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女神崇拜”在萧红小说中的变形
——以《后花园》、《呼兰河传》为例
王金茹
学者蓝棣之先生曾说：“对文学作品的分析是可以在好几个层面上进行的，作家说出了什么样的意思，是一个层面，作家到底想说什么，又是一个层面；作品在实际上具有什么样的含义，它象征或暗示着什么，是一个层面，而作家没有明确察觉到他想说什么或说了些什么，也是一个层面。这个没有明确察觉的意向，看来是在很深的地方左右着作家的创作，甚至成为作家创作的潜在动因。”a循着蓝先生的思路，我们不妨对萧红的小说进行一次重读，仅以《后花园》和《呼兰河传》为例。
《后花园》发表于1940年4月，《呼兰河传》发表于1940年9月，这两部作品可以说是萧红创作成熟期的产物。萧红1938年与萧军纰离，1940年1月底随端木蕻良去了香港，1942年1月22日因医生误诊而离世。从作品发表时间上讲，这两部作品均产生于萧红创作的高峰期，这期间其个人思想意识、艺术见解、创作技巧都日臻成熟，因此更能代表萧红的创作心理与艺术水平。
一
在对《呼兰河传》与《后花园》两文的比较阅读中，我们发现有两个重复出现的相关情节、人物值得仔细体味：一个是磨倌冯歪嘴子（也叫冯二成子）这个人物，另一个是“后花园”这一物象。本文主要论述磨倌冯歪嘴子这个人物形象背后的“秘密”。
在《呼兰河传》的结尾，萧红写道：“以上我所写的并没有什么幽美的故事，只因他们充满我幼年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就记在这里了。”回过头看来，都是些什么人、什么事让作家难以忘却呢？有呼兰河小城的地理分布，有这里的风俗习惯，有家中的亲人，还有一大群邻居。让人吃惊的是，家中的亲人除了老祖父形象具体生动，其他人都面目模糊，只具有符号式特征，比如父亲，比如祖母，比如母亲和继母，相反，倒是一群邻居让人印象深刻，比如有二伯，比如老厨子，比如那些漏粉的人，比如老胡家一家人，比如磨倌冯歪嘴子，尤其是这位磨倌，作家竟单独又为他写一篇小说《后花园》。是什么动因令作家对这位邻居如此情有独衷呢？
茅盾在1946年8月为《呼兰河传》作序时说：“要点不在《呼兰河传》不象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而在于它这‘不象’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象’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她不留情地鞭笞他们，可是她又同情他们：她给我们看，这些屈服于传统的人多么愚蠢而顽固——有的甚至于残忍，然而他们的本质是良善的，他们不欺诈，不虚伪，他们也不好吃懒做，他们极易满足。……他们都象最低级的植物似的，只要极少的水分，土壤，阳光——甚至没有阳光，就能够生存了，磨倌冯歪嘴子是他们中间生命力最强的一个——强的使人不禁想赞美他。然而在冯歪嘴子身上也找不出什么特别的东西。除了生命力特别顽强，而这是原始性的顽强。”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将茅公的评论复述一遍，是因为茅公的论断具有很强的权威性与学术性，也许从社会历史批评角度说，这是极中肯的评价了，因为萧红生前也曾明确说过类似的话，大意是她本想通过对人物自然状态的描述来突出人物身上那种因循守旧、愚昧不开化或是安于现状的平庸等等，但写出来之后，却发现这些人竟是那样的生命力顽强，他们身上那种坚强、隐忍、逆来顺受却又不屈不挠的精神让她都感到吃惊，在批判的意识之后，她竟有些敬佩他们了。这是萧红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说到的，也许这就是蓝先生所说的“作家没有明确察觉到他想说什么或说了些什么”那部分内容吧。但当我们换一种思维方式来考量时，就会发现冯歪嘴子身上还有一个秘密：那就是他心中蕴藏着古老的女神崇拜意识。换句话说，这也是潜藏在作家萧红心底的一种集体无意识。
二
女神崇拜心理对于土生土长的东北人来说，并不奇怪，因为在北方民族的文化发展历史中，一直存在着女神崇拜这一心理原型，特别是近年来考古工作的新发现，尤其是1983年，辽宁省考古工作者在凌源与建平交界的牛河梁神殿遗址中挖掘出一个女神头像，出土时，颜面鲜红，唇部涂朱，面部表情栩栩如生，在采用夸张手法放大的眼眶里，一对淡青色玉片制成的眼睛，炯炯有神。《光明日报》也曾对此进行过报道，文章认为辽西牛河梁女神庙大型女神头像和大量生殖女神裸体陶质塑像以及猪龙的出土，说明东北远在五千多年前，已进入极为繁荣的母系社会末期，具有国家雏形的原始文明社会。b尽管这是一个推论，但已让很多学者相信东北这个地方一向是蛮荒而缺少文明的说法是靠不住的。这也为我们的推断提供了某种理论与实践上的依据。
从典型人物来看，无论是《呼兰河传》中的冯歪嘴子，还是《后花园》中的冯二成子，他们共同的身份是磨倌，也可以说他们来自于同一个人物原型，萧红在这个人物身上赋予了极大的热情，她洋详细细地描述着磨倌冯歪嘴子（冯二成子）的生活环境，日常起居，一举一动，所思所想，其中有几处颇具深意的细节描写，如对磨房窗前植物的描写：
“正临着这热闹闹的后花园，有一座冷清清的黑洞洞的磨房，磨房的后窗就向着花园。刚巧沿着窗外的一排种的是黄瓜。这黄瓜虽然不是倭瓜，但同样会爬蔓子的，于是就在磨房的窗棂上开了花，而且巧妙的结了果子。
……同时一边结着果，一边攀着窗棂往高处伸张，好像它们彼此学着样，一个跟一个都爬上窗子来了。到六月，窗子就被封满了，而且就在窗棂上挂着滴滴嘟嘟的大黄瓜、小黄瓜、瘦黄瓜、胖黄瓜，还有最小的小黄瓜纽儿，头顶上还正在顶着一朵黄花还没有落呢。
——《后花园》
“那磨房的窗子临着我家的后园。……因此那磨房的窗子上，也就爬满了那顶会爬蔓子的黄瓜了。黄瓜的小细蔓，细得像银丝似的，太阳一来了的时候，那小细蔓闪眼湛亮，那蔓梢干净得好像用黄蜡抽成的丝子，一棵黄瓜秧上伸出来无数的这样的丝子。丝蔓的尖顶每棵都是掉转头来向回卷曲着，好像是说它们虽然勇敢，大树，野草，墙头，窗棂，到处的乱爬，但到底它们也怀着恐惧的心理。
再过几天，一不留心，那黄瓜梗经过了磨房的窗子，爬上房顶去了。
后来那黄瓜秧就象彼此招呼着似的，成群结队地就都一齐把那磨房的窗给蒙住了。”
——《呼兰河传》
作家以同样的笔法、心情描写着同一个事物，却出现在不同的作品中，是作家不经意的重复吗？还是有意为之？这是理解此处的关键。先分析一下黄瓜在这里传达着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感情，从字面意思理解，这一窗子挨挨挤挤的大黄瓜，小黄瓜、瘦黄瓜、胖黄瓜是那样的充满生活热情和生命的活力，而那黄瓜的小细蔓更是生的坚韧、执著，细得像银丝似的，一棵黄瓜秧上伸出无数的这样的丝子，可它们在勇敢之余却为什么仿佛又“怀着恐惧的心理”呢？按照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相映衬这一原理，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一窗子的黄瓜与冯歪嘴子等同起来看，作家是在用这些生力盎然的黄瓜暗示着磨倌冯歪嘴子这个生于底层、最弱小、最平凡的男人同样具有坚韧的生命力，这在小说中自有明证。
透过这一象征意蕴，我们还可进一步分析。黄瓜在植物中与葫芦、倭瓜等属于同一科，蔓生，多籽，在中国有一个古老的传统，多籽植物与生殖崇拜息息相关，而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黄瓜则象征着男性生殖器，那么这一窗子的黄瓜至少与男主人公性意识活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说到男主人公冯歪嘴子的性意识活动，两部作品中都有描写，首先是他的年龄，三十多岁，未婚，整天呆在磨房里，这种枯燥单调的生活更增添了他的寂寞，他在磨房中与外面人的对话，十有八九变成一种自说自话，尤其是像老厨这样的人，以戏耍他为乐，可见磨倌是没有朋友的。在《呼兰河传》中，作家对磨倌的性寂寞写的比较隐蔽，因为从小说的主题构思看，作家更多的是想通过这个人物来揭示生命的顽强与质朴，而在《后花园》中，作家似乎放下了前面的负累，真正把人物还原为人，让他更逼近生活的真实。
除了窗前的黄瓜，还有一个重要的象征意象：梆子。书中说，每个磨房都有一个，冯二成子这个因为用得久，已经被打得两边高中间低呈元宝状了。书中写道：“他（冯二成子）知道天快亮了，露水已经下来了。这时候，正是人们睡得正熟的时候，而冯二成子就象更唤发了起来。他的梆子就更响了，他拼命地打，他用了全身力量，使那梆子响得爆豆似的。不但如此，那磨房唱了起来，他大声疾呼的……他有意要把远近的人家都惊动起来，他竟乱打起来，他不把梆子打断了，他不甘心停止似的。”
长夜无眠的男人他心里想的是什么，他的烦躁不安又为了什么，这一段描写其用意不言自明。事实也正是如此，文章接下来就写到在一个寂寞的雨夜，冯二成子听到隔壁女儿的笑声，心中不由得躁动起来，他“不知为什么心里好不平静，他赶快关了门，赶快去拨灯碗，赶快走到磨架上，开始很慌张地打动着筛罗。可是无论如何那窗里的笑声好像还在那儿笑”，他怕听到这笑声，可又希望听到，当姑娘借给他洗衣盆时，他竟有些恍恍惚惚，衣服也没洗干净就晒上了。
不仅在白天，就是在夜里睡觉的时候，他仍然忘不掉这个姑娘，“每次睁开眼睛，都觉得是邻家女儿惊动了他。他在梦中羞怯怯地红了好几次脸”。作家在这里极写磨倌对邻家女儿的相思之情，情节顺理成章，合乎人性的发展规律，按说接下来就该写到磨倌托人说媒，两人进行情感交流，或是最终成为眷属，可事实并非如此，磨倌冯二成子最终也没有表露自己对邻家女儿的一片痴情。
小说写到这里，在情节上明显暗含着置换变形了的母神崇拜意识。按照叶舒宪在《高唐神女与维纳斯》一书中所阐释，中国的母神神话是遵循着“原母-地母-爱神-美神”这一思路来表达女神形象的，这是随着母系氏族制的衰落和男性中心文化的建立，母神崇拜意识在人们的心中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c原母神的形象逐渐演变为美神，那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圣女形象，文中冯二成子对邻家女儿的想象性描述，便带有这种仰望、渴慕而又自惭形秽的心理。他先是闻其笑声而着迷，接着在心中想象着这个姑娘那一双大眼睛好似“向日葵”似笑非笑的样子，这里有一个有趣的疑问：为什么要把姑娘的大眼睛比喻成“向日葵”呢？形容眼睛大的词很多啊，其实在这个词背后隐藏着一个更深层次的集体无意识，那就是男权意识，谁都知道，男性菲勒斯中心主义自形成之日起便意欲消灭母神崇拜意识，时时处处将女性置于“第二性”位置，所以他们创设词汇时都会带着浓厚的男性崇拜意味，“向日葵”在这里便颇具男权崇拜意味，太阳是男性的象征，而这种植物每天它的花盘都要随着太阳的东升西落而自动转换方向，于是，“向日葵”便成了这种植物的名字。而在男性心中，或者说在男权社会，这种向阳性多么生动鲜明地表现出阳性崇拜的特征，“向日葵”与女人又多么相像！难怪在《呼兰河传》中那些老太太在夸赶车人的女儿王大姐时也用的是“哎哟，这姑娘真是一棵大葵花，又高又大”。
在冯二成子的心中，邻家女儿不仅是一棵“大葵花”，更是一位圣洁的天使，在她面前，他羞得抬不起头，不敢正视她的脸，这种羞怯，既有身份上的自卑，也有潜意识中把女孩当成神女一样敬畏的心理。小说中这样写道：“世界上竟有这样谦卑的人，他爱了她，他又怕自己的身份太低，怕毁了她。他偷着对她寄托—种心思，好像他在信仰一种宗教一样。邻家女儿根本不晓得有这么一回事。”他第一次大胆打量这个女孩时，看到的是“她的嘴是红的，她的眼睛是黑的，她的周身发着光辉，带着吸力”，这种感觉与印象明显带着崇敬与迷茫，是一种凡人面对神祗时的心理表征，所以他是不敢也不可能与之恋爱、成婚的。她是他心中的美人幻梦，所以后来当女孩嫁人了，他反倒有一种解脱感。他把女孩的母亲当成了亲人，没事的时候去和老太太说说话，“他觉得那女儿出嫁了反而随便了些”。当他送老太太去女儿家时，他送了一程又一程，“他好像对着旷野要高歌的样子，他的胸怀象飞鸟似的张着，他面向着前面，放着大步，好像他一去就不回来的样子”。这种情形看上去有些怪异，但与下文的描写一对照，就会发现这是作家有意在以乐写哀，两相对比，更突出了下文磨倌孤独、绝望的心理。作家在冯二成子这个人物身上真是寄寓了太丰厚的意蕴。而后来冯二成子与王寡妇的结合，却带上了更多的世俗意味，这个自当别论。
三
就现有的资料表明，《呼兰河传》早在1937年萧红就开始酝酿并着手动笔了，而《后花园》则创作于1940年，这时的萧红与端木住在香港的九龙尖沙嘴乐道八号，过着一种几乎同外界隔绝的生活，每天除了操持家务外，大部分时间用于写作，这期间她完成了长篇小说《呼兰河传》和《马伯乐》的上部，同时也创作了《后花园》，而且《后花园》先行见诸报端。
从《呼兰河传》中的冯歪嘴子到《后花园》中的冯二成子这两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上看，作家的创作心理与创作意图似乎也有些变化。在《呼兰河传》中，磨倌冯歪嘴子是一个心地醇厚、朴实善良的底层劳动者，他安分守己，每天除了拉磨，还是拉磨，他不懂人情世故，也不关心外界的变化，无论是老厨子的故意捉弄，还是有二伯的真诚交谈，似乎在他看来没有什么两样，他只关心他的小驴腿伤啥时能好。每到秋天，新鲜粘米一下来的时候，他就三天一拉磨，两天一拉粘糕，卖粘糕的时候从不缺斤少两，真正做到了童叟无欺。就是这样一位好人，可当他与赶车人的女儿王大姐自由相爱并结合了时候，却遭到了众人的讥讽与嘲笑，因为他们没有按传统办事，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以他们的结合得不到世人的祝福。后来王大姐又死于难产，扔下了两个孩子，一个四五岁，一个刚出生，但即使是这样，冯歪嘴子仍然我行我素，没有辩解，没有委屈，更没有绝望，他精心地伺候着两个小孩，看到小孩子会笑了，他高兴得不得了，看到孩子会拍掌了，他更是喜得眉开眼笑。作家在他身上更多的是寄寓了“生的坚强”，而这一切都是透过“我”（一个六七岁小女孩）的眼睛所“看”到的。作品中没有直接对冯歪嘴子的心理进行描写，但有一段却别有意味，那就是当王大姐第二次怀孕后，冯歪嘴子不让她做任何家务，当他看到妻子一天天苍白消瘦下去时，他会说：“你身子不好，我看还是应该多吃几个鸡蛋。”“多吃几个鸡蛋算什么呢！我多卖几斤粘糕就有了。”在别人面前他更是不无爱怜地夸奖妻子：“那个人才俭省呢，过日子连一根草也不肯多烧。要生小孩子，多吃一个鸡蛋也不肯。看着吧，将来会发家的……”这段语言描写活脱脱勾勒出一位知疼知热、有情有义的丈夫形象。要知道，在萧红的作品中，这样去描绘一位男子的时候可不多见。细数她笔下的男性形象，从《生死场》中的赵三、成业、二里半，到《北中国》中的耿大先生、《马伯乐》中的马伯乐、《呼兰河传》中的父亲、老厨子、有二伯，没有一位是值得称道的男子汉，可以说，除了老祖父，冯歪嘴子是惟一一位堪称完美的男性形象，他身上所体现出的对女人的尊重与关心，是那么的乍眼，那么的出人意料，但如果将这个人物与《后花园》中的冯二成子联系起来看，我们就会发现《呼兰河传》中同样存在着母神崇拜意识的置换变形，冯歪嘴子对妻子的态度与印象，充满着敬重与理解，那是男性对他心中的“女神”的态度，只不过这一次，为了现实主题的需要，“女神”与人结合了。应该说在冯歪嘴子身上，作家萧红更多考虑的是如何表现小说的主题，如何通过这个人物来实现她对故乡人民生活的展示与剖析，从而实现她的启蒙叙事。
也许萧红对冯歪嘴子这个人物的塑造还意犹未尽，于是又创作了《后花园》。在冯二成子身上，作家则更具体更深入地展示了这个磨倌的真实的生活，她除了让冯二成子继续着冯歪嘴子朴实憨厚的性格，同时更多地揭示出一个平凡男人的喜怒哀愁及其感情生活，尤其是对人物性心理的开掘，无疑是对她以前笔下男性人物的一次超越。从这一点上说，冯二成子身上所蕴含的文化底蕴要比冯歪嘴子更充分更浓郁些。
注：本文所引萧红作品原文皆出自于《萧红全集》（上、下），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出版。
注释：
蓝棣之.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王宏刚.北方民族女神崇拜的历史、文化意义［J］.社会科学战线，2003（3）
叶舒宪.高唐神女与维纳斯：中西文化中的爱与美主题［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铁峰.萧红年谱［M］//萧红全集.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
原载《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