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综合研究
新时期萧红研究述评（节选）
邹午蓉
一
萧红作品的评论和研究在她生前就已开始。1942年1月萧红病逝香港以及1957年归葬广州之际，报刊上曾发表了一些回忆纪念与研究文章，然而此后萧红便少为人们提起，十年浩劫期间，更是“理所当然”地被忘却了。
作为一个严肃的现实主义革命作家，萧红的坎坷身世曾牵动了许多人的心，她的爱情波折，她的不幸早逝，使人扼腕叹息，这反而怠慢了对她的创作思想和全部作品的认真研究。新起的研究者对此表示了他们的不满足，指出在过去“屈指可数的文章中，又多半着重谈她的爱情生活，她那革命的思想，几乎被爱情的黑纱全给掩盖住了”。
萧红不是一个爱情悲剧的扮演者，而是一位“反帝爱国的女作家”。把注意力从萧红的爱情婚姻转向萧红的全部生活、思想和文学业绩，这无疑是正确的。对于任何人来说，爱情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作家也不例外。研究作家爱情生活的目的只应是探讨其对作家思想和创作的影响。热衷于爱情生活的细枝末节，斤斤于矛盾过程的孰是孰非，势必会纠缠不清，使文学研究误入歧途。遗憾的是在新时期开始之时，有的研究者在这个问题上依然表现出过多的兴趣，同时在批判“左”的思潮给予萧红研究的影响时，不自觉地留有旧的批评模式的痕迹。比如把萧红爱情生活中的变故“上纲”为“不同的两种世界观、两种思想、两条道路格格不入的必然结果”之类。
对于萧红的生活道路，研究者的眼光集中在如何看待萧红的悲剧。对于萧红未去延安而去了西安、香港，对于她逝世前四年的生活和思想，看法很分歧。有的研究者尖锐地指出，萧红的不幸不仅在于她的夭折和爱情生活的跌宕，而在于她虽然对人生有理想并且对黑暗势力作过坚决的斗争，却由于感情上一再受伤，而终于陷于狭小的个人生活圈子不能毅然自拔，不能投身到劳动大众之中，不能追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因为生活的不幸而远离生活，便是萧红的终生的最大不幸”。有的论者干脆说萧红选择了个人主义的道路去了西安，她的悲剧是拘于个人感情不能自拔，坚持走个人主义道路的结果。萧红自抗战到逝世的生活与创作实际情况，没有充分的根据说她脱离了人民，脱离了时代。萧红未去延安主要原因不是由于个人感情纠葛，是出于对文学创作的执著追求。
二
萧红是不幸的。寂寞孤苦的童年，漂泊流浪的生活，使她年轻的身心俱受严重摧残。萧红又是幸运的。她的创作萌生于革命文艺的沃土哈尔滨，又在一代宗师鲁迅的引领下登上新文坛，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雨露浇灌，使她成长为一名优秀作家。短短十年间，她先后出版了《跋涉》（与萧军小说合集）、《生死场》、《商市街》、《桥》、《牛车上》、《呼兰河传》、《马伯乐》等十一个集子，计百万言作品。
中篇小说《生死场》标志着萧红创作的飞跃，这部作品出版之后“给上海文坛一个不小的新奇和惊动”a，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对于《生死场》历来的研究几乎都从“抗日文学”这一角度加以肯定，誉之为最早出现的抗日小说。新起的研究者试图另找角度来观察这部作品，从而对《生死场》的主题提出了异议。一些海外萧红研究者指出，《生死场》的主题并不在“鼓吹抗日”，“只是表达心中的印象和感情”，是“怀乡”和“人道主义”。美国学者葛浩文在他的《萧红评传》中则认为《生死场》“原非以抗日为目的，作者原意只是写出她个人日常观察和生活体验中的素材——她家乡的农民生活以及他们在生死边缘挣扎的情况，贯穿《生死场》全书唯一最有力的主题就是‘生’与‘死’相走相亲，相生相克的哲学”，《生死场》在中途转换了主题，“由农民生活一变为抗日”。国内一些研究者也相继提出了看法，有的坚持“抗日文学”反帝反封建主题说，有的提出“乡土文学”说，认为《生死场》是描写“农民对命运挣扎的乡土文学”，它的主题是“贯穿始终的农民在生死线上的挣扎”，见仁见智颇为歧异。那么，通过《生死场》所描绘的社会生活所显示出来的贯穿全篇的中心思想究竟是什么呢？《生死场》虽非鸿篇巨制，但是所反映的二三十年代的农民生活并非单色的，它既描写了东北农民在“自然的暴君”和“两只脚的暴君”下挣扎在生死线上的痛苦生活，也展示了在民族危亡时刻，农民从“蚁子似的为死而生”到“巨人似的为生而死”，走上民族解放前线的历史性转变。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决定了其主题思想非那么单一，而是多义的。
《生死场》出版在东北沦于敌手，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步步深入，全国人民抗日义愤普遍高涨的形势下，因此它产生了强烈的抗日效果，人们侧重于从“抗日”这一角度去评论它、肯定它。
有的研究者将《生死场》与萧红初期同类题材的作品放在一起考察，认为它们有着一贯的主题：揭示二三十年代东北农村阶级压迫、民族压迫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表现人民的坚韧挣扎和不屈反抗。这一主题在《生死场》中已经不是一般的泛泛的表现，而将其深入和扩展到整个“中国人的人生”。萧红所写的百十年如一日生死轮回的东北农民的人生，超越了作品所写的表层范围，成了走向反抗之前的中国人的人生概括，这种超越，使小说的主题升华到哲理的高度。研究者较为深邃的目光，透过作者所描写的生活画面和人物形象，把握了作品的底蕴。仔细阅读体味《生死场》的内容，我们可以发现萧红是从“生”与“死”这个人生根本问题上来观察和反映农民生活的。在她看来农民生活的悲剧在于生命的无意义、无价值，生与死的盲目轮回。这也许就是葛浩文所说的萧红从农民在生死边缘的挣扎中得出生与死相亲相随、相生相克的哲学的含义，其实这里所表达的正是萧红对中国人生命价值的痛切感受和改造生活方式的热切希望。
继《生死场》之后，萧红又连续出版了散文集《商市街》、小说散文合集《桥》等。研究者指出，《商市街》在萧红的创作发展上具有重要意义。它记录了作者早年在哈尔滨艰苦奋斗的生活，不但是研究萧红早期生活和创作的生动材料，也展示了30年代初日伪统治下东北城市生活风貌，以及下层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商市街》与《生死场》一起代表了萧红创作上的春天。
三
从新时期萧红研究的盛况来看，分歧较大、争论较多的是如何看待萧红的后期创作，这是评价萧红文学成就的症结。从1937年到1941年的四年间，是萧红创作趋向成熟的时期。她先后写了《呼兰河传》、《马伯乐》、《小城三月》等小说，出版了描写抗战初期社会生活的短篇小说集《旷野的呼喊》，还有大约三十篇短篇小说、散文和诗歌、剧本。对于这些作品，自40年代开始的萧红研究就作了较低的评价，历来的现代文学史著作大都承袭了这种看法，或不置一词或几笔带过。过分的冷漠反而引起了人们进一步探究的兴趣。有的研究者认为，忽视萧红在后期作品中所进行的思想与艺术探索，贬低萧红后期创作的意义，这样来评价萧红的创作成绩是草率、片面的。他们站在今天的时代高度，反思了历史上形成的观点，指出对萧红后期创作的贬低根源于以作家的思想鉴定代替对其创作的具体分析的偏颇，“从萧红的出身论证萧红在自我改造的斗争中走了‘下坡路’，又按照思想决定创作的逻辑，得出了萧红的创作也走了‘下坡路’的结论”。
《呼兰河传》是萧红后期代表作，是评价萧红后期创作的关键性作品。它倾注了萧红的大量心血和拳拳深情，在颠沛流离之中矢志不移历时三年才完成，而它的出版已在萧红逝世之后。《呼兰河传》虽没有产生《生死场》那样的影响，读者对其褒贬不一，但却不乏知音，茅盾的那篇极为精彩的长序就是明证。然而在建国以来的现代文学史著作中，《呼兰河传》没有取得应有的地位，有的即或提到它，大抵是谈它的缺陷，作为萧红后期创作走“下坡路”的证明。40年代萧红研究者评论《呼兰河传》主要着眼于作品的题材、人物。既然它的题材与现实的抗日斗争无涉，描写的人物又缺乏积极性，自然也就无多少积极意义可言。研究者指出，萧红写《呼兰河传》正是她创作个性的顽强表现，而不是她“现实的创作源泉已经枯竭的证明”。作为一个乡土文学作家，她的创作植根于她的北方故乡的生活，呼兰河，是萧红创作题材与灵感的源泉。《呼兰河传》取材于作者童年时代的生活，表现传统的旧生活造成群众的愚昧，以及由愚昧酿成的生活悲剧，真实的描绘中贯穿着萧红对劳动人民不幸命运深切关注这一贯的主题，同时，也反映了萧红对旧生活的批判和否定。研究者认为，只要不把文学表现生活的意义理解得太狭窄，不把作家评价生活的方式规定得太呆板，《呼兰河传》的意义是容易认识的。
有的研究者从探寻《呼兰河传》的主题及其酝酿提炼过程，发现这部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在鲁迅的影响下完成了《呼兰河传》主题的提炼。这就是写出普通的中国人世代经历的人生；揭示病态的人生、病态的社会心理的形成，以引起人们救治的注意，期望人们过上人的生活，具有自由、健康、优美的心灵，真正享受人类的精神文明。这一思想内核，表明了萧红思想的成长和艺术功力的加深，标志着她的创作进入了成熟期。然而，在《呼兰河传》里，那种粗犷、热烈、激昂、悲壮的“力的美”，那种新鲜而强烈的时代感消失了，这对于萧红来说，不可否认是一种退步，因而结论是“从《生死场》到《呼兰河传》，萧红的创作思想有连贯，也有转折，这种转折，一方面意味着一种退步，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思想的深化。正是这种深化给《呼兰河传》带来了《生死场》所不具备的思想锋芒和哲理深度”。
萧红后期的重要长篇小说《马伯乐》，是她作品中最少被议论、评价最低的。从40年代开始，就被论定为“灰沉烦琐”。这一观点延续至今，有的研究者依然认为《马伯乐》的主题开拓不深，政治教育意义不大，一些现代文学史著作对它只字不提，随着《马伯乐》续稿的发现和足本的出版，引起了海内外萧红研究者的浓厚兴趣。有的研究者从是否塑造了成功的典型形象，以及这个典型形象对历史以及时代有无深刻的挖掘和广泛概括的角度肯定了《马伯乐》的成就。认为作品中所刻画的抗战时期那个胆怯自私、庸俗卑琐以逃难为乐的小人物马伯乐，是在中国近现代积淀的民族悲观主义心理意识的基础上产生的。通过对马伯乐的讽刺鞭挞，作者批判了当时的民族悲观主义，因而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意义。作品还通过马伯乐逃跑途中的见闻，对抗战时期的中国社会生活作了广泛的反映。这样一部作品，对于我们了解民族的近现代历史以及认识抗战时期中国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精神面貌，有着重要的价值。
四
“萧红热”的出现，使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思考着这么一些问题：为什么萧红这样一位不入“大家”之列的年轻女作家，在逝世四十余年后还有如此深入人心的影响？为什么萧红的作品有超越时空的顽强生命力？萧红创作的独特性和价值究竟是什么？
老作家孙犁指出，萧红是走在鲁迅开辟的现实主义道路上的，“她吸取的一直是鲁门的乳汁”b。这的确是“知人”之论。鲁迅对萧红的殷勤扶持众所周知，但却少有人深入探究鲁迅与萧红如此相知相亲、忘年而交的根本原因。而这终于引起了敏感的研究者的注意。有的研究者将鲁迅与萧红的生活道路、思想倾向、创作实践、审美趣味、文学观点等作了细致的比较研究，发现了许多相一致的地方，指出“鲁迅革命家的人格，鲁迅的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真知灼见，鲁迅的美学思想和创作经验，对萧红一生的革命文学实践，发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在为数不算多的文章中，《“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一文以它深邃的洞察和理论光彩引人瞩目。指出鲁迅对萧红最根本的影响是“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观，萧红的创作属于“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这种文学观是20世纪“亚洲的觉醒”的伟大历史潮流的产物，它代表了中国以至东方文学的新时代。因此它不属于鲁迅个人，影响和包孕了中国的几代作家。当年鲁迅正是从“改造民族灵魂”这个角度，肯定了萧红创作的思想和文学价值”。文章高屋建瓴，宏观地把握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揭示出现代文学史上“父”与“女”两代的文学血缘关系的相同基因，从而把萧红创作置于“改造民族灵魂”这一新文学主潮中来考察，比起局限于《生死场》的主题是否抗日，《呼兰河传》是否真实的分析辨证，研究显然进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境界。
如果把萧红的十年创作作为一个互相联系的整体来分析，可以发现其中存在着改造民族灵魂这条思想逻辑线索。从第一篇小说《王阿嫂的死》到《生死场》、《呼兰河传》，萧红从农民的生态到心态，从对农民生活的真实描写到对国民性的反思，创作侧重点转移到集中批评病态社会心理、批判封建主义传统意识对人民的精神毒害上，这种转移无疑是由生活的表层向深层的运动，是从社会现实机制向社会心理机制的深入，体现出萧红创作的深化成熟，而不是走“下坡路”乃至倒退。从这个角度来观察《马伯乐》，也有了较为合理的解释。这部看来在萧红创作中旁出一枝的作品，其实是萧红后期致力于改造民族灵魂的重要成果。马伯乐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造就的人格分裂的畸形儿，萧红刻画了他的奴性性格，探索着他的卑微灵魂，这与鲁迅对阿Q性格和灵魂的塑造何其相似。
萧红不像鲁迅那样将描写散落在全部情节中，而是不惜中断情节的发展，进行集中的描绘。她善于从日常平凡的生活中揭示出惊心动魄的东西，惊人真实地描绘出传统历史惰力的可怕。不必讳言，由于经历、学识、思想等方面的距离，萧红对于改造民族灵魂的探索远不如鲁迅那么深广。然而萧红之所以成为萧红，能在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中占有显著地位，在于她提供了鲁迅所不曾提供的东西，即写出了我们民族、人民从“个人主义”到“集团主义”其间的桥梁，这正是萧红的历史贡献。这个任务是鲁迅提出过但未来得及完成的任务，而时代和环境成就了萧红。萧红以她对国家民族的强烈责任感和对周围现实细致入微的观察，敏锐地捕捉了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入侵而带来的社会心理与社会关系的变动，写下了“人的心的历史”、“社会关系的历史”上新鲜的一页。更其可贵的是她“不作空洞的政治呼喊，不制造虚假的生活模型”c，她的描写有无可比拟的真实性、历史感。
从“改造民族灵魂”这个角度来研究萧红，使我们对萧红创作的性质、价值有了新的认识。比如从女性文学的角度来研究萧红，是一个可以有所作为的天地。身为女性并由此饱尝痛苦的萧红，对妇女的生活和命运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和表现。研究者认为，萧红对于妇女生活命运的表现是独树一帜的。她善于从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中表现妇女的悲剧命运，写出男尊女卑的社会里妇女的不幸。与丁玲笔下的小资产阶级女性形象迥然不同，萧红写的多为农村妇女，她们不像莎菲那样有一颗矛盾复杂的心灵，而只是在沉滞的旧生活中挣扎。也许因为形象本身的单纯，对于这些女性形象的研究也显得单纯或者说单薄，远不如对于丁玲笔下的女性研究那么富于变化，几经曲折。有的研究者停留在对形象自身的浅层说明上，甚至不惜拔高形象，以此来肯定萧红女性形象的意义在于写出了妇女的反抗。我们仔细回味一下萧红所写的女性，可以发现，除了王阿嫂等少数人物死于地主阶级的直接摧残，大部分人牺牲在传统习俗之下。男人的粗暴无情，不把女人当人断送了金枝和《生死场》里众多女性的生命，而这却是世代相传天经地义的。小团圆媳妇、王大姐言行举止、生活方式出格越轨，注定了她们悲剧的结局。制造和促成她们的悲剧的并非地主老财或日本侵略者，而是她们的家人、街坊，那些诚心诚意为她们好的人，并且大抵同为女性。
有的研究者还注意到萧红创作的女姓化，认为萧红在塑造女性形象时往往融进自己的影子，她作品中的男性立场以及注重描写妇女的生育和母爱等特点，正是女性化的表现。
五
萧红在艺术上勇于探索，不墨守成规。她不相信传统的小说学：“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这种自由创新的精神，使她走出了自己的路子，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萧红体”。而这正是她的作品历经历史风雨的冲刷而不被湮没，至今仍得到广大读者喜爱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些研究者认为，把小说散文化、抒情诗化、绘画化是萧红创作的主要艺术特色。散文化主要指小说的情节结构特点。萧红的小说不围绕人物性格组织曲折完整的情节，而以感情的起伏脉络为主线贯穿事件的断片或生活场景，形成一种自然流动的结构。萧红重视情感在创作中的作用。她把充沛的情感升华为优美的诗情，以蕴藉清新的诗的笔调抒写出来，并借助诗歌“回环复踏”的艺术手法造成诗的情感和氛围。萧红还以画家的目光去观照摄取自然风光和社会人生图像，在小说中描绘出一幅绚烂多彩的画面。这些特点，使她的小说介乎小说与散文之间，“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但却“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同时形成了清新明丽、细腻沉郁的艺术风格。有的研究者则注意到萧红风格由前期明丽刚健到后期沉郁隽永的变化，并认为萧红的风格并非单调划一，而是多彩多姿的。既有女作家的婉约妩媚，却不纤弱无力。婀娜与刚健结合，细腻之中又现粗犷豪放，清新明丽与沉郁顿挫结合。近年已经出现了一些见解深刻、论证周密的系统分析、综合研究现代抒情小说的文章，对于现代散文化抒情小说的审美感知、艺术表现方法及其发展轨迹作了理论上的概括和总结。
《论萧红小说兼及中国现代小说的散文特征》一文，正因为其作者具有以上两方面的功力，取得了不同凡响的研究成果。此文从认识萧红作品真正的美质入手来发现她作为小说家的全部价值。作者的研究过程即是一种细腻、独特、达于较高层次的审美过程。与程式化的研究程序不同，作者独辟蹊径，由最基本的“文字”入手来把握萧红风格的特质，其研究风格与萧红的创作一样富有个性。作者认为萧红小说并不以“抒情性”为特征，而以“情味”为其灵魂。这种“情味”主要不是经由主体的“发抒”而是经由她特殊的文字组织实现的。萧红以传达情绪为文字组织原则，以内在的“情绪流”来组织文字，从一些用简单稚拙的方式组织起来的显得不规范的文句中透出“味”来。而与此相和谐的则是近乎稚拙的无结构的小说结构：萧红不依“时序”而用场景结构小说；不以有形的控制而以“氛围”“情调”为内在制约，这些散化情节、淡化戏剧性，浓化情致、韵味的无结构的结构，正属于中国式散文“形散而神聚”的结构艺术，它使小说化解为散文。在时下人们侈谈“断裂”之时，作者却独具慧眼，从审美意识的沟通上把握了文学史的衔接承续，指出萧红的小说美属于传统美学中“自然天成”的审美范畴。她的参差错落疏密有致的文字，消融了结构框架的结构，特有的情绪的节制与中国古代散文的典范之作体现了相似的审美理想，达到了高度审美化的境界。这种研究的价值不止于提供了一些新鲜独到的见解，还在于以其自出机杼的研究方式令人耳目一新。
六
萧红研究在短短的几年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可喜成绩。研究者们全面地考察了萧红的生平和创作道路，重新评价了她的主要作品，探讨了她的创作个性和艺术风格，使萧红研究成为现代文学作家研究中活跃而有特色的一个部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是无可讳言，需要正视解决的问题也不少。一些研究者勤于发掘整理生平史料而疏于研究作品，并由此产生了一些不负责任的考证和毫无意义的争论，显然模糊了作家研究的重点和目的。还有的研究者以主观感情代替客观分析，以溢美和过誉代替实事求是的评价。
注释：
许广平：《追忆萧红》。
孙梨：《读萧红作品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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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的批评：萧红研究回顾（节选）
李向辉
一
萧红原名张乃莹，1933年以悄吟为笔名发表了第一篇小说《弃儿》，随后写就《王阿嫂的死》，“一上场便获得好评”a。早期作品与萧军结成的合集《跋涉》在哈尔滨自费出版，“轰动东北沦陷区文坛”b。当时即有文章评论，“从广漠的哈尔滨，它是一颗袭入全满的霹雷”c。萧红最初的创作实践获得了同行和评论家的认可。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随后将多年积聚在心头对故土和乡民的印象铺展于笔下，这就是由鲁迅作序，胡风作跋的《生死场》（1935）。两位“大家”的序跋使上海文坛接受了《生死场》，也使24岁的萧红一夜成名。至今这篇“序言”和“读后记”仍是对《生死场》的权威评价，其中的字句人们耳熟能详。
在鲁迅先生那篇不足千字的序言d中，仅有五分之一涉及到作品本身。他以相当宽容的态度赞扬作品，用词也相当谨慎。“这自然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点明了这部作品结构上的弱点，“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肯定了它叙述与文笔上的优势。序言还一针见血地道破了作品中“力透纸背”的是对“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的表现。相对而言，胡风的“读后记”e的针对性则要强得多，褒扬与批评也明确得多。虽然胡风也注意到书中“写出了愚夫愚妇底悲欢苦恼”，他们“蚁子似的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但胡风更重视书中对“愚夫愚妇们”“悲壮地站上了神圣的民族战争底前线”的描写。胡风较鲁迅更强调小说中与抗日有关的部分，明确肯定了作品对抗日情绪和抗日行为的正面描写。同时胡风对作品的结构、人物塑造和语言形式的批评也相对严厉，看法很有代表性。他认为作者缺乏对题材的组织，使读者“感不到向着中心的发展”，“每个人物的性格都不突出，不大普遍”，“语法句法太特别了”，缺少锤炼。实际上胡风是从另一个角度强调和肯定了作品中对农民觉醒与反抗的表现，从而将《生死场》融入20世纪30年代文艺创作的主流，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推崇。这同时也意味着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标准衡量《生死场》，它在艺术上存在诸多缺陷，没有在典型的环境中塑造出典型的人物，它的重要性仅仅在于它表现了抗日。
虽然日后的评论家们没有忘记鲁迅先生对作品所表现“生的坚强”与“死的挣扎”的褒扬，但潜在的却是胡风文章的基调长期规定着对《生死场》的评价格局。因为《生死场》一度被作为萧红的代表作，所以对《生死场》的评价一度也意味着对萧红的整体评价。毫无疑问，这一评价没有突出萧红创作的独特性，整体评价也不高。
世纪30年代萧红还出版了散文集《商市街》、散文小说合集《桥》，短篇小说集《牛车上》。虽然这几部书在短时间内一版再版f，但在批评界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这显然与她的创作题材有关。
年萧红创作完成长篇《呼兰河传》。“当萧红写《呼兰河传》时，其他中国作家们大都在写战时报道文学、短文、戏剧，或者写抗日性的小说或短篇宣传品等作品，而很少能算文学创作g。”但对当时的萧红来说，首先要面对的就是批评界的责难。20世纪40年代影响最大的评论文章无疑是茅盾的《（呼兰河传）序》h。兼有文学家气质和文艺理论家敏锐的茅盾，准确地把握到了这部作品的动人之处，“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这与鲁迅先生的“生的坚强”、“死的挣扎”一样成为评论萧红作品的名句。但艺术上的肯定是非常有限的，“在这里，我们看不见封建的剥削和压迫，也看不见日本帝国主义那种血腥的侵略”。茅盾从“五四”即倡导写实的文学，至40年代已成为现实主义创作的代表作家和权威批评家。他对萧红这样一个以《生死场》崛起文坛的作家却“在1940年前后这样的大时代”，怀着“苦闷而寂寞”的情绪，“回忆这寂寞的小城”，认为“多少有点不可解”。而“被自己的狭小的私生活圈子所束缚和广阔的进行着生死搏斗的大天地完全隔绝”，则无疑是造成萧红寂寞心境的原因。这时的萧红仅仅是一个在“悲壮的斗争的大时代”深深浸润在“寂寞”情绪中的女作家。“这一心情投射在《呼兰河传》上的暗影不但见之于全书的情调，也见之于思想部分。”虽然茅盾的文章对《呼兰河传》不无称赞，但在当时的语境中，艺术上的有限肯定与思想上的严厉否定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他的评价与其说是赞扬，不如说是彻底否定。这也直接导致了其后评论界对《呼兰河传》的低调处理。
同期另有一些友人撰文怀念她，也兼及她的创作评价，如骆宾基、柳无忌、靳以等人的文章。其中石怀池写于1945年的《论萧红》i最有代表性。石文以一种政治评判的语调评述了萧红的一生和她的主要作品，断言萧红是知识分子“自我改造斗争”的失败者。“她没有把自己的生命与群众的生命融化成一个整体”，“一再陷于感情的泥沼里”。石文对萧红成名作《生死场》的评价完全承继了胡风的看法，并将其推向极端，认为它“充分地表现着一种相信人民的乐观主义气息”。但认为其后的创作是萧红无力摆脱个人情感和病痛的束缚，“堕落在灰白的空虚的生活泥沼里”，“现实的创作源泉已经枯竭”的证明。
无疑，这里石怀池完全以当时“流行”的政治评判代替了艺术分析——这也是建国后长期统治文艺评论界的一种语调。他对《生死场》的拔高进一步加深了对《生死场》主题的误解，对《呼兰河传》为代表的后期作品的贬低，也同样成为一种时代的误解。也许当时很多作家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为指导进行创作，但这显然不是萧红创作的指导思想。1938年夏在大后方的一次抗战文艺界座谈会上萧红明确表述过“现在或是过去，作家的创作是对着人类的愚昧”。由于创作思想与时代思潮的脱节，使得萧红在解放后长期被批评界冷落，但同样也是因为这一点导致她在新时期迅速崛起，引人注目。
茅盾和石怀池的文章从另一方面也印证了“中国启蒙思想始终是中国民族主义主旋律的副部主题”j，“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题旨被简单而武断地认为是创作走下坡路，是在现实生活里无法汲取创作源泉。由于萧红于1942年、年仅3l岁过早地逝世，很自然40年代的论断基本上延续下来成为这之后直至新时期评论界对萧红人生及其作品的评价思路。人们重复使用着“狭窄”、“脱离大众”、“走下坡路”等词语，评价萧红在《生死场》之后的创作，致使她后期更多的作品被误解、被忽视。
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一个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特殊年代，在民族战争的背景下人们采取一种相对极端的论调情有可原。这一时期造成的许多误解也极具时代的特色。但令人不解的是，解放后以至新时期，萧红研究进展不大，对萧红的评价也没有大的改观。
作为一个作家，无论从创作题材还是创作倾向上，萧红无疑都应被文学史归入“进步作家”的行列，但作为左翼作家的萧红在解放后相当长时间里，即使在唯题材论统治文坛的情况下，也没有受到重视，只在“抗日文学”或“东北作家群”的章节下会稍稍提及她的《生死场》。这里的重要影响因素显然是萧红对其生活道路的选择。随着日军入侵的深入，萧红与许多进步作家一起为躲避战乱辗转内地，曾与丁玲、聂绀弩等同行至临汾。当其他人准备北上延安时萧红却决定南下，同时决定与萧军彻底分手。延安是革命圣地，萧军是一个激进的左翼作家，萧红与两者“分手”引起了朋友的不解，也给她的进步色彩大打折扣。同时，萧红后期的写作题材虽然始终是下层民众，但因为与抗战的联系不紧密及处理题材的独特视角，使她与其他左翼作家拉开距离，对她的作品内容仅仅用“阶级”、“剥削”、“工农”、“觉醒”等等字眼难于展开有效的讨论。这样，评论界对萧红的创作基本上形成一种共识，即《生死场》曾经有力地表现了人民的觉醒和抗日行为，大大激发了后方民众的抗日热情。《呼兰河传》则仅仅是个人寂寞情怀的写照，而对长篇《马伯乐》基本不置一词，而其中最能体现萧红进步性的无疑是《生死场》，她个人也就被简单地概括为“抗日作家”。
文学史对萧红的轻描淡写与萧红自身的价值并不相称。那些因政治原因走红的作品，当我们远离了迫切需要宣传鼓动的年代，也就很容易发现它们艺术上的粗糙。相反那些内容与政治形势结合并不紧密、在当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却做到了与形式完美结合的作品，渐渐体现出隽永的魅力。基于这种认识，导致了新时期十年文学批评的高潮迭起。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文学研究的重点是摆脱极左思潮的干扰，发掘那些因政治原因被掩蔽的文学大家身上的另一种光彩和被忽视的中、小作家。到80年代后期延续至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已进入了更为广阔的空间，研究者具有了相当大的自由度，可以选取各自的契入点，以审美感受为基础，借鉴西方文艺理论的成果分析作品和作家。
新时期的萧红研究也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萧红研究有过一个小小的热潮，这一热潮是由东北的评论者掀起的k。它的直接后果是大量研究文章问世，除生平考证、作品考证和怀念回忆等资料性文章，也包括一定数量的研究论文。这些针对萧红作品的文章带有鲜明的“拨乱反正”的时代特色。
这一时期最突出的是和“萧红生平”有关的研究。在作家研究中，生平研究也许没有作品研究重要，但对生平的了解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作家、作品的认识，却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对萧红来说，这个时期人们对她生平的兴趣大大超过了对她作品的兴趣。这一方面与萧红坎坷的人生经历有关，另一方面也起因于与萧红有瓜葛的许多当事人当时仍然健在。但有趣的是，生平资料的研究不仅没有带来问题的澄清，反而引起了更大的争论。他们“对于具体史料的看法上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l，比如萧红的出身、生日和许多家庭背景资料。而且由于一些当事人的介入使得许多简单的问题更变得扑朔迷离。这些争论的问题和争论的声音在葛浩文（Goldblatt）的《萧红评传》里有清晰的反映。“萧红这段苦难日子（指1931年前后在哈尔滨——引者注）的问题，近几年来引起了很激烈的争论，原先的小谜至今成为大谜。”m类似的“谜”在萧红的生活中还有很多。恐怕没有哪位作家的生平像仅有31岁生命的萧红这样充满疑点，究其原因不外两点。第一，萧红不幸的人生实际上始终与一些卑劣的人和事有关。我们不否认这里萧红自己也要负一定责任，但当萧红去世四十多年以后，当事人却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致使一些简单的史实无法确证，却不得不让人在遗憾之余为萧红、也为文学觉得悲哀。第二，萧红很少直接言及自己的经历和感情纠葛，除散文集《商市街》外，她更是很少将这些作为创作的题材。这种“不言”的状态不仅加深了她生平的“谜”，也反映出萧红创作时选材的特殊性，她有意无意地避免把小说当做“一种向别人倾诉自己的工具”n。
因为过多地纠缠于萧红身世，她与萧军、端木的感情纠葛及萧红革命道路的选择和进步性等问题在这一时期的研究进展并不大。很显然，至此问题的关键已不是事实的真相，研究者注重的应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对萧红创作的影响。
我们已提到美国学者葛浩文博士的著作《萧红评传》，无论就其内容的启发性还是著作的影响力而言，它都是有史以来萧红研究中最重要的一部著作。这本书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港台出版，80年代中期在大陆印行。该著作不仅资料翔实地考证了萧红的一生，而且结合创作背景评价了萧红各时期的创作。此外，作者更着力于考察萧红作品的独特性和价值所在，从而力图为萧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寻找合适的位置。这一努力无疑是卓有成效的。作者不仅肯定了萧红具有多方面的创作天才，肯定了她对生活敏锐的观察能力，优美简洁的文笔，对世事超乎常人的感应能力，而且澄清了关于萧红的许多误会，包括所谓“抗日作家”，包括他对《商市街》、《马伯乐》等无人问津的作品的肯定。作者在书的最后指出：“自1949年后至近几年来所写的文学史中，萧红竟被列入二流作家。她的私生活成了人们讨论的题材。”“萧红不但不能和当时中国文坛巨子……相提并论，甚至也不如那些不及她才气及知名度的一批‘政治’作家。”然而作者有信心，“当许多在民国时代（1920—1940）的作品，因受时间限制而遭读者唾弃时，而萧红的力作将因它们历久常新的内容及文采，终究会使她跻身于中国文坛巨匠之林。”
年，哈尔滨出版社为纪念萧红诞辰80周年，出版了《萧红全集》。资料的完备无疑有利于研究的深入开展。同年，另一本研究专著《萧红现象》出版p。作者皇甫晓涛认为萧红的文学命运集中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令人困惑的诸多问题，通过对这一“萧红现象”的透视，可以把握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中的几个困惑点，诸如个性主义与集体主义、反帝与反封建、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等，从而将对萧红文学命运的思考提升到了文化学的高度。如果我们认为让萧红来承担这一系列的文化困惑她还略嫌单薄的话，那么在这种对比中我们还是很清楚地能看到萧红作为一个在30年代崛起的作家，她创作的独特性和价值所在。
总的来说，80年代初期的“萧红热”显得过于虚浮，缺少高质量论文和有深度的研究成果支撑，“‘量’的发现并不能为这名字增添什么”q，“热度”消散之后，萧红研究明显降温，但陆续发表的一些著作及论文则表明萧红研究正步入健康的发展渠道。
二
新时期的萧红研究热潮虽然导致了大量的研究论文发表，在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萧红的声誉，但却很难说取得了与之相称的研究成果，除了上面提到的两部著作和少数有分量的文章外，多数论文仍然徘徊难进，尤其没有在改变文学史对萧红的既定评价方面产生重要影响。新时期的文学研究可以说已拥有相当宽容的政治环境，摆脱了外界的羁绊并拥有了良好的研究基础后，是什么在束缚研究的继续深入？我们认为，研究者或一时难以转变沿袭的旧思路，选取了不适宜的研究尺度，成为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
．东北作家群
无疑，萧红隶属于东北作家群，且有相当一部分评论文章是将她置于这一背景下进行探讨的。东北作家群是指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那些流亡关内，以怀念故土、揭露日军侵略暴行、讴歌东北人民反击侵略的英勇斗争为题材进行创作的作家们。萧军和萧红各自的成名作《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为“东北作家群”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这一背景下讨论作家的作品，无疑会着重强调创作题材与抗日的联系。萧红的一夜成名与《生死场》中抗日的描写密切相关，《生死场》也成为东北作家群的代表作。然而当后来萧红能够更加从容地提笔写作，作品的内容并不与抗日紧密关联时，如果仍然坚持在“东北作家群”的背景下审视她的作品，就难免认为它们仅仅是一己情怀的悲吟，脱离了“大时代”、疏远了反抗侵略的民众，成为萧红创作“滑坡”的证据。但需要明确的是，东北作家群作为一个流派并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流派和风格特色，他们更多的是因为出生地、经历和写作题材的相似而被批评家概括为流派的。显然“东北作家群”作为一种理论框架对探讨萧红的全部作品和整体风格显得过于狭窄，它不仅限制了对《生死场》主题意蕴的开掘，而且抹杀了萧红后期艺术更完美的作品。
．抗战文艺
与东北作家群相似，抗战文艺是指那些以宣传抗战、反映抗战、歌颂抗战为主旨的作品。萧红写作的年代正值抗战的时代，《生死场》也是公认的最早涌现出的这一类作品的代表，正如鲁迅和胡风的序跋所评论的那样，它引导大后方的人民看到了日寇在中国东北那片沃土上的侵略暴行，这不仅大大激发了人民的抗日情绪，也给委靡的上海文坛带去了新鲜的活力。当侵略仍在继续，当民族抗战正全面展开，曾为抗战文学开风气之先的萧红却放弃了眼前的“伟大”题材，去回忆童年，这无疑会被认为是“走下坡路”。虽然萧红也创作了《黄河》、《汾河的圆月》、《北中国》和《旷野的呼唤》等以抗日为背景的小说，但均非对抗战的正面描写。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这种题材下萧红没有选择简单的歌颂或暴露，她更关注战乱对个体造成的精神伤害。长篇《马伯乐》则揭露了抗战中四处逃窜的知识分子的灰色行径，同时也提出了一个更为严峻的问题，都市里的“文明人”是否真正脱离了愚昧，改造民族灵魂的道路仍然十分艰巨。显然这与抗战文艺所提倡的昂扬格调背道而驰。这一框架下，萧红创作的价值仍然难以显现。
．抒情小说
“抒情小说”是一个未被严格界定，但又被广泛使用的概念。在小说与诗歌之间有着广阔的地带，抒情小说无疑是这一地带上一个醒目的现象。简言之，它是指那些削弱小说的叙事功能，转而加强其抒情功能，以抒发感情为主调的小说式样。因为抒情色彩在萧红的作品中非常明显，所以涉及萧红小说的“抒情性”、“情绪化”、“散文化”等方面的文章有很多。集中在“抒情小说”这一名目下的中国现代作家开列出来是长长的一串：鲁迅、郁达夫、废名、沈从文、萧红、端木蕻良、师陀、艾芜、孙犁等，无论用哪种尺度衡量，这一长串名字的涵盖面都不算小。诸多人生理想和人格实践、创作倾向和风格特色迥异的作家被集中在“抒情小说”之下，他们之间的联系到底有多少？正如一位论者所言“抒情性，是一种太过空泛的概括，因包容过大反而弄得缺乏意义。”r萧红小说并不以‘抒情性’为特征。萧红作品的情绪特征在于浸透文字的‘感情意味’。”s的确，当论者缺乏赵园出众的艺术感受力和良好的理论功底时，讨论萧红小说的抒情性往往演变成摘取段落，泛泛而谈。在这里有一点值得一提，我认为在萧红研究中，研究者自身能否与萧红的心灵产生强烈的共鸣，决定着研究的成功与否。新时期萧红研究蜂拥而上，但研究者不注重自身与萧红内心的契合程度，从而导致许多论文言之无物，这实是“萧红热”缺乏成果的深层原因。另一方面也如前文所说，萧红的魅力非常娇嫩，它的展示往往受制于许多外部条件，她不是大江大河那样的壮美，让人一触目即为之震撼，为之感染，她更像荒野中的一朵野百合，娇嫩、动人，等待被发现。
．女性文学
以小说描绘了一个时代妇女生活的女性作家萧红，自然成为女性批评探讨的对象。而这个看来与萧红如此贴切的概念是否能够妥善地安置她呢？我们很容易发现，甚至在一些专门讨论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论文t中，也往往对萧红提而不论。显然这与萧红的价值并不相称。与其他女作家相比，萧红可以说卓尔不群。跟庐隐、冯沅君、谢冰莹以及后来的苏雪林、苏青等的创作相比，萧红没有将自己的经历作为创作的重点，“她没有在作品中沉溺于个人情感和经历，更没有随意放纵和宣泄自我”u正如前面论述过的，因为她的过分“不言”甚至造成了她一些生活事实的混乱。虽然萧红的小说中有大量女性人物，但她们决没有梦珂、莎菲那样鲜明的性格特征，有时甚至没有名字，只是很简单地被叫做“王婆”、“李妈”，她们的作用更多是作为背景或一种女性角色，叫什么并不重要。虽然与丁玲同为左翼作家，但萧红却坚持“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v的身份，与始终走在时代尖端的丁玲无论是个人命运，还是文学命运上都形成鲜明对照。而与冰心、凌叔华、张爱玲等出身和受教育程度都较好的作家相比，仅仅中学毕业的萧红以其创作面的广泛、作品深厚的悲剧意蕴和她对笔下人物倾注的深切关怀，表现出了“非女性的雄迈的胸境”w。即使在萧红那些以女性为主角的小说中，我们也很难说萧红关注的仅仅是女性的处境，萧红认为“人生并没有分别着男人或女人的”x，显然她关注的重心是人的处境、弱者的处境。萧红的作品不仅没有与她的人生经历表现出显而易见的关联，而且更不仅仅关注女性的处境，这就使得本身过于简单化、类型化的女性批评显得有点儿无能为力，对她的提而不论也就不奇怪了。
注释：
（美）葛浩文. 萧红评传［M］. 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86. 29. 69. 137～138. 34. 184～
铁峰. 萧红年谱［A］. 萧红全集［Z］. 哈尔滨出版社，
转引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1（3）：
鲁迅. 《生死场》序［A］. 萧红全集［Z］. 哈尔滨出版社，
胡风. 《生死场》读后记［A］. 萧红全集［Z］. 哈尔滨出版社，
茅盾. 《呼兰河传》序［A］. 萧红全集［Z］. 哈尔滨出版社，1991. 704～
石怀池. 论萧红［A］. 石怀池文学论文集［C］. 上海：耕耘出版社. 1945. 92～
汪晖. 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J］.文学评论，198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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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虹. 关于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考察［J］. 上海文论，1989（2） 游友基. 女性文学的嬗变与发展［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4（4）
刘慧英. 走出男权传统的藩篱［M］. 北京：三联书店，
王富仁. 中国现代短篇小说发展的历史轨迹［J］. 鲁迅研究月刊，1999（10）
原载《兰州大学学报》第四期（社科版），2000年
走向世界文坛的女作家（节选）
——国际萧红学术研讨会综述
冯 韧？志 军
年9月5日至8日，规模盛大的“萧红文化节”和阵容可观的“国际萧红学术研讨会”在作家的故乡呼兰河畔同时举行，使“萧红热”达到了20世纪的最高温度。
研讨会共收到中外专家的论文109篇，并有一套“萧红文化节丛书”及其他萧红研究专著共七部书稿a在大会交流。现将研讨会及论文中涉及的几个主要问题综述如下。
一、关于萧红研究的回顾与评议
关于萧红作品的评论和研究，早在女作家生前就已经开始了。鲁迅和胡风分别为《生死场》所作的序和跋，可以说是开了萧红研究的先河。1942年萧红病逝于香港，1957年萧红归葬广州银行公墓，当时报刊出现了不少纪念和研究文章。较有影响的有茅盾《论萧红的〈呼兰河传〉》，许广平《忆萧红》，《追忆萧红》，柳亚子《记萧红女士》，丁玲《风雨中忆萧红》，绿川英子《忆萧红》，端木蕻良《纪念萧红，向党致敬》等。之后的若干年间萧红的名字便很少为人提及了。从1979年起，萧红才像东方一颗升起的新星那样，重新引起研究者的瞩目，萧红研究才形成一定的规模。
新时期萧红研究的起始阶段，研究者的眼光集中在下列几个方面：一、对于萧红生活道路的研究；二、关于萧红身世的论争；三、关于萧红作品思想价值的研究；四、关于萧红作品艺术风格的研究；五、关于萧红后期作品思想倾向的论争。这些研究成果固然普遍带有传统研究模式的烙印，但在荒芜已久的学术园地上能萌生如此勃发的新芽，是有其不容忽视的历史功绩的。其后许多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其资料大都来源于这些奠基者和开拓者。经过十多年的耕耘，萧红研究成果丰盈，研究萧红的论文数以千计，仅萧红传记就达十几部之多，规模较大的萧红学术研讨会就举办过五次。
时至今日，萧红研究有哪些变化呢，或者说萧红研究有哪些新的视角呢？本届研讨会为我们提供了部分答案。
曹革成（北京出版社编辑）《无华秋水与波平——萧红研究现状刍议》认为，萧红研究正转向深入。一则对她的生平，随着越来越多她同时代人的回忆材料发表或挖掘，及实物资料收集的愈加重视和丰富，对女作家的生平研究已从挖掘、收集阶段进入了去伪存真、严谨考证阶段，从而对萧红本人真实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念、思想追求等有了新的认识。二则对她的作品，由于生平研究的新进展，直接有助于对她已往作品的新认识，特别是对女作家后期作品的研究已产生近于质的变化，终于从囿于她所谓“不幸”的生活小圈子里走了出来，正向多侧面、多层次展开。
孙延林（呼兰河萧红研究会秘书长）认为，萧红研究成熟和深入的标志有四个方面。一是对萧红作品的整体研究，研究者把萧红创作放在时代文学的大潮中去审视，因而能深刻地体察其作品的地位和价值；二是在深刻挖掘萧红作品思想意义的同时，侧重于其作品艺术风格、审美特征的研究，因而更能捕捉到萧红创作的个性特征；三是对萧红后期作品的重视，《呼兰河传》格外得到众多研究者的青睐，因而从“消极”之作、“落后”之作的灰暗阴影里走了出来，带上了明丽的色彩；四是研究方法的更新，诸如采用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用先锋派来界定萧红的创作等，因而使萧红研究带有更强烈的现代意识。
李计谋（呼兰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教授）在《“萧红现象”的文化阐释》中重新分析了产生“萧红热”的六点原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双百’方针得到恢复、落实、发展；萧红故乡人民和各级政府对这位能引以为荣的女作家的价值的重新评价；萧红一生富有由文学成就和爱情婚姻合成的双重变奏的传奇性吸引着人们；十足的女性化文笔使其作品具有引人的品格；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臻于成熟的艺术风格。”他认为“萧红热”的最根本原因是由于她的作品具有艺术打击力量，适应了海内外广大读者的需求，首先是人本的审美需求，然后才是通过审美途径各得政治学的、社会学的、文化学的、人类学的、民俗学的、方志学的……满足。“萧红现象”是由作家本人、读者、研究者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由社会文化、审美心理自然推导而成。但“现象”终要成为历史，但愿萧红及其作品能得到永恒。
二、关于萧红作品的思想倾向和社会价值
本届研讨会引人注目的观点反映在萧耘（北京作家协会副秘书长）、王建中（《北京工人》主编）提交大会的《漫谈萧红——萧军、萧耘父女恳谈录》中，这份“恳谈录”着重介绍了萧军对萧红人生、理想、气质、性格及其作品的看法。“恳谈录”认为“萧红的基本体性是神经质的，是消极浪漫主义的。客观上是有革命的作品，至少反映了那个时代；主观上，她不是革命的，她时时在矛盾之中，两重性，甚至几重性的心理，一种是自骄的心理，一种是自悲的心理”。“她不了解延安，她害怕‘革命’，她把延安想得太苦了，因为她身体太差，必然也就生理影响了她的心理。”“萧红的作品，最终的结果，是给人一种消极的阴暗的感觉，对人生是失败主义，就像俄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一样，她的作品缺乏阳刚之气，缺乏一种斗争的、积极的生存力量。”
“恳谈录”的上述观点引起了与会专家的强烈反响。钟汝霖（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认为，“恳谈录”中某些评价不符合萧红及其作品的实际，也和前辈学者的评价相左。鲁迅说萧红的《生死场》“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力透纸背”。读它“会给你们以坚强和挣扎的力气”。这不正是“一种斗争的、积极的生存力量”吗？萧红作品“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的精神不仅仅体现在《生死场》中，而且贯穿她作品的始终，即使在《呼兰河传》和《小城三月》中，我们仍可在淡淡的哀愁中，听到女作家不甘寂寞的呼声，给人以“积极的生存力量”。萧红具有新时代中国女性自尊、自强、自立的抗争精神，这种精神使她在任何艰难困苦中都没有绝望过。纵观萧红的创作，整体上是革命现实主义的，根本不是如“恳谈录”所说的什么“消极的浪漫主义、唯美主义、个人主义的结合体”。
就萧红创作思想倾向问题，许多学者发表了各自独到的见解。
何平（天津杨柳青画社编辑）《唱着所是，颂着所爱——试论萧红早期的小说创作》认为，萧红一踏上文学之路，就能鲜明有力地抨击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就能自觉地把自己的创作紧密地和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事业联系在一起，“表明了鲜明的革命性和较强的思想性、战斗性”，“没有任何无病呻吟，也没有任何超越之感”，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和作品的主人公同呼吸共命运。
铁峰（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萧红论》认为：“萧红的思想是敏锐的，具有大胆的求新精神，敢于揭露新问题新矛盾，反映了人民的心声和时代的最强音。”她的创作获得成功，“主要就在于她的创作目的非常明确，萧红从事文学创作既非为了当作家，亦非为了卖文糊口，她自从写作伊始，就是为了揭露日伪统治下的社会黑暗、人民生活的疾苦，反映人民的觉醒、反抗和斗争，表现抗日救国的时代最强音”。她的小说、散文、诗歌揭露了社会的不合理现象，歌颂了共产党员的革命活动，在批判了一部分人的愚昧的同时，也赞美了一部分人的觉醒，所以创作倾向具有时代性、超前性和革命性。
姜志军（《呼兰师专学报》副编审）《论萧红小说的美学特征》认为，萧红的创作“由始至终遵循的都是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从一开始，她就把创作的视野投向了社会现实生活。当一些小资产阶级作家还在写风花雪月、写革命加恋爱的流行题材时，萧红却紧紧地把握着时代的脉搏，写自己对社会生活的体验和感受，她写劳苦大众的贫困饥饿，写封建地主阶级对人民的剥削压迫和残害，写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写一些人的愚昧、麻木、觉醒和反抗，揭示了一幅幅惊心动魄的人生图画”。这说明萧红具有革命的思想，创作是具有革命功利主义的。
陈隄（黑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论继承与发扬萧红文学遗产问题》认为，世界观决定创作方法，决定作品的思想倾向。萧红“她所处的时代以及生活环境，所读的进步书刊，已经确定了她的世界观具有社会主义因素。反帝反封建，及至全面抗战爆发，她又全力以赴地参加抗战，这就是她的世界观，她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导致她的作品享有传世的命运”。
陈世澄（《北方论丛》编辑部副编审）《从为劳苦大众鸣不平到“对着人类的愚昧”——萧红创作思想和审美情感的嬗变》认为，不应一成不变地看待萧红创作的思想倾向。“由于时世的变迁和个人的遭际，萧红的文学作品有着深刻的时代烙印和鲜明的情感脉络。”“抗战以前，萧红以阶级对立的观念观察生活，认识生活，反映生活，她的审美情感带有明显的阶级论色彩。地主、资本家都是丑恶的象征、批判的对象，广大劳动人民都是美的善的好的，都是她歌颂的对象。抗战以后，由于统一战线的建立，她把笔锋转向宣传抗日和揭露‘人类的愚昧’，创作的重点转移到集中批判病态社会心理，批判封建传统意识对民众的精神毒害上。”萧红这种创作思想显然是受到鲁迅创作思想的深刻影响，她开始把“改造国民的灵魂”作为自觉的艺术追求，因此不是单纯地表现民族意识的觉醒，而是在“对传统意识和文化心态的无情解剖中，向着民主精神与个性意识发出深情的呼唤”。从这一视角审视，我们才能更深刻地认识萧红作品的思想价值和文化价值。
三、关于萧红作品的美学追求和艺术风格
萧红是一位反叛传统、个性鲜明的女作家，她在艺术上勤于学习，勇于探索，从不墨守成规，她曾向传统的小说学发出挑战：“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b这种反叛传统、自由创作的文学观，使萧红作品不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呈现着独特的艺术风格，反映出充满现代意识的美学追求。
陆文采（辽宁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论萧红创作的艺术特色》认为，“抒情写性，融进自我”是萧红作品内容上个人风格的突出体现，萧红主张“一个题材必须要跟作者的感情熟习起来，或者跟作者起着一种思恋的情绪”c。因此，萧红的作品有浓郁的色彩，透露出鲜明的个性。我们在她早期的诗歌创作里，可以看到她的快乐、悲哀的神态，寂寞、痛苦的呼喊；在《生死场》的某些人物形象上，可以看到她在人生的道路上的挣扎；在《商市街》里，我们可以听到她为追求真理的呐喊，在自传性的《呼兰河传》中更可以看见萧红的身影。这使她的创作如屠格涅夫所说，不断去表现“自己特有的声音，其他任何人喉咙里发不出的声调”，萧红以清新而明丽的笔致，将她思想的情愫和浪漫的诗情，汇成了诗意的潜流，尽情地倾注到她要写的人物身上，表现出萧红“个人性格的秘密”，所以读她的作品，使人感到情真意切。
有的研究者用“新、奇、特”来概括萧红在艺术形式上的美学追求，得到了部分学者的共识。
所谓“新”，是她表现手法新。如她的小说，不太注重塑造人物，编织情节，而是松散自如，注重写情绪的流动，写感觉，具有散文化的倾向，是一种具有超前意识的“新小说”。她的散文语言新颖、清纯，有意境，节奏感强，品来很有韵味，所以也很“新”，新得有点像诗，更像散文诗，她的诗清新流畅，如泣如诉，似吟似歌，别有情趣，在30年代诗坛上，在诗林的大丛中，也够得上新鲜别致了。
所谓“奇”，是她将相互矛盾的美学特征糅合到一起，产生了一种“奇异”的审美效果。
姜志军认为，萧红的作品，一是“壮美与优美的和谐统一”。具体表现在“她往往撷取壮美的题材，而在表现时又糅进了优美的情调，使人在品读她的作品时既产生波翻浪涌的雄浑、惊喜、愉悦感，将人的精神推向崇高境界，又松弛心弦、淡泊心境、陶冶性情，在比较轻松的意境中去体验那种‘小巧’、‘柔和’的优美感”。“那生死场的挣扎与抗拒，那大北方的雪野空濛，那大泥坑的神秘莫测等等，那‘小题大做’，惊心动魄，破格运笔，气势恢弘，是‘壮美’的妙笔，而那后花园的人淡如菊，呼兰河的清波翠柳，小城三月的熏水嫩绿等等，又是‘优美’的佳思之处。”
二是“悲剧与喜剧的有机结合”。萧红的作品，就内容而言，很多是悲剧性的；而表现方法，又是喜剧性的。所以在品读她的作品时，产生的美感很特别，既不是太压抑，也不是太轻松，而是一种“含泪的微笑”，让读者在“啼笑皆非”中，去感受和思考作家的深沉用意。
三是“浅白与深刻的相辅相成”。萧红的作品在遣词、用句、谋篇、选材上都是较“浅白”的，语言平白如话，似行云流水，谋篇不拘一格，信手写来，题材多是身边之事，不追求虚玄，而在思想上却注意挖掘，注意升华，突出一种深刻沉稳的意念，力争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浅白与深沉的相辅相成。
四是“情感与景物的水乳交融”。萧红善于用油画般的笔触，去涂抹生活的形象和色彩，抒发世间的人我之情。她往往将主观情感蕴涵在景物之中，使景物有了深意，有了生命，平添了美感。她不但能写景悦人目，言情沁人心，而且能将情景融为一体，做到文中有画，画中有诗，含情能达，会景生心，体物传神，灵通新颖，具有一种诗意美。
所谓“特”，就是她的叙述方式和审美效应很“特别”。孙民乐（黑龙江大学中文系讲师）认为，“《呼兰河传》对民族生态、心态以及与文化传统、生存惯性的关系的精深思考，有着许多现代作品所难以企及的广延性和开放性，女性的命运，民族的根性乃至对人类生存境况、生存目的的终极追问等当今依旧令人困扰的主题，均极为感性地横陈于萧红的笔下。弱于理智裁决或是预感到悲剧的必然性而无意于理智裁决的写作策略，保留了主题的最大开放维度，矛盾万状的情态；苦闷至极，无枝可栖的灵魂；无法整合的境遇感；世界的荒谬感、现代人的反讽态度，无不可以从中找到共振和默契。”h就此而言，萧红确是一个具有现代精神气质和艺术理想的先锋作家。
萧红的小说不太像“传统”的小说，散文不太像“正规”的散文，这也是她作品的“特别”之处。对此，茅盾在评价《呼兰河传》时有过人们熟知的精彩论述。造成这种“特别”效果的原因，是萧红在叙述形态上不是纯粹的写小说的手法，而是游移于散文、诗、自传、杂文、小说之间，并且将小说的主人公由传统的写人改成了写“呼兰小城”，所以就产生了这种“特别”的效果。她的所有作品都是这样，不是“语言”特别（有的妙不可言，有的俗不可言，有的土不可言，有的还像是病句），就是“结构特别”，不是“人物特别”就是“视角特别”，总之，有些和别人的不一样，有点超前意识，这也是她作品的可贵之处。
对萧红作品的艺术风格，与会学者也各有看法，有人认为“散文式的、细腻的、抒情的、诗人的笔触，语言朴素、含蓄、隽永”i是萧红作品的艺术风格。
有人认为，萧红的作品“充满着忧郁的灵性，但又不囿于忧郁和哀伤”，“是一种苦涩的美，一种轻声吟唱的小夜曲”j，这是萧红的审美风格。
李重华（大庆市职工大学副教授）认为，萧红的作品主要显示了北大荒的鲜明特色，具有“北、大、荒”的色彩、味道和习俗，体现了“凝重、粗犷、直率、明朗”的艺术风格k。有人赞同萧红作品具有“北大荒”特色的观点。“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来说，萧红创作的基本风格是悲怆沉郁，质朴鲜丽。”在地域特色方面，萧红将北大荒的春夏秋冬景和主观情相糅合，创造了一种荒淡、古远、原始、粗野的意境。在风土人情和地方文化方面，萧红是不惜笔墨，大力铺陈，不作评价，客观流露，让读者在看画、品诗、吟歌中自己去思考、去玩味、去扬弃。作品呈现着一种质朴鲜丽的蕴藉美。在作家的主体方面，她因历尽坎坷，爱憎分明，养成了一种是非善辨，疾恶如仇的性格，豁达沉静的气质，不拘一格的追求，使其作品悲怆沉郁，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萧红式”l。
四、萧红与其他作家的比较研究
作为作家坐标系中的一个坐标点，萧红有她应有的地位和个性，但她并未脱离这个坐标系，她会受到其他坐标点上的作家的影响，会与其他作家产生相通之处。将他们进行一下比较研究，也有利于拓宽对萧红的个体研究。
李计谋将萧红起步的艺术视野和表现角度与中国现代的一些女作家进行了比较，在大体勾勒陈衡皙、冰心、庐隐、冯沅君、凌叔华、苏雪林、丁玲、白薇等女作家创作概貌的基础上，论者指出：“萧红没有重复她前一代和虽属同代却早几年跃上文界的女作家的创作老路。标志之一是，她严格回避了令她吃尽苦头的爱情婚姻不幸，也不想让文路囿于知识分子群的小世界，而是把笔触伸向了底层劳动人民和时代主潮的大世界，她当时虽说远离革命文学中心上海，却自觉地跑步站在了左翼文学旗帜之下，把革命功利视为艺术第一要著，即使艺术尚很稚嫩与粗糙，但其创作思想不能不说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庄严的使命感的体现。标志之一是，她并没有效法某些青年左翼作家革命浪漫蒂克的创作模式，如果要这样做那是很现成的，只消把她如何抗婚终至落难于东兴顺旅馆，后如何幸遇搭救，又喜结良缘，最后走上革命文艺道路的经历，稍加点染衍化就是一部髦得合时的‘革命+恋爱’的畅销书了。然而她宁舍易于走红的题材，而利用地主欺压农民，农民苦不堪言铤而走险的见闻，带着北方农民的粗悍和塞外荒原的泥土气息，向鲁迅所开辟的现实主义靠拢了，即视‘左翼’为师，为政治方向，又在创作中不赶潮流，这是另一个层面上的难能可贵。”“如果用政治视角审视萧红的创作，从《王阿嫂的死》到《生死场》业已达到了她文学生涯中革命功利小说的巅峰。”m这是萧红创作的第一个阶段，主要是以《生死场》为代表的“自叙传式叙事作品”。
第二阶段她转向了创作“乡土文学”作品，此类以《呼兰河传》为帜。当时“这一流派主要作家有王鲁彦、许钦文、许杰、彭家煌、王任叔、台静农等人。他们的作品总体象征不外淋漓尽致地裸露农民的苦难和麻木，原生态地展露如冥婚、典妻等野蛮陋俗，笔墨恣肆地点染地方风物，可归为批判现实主义风格。虽然鞭鞑黑暗，针砭丑陋、铺展风情很有特色，但对艺术的美质开掘毕竟不足，技术圆润度也参差不齐，直到沈从文的《边城》和《呼兰河传》的出现才使乡土文学大放异彩。只要稍加品味就不难觉出沈从文变乡土文学的阴冷凄切为民俗的古朴、民风的淳厚、民心的美丽所做的努力，他已经和上述乡土文学作家大异其旨了。《边城》之后的《呼兰河传》集乡土文学各家之大成，卓然出乎其上，也该是顺理成章的事。［美］金介甫认为沈从文简直超过都德、法朗士、莫泊桑，［美］葛浩文认为《呼兰河传》可与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媲美，自然风光和民俗描写超过了端木蕻良”n。
萧红的乡土文学作品独到之处有三，一是将20世纪初叶的塞外小城的粗俗民风“谱上了悠扬缥缈的曲调，装点上了亦庄亦谐的容颜”。二是“萧红活画了封闭小城的众生相，也涉笔了野蛮令人战栗的陋习，然而她把有保留的讽刺、批判、赞扬和保留的乡情融合在一起，织就成一个艺术整体，使作品透出了真气、活气”。三是“萧红把前代乡土小说家所禀有的地方风情上升到了地域文化的高度”o，用社会文化对其解释和印证，萧红显然高出了她的前期乡土作家一等，越过了第二个艺术高峰。
《马伯乐》是作家力图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作品，是萧红对艺术的一种新的追求和尝试。“虽是一部未完成稿，但女作家剖析国人之魂的大家风范，拟写一部‘心史’的艺术气度却是令人赞叹的。”p《马伯乐》很像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是萧红创作的第三个艺术高峰。
王金城（呼兰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讲师）将萧红同三毛进行了比较，认为她们的作品都闪耀着现实主义的光辉，但又有差异。萧红创作的现实主义是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反映了社会现实人生的复杂面貌而获得了持久的艺术生命力。
萧红和三毛都善于描绘民俗风情画面，萧红善于在描绘中深化作品的主题；三毛的描绘则是为了展示奇风异俗的万种风情，给读者展示一个陌生的世界。她们两人的风俗画都在鲜明的民族、时代特色中展现了世俗气与世俗相，具有较高的社会意义和美学价值。
萧红很“有同情心，极其关注家乡人民的苦难人生，尤其是女性的命运”，她的作品非常富有人情味。“三毛是一位东西文化交融中的老派的新女性，西方人道主义的博爱观、东方儒家风范和佛家的慈悲，酿成了三毛善良、仁慈、真诚、悲天悯人的情怀。她以巨大的同情，关注一切普通人的命运，在描写他们的痛苦与不幸时，倾注了一颗博大的人类爱心和宗教般的虔诚。
萧红与三毛在美学追求上也各有千秋。萧红作品的叙述观点是多元的。一是采取叙述者大于人物即全知全能的观点，二是采取叙述者等于人物的视角，即作者、叙述者及作品中的人物一位一体，都是“我”。而三毛作品的叙述视点，则是单一的，即采取叙述者等于人物的视角。
萧红用白描手法描绘了北中国的景色，展示了人生的灰暗与亮丽；三毛也用白描手法，描绘的是世界各地的风光，展示生命的喜悦。这是她们艺术手法的相近之处。
萧红与三毛艺术风格是不同的。萧红艺术风格丰富多彩，既有女性作家的婉约细腻，又有男性作家的粗犷豪放；既清新明丽，又沉郁顿挫。三毛作品风格是单一的，即恬淡轻柔。
注释：
这七部书稿是“萧红文化节丛书”（主编孙延林，副主编陈世澄、李战等）四种，传记三部：《萧红传》（铁峰著）、 《只有香如故——萧红大特写》（李重华著）、《火烧云——萧红小传》（［日］？中村龙夫著）。
聂绀弩：《萧红选集？序》。
《现实文艺活动与〈七月〉》，《七月》第15期（1938年）。
姜志军：《论萧红小说的美学特征》。
孙民乐：《〈呼兰河传〉的文类与叙述》。
刘丹华：《萧红作品独特的艺术风格》。
王秀珍：《忧郁的憧憬？简论萧红作品的审美风格》。
李重华：《〈呼兰河传〉与“北大荒”文学》。
姜志军：《“萧红式”与北大荒文学风格》。
李计谋：《“萧红现象”的文化阐释》。
王金城：《萧红与三毛：跨越时空的比较》。
节选自彭放主编《中国沦陷区文学研究》，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