。柳亚子来到平乐，并把《柳》剧本交给《八步日报》连载。8月26日王鲁彦病逝桂林。端木和郡荃麟、曾敏之、司马文森等冒着战火赶回桂林，给王鲁彦办理了后事。事后端木滞留贵州、遵义一带。9月柳亚子从桂林飞重庆。他们在桂林两年多的交往留了美好的回忆。
年8月17日，柳亚子欣闻苏联“红军解放东北”，他马上想到了萧红，当年她“风雪龙城愁失地”，如今家乡解放了，可是她……，诗人真是悲喜交加，难以述说心头的滋味。他写道：
赵璧真归十五城，伤心难遣夜台明。
河山还我天应泣，生死怜渠志未成。
紫玉华烟无寸骨，红军复土有殊荣。
虬髯一妹荒唐梦，挥泪题诗诉九京。
胜利的喜悦转瞬即逝，内战的阴云又笼罩了大地。1947年10月，柳亚子因上海局势恶化，被迫又去香港。在飞机上，他作诗追念邹韬奋和李少石，并写下“碧血黄垆有怨哀，萧红庚白并奇才”的诗句。他这次来港，虽然“又是弃家亡命日”，“旧地重来漫感伤”，但他也知道内地已是“百万大军金鼓震，江淮河汉尽壶浆”，人民胜利的日子不远了。
柳亚子这次来港后，更是积极参加民主运动，进行筹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为祖国的解放奔波。同时，他又寻追旧踪，奠祭亡友。
月4日，他与朱蕴山、翦伯赞、刘遐翠同游浅水湾，寻觅萧红的墓地。这次未找到，他很惆怅。萧红最后一次病中赠诗的情景又浮现在他脑海中：“天涯孤女有人怜，病榻残诗泪泫然”，“最怜句好诗成谶，难忘愁多病转慵”。诗中还提到：“辛苦红楼成绝笔，咸阳烽燧正烧天”。端木曾告诉他，萧红生前一直想写一部反映长征到中国解放的小说，这是在重庆时，华岗将他走过的一段长征路上见闻回来告诉他们后所萌发的。为此，她到死为憾。萧红的“红楼”虽然没写成，但她生前的愿望就要实现了，“斩鳄屠鲸吾辈事，相期携手奠神州”。
月22日，柳亚子夫妇约了知道萧红墓地的周鲸文夫妇及朱蕴山等，再一次来到了浅水湾。当年端木借以安葬萧红骨灰的花坛，奇迹般地保存下来，坛上不知什么年月长起了一株高大的红影树，为萧红的忠魂挡风遮雨。面对萧红墓，柳亚子百感交集。“当年意气倾山河”的一代文才，如今是“玉骨成灰龙汉劫”。当年还劝慰她“玉体还应惜鬓华”，如今诗在人去，而今“萧红长逝红莨别”，只有他自己“浅水湾头吊落红”，感慨万分，怅然有作：
直向萧红墓上来，参天大木异松槐。
埋香抔土磁瓶好，劫火卢鸦玉骨灰。
椽笔题名怜后死，女权新史几人才。
汉皋解佩年时事，倘遣曹生有怨哀。
端木蕻良在1946年间到了武汉，曾接手编辑《大刚报》的副刊“大江”。发表了《耗子》、《母亲？声音？日子》、《水仙私记》等散文，并写了以闻一多先生事迹为题材的《紫荆花开的时候》等剧本和小说。1948年春，他到上海，与其兄曹汉奇和石啸冲、张慕辛等友创办《求是》月刊，11月赴香港。这些年每到萧红的祭日，他都去野外停食默祭。到了香港他便与方蒙等朋友去拜谒萧红墓。那骨灰瓶是他用拳头敲开紧闭的店门，在古董店老板诧异的眼神中买走的瓷瓶。那墓是他选择了水泥围筑的花坛，用手指和石块掏就的，抔土埋魂，也把他自己的无限哀思埋了进去。他重培了土，立正了那块墓牌。祖国快解放了，他将把墓迁回去。
年春柳亚子等先期回到内陆。8月端木和方成、单复等也乘船经天津转道北京。10月1日他们参加了新中国诞生庆祝会。回来端木写了散文《不朽的一天》。冬天端木下乡参加土改工作组，后又以石景山钢铁厂为长期生活基地，并编辑《北京文学》。1950年11月在中苏友好协会举办的苏联十月革命30周年纪念会上，端木约柳亚子写有关抗美援朝的新诗。子夜返家，柳亚子甚为兴奋，连夜写出了《抗美援朝之歌》，称“有如神助者”。
年8月，在香港浅水湾长眠15个春秋的萧红骨灰迁葬广州银河公墓。端木把祭诗寄给了广东的秦牧请他们代为祭奠，并寄去了一篇《纪念萧红，向党致敬》的文章。尽管萧红迁葬委员会名单里有他的名字，迁墓也是他以丈夫身份委托香港朋友向港英当局代办，可是他竟不能亲自把日夜思念的亡妻之墓迁回来，因为在那场追查胡风集团的错误斗争中，他已失去自由，被隔离审查。
柳亚子也已不能再为萧红和端木写诗了，从1951年以来，他重病在身，几乎停止了一切社交活动和文学创作。在他居家养病期间，端木常去看他，安慰他。为了让诗人在生前看到自己诗集出版，端木多方奔走，写信给郭沫若。后经郭沫若同意，委托陈迩东等人编出了《柳亚子诗词选》。
年6月21日柳亚子病逝，此时端木正在石钢写出厂史《钢铁的凯歌》。1941年，柳亚子走进他和萧红的生活，他们约定“三人行”，不久即成了“二人行”。18年后，只剩端木一人，背负沉重的怀思，踯躅在孤独之中。1959年他整整病了一年。
注释：
本文选自《月光曲》曹革成著，原名“三人行”，描述萧红夫妇在香港与柳亚子的交往及友情，题目为编者所加。
原载曹革成著《月光曲》，作家出版社，1999年6月
萧红研究在台湾及国外
肖 凤
近几年来，因为写作《萧红传》，很注意有关萧红研究的资料。在阅读资料的过程中，除了对国内一些同志的研究成果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外，还对台湾及国外的研究情况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
台湾方面的孙陵，在50年代就发表过题为《萧红》的文章，收在高雄大业书店1955年出版的《文坛交游录》一书里。他又于60年代发表《萧红的错误婚姻》一文，收在台北正中书局1961年出版的《浮世小品》一书里。以上两文都属于回忆录性质。80年代初期，台湾出版了一本研究萧红著作的专著，这就是1980年7月10日由台北市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的《论〈呼兰河传〉》，此书的作者周锦，1927年出生于江苏东台，现在台湾研究中国现代文学。
香港是萧红的逝世地，自从她于1942年1月病故于此地之后，这里的一些报纸杂志，经常断断续续地发表有关她的回忆录及评价文章，40年代、50年代、60年代、70年代，都时有发表。到了70年代后期以至80年代初，有关研究与介绍萧红的文章，就更多了，香港《文汇报》、《大公报》、《新晚报》、《明报》、《明报月刊》、《开卷》、《海洋文艺》、《抖擞》、《文坛》、《象牙塔外》、《广角镜》等报刊，都陆续地发表过一些文章，其中如周鲸文的《忆萧红》（发表于1975年12月出版的《时代批评》第33卷第12期），刘以鬯的《萧红的〈马伯乐〉续稿》（发表于《明报月刊》1977年，12月号），卢玮銮的《1940年萧红在香港》（发表于《明报月刊》第14卷第11期，总第167期，1979年11月出版）及《萧红在香港发表的文章—〈萧红已出版著作目次年表〉补遗》（发表于《抖擞》双月刊 第40期，1980年9月出版）等篇，都具有较高的资料价值。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香港这几年出现了萧红热。
日本是最早翻译萧红作品的国度。这大概与鲁迅先生跟日本文化关系密切以及萧红本人在东京住过一段时间（1936年7月至1938年1月）有关。她的短篇《马房之夜》（最初发表于1936年5月15日出版的上海《作家》杂志第一卷第一号），1937年就被译成日文，译者高杉一郎，译文发表在1937年11月的日本《文艺》杂志上。同年7月15日至18日的《报知新闻》上，还发表了鹿地亘写的《交友录第一页》一文，众所周知，鹿地亘夫妇是萧红的朋友。已故的日本学者长野贤，写过《关于萧红》一文，发表在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志《中国文学月报》1940年1月号上。上面列举的这些文章或译作都发表在萧红生前。萧红逝世后，鹿地亘还于60年代初期写过《萧军与萧红》一文，发表在1962年9月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选集〉月报》第8期上。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的立间祥介教授，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他是《呼兰河传》的日译者，并曾写过《关于萧红》一文，发表在《中国革命和文学》丛书上，此书1970年4月由日本平凡社出版，1972年再版。他曾数次访问中国。 日本还有一个名为《野草》的刊物，是专门向日本读者介绍中国文学的，在它的第26号（1980年10月出版）上，发表了两篇专门研究《生死场》的文章，一篇是平石淑子的《萧红〈生死场〉论》，一篇是中川俊的《萧红研究纪录其一—关于〈生死场〉》。
美国也是在萧红生前就翻译过她的作品的国度，被译成英语的也是《马房之夜》，译者是尼姆？威尔士（斯诺前妻海伦？福斯特的笔名）与CHIAWO两人，译文发表在尼姆？威尔士主编的《亚细亚》月刊1941年9月号上。
萧红病逝前，在香港曾与柳亚子先生有过密切的交往。她从住进医院到逝世，一直受到柳亚子先生的关怀和照顾，情况见柳亚子《记萧红女士》一文（载《不旧集》，耕耘出版社1946年出版）。柳亚子先生的儿子柳无忌，70年代初是美国印地安纳大学的传记文学课教授，1972年，33岁的葛浩文在他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于是这位学生便决定以萧红传记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的题目。葛浩文是中国领土以外唯一的一本萧红传记的作者。1974年，他的博士论文《萧红评传》获得通过。1976年，《萧红评传》的英文版由美国杜尼公司出版。1979年9月， 香港文艺书屋出版了《萧红评传》的中译本，译者是葛浩文博士的同事和朋友郑继宗先生。全书共分八章，约十二万字。这八章的题目是：
第一章：呼兰河—“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第二章：哈尔滨—萧红的新世界；
第三章：文坛崛起之过程—由青岛到上海；
第四章：上海和日本的岁月；
第五章：命定独行的萧红—“我好像命定要一个人走……”；
第六章：萧红人生旅程的终站—香港一九四○年—抵港后的日子；
第七章：萧红及其文采；
第八章：结论。
除了正文之外，还有《中文版序》、《译者序》、《原作者序》和《萧红年表》。
年8月，葛洁文第一次访问我国，带来了《萧红评传》中译本的第二版，那是由我国台北市的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于1980年6月20日出版的。书的体例与香港版本基本相同，仍分八章，除第六章标题减缩为《萧红人生旅程的终站—香港》外，其余七章的标题照旧。在具体内容上有一些增删及修改。正文前仍然附有《萧红评传中文版序》（前四字为二版所加）、《译者序》、《原作者序》、《萧红年表》四项；正文后增加一项附录：《萧红著作及有关萧红研究、译作中外文资料参考书目》，逐条开列了他所参考的中外文书目。与此同时，他还带来了一篇名为《从中国文坛的“萧红热”谈起—萧红传记资料拾零》的文章，那是他为香港《中报月刊》1980年第8期写的，其中列举了当时我国报刊上发表的有关萧红研究的文章。
在写作《萧红评传》的前后，葛浩文还写了《谈萧红与鲁迅》（发表在香港《抖擞》第9期，1975年5月出版）、《一本失落的书》（发表在香港《明报》1976年4月29日）、《萧红及萧红研究资料—为纪念萧红女士逝世三十五周年而作》（发表在香港《明报月刊》第12卷第7期，总第139期，1977年7月出版）、《关外的乡土文学》（发表在台湾《中国时报〉1979年9月4日8版）、《二萧散记—又论萧军，再谈萧红》（发表在《中国时报》1980年2月1日、2日、3日8版）、《〈萧红与美国作家〉补遗》（发表在美国旧金山《华侨日报》1980年2月11日）等文章。
葛浩文是第一个把萧红的两部长篇小说《生死场》与《呼兰河传》译成英文的美国人，这两部小说的英译本，已于1979年由美国印地安纳大学出版。他分别为这两部英文译本写了序言。他在《〈生死场〉英译版序》中，除了向美国读者推荐这部小说外，还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它的优点和缺点，称它为“是强有力而且极其严厉地描绘东北农民生活的—幅画”。他十分推崇《呼兰河传》。 欣赏萧红的“简朴的文笔及其生动的叙述和描绘”，以及“能够抓住细节与事物细微差别的才华，使读者体会到该小说文采及形象之美”的能力，他在《〈呼兰河传〉英译版序》中这样评论它：“《呼兰河传》要算是萧红的代表作，她一生最亲身经历、休戚相关而又最有艺术价值的作品，也是她写作才华的不朽明证。”这两篇序文已由郑继宗译成中文，发表在台湾的《联合报》1980年4月24日。葛浩文于1981年6月再次访问我国，参加了在哈尔滨举行的纪念萧红诞辰70周年学术讨论会。
原载《新文学史料》（季刊）第三期，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