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婚恋悲剧研究
丘比特与缪斯
——《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的情与爱丛书》总序
陈漱渝
在法国历史上，有一位“不孚众望”的皇帝路易十五。他的一生经常受女人影响；特别是他的情妇蓬巴杜尔侯爵夫人和巴利伯爵夫人，甚至影响到他的人事安排和政策决定。在西班牙历史上，也有一位伊萨伯拉二世女王。她的情人中有一位年轻军官弗郎西斯科？塞拉诺，先被提升为元帅和内阁首相，后成了她的叛逆者和西班牙的独裁者。恩格斯在《流亡者文献》一文中说，如果掩盖这些绯闻和隐私，全部法国大革命前的历史就不可理解，现代西班牙历史就会成为一部伪造历史。在中国历史上，也有不少影响历史进程的女性。鲁迅在杂文《阿金》中说：“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信妲己亡殷，西施沼吴，杨妃乱唐的那些古老话。”据我的理解，鲁迅这番议论主要反驳“女人祸国”的传统谬说，不赞成在男权社会里把兴亡的责任都推在女性身上；而绝不是说夏桀、商纣、周幽王的荒淫不会加速其政权崩溃，也不意味着西施、王昭君、杨贵妃的婚恋与政治无关。社会兴衰的基本原因无疑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但历史人物的性爱关系也会对此产生或隐或显、或小或大、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提到“性爱”二字，人们不禁感慨万千，因为这是一个长期被亵渎的字眼。据考证，“性爱”这个词系由希腊字“eros”即——“爱”演变而来。“性”，当然包括异性的吸引、官能的快感；而“爱”还包括精神的共鸣、心灵的契合。英文中没有一个词能专指广义的情爱，所以常常使用“性爱”、“性爱倾向”二词。恩格斯指出，“人与人之间的，特别是两性之间的感情关系，是自从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性爱、友情、舍己精神等等”，是“人们彼此之间的相互倾慕为基础的关系”，是“纯粹人的感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9—231页）不幸的是，“性爱”的含义常常被解释为纵欲、色情，染上了一层污秽的颜色。基于这种状况，我们研究“性爱”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的关系，必须首先恢复这个词汇的原始与纯净意义。
在唐代以前，中国人对性爱基本上保持着一种坦诚开放的心态。东汉的“八乳镜”，新疆呼图壁县的岩画，西藏的蛙与蛇石雕，以及出土文物中的玉男根、石男根……都是古代性崇拜的象征。《诗经》三百篇中，有不少大胆炽热的情歌，在孔夫子看来都属于“思无邪”的纯正之作。就连孔夫子本人，也是他父亲叔梁纥与母亲颜氏野合的结晶。在孟夫子眼中，“男女居室”是“人之大伦”。齐宣王之所以勇于在孟子面前承认自己“好色”，跟孟子性观念的灵活不会毫无关联。据《战国策》卷二十七《韩策》记载，秦国宣太后接见韩国使臣尚靳时，竟以自己跟丈夫做爱的姿态做比方，使后代的道学先生读起来为之瞠目结舌。汉武帝时，守寡的平阳公主可以跟左右商议重新择夫事宜；武则天时代，女儿太平公主竟能够大胆为母亲介绍情人。 大臣朱敬则劝谏武则天不要宠幸太多的男色（面首） 时，这位女皇帝不但没有恼羞成怒，而且“赐彩百段”以为奖励。本世纪初在敦煌鸣沙山藏经洞发现的《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更是白居易之弟白行简撰写的一篇惊世骇俗之作，为研究唐代的性文化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
到了宋代，中国性文化经历了一个转折期。自宋儒鼓吹“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程颐：《近思录》）的伦理观之后，中国人的性观念愈来愈被禁锢，愈来愈趋于病态。不过，与此同时，宋朝也出现了君臣同狎一妓的风流韵事（如宋徽宗与周邦彦同恋李师师）。提出“革尽人欲，复尽天理”的宋儒朱熹却纳尼做妾，成为哄传一时的丑闻。人们从这些事例中识破了道学的虚伪性，看清了纵欲主义与禁欲主义其实是孪生兄弟，或者说纵欲主义是禁欲主义的反动。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说过，性爱关系在人类生活中扮演着极重要的角色。这一点，在文艺领域中表现得更为多姿多彩。
性爱对文艺创作的影响，首先表现在给作家以一种内在推动力，促使他将澎湃的激情化为血肉丰满的艺术形象。我们反对无限夸大和恣意渲染性爱在人类精神生活中的影响，不赞成把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割裂开来。我们同时也清醒地看到，由于作家的主体精神价值取向不同，性爱在作家创作动力系统中所占的位置和所产生的作用也不尽相同。然而无论如何，性爱毕竟是创造意识和创造力萌发的动因之一。正是对夏绿蒂？布芙的疯狂的爱以及这种爱无法实现而导致的苦痛，促使歌德创作了影响一代浪漫主义小说的名著《少年维特之烦恼》。正是经常为灵肉分裂所困，促使歌德在作品中毫无隐讳地宣泄自己的苦闷，以致他的作品长期遭到天主教当局的查禁。在谈到青年时期的情人吉西？钱伯丝时，劳伦斯动情地说：“我写的每一点都是为了她，所有我的诗都属于她。当我写下一点新的东西时我就问自己：她对这些会有什么看法？”无怪乎希腊俗谚说：“爱神（Eros）啊！你是统治诸神和人类的暴君！”
人们常说，爱情是文学艺术千古不衰的永恒主题。性爱对文艺创作的影响，还表现在为作家提供了至为丰饶的素材。夏绿蒂？勃朗蒂对已婚的老师海格先生的单恋，使她的小说《教授》、《小城》、《简？爱》都映上了自传色彩。狄更斯少年时代的恋人玛利亚？毕德内和他那位早夭的小姨子玛丽？霍加斯，成为了《块肉余生记》中朵拉和小妮尔的原型。福楼拜笔下的包法利夫人，部分素材即撷取于他的情人露易丝？科莱。她跟福楼拜分手之后写出的小说《他》，曾经在法国引起轰动。小仲马塑造的著名人物茶花女——玛格丽特？戈蒂埃，其实就是他热恋过的高等妓女玛丽？杜普莱西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此类事例也不胜枚举，冯沅君的《春痕》，张资平的《约檀河之水》，萧乾的《梦之谷》，洪灵菲的《流亡》，柔石的《疯人》，蒋光慈的《弟兄夜话》，郁达夫的《沉沦》，张恨水的《春明外史》，都有作者本人婚恋生活的投影。郭沫若的小说，不少采用了自叙传体式，留下了他自己称之为早期的性觉醒记载和婚恋经历——如，《叶罗提之墓》反映了他的恋嫂情结和恋物癖，《残春》则是他与安娜初恋经历的艺术再现。茅盾小说《虹》中的事件虽然跟他个人的经历完全无关，但素材的提供和构思的形成都得益于他的情人秦德君。这是作家婚恋生活影响创作的又一特殊形式。
由于性爱对创作的不可低估的影响，致使探究作家的婚恋生活成为了打开作品秘库的一把钥匙。有些作家的杰作之所以在他生前不能完全被理解，就是因为读者无法知道这些费解的作品是如何写成的。比如不了解拜伦与玛丽？柴伍斯（MaryChaworth）的恋情，就难于准确捕捉他1803年至1811年这八年间诗作的主题。不了解雪莱的两度婚姻，多次恋史，以及他的自由恋爱观念，阅读他的名作《西风颂》、《给云雀》也就如同隔靴搔痒。胡适的新诗《别赋》、《西湖》、《怨歌》、《秘魔崖月夜》、《暂时的安慰》等篇，长期以来无人能解，直到近些年他与曹诚英缠绵哀婉的恋情曝光，诗中的暧昧不明之处才迎刃而解。可见作家的真实形象虽然首先存在于他的作品之中，但出于正确动机和健康趣味研究作家的情感历程和私人生活，对于进一步理解他的作品是有裨益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
谈到性爱与文艺创作的关系，无法回避可不可以描写性爱以及如何恰如其分地描写性爱这一极为敏感、现实意义极强的问题。由于“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构成了人类及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动力，必要的健康的性心理、性生理描写自然会成为文艺作品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作品中的性爱描写从来就不采取排拒贬抑态度。马克思不仅在性描写方面“看过许多书”，而且还作过摘录并寄给友人共同欣赏。他晚年从马屠朗？雷尼埃的作品中摘录的诗歌在性描写方面就十分大胆直露，以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译本第31卷仅保留了法文原文而未作翻译。恩格斯也多次赞赏过中世纪文学作品中的性爱描写，认为这种描写同样能给人带来愉悦。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同时也反对把性爱描写降低为脱离社会生活内容的性本能展示，明确指出“现代的性爱，同单纯的性欲，同古代的爱，是根本不同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3页）。这种不同，就是应该体现现代的道德规范和精神文明程度的提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许多性爱描写的成功范例（如鲁迅作品中的性爱描写），也有许多良莠并存的性爱描写（如郁达夫作品中的性爱描写）。还有一些低级庸俗的性爱描写，如张资平20年代中期以后炮制的那批多角恋爱小说。如果以“性欲决定论”指导文艺创作，排斥必要的提炼和加工，片面追求自然主义的写实而忽视现实主义的典型化，作者笔下的人物就会退化为一味追求肉欲的动物，作品就会成为淫秽下流的灵魂腐蚀剂。只有深刻记取这方面的前车之鉴，当今的文艺创作才能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基于以上这些认识，我们编写了这套《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的情与爱丛书》。目的之一是比较系统地介绍这些作家生平中鲜为人知但能展现其血肉之躯的一面，目的之二是比较认真地总结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性爱描写的成败得失。这些著作的执笔者虽然大多采用了笔名，但明眼的读者一看便知，他们其实都是在所涉足的领域中取得了很大成就的知名学者。为了适合一般读者的阅读需要，这套丛书中的每一部都在情节和语言方面下了大功夫，兼顾了科学性与可读性。有些传记严格遵循了秉笔直书的原则，有的传记则采取了传记小说的写法——但无论是前者或后者，基本内容均以史实为依据，只不过后者偶添藻饰而已。所以，完全可以说，这套丛书是一种在新形势下走通俗路线的学术著作。
在希腊和罗马的神话中，缪斯是文艺女神的统称，丘比特则是身有双翅、手持弓箭的小爱神。我没有考证过神话传说中这两类神祇的关系。但一部中外文学史已雄辩证明，在创作实践中，只要丘比特的金矢射中作家的心脏，一定会使情感的激流奔突而出，从而产生创作灵感，出现艺术奇迹，使文艺园圃生长出更多的奇花异卉。
原载丁言昭著《萧萧落红情依依》，时代文艺出版社，1995年3月
东北文坛三杰的恩恩怨怨
林敏洁
萧军、端木蕻良与骆宾基都是东北很有才气的作家，在30年代因萧红关系互相认识，后来却成为“仇人”，这是为什么？
萧军与端木蕻良曾是萧红的前后丈夫，骆宾基是萧红去世前44天的陪伴者。萧军和骆宾基都认为端木自私、虚伪，端木对两人的看法不详，因为他生前没有写过这方面的文章，认为这是他本人的隐私，无须公布于众。事实究竟如何呢？ 到了90年代，终于有人去访问端木。但这时端木因为中风而失去说话的能力，有许多事，只能由他的第二位妻子钟耀群来叙说了。
婚 礼
年4月，身怀六甲的萧红跟萧军分手后，与端木同去武汉，5月在武汉大同酒家举行了婚礼。
当时跟萧红接近的男作家不少，他们都很同情萧红，但与她聊天、谈话可以，要娶她为妻，恐怕谁都没想过。只有端木提出跟萧红结婚，而且要举行婚礼，给她一个正式的名分。不管以前两萧和端木发生过什么过节，但在这件事上，端木是个真正的男子汉。
在那个时代，一个从没有谈过恋爱的男人要娶一个曾与两个男人同居又先后分离的女人，谈何容易？因此，端木的母亲和亲友都不赞成，特别是端木的母亲。她认为萧红不吉利，不希望自己的小儿子和这样的女人结婚。但端木违背母亲的意愿，坚持了自己的主见。
那天参加婚礼的有端木二哥的未婚妻刘国英的父亲、刘国英和她在武汉大学的同学，萧红的日本朋友池田幸子，还有文化界的胡风、艾青等人。萧红穿一件旗袍，端木着一套西装，婚礼办得既简单又隆重，在战争年代中是不多见的。
萧红在婚礼上的一番话倒是真正表达了她当时的心态。胡风提议新人谈恋爱经过。萧红说：“掏肝剖肺地说，我和端木蕻良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恋爱史。是我在决定同三郎永远分开的时候我才发现了端木蕻良，我对端木蕻良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我深深感到，像我眼前这种状况的人，还要什么名分。可是端木却做了牺牲，就这一点我就感到十分满足了。”萧红说的“像我眼前这种状况的人”，指的是她有孕在身。
然而，萧红的朋友们对这次婚礼并不以为然，在他们的笔下，端木成了一个符号，如：“D？M”、“T君”、“D”等。在骆宾基的《萧红小传》里，将萧军和萧红称为“夫妻”，而把萧红与端木称为“同居”。其实“同居”也好，“夫妻”也罢，都是事实婚姻，这是不容怀疑的，只是表达了人们对他们三人关系的看法而已。
萧红曾对聂绀弩说，端木是胆小鬼、势利鬼、马屁鬼，一天到晚都在那里装腔作势。
骆宾基在《萧红小传》里说：“在最初她和T君是不承认有同居的关系……以后，她……和T君一同过新生活去了。”
为什么萧红那么贬低端木，最后却跟他结合？看似矛盾，其实很简单，就像她对梅林说的：“人不能在一个方式里面生活。”从前与萧军在一起时，萧红感到男子刚硬的一面，时间一长，家庭生活必定会发生种种不愉快。现在端木来了，从他身上体会到男人刚柔的一面：“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萧红感到很满足，这就够了。
一张船票
有人说：端木两次抛下萧红，一次就是在1938年8月武汉大轰炸时，端木一人乘船走了，抛下萧红一人在武汉。
梅林在《忆萧红》里说：“1938年7月间，武汉开始紧急，萧红的‘病’越发沉重，我们相约一同去重庆。但在8月初将上船那天，萧红因没有直达船而落后了，我同罗烽和端木蕻良先到了重庆。”
年夏天，高原有事从延安到武汉，通过胡风的帮助，找到了萧红，见她肚子隆起，穿一件夏布的长衫，坐在席子上，边上点着一盘蚊香。他回忆道：“据我的猜测，此时DM已不住在乃莹身边了。否则乃莹怎么会困窘到如此地步呢？对她与萧军兄的离婚，我是有怨言的， 我批评她在处理自己的生活问题上，太轻率了，不注意政治影响，不考虑后果，犯了不可挽回的严重错误。”萧红听了不服气，说：“你从延安回来了，学会了几句政治术语就训人。”
端木的第二任妻子钟耀群在《端木与萧红》里提到了这件事：
那时，罗烽、白朗和他们的母亲在武汉，要买船票去重庆，萧红要端木找罗烽，托罗烽在买船票的时候，也帮他们买两张，准备和他一起走。可罗烽第一次只买到两张船票，他要给端木和萧红先走，但他俩觉得托人买票已经够交情了，何况他们还有老人呢。因此就要白朗和老太太先走了。没几天，罗烽又买到两张船票，到小金龙巷来告诉端木，是不是他和萧红先走，他一个人好办，但萧红却说白朗和老太太已经到重庆了正等着他去照顾呢，怎能让他留下来呢？端木说是，便要萧红和罗烽先走。
萧红对端木说：“你和罗烽先走吧，我肚子这么大，和他一起走，万一有点什么事，他也不好照顾我。倒是你，要是我走了，你一人留在这儿，我还真有点不放心呢。”
端木严肃地说：“那怎么行？你一个人留下来，我能放心吗？要不你先走，要不我俩一起留下来。”
萧红又急又气，大声说：“好不容易有张票，你还不赶快走，我一个女的，又是大肚子，肯定会有人来照顾的，你留下来，紧张了，谁来照顾你？我能放心吗？”
萧红果断地从桌上拿起一张船票说：“别犹豫了，罗烽，这张票你拿去，明天下午我送他上船。”
就这样，端木和罗烽上船走了。
夫妻俩互敬互爱，本是人间美事，丈夫照顾妻子，妻子体贴丈夫。一般来说，家中有什么难事，总是由男方来承担，如果反过来，人们就会有想法，认为这个丈夫怎么一点也不爱护自己的女人？特别是在这战火纷飞的年代，健康的丈夫让怀有身孕的妻子留在不安全的城市里，自己先行离开，虽然此事是妻子劝丈夫先走的，但在不明真相的外人眼里，总是说男的不好。
萧军与端木的性格、脾气不同。萧军处在这种情况，就会发火，拖也要把萧红拖上船，他认为男人受女的照顾，就枉为男子汉了。
萧红与端木一起生活时，心情时阴时晴。如靳以在《悼萧红》里提到的，说端木每天睡到中午12点，吃过饭，还要午睡。而萧红则每天烧饭洗衣服，跑来跑去买东西。有一次，端木打了女佣人，萧红跑到镇公所，还陪女佣人去验伤。萧红说：“好像打人的是我不是他！”这件事当时影响很大，梅志在《“爱”的悲剧——忆萧红》里讲到一个邻居用嘲笑的口吻说：“张太太，你们文学家可真行呀，丈夫打了人叫老婆去跑镇公所，听说他老婆也是文学家，真贤惠啊！”萧红与端木生活在一起时，感情上是有缺陷的，不然她不会说：“我好像命定要一个人走路似的……”
最后的四十四天
人们说：萧红在香港病危时，端木第二次抛弃了萧红。
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骆宾基与萧红仅见过两次，但战争爆发后，直至萧红1942年1月22日逝世的44天里，骆宾基一直守护在萧红的身边。
骆宾基在《萧红小传？修订版自序》里说：“从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开始爆发的次日夜晚，由作者护送萧红先生进入香港思豪大酒家五楼以后，原属萧红的同居者对我来说是不告而别。从此以后，直到逝世为止，萧红再也没有什么所谓可称‘终身伴侣’的人在身边了。而与病者同生同死共患难的护理责任就转移到作为友人的作者的肩上再也不得脱身了。”
端木对骆宾基是不辞而别，对萧红则说过告别的话。萧红对骆宾基说：“端木是准备与他们突围的。他从今天起，就不来了，他已经和我说了告别的话。”周鲸文证实了这点，他说：“端木初时，有突围的打算。后来因萧红的病日渐加重，改变了主意。”
那么当时端木在干什么呢？钟耀群写的《端木与萧红》里说，端木一直在外面张罗医疗费，寻找安全的地方。
当有人问起端木与萧红的关系时，端木答道；“有肆意歪曲事实，其实，也很容易理解。一对夫妇天天吵架，不可能和他们的创作成正比例。或者说，夫妇不和绝不是创作的动力。排比一下我们的创作产量质量，这个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的。”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当—个女人疯狂地爱上一个男子时，连对方的缺点都爱。但萧红认识端木时，已恋爱过，已结婚过，在考虑与端木的关系问题上，应该是理智胜过感情。也就是说，当初她已清楚地看到端木身上的一些缺点和弱点，但她还是决定与端木结婚。那就意味着能容忍端木的那些缺点和弱点，但事物是发展的，也许开头萧红并不是很清楚地意识到，由于她的性格、文化背景和所处的历史环境等等，造成最后的结局，而骑虎难下，再加上生病、战争种种原因，更使她无法离开端木。其实，萧红对端木还是有感情的，从她送给端木的两件定情物——小竹竿和相思豆上足以见之。
合 影
年3月20日的《澳门日报》上刊登了一张照片，是赵淑侠与萧军、端木、骆宾基的合影。有人说他们是“终生情敌”，吃的是“陈年老醋”，如今怎么会坐在一起拍照呢？
原来是1986年，旅欧的东北女作家赵淑侠应邀来中国开会，那天到会的作家很多，其中就有这东北文坛三老。会议结束时，赵淑侠上前说：“萧伯伯，我大老远回来，你们几位前辈都不跟我合个影做纪念吗？”萧军说：“那就照吧！”骆宾基也道：“淑侠远道回来一趟也不容易，咱们应该合影留念。”赵淑侠又对端木说：“端木乡长，坐下来一起照相嘛！”于是就有了这张令人惊异的合影。后来，当萧军一病不起时，端木还到医院去看望他。至此，东北文坛三老之间的恩恩怨怨终于有了一个令人欣慰的结局。
原载《文史博览》第四期，2003年
萧红的苦恋与创作悲歌（节选）
刘建国
萧红的一生始终是向着“爱情的温暖”，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前行的。但遗憾的是，在前行的道路上，爱情并没有给她带来多少欢乐，反而给她造成了一次次的伤痛，使她产生了浓郁的苦恋情结，承受着男人给予女性的全部屈辱与苦难。当她一有机会拿起笔进行创作时，自然会把心中郁积的痛苦毫无保留地倾泻出来。萧红说“一个题材必须要与作家的情感熟悉起来，或者起着一种恋绪的作用”a。因此，萧红的苦恋情结对她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决定了她文学创作的悲剧意识，对现实彻骨冰寒的伤感，唱出了人生一首首悲歌。
萧红一生中共有三次重要的恋爱。初恋情人是一个与她没有血缘关系的表兄陆宗舜。萧红初中毕业前夕，随同陆宗舜来到北京，入北京师范女附中学习。但是，后来宗舜和萧红在家庭的经济制裁下，不得不回到东北老家。为了逃避包办婚姻和家族中人的虐待，她又逃出家门。以后流浪街头，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与她曾经抗过婚的男人王恩甲同居。结果，萧红怀孕七个月后被抛弃在旅馆里，险些被旅馆老板卖到妓院抵债。在危难之际，萧军搭救了萧红。孩子生下来虽然死去，但萧红从萧军的义举中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满足和快乐。她便充满着对未来、人生的美好幻想，带着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婚姻中去。他们同居后，虽然生活艰难，但他们相互支持，同甘共苦，度过了最艰辛也是最美好的时光，萧红心中郁积的苦闷也有了很大的缓解。
萧红和萧军的恋爱是萧红一生中重要的转折，也是现代文坛上的一桩佳话。与萧军的结合，对萧红短暂的一生有着很大的影响，萧红在萧军的引导下走上了文坛，萧红与萧军相伴登上了跋涉文学和人生之路。这对患难的文学青年，一经结合，很快便有了他们文学的结晶——《跋涉》。这是他们自费出版的一部小说、散文合集，其中收入萧红的作品六篇。
年，在鲁迅的帮助下，萧红发表了长篇小说《生死场》。这部小说给萧红带来了声誉，被称为中国文学“难得的收获”。它在这部作品中重点揭示男权主义的重压，对女性的痛苦和人生悲剧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小说中，作者最同情的是金枝的形象。这个农家少女所追求的爱情的欢乐是与不幸同时到来的。她以一种越轨的方式与成业相恋，当善良、可爱的金枝刚刚尝到人生爱的甜美的时候，就被不懂得爱恋女人的男人残暴地践踏了她的爱情，粗暴地占有了她，使她怀了身孕，不得不在轻蔑和憎恶的压力下嫁给成业。婚后，成业只是凭男性的本能爱金枝，他把金枝看成是一种工具。作品着重地表现了金枝身为女性的不幸，她的青春与爱情受到了粗暴对待。在金枝的身上不仅渗透着作者的辛酸和眼泪，也融进了作者个人爱的痛苦和不幸。
萧红和萧军在文学上取得了成就，在文坛上有了立足之地之后，便很快暴露出他们各自的气质、性格、兴趣等诸多方面的差异。萧军有着粗鲁暴躁的性格和大男子主义作风，在家庭生活中与萧红时常发生一些吵闹，平添了萧红许多痛苦和烦恼。再加上萧军感情的转移，有了婚外恋，萧红自然更为苦恼，两人感情越来越合不拢。这对于感情上受尽磨难、脆弱敏感的萧红来讲，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因为她对于爱依附得太深了！在文学创作上，萧红的成就又超过了萧军，每当别人在萧军面前称赞萧红时，萧军总感到自尊心受到伤害，萧军因此公开反驳和贬低萧红的作品，两人都感到一种隔膜和不快。所以，萧红把这种情感创伤融入到金枝身上，金枝成了萧红真实心情的代言人。
所以，在《商市街》和《桥》这两本集子里，我们虽然看到了两萧同命运的抗争，彼此的信赖和理解，相互的慰藉和帮助，但我们没有看到两萧的爱情描写，爱情在这里成了沉默的缺席者。两萧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彼此倾慕相互需要而结合，可是，缺少共同生活的感情基础和相互的了解。萧军喜爱萧红叛逆的性格和过人的才气，萧红敬佩萧军的相助之举和疾恶如仇的性格，但这都不是爱情。特别是在二萧的感情生活中，萧军一直是以萧红的保护人自居的，在感情生活上两人并没有真正平等过。这种关系时时伤害到萧红的自尊，她对这种人身依附关系既不满又无奈。萧红要维持和萧军的夫妻关系，就必须处处迁就萧军，处处妥协退让。所以，《商市街》中表现的情绪是感伤、寂寞的，这感伤与寂寞源于爱的失落。特别是在写《商市街》时，两萧的感情已趋于破裂，在愁苦无奈、伤透了心的情绪下，萧红拿起笔，开始忆旧。在艰辛生活的回忆中，有对萧军的爱的甜蜜和快乐，也有所寄托，希望能与萧军重归于好，但更多的是孤独、痛苦和惆怅。《商市街》、《桥》的创作，正是萧红出于对自身婚恋生活的强烈感受和对萧军感情的驱使。
从1936年夏季开始，萧红和萧军感情上的裂痕越来越大，萧红陷入了更加痛苦的深渊。伤感至极，萧红曾写有使人撕肝裂肺的总题为《苦杯》的11首失恋的抒情短诗。其中最后两首写道：
十
近来时时想要哭了，
但没有一个适当的地方：
坐在床上哭，怕是他看到；
跑到厨房里去哭，
怕是邻居看到；
在街头哭，
那些陌生的人更会哗笑。
人间对我都是无情了。
十一
说什么爱情！
说什么受难者共同走尽患难的路程！
都成了昨天的梦，
昨夜的明灯。
萧红是爱萧军的，爱得专一，爱得真纯，虽然这种爱不是对等的。在他们的感情出现裂痕的时候，萧红对萧军的情感依赖仍然是很深的，她离不开萧军，她希望萧军能回心转意，不负初衷。她多次努力，对自己曾热恋过的人抱着很大的期望。但她还是失望了，等到她感到这种情感确实再无法维持时，她痛苦到了极点，她无处诉说，只有通过诗歌来抒发自己的苦闷情怀。
在这种情况下，萧红与萧军只好分手，了结了这段“苦恋”的历程。分手时，她曾对一位知心朋友讲道：“我爱他，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同志，又是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接着她又说：“你知道吗？我是个女性，女性的天空是低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
抗战期间，萧红与端木蕻良重新组建了家庭。萧红和端木蕻良的联姻，是两人感情事业发展的必然，在两人的共同生活中，他们相互影响，比翼齐飞，甚至一道写作，合写了哑剧《民族魂》，后来，以萧红的名义发表。萧红也为端木蕻良的长篇小说《大江》补写了一些章节，他们共同铸造了文学上的辉煌。但是，他们的感情生活并不和谐，特别是两人到香港后，萧红身体虚弱、多病，端木蕻良不但不能给她以男性的温暖，反而还处处时时需要萧红拖着带病的身体去照顾。萧红和端木蕻良的感情基础并不虚假，但萧红对端木蕻良没有更深的感情，特别是婚后她更清楚地看到了端木蕻良身上存在的一些弱点，她想全身心地去爱，同时也渴望对方也全身心地爱她，但实际上做不到。她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一个软弱、缺乏自信、感到无力支撑自己感情的女性。所以她一次次地失望，一次次地孤独，有“一种无法说出的痛苦”，深深地感到失望和心碎。
关注女性的不幸命运，抨击男性的软弱，可以说是萧红后期创作的基本倾向，这不仅有着她与端木蕻良共同生活四年的真实感受，也有着她初恋的深刻体验。这种感受和体验在她的绝笔之作《小城三月》中表现得更加充分。
《小城三月》叙述的是一个恋爱的悲剧。主人公翠姨是北方小镇上一个乡绅家的女儿，她的母亲是再嫁寡妇，她因此受到歧视。现代文化的春风唤醒了翠姨，使她意识到了人生的价值和权利。于是，她开始对包办婚姻不满，不再甘心命运的安排，有了反抗的意识。但多年的封建礼教又使她不敢逾越规范。她只有以“上学念书”、“治病”为由，屡次拖延婚期。后来翠姨爱上了“我”的堂哥。堂哥是一个漂亮出色的人物，在哈尔滨念书，可是由于环境的逼迫、堂哥的软弱，翠姨有了爱的欲望却不愿表白，有了爱的目标却不敢追求，只好忍受着爱的煎熬。翠姨的未婚夫是个又矮又小、土里土气的人，随着成亲日子的临近，翠姨的心事越来越重，她感到了希望的破灭，终于病倒了。“我”的堂兄去看她，翠姨拉着他的手不放，流了许多眼泪，她说：“我的脾气总是，不从心的事，我不愿意……这个脾气把我折磨到今天了……”翠姨死了，一朵含苞欲放的花朵遭到了摧残，在三月的春天里，我们听到的是一曲哀婉凄切的悲歌。
在翠姨这个人物身上，有着明显的萧红的自我反省和自我塑造的印痕。萧红由于母亲早死，长期受继母的虐待和父亲的冷遇，后来，在祖父的帮助下，到哈尔滨求学。民主自由的空气冲击着萧红封闭的心，萧红也苏醒了。当父亲包办逼婚时，她毅然出走，以顽强的斗争意志与家庭决裂，并与她的表兄陆宗舜有了恋情。可是由于环境的逼迫、陆宗舜的软弱，萧红遭到了遗弃。困扰萧红一生的，一直是两性的爱。她短促的生命之旅，饱受了太多的爱的变幻和悲哀。萧红的意志充满了新式女性的现代文化特点，追求自由和民主，可在情感的世界里，却又顺从传统文化，过于依附男性，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她自我人格的矛盾和冲突。她明知道与萧军的婚姻缺乏恋爱的基础，却迟迟不愿扯断不和谐的感情之弦；她明知道自己并不十分爱端木蕻良，却又与端木蕻良结合。可以说，不论是翠姨，还是萧红，她们的悲剧都是自己制造的。千百年来，封建伦理思想扭曲了无数妇女的人格，“三从四德”、“温良恭俭让”几乎成了她们的一种集体无意识。这种集体的无意识在萧红和翠姨身上都有所呈现，她们在一定程度上是在封建传统思想规范下走向悲剧的。
艰难曲折的人生历程、多愁善感的个性气质使萧红的思想感情紧贴着翠姨的生命体验，尤其对翠姨的生命悲剧，萧红表现得格外敏感和同情。因为萧红在创作《小城三月》的时候，她觉得自己一生乞求的爱情，原来离自己是那样的遥远。她绝望了，她觉得自己已经走到了生命尽头。所以，在叙述翠姨“家庭琐事”、“儿女情长”的平淡日常生活中，她感受到了刻骨铭心的痛苦。她在对“春天的命运就是这么短”的感叹中，流露出生命的生生灭灭无法永驻的悲哀。
萧红一生都在爱情的苦海中寻觅爱情的甜意，追求至真至美的爱，但是，不管萧红对爱情如何神往，不管她有过多少次爱情的经历，她从来都没有得到过异性真正的强有力的爱。反而使她身心憔悴，情无所寄，惨遭遗弃。萧红的恋爱是痛苦的，然而她的苦恋经历却带给她以宝贵的文学财富。从早期的王阿嫂，到后期的翠姨，都融进了她自己人生不幸的感受。她以一个饱尝了爱河中苦水的女子，来写现实生活中的苦难和不幸。她心灵的上空始终时隐时现着一片悲凉的阴云，她的创作无不是这片悲凉阴云出现时的投影。正如刘思谦所说：“从第一篇王阿嫂的死到这一篇翠姨的死，恰恰连接了女人无爱的痛苦和虽有爱却又不能爱的困境，连接了女人作为人的艰难的觉醒和无声的死亡。”
注释：
萧红《现时的文艺活动与〈七月〉》见《七月》，1938年5月第15期。
《萧红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36、137页。
刘思谦《“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99页。
原载《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的婚恋与创作》，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
《侧面》（摘录）
萧 军
就这样决定了：让他们去运城，我留在临汾，一定要看个水落石出才能甘心——我比他们强壮。
你总是这样不听别人的劝告，该固执的你固执；不该固执的你也固执……这简直是“英雄主义”、“逞强主义”，……你去打游击吗？那不会比一个真正的游击队员更价值大一些，万一……牺牲了，以你底年龄，你底生活经验，文学上的才能……这损失，并不仅是你自己的呢。我也并不仅是为了“爱人”的关系才这样劝阻你，以致引起你的憎恶与卑视……这是想到了我们底文学事业。
人总是一样的。生命的价值也是一样的。战线上死了的人不一定全是愚蠢的……为了争取解放共同奴隶的命运，谁是应该等待着发展他们底“天才”，谁又该去死呢？
你简直……忘了“各尽所能”这宝贵的言语；也忘了自己的岗位，简直是胡来！……
我什么全没忘。我们还是各自走自己要走的路吧，万一我死不了——我想我不会死的——我们再见，那时候也还是乐意在一起就在一起，不然就永远地分开……
好的。
（摘自第一章第一节）
自从1938年我们最后宣布“诀别”以后，凡属遇到的故人、老友……他们首先要问及我和萧红为什么要分开。在他们意念中，我们的“结合”是不平凡的，经过的贫困艰难也是不平凡的，又有相同的文学事业为基础，无论从某一角度来观照，似乎全没有可以分离的理由和条件。事实上在我们结合以后，彼此也没想到会有中途分手的一天，默默中也全是以“白头偕老”这一“默契”作为人生行程最后归宿为目标的。
除开故人、老友的关心和惋惜以外，也还有若干具有善意的读者们，也提出了这一问题，……这使我如何和怎样回答呢？
在我们经行的生活历程上，也并非尽属康庄大道，或者是“水波不兴”。正如一般青年男女一样，彼此之间也发生过猜疑，发生过误解，发生过“外力”的干扰。……但是经过彼此真诚坦率的说明，所谓：猜疑和误解最终总是能够烟消雾散，冰释云分；而所谓“外力”的“干扰”，经过彼此同心坚决的排除，……最后也还要以胜利而告终结。原来的两颗赤诚的心，坚贞的心，彼此爱怜的心，仍然是血肉无间地结合起来共同跳动着！呼吸着！……
但是人间的事情终归是人间的事情，总要有所变化。一旦主观、客观条件有所变化，时间、空间有所变化，共同基础有所变化，相应的人的思想、感情、理想……也必然要导致于变化。由思想到行动，如果再遇到相应的偶然的契机，由渐变也就可能导致于突变的。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这一简单的道理，任何事物的发生、发展……总是有它的一定规律可循的，因此对于我们之间的“诀别”，也就无足稀奇了。
在我的主导思想是喜爱“恃强”；她的主导思想是过度“自尊”。
因此，在我是不能具有像托尔斯泰那样“基督教”式的谦卑，说“一切都是我不好”；我也不能责备或诬枉已死者，说“一切都是她不好”，这是有背于一个作为人的动物起码品质和道德的。
因此对于这一问题，不管是对于故人、老友以至于善意的读者们，我只能采取外交官们的通行例语：“无可奉告。”这倒并非是我有什么“内怀愧怍”，不敢暴露自己的恶德；也并非“存心忠厚”对于已死者“葆其令名”，真正的原因只有以下两条：
一、回忆、复述、分析、综括……这类事，对于我来说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它并不比唱一支愉快、美丽的歌那样会使你感到一种愉快的，美的享受！每谈一次这类问题，就相同虐待自己一次，我是不愿意虐待自己……而满足于别人的“好奇心”或可感谢的“同情心”的。至于某些居心不良，别有目的的人，想从我们个人生活中间寻找一个罅洞，敲开一道缺口……搜集一点“材料”，利用这点可怜的“材料”，对于已死者可以假冒为善表示狐狸式的仁慈；对于尚存在者，可以施行豺狼式的袭击，……我没兴趣，也没有义务来满足他们这颗下贱的，贪婪的心！
二、不算历史人口，仅就今天世界现存的40亿人口来观照，人与人之间的离合聚散……的事件，不独每天要发生，恐怕每一个小时、每分钟……全会发生的。我们也仅是这40亿中的一分子，应属无足稀奇。同时我以为凡属个人私生活中的任何事件， 如果它不是牵涉到广大人民的利害，不是有损于广大人民的利益，……是可以不必过多注意、关心它们的。可能由于我和萧红全是从事文学写作的人，发表过文章，出过书，……所谓“名人”。人对于有些“名气”人们私生活方面的琐事常是怀有一种近于天真的“好奇心”，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记得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类似这样的话：任何伟大的人，如果就其吃喝拉撒睡……的方面来观察，……他和普通人并无不同的……（大意如此）。
最近在东北，似乎兴起了一阵研究萧红的热潮，其中也有我的老朋友。他们向我这里来征集材料，听取意见，……我给他们的建议是这样：
“对于这样一位作家，仅仅从事文学生涯只有十年间的历史，为我国文学事业——无论质或量、社会意义、艺术造诣——留下了不能抹杀、不可磨灭的业绩，我们是应该进行一次严肃的认真的研究和探讨的工作，我是赞成的。但是对一个作家评价是应该从他或她的具体作品效果和意义而衡量、而产生的，而不是别的什么‘属性’。因此我建议你们对她的作品本身多作具体的突入，全面的分析，全面的综合……而获得一个相应的结论，来启示读者，教育读者，……对于她生活方面的一些琐事，不必过多注意，过多探求……否则将会遇到一些难于通过的‘死角’，这是无益而浪费精力的事，……”
年秋，我又回到了我认为是“第二故乡”的哈尔滨。从1934年夏初我同萧红离开哈尔滨出走到青岛，后来到上海，而后又辗转飘流到各地……到1946年秋，大致时经约12年。当时我曾写下过一首诗：
金风急故垒，游子赋还乡：
景物依稀是，亲朋半死亡！
白云红叶暮，秋水远山苍。
十二年如昨，杯酒热衷肠！
这是写出了我当时真实的一种凄怆的心境！
在哈尔滨我曾做过群众巡回性的五十天左右的讲演。大约出场了百次上下，解答了约为千数个各项问题。
其中有一项问题，每到一个场合总要遇到的，这就是：
“你和萧红为什么、和怎样分开的？”我当时只能回避开，也只能用“无可奉告”这句话来回答那些热情的、善意的听众。因为哈尔滨和整个东北当时正在被国民党分路进攻的政治、军事紧迫的情况下，我更不宜于谈论这类属于个人性质的问题的，因此就一概加以回避和拒绝了。这倒并非我“态度骄傲”或“故作神秘”，凡事我们总应该先分清主要、次要，按缓、急、轻、重……来对待的。
在今天，在这里，我以为简括地把这“诀别”的问题略谈一下可能是适宜的。
年夏季间，这时我正流浪在哈尔滨，为一家私人经营的报纸——《国际协报》——撰写一些零星小稿，借以维持起码的生活。同时也辅助该报副刊主编老裴——裴馨园——编一些儿童特刊之类。
一天，老裴收到一位女性读者来信，请求他给以帮助，能够为她寄去几本文艺读物，因为她是被旅馆所幽禁的人，没有外出的自由……信是写得很凄切动人的。
老斐和我商量一下，要我去看看情况是否属实，我同意了。 由他写了一封“介绍信”，附上了几本书，在一个快近黄昏的时候，我到了哈尔滨道外正阳十六道街东兴顺旅馆。
由于我是以报馆编辑名义前来的，旅馆对于那时的报馆还是存有一定“戒心”的，不能不让我去见她。
旅馆人员一直领我走到长长甬路尽头一间屋子前面，对我说：
“她就住在这间屋子里，你自己去敲门吧。”这人就走了。
我敲了两下门，没有动静，稍待片刻我又敲了两下，这时门扇忽然打开了，一个模糊的人影在门口中间直直地出现了。由于甬路上的灯光是昏暗的，屋内并没有灯光，因此我只能看到一个女人似的轮廓出现在我的眼前，半长的头发散散地披挂在肩头前后，一张近于圆形的苍白色的脸幅嵌在头发的中间，有一双特大的闪亮眼睛直直地盯视着我，声音显得受了惊愕似的微微有些颤抖地问着：
“您找谁？”
“张迺莹。”
“唔！……”
我不等待邀请就走进了这个一股霉气冲鼻的昏暗的房间，——这时她拉开了灯，灯光也是昏黄的。
寻了靠窗的一只椅子我坐下来，把带去的书放在椅边一张桌子上，同时把老裴的“介绍信”递给了她，什么话也没说。在她看信的过程中，我把这整个的房间扫描了一下，由诸种征候来看，可以断定这是一间不久以前曾做过储藏室一类的地方，那股冲鼻的霉气就是由此而发的。
她双眼定定地似乎把那信不止看过一次。她站在地中央屋顶上灯光直射下来的地方，我发觉她那擎举着信纸的手指纤长，蜡形似的双手有着明显的颤动……
她整身只穿了一件原来是蓝色如今显得退了色的单长衫， “开气”有一边已裂开到膝盖以上了，小腿和脚是光赤着的，拖了一双变了形的女鞋；使我惊讶的是，她的散发中间已经有了明显的白发，在灯光下闪闪发亮，再就是她那怀有身孕的体形，看来不久就可能到了临产期了……
在她看信的过程中，我是沉默地观察着一切，研究一切，判断一切……
“我原先以为您是我在北京朋友J君托来看我的，……原来您是报馆的，您就是三郎先生，我将将读过您的这篇文章，……可惜没能读完全。……”
她从一张空荡荡的双人床上，扯过一张旧报纸指点着：
“我读的就是这篇文章……”
我看了一下那报纸，上面正是连载我的一篇题名为《孤雏》的短篇小说中的一段。——原来在老裴信中他提过我的名字。
站起身来，我指一指桌子上那几本书说：
“这是老裴先生托我给您带来的，——我要走了。”我是准备要走了。
“我们谈一谈，……好吗？”
迟疑了一下，我终于又坐了下来，点了点头说：
“好。请您谈吧！”
她很坦率、流畅而快速地述说了她的过去人生历程以及目前的处境，……我静静地听取着。……
“由于我欠了他们六百几十元钱，还不上，他们不让我再在原来的房间里住下去了，竟把我挪来这间预备客房，做过贮藏室的屋子来住了，又阴暗，又霉气！真他妈！……”
在她述说过程中，无意间我把散落在床上的几张信纸顺手拿过来看了一下，因为那上面画有一些图案式的花纹和一些紫色铅笔写下的字迹，还有仿照魏碑“郑文公”字体勾下的几个“双钩”的较大的字，问着她：
“这是谁画的图案？”
“是我无聊时干的。……就是用这段铅笔头画的。……”她从床上寻到一段约有一寸长短的紫色铅笔头举给我看。……
“这些‘双钩’的字呢？”
“也是，……”
“你写过“郑文公”吗？”
“还是在学校学画时学的……”
接着我又指点那字迹写得很工整的几节短诗问着她：
“这些诗句呢？”
“也是！……”她似乎有些不好意思了，一抹淡红的血色竟浮上了她那苍白的双颊！……
这时候，我似乎感到世界在变了，季节在变了，人在变了，当时我认为我的思想和感情也在变了……出现在我面前的是我认识过的女性中最美丽的人！也可能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她初步给予我那一切形象和印象全不见了，全消泯了……在我面前的只剩有一颗晶明的、美丽的、可爱的、闪光的灵魂！……
我马上暗暗决定和向自己宣了誓：
我必须不惜一切牺牲和代价，——拯救她！拯救这颗美丽的灵魂！这是我的义务。……
这些诗句，我今天大致还记忆着：
这边树叶绿了，
那边清溪唱着：……
——姑娘啊！
春天到了。……
去年在北平，
正是吃青杏的时候；
今年我的命运，
比青杏还酸！
……
她说：“当我读着您的文章时，我想这位作者决不会和我的命运相像的，一定是西装革履地快乐地生活在什么地方！想不到您竟也是这般落拓啊！”
事实上我当时的生活处境也确是不比她强多少的，仅从衣着上来对比，我当时只是穿了一件退了颜色的粗布蓝色的学生装，一条有了补丁的灰色裤子，一双开了绽口的破皮鞋，没有袜子，一头蓬乱短发……而已，她那“西服革履”的设想破灭了。
临行时我指着桌上用一片纸盖着的那半碗高粱米饭问着她：
“这就是您的饭食吗？”
她漠然地点了点头，一股森凉的酸楚的要流出来的泪水冲到我的眼睛里来了，我装做寻找衣袋里什么东西低下头来，……
终于我把衣袋中的五角钱放在了桌子上，勉强地说：
“留着买点什么吃吧！”就匆匆地向她道别了。
这仅有的五角钱，是我的车钱，这时我只有步行了约十里路的归程。
在临离开那家旅馆时，我到了账房了解一下她的具体情况。
据旅馆人员说，她和她的“丈夫”汪××在这旅馆已住了半年有余，除开房金以外还要供给他们的饮食，有时还要借钱使用，因此计算到现在已经欠了六百余元。一个月以前，汪某说回家去取钱，至今未回，信也没有，……我们只能把她作为“人质”留在旅馆里，等待她丈夫回来还了钱，她就可以随便走了，……
旅馆并不知道他们还是“未婚”的关系，我也没必要向他们说明他们真正的关系，只是警告他们说：
“钱不会少了你们的，但是你们不能够存心不良，别有打算的！……我警告你们！”
“我们没什么‘存心不良’，只是要欠债还钱。谁把钱给了，谁就可以领她走……”
我明知他们是“瞧我不起的”，但他们表面上还表示“客气”，因为他们知道我是吃“报饭”的，轻易是不愿得罪的。
那时期一些在大都市里开设旅馆或饭店的人，他们绝大部分是地痞、恶棍一流，和官府、流氓……全有勾结，有的就是“一家人”。后来从侧面听说，他们待一个时期汪某再不回来，就要把她卖进“圈儿楼”（当时哈尔滨道外妓馆区），而且说她是自愿 “押身还债”的，这就是她的当时可怕的处境。
这就是我和她偶然相遇，偶然相知，偶然相结合在一起的“偶然姻缘”！
年终，报社要在新年出版一份“新年征文”的特刊，我和其他朋友们全鼓励她写一写，起始她是谦逊的，缺乏自信的。……好则，这特刊是由熟人所编，文章不会落选，于是她就写了《王阿嫂的死》这个短篇（可能是它）被刊载了，受到朋友们鼓励了……这就是她从事文学事业正式的开始。
年秋天，在经济上受到一些朋友们——特别是舒群 ——热心的资助，和当时承印的“五日画报社”王××社长的帮忙，把我们所发表过的短篇小说和短文，选成了一个集子，定名为《跋涉》得以出版了。——我将永远感念这些有助于我们的朋友们！
年初夏，在延安我计划要去“五台”，当时不能成行，就随同丁玲、聂绀弩一道到了西安“西北战地服务团”。这时萧红也正寄居在该团。
正当我洗除着头脸上沾满的尘土，萧红在一边微笑着向我说：
“三郎——我们永远分开吧！”
“好。”我一面擦洗着头脸，一面平静地回答着她说。接着很快她就走出去了，……
这时屋子里，似乎另外还有几个什么人，但当时的气氛是很宁静的，没有谁说一句话。
我们的永远“诀别”就是这样平凡而了当地，并没任何废话和纠纷的确定下来了。
这一喜剧的“闭幕式”，在由延安到西安的路上我就准备了的。但还没想到会落得这样快！这“快”的原因，据我估计可能是萧红自己的决定，也可能是某人所主张，因为他们的“关系”既然已经确定了，就应该和我划清界限，采取主动先在我们之间筑起一道墙，他们就可完全公开而自由，免得会引起某种纠纷……其实她或他估计错了，我不会、也不屑……制造这类纠纷的。
早在从临汾和萧红分手的当时，我和她就说出了这一“约定”，我说：
“……我们分别以后，万一我不死，我们还有再见的一天，那时候你如果没有别人，我也没有别人，如果双方同意，我们还可以共同生活下去，……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各走各的路吧！”
尽管当时我也和聂绀弩说过这样的话：
“别大惊小怪！我说过，我爱她；就是说我可以迁就。不过这是痛苦的，她也会痛苦。但是如果她不先说和我分手，我们还永远是夫妇，我决不先抛弃她！”（见《在西安》）
既然有了原先的“约定”，她已经有了“别人”，而且又是她首先和我提出了“永远诀别”，这是既合乎“约定”的原则，也合乎事实发展的逻辑，我当然不会再有什么废话可说。
我对于两性之间的关系原则是这样：
如果我还爱着她，而对方不再爱我、或不需要我了，我一定请她爱她所要爱的去、需要她所需要的去，决不加以纠缠或阻拦；如果我不爱她了，不需要她了，她说可以去爱她所要爱的去。……不管她此后把自己的身体和灵魂交给“天使”或“魔鬼”这完全是她自己的事情了……
对于夫妻、对于朋友……我是谨守着中国这句“君子绝交不出恶言”的古老格言的。我现在还有着几十年历史的老朋友，也有中途“绝交”的，但我是尊重、珍惜……历史的，我不愿意它们被玷污，尽管我不是什么“君子”，但作为一个“人”，他们是应该有这一点尊严感的。
作为一个六年文学上的伙伴和战友，我怀念她；作为一个有才能、有成绩、有影响……的作家，不幸短命而死，我惋惜她；如果从“妻子”意义来衡量，她离开我，我并没什么“遗憾”之情！
鲁迅先生曾说过，女人只有母性、女性，而没有“妻性”。所谓“妻性”完全是后天，社会制度造成的。（大意如此）
萧红就是个没有“妻性”的人，我也从来没向她要求过这一“妻性”。
她是反对她的家庭为她所订的“亲事”，因而逃向了北京。可是她的未婚夫——是她所卑视的、憎恶的人——竟也赶到了北京。她终于在他无耻的、狡猾的纠缠下，而使自己降伏了，而且有了身孕，竟被作为“人质”，……几乎被陷进可怕的、可耻的、黑色的……无底深渊中！
可以这样说，在客观上她的一生是被她所卑视、所憎恶……的社会制度；所卑视、所憎恶的“人”……而毁灭了！
也可以这样说：在文学事业上，她是个胜利者！
在个人生活意志上，她是个软弱者、失败者、悲剧者！……
尽管在她临终之前，她曾说过这样的话：“假如萧军得知我在这里，他会把我拯救出去的……”（大意如此，见骆宾基著《萧红小传》）但是，即使我得知了，我又有什么办法呢？那时她在香港，我却在延安……
以上这就是我和萧红六年来由相识、相结到诀别简要的过程。
年9月28日海北楼
这段文字是从我所写的一本旅行记《侧面》（一九四×年桂林“泥土社”版）第一章中摘录出来的。由这段短短的记述文中，也可以理解我们于1938年夏天终于永远诀别，真正的原因和根源所在。
原载《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