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见证第一个杂文学会成立
杂文这种文体，历来比较受读者喜欢，原因是它贴近生活，而且在适度的范围内，可以替百姓说点儿真话。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鲁迅先生生活的时代，杂文就在报刊占有重要一席，这种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只是这种文体很容易惹祸，如今有的报刊为求平安，就不再或者很少发表杂文。值得庆幸的是像《人民日报》《今晚报》《群言》《民主》《同舟共进》等报刊，长期以来一直坚守杂文阵地，而且始终不改传统版式，加花边用楷体字放在显著地位。有的比较有眼光的出版社，如辽宁人民出版社等，还坚持从报刊发表的杂文中，每年选编些优秀作品出书，据说市场销售情况蛮不错。
我进入报刊界以后，作为文学副刊编辑，总有许多年编杂文，认识不少优秀杂文家，有的还成了很好的朋友。尤其是在《新观察》任职期间，由于这本杂志比较重视杂文，每期都有两三个页码发表杂文，组稿抢稿争夺作者很辛苦，为了让自己多少省点儿力气，就主动跟作者多联系交朋友，一来二去彼此有了信任，稿件也就不会有什么问题。记得有好几位杂文家，别的报刊约稿被拒绝，我去如同从自家抽屉取物，有的同行就抱怨说：“怎么他来你就给？”这些作家非常幽默地说：“唉，那可不一样，你懂得交情吗，这就叫交情。”说起有交情的杂文家，就不能不提到严秀、廖沫沙、孙犁、宋振庭、邵燕祥、蓝翎、舒展、于浩成、冯英子、林放、刘征、牧惠等，以及著名漫画家丁聪、方成、华君武、王乐天、江帆等，对我们《新观察》杂文版的关心和支持，后来我把他们的杂文、漫画作品，选编成《新观察杂文选》出版。这本杂文选集即使不是唯一的报刊杂文选集，至少也是出版比较早的一本报刊杂文选集。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交情和信任，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期间，严秀、邵燕祥、蓝翎、牧惠等几位著名杂文家，特意找到我，希望我组织与会的杂文作家，大家凑到一起发个倡议书，要求在文学界给杂文一定的地位。他们彼此有的并不认识，却都是我们《新观察》的作者，就由我出面按代表名单，把各地的杂文家约到一起，共同商讨有关杂文创作方面的事。就是在这次的碰头会上，有的杂文作家提出来，搞个全国性的杂文组织，附属在中国作家协会之下。后来经过大会认真研究，组织全国性杂文组织有“难度”，这件事情也就搁置下来了。所以中国作家协会隶属的学会，散文、诗歌、小说、报告文学、散文诗、古典诗词都有学会，连传记、纪实、寓言都有全国组织，唯独杂文没有中国杂文学会。当时大会研究后说的“难度”，依我看还是杂文的特殊性，领导者担心“惹祸”“招事”，想做个“太平官”，不然，别的门类怎么就没有“难度”呢？
成立全国性杂文组织的想法，在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流产，几位著名杂文家好像也就死了心，会后大家只是自己写自己的杂文，从此再无人提起这件事情。未想到较年轻的杂文家，却没有就此死心和罢休，在有官职身份杂文家的支持下，他们竟然做成了这件事情。记得1985年秋季的一天，《求是》杂志社的孙士杰，《解放军报》社的李庚辰，分别打电话给我，请我到胡昭衡家，说是一起商量点儿事情。
胡昭衡是一位官员，我因“右派”问题发配内蒙古时，他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后来调到我的家乡天津市当市长，现在是国家医药管理局局长，可以说始终是我的父母官，只是我这平民百姓无缘接近。这次要去他家商量事情，我猜想十有八九是关于杂文的，因为胡昭衡以李欣笔名写的杂文，以前我陆陆续续地读了不少，特别是他写的《老生常谈》，在“文革”当中内蒙古和天津两地，同时在报刊上批判讨伐，远比他的官员事迹还要出名。至于孙士杰、李庚辰二位，既是杂文编辑又是杂文作家，由他们二位来张罗的事情，就更容易让我联想到杂文。
胡昭衡家在北京木樨地，一栋外界通称的部长楼。胡昭衡在内蒙古当官时，我是作为“右派”发配去的，当然不可能近距离交往，如今我作为报刊杂文编辑，跟他这位杂文作家接触，当然在感觉上也就不一样。我发现他是个很平易的人，说话慢条斯理毫无官腔，如果完全不知道他的底细，眼前这位老人就是个作家，我们可以像跟别的老作家一样，随便说些大家感兴趣的事。到了他家里我才知道，来的人除了孙士杰、李庚辰二位，还有《人民日报》杂文编辑刘甲，就是说北京主要杂文阵地——两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两刊（《求是》《新观察》）的编辑，今天都聚集到老杂文作家胡昭衡家。为什么要到他家商量事情呢？按我的主观猜想，除了杂文的因素，恐怕还有彼此关系，比如胡老和庚辰是河南同乡，比如胡老和士杰在内蒙古党委是上下级，自然就可以少些拘谨和礼数，聊天儿议事也就比较随便。
就是在这次的五人商谈中，有了成立杂文学会的意向。当我把作家协会开会期间几位杂文家倡导成立学会受阻的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他们之后，考虑到杂文学会不便挂“中国”二字，有人就提出搞个北京市杂文学会。可是带“北京”二字就得找北京市领导，此时掌管北京文化教育和意识形态的官员，恰好是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徐惟诚，大家知道徐惟诚本人也是一位杂文家，经常用余心言笔名发表杂文，这样沟通起来估计会更容易些。只是由谁去找他，这是个关键问题。我在《工人日报》和《新观察》当杂文编辑时，徐惟诚都是我的重点作者，应该说还是比较熟悉的，相信其他三位跟我一样，同样也跟徐惟诚有来往，只是谈成立杂文学会的事情，由我们找他总是不太合适，于是大家希望胡昭衡亲自出马。徐惟诚是官员兼杂文家，胡昭衡也是官员兼杂文家，他们二位说起话来会方便些，由他们二位一起联手倡导，在北京成立个杂文学会，相比之下成功希望就更大得多，组织过程中的问题也容易解决。这是第一次商量定下的事情。后来起码还有一两次，大家研究具体事宜，地点还是在胡昭衡家里。
经过两三次酝酿和短暂联系，原来只是意向中的杂文学会，在胡昭衡和徐惟诚二位杂文家商谈后，最后总算成为指日可待的现实。徐惟诚手下有两名干部，一位叫李世凯，一位叫康式昭，他们二位是北大同窗好友，此时都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处长，两个人经常用康凯笔名写杂文，徐惟诚把此事交给他们办，可以说是万无一失马到成功。经过李、康二位跟各方磨合，学会成立条件终于具备，便在1985年11月底正式成立。名字就叫“北京市杂文学会”。成立大会在《北京日报》社礼堂举行。大家按事先议定的候选人名单，选举胡昭衡为杂文学会会长，徐惟诚等人为副会长。这大概是杂文有史以来，中国的第一个杂文组织。
在北京市杂文学会的带动和影响下，其后，河北省很快也成立杂文学会，会长是不是时任省委书记的杂文家高扬，我已经想不起来也无资料可查，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完全肯定，如果没有高扬的鼎力支持，来势不会比北京更猛更活跃，他们几乎是跟杂文学会成立同时，就创办了《杂文报》和《杂文界》杂志，而且很快就派人晋京组织稿件。北京市杂文学会因为没有自己的阵地，便借助河北省杂文学会的报刊，开展一些跟杂文有关的活动。 继北京、河北成立杂文学会之后，全国各地如湖北、湖南、辽宁等地，由当地报纸杂文编辑牵头，很快也都成立了杂文学会。北京市杂文学会的成立，起到了播种和催生的作用，是当之无愧的老大哥。现在连一些中等城市，都有自己的杂文学会，最初倡导者胡昭衡等人，可以说是杂文学会先行者，如果书写中国杂文历史，相信一定会写上这一笔。
不过我也必须坦率地指出，成立杂文学会目的是团结作家，共同繁荣北京乃至全国杂文写作，谁知由于政治观点不同、性情各异，加之个别人的私心和排斥异己的做法，北京地区的杂文作者从此分裂。像严秀、邵燕祥、蓝翎、牧惠、舒展等，一大批比较有影响的杂文大家，很少跟杂文学会有什么来往。这不能不说是杂文学会的遗憾。
担任两届十三年会长的胡昭衡，如今已经离开人世，但是他对杂文和杂文学会的贡献，我想这是任何知情人都无法否认的。如今北京杂文学会已有会员二三百人。由于无法成立全国性杂文学会，在胡昭衡担任北京市杂文学会会长时，他主动联系同样是官员兼杂文家的高扬（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罗竹风（时任上海市社会科学院院长），共同发起成立省市间杂文联谊会，每年组织一次杂文学会的活动，进行杂文写作、出版等方面的探讨。尽管经费的筹措比较困难，联谊会只能在开完一次会后，再想办法寻找下次开会的东家，但是由于有一批热心杂文的人，在大家共同努力和协助下，自1985年成立以来的19年间，杂文联谊会活动始终没有间断。
2005年9月在兰州召开的杂文联谊会，恰好是第20届全国杂文联谊会会议。这就标志北京市杂文学会已走过20年，其他成立较早的省市杂文学会，同样有了整整20年的会龄。如同杂文这个文体本身一样，杂文学会再怎么艰难坎坷，只要有喜欢杂文的读者在，杂文和杂文学会就会蓬勃发展。作为过去的报刊杂文编辑，作为最早见证杂文学会成立的人，看到今天杂文写作如此繁荣，我从心底感到无比的高兴，同时也为胡昭衡的远见和勇气，感到由衷的敬佩和感动。如果没有他首先的倡导和组织，哪里会有全国各地杂文学会？假如有一天谁来编写杂文史，或者有谁在大学讲授杂文课，我愿意用这篇小文章提供线索。记住：在繁荣杂文创作和杂文学会成立上，官员兼杂文家的胡昭衡（李欣），是一位起到关键作用的领军人物。
2006年1月8日
后 记
做报刊编辑时，总有许多年，负责杂文稿件。杂文读得多了，久而久之，就喜欢上了杂文。认识了几位杂文大家，受他们的影响和启发，渐渐地学习写点儿杂文，但是，终因读书不多知识浅薄，对于自己的写作总是缺乏信心。却又不忍停下手中的笔，几年下来，竟然集成一册十多万字的书，这就是我的第一本杂文集《岁月忧欢》。写作的人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把文章出版成书，我就是受此书出版的鼓励，其后更加起劲地写作杂文。
早年曾经尝试着写过诗歌，后来又一直学习写些散文，尽管都未成什么大的气候，但是也没有操过太大的“心”。写作杂文则不然，在知识的积累上，在文字的磨炼上，都得下大的工夫。有次跟已故老杂文家蓝翎兄聊天儿，说到稿费的标准时，他调侃地说：“写小说描写人物，搂搂抱抱一亲嘴，一两千字出去了，要是再打个滚儿又一两千字。写杂文，别看只千八百字，得调动多少生活和知识积累啊。”就我个人的观察和体会，还不只是知识和文字，杂文作者尤其需要思想。在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中，挨整最多的就是杂文作家，原因就在于他们的思想。仅以我目前记忆所及，如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如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如吴祖光的《将军失手丢了枪》，如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如邓拓的《三个鸡蛋的家当》，这些前辈作家因杂文罹难，绝对不是文字上的原因，而是他们文章的思想内容，触犯了当时敏感的政治神经。这正是杂文的可贵和可怕之处。当然也是读者喜欢的所在。
关于杂文写作的方法，读书多有学问的作者，文章大都是以古论今，表达思想同时传授知识，这好像是杂文写作的正宗。只是闹不好会有“吊书袋”之嫌。我没有认真地读过书，各方面知识都欠缺，自知不具备杂文写作功力，倘若勉强地引证点儿书本，好像也不是绝对不可能，却又怕闹不好会出笑话，反不如来个本色现身踏实。再说，人分等次，物有类别，读书少的人，总也得说话，自己这样一想，也就泰然处之了。没学问就是没学问，绝不装“大尾巴鸡”，倒成了我杂文的特点，所以要跟读者说清楚。
写作杂文，除了可以说点儿想说的话，更可以规诫自己行为，因为杂文大都针砭时弊，痛斥别人屁股不干净，首先得自己不尿裤子，不然未下笔就会手颤。有些杂文作者出身的官员，即使不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起码也不会沦为“下三烂”。不信你就挨个数数看。经常读读杂文，心灵就会净化；经常写写杂文，境界就会提升。这是我多年编杂文写杂文最大的感受。
我写作最多的还是散文，偶尔有所感也写点儿杂文，几年下来总写有二十多万字。这本《村夫野话录》，就是从中选出的一些篇什。这是我第二本杂文集。关于这本杂文集的名字《村夫野话录》，因我居住在亚运村，故以“村夫”自称，因我的杂文是“野”路子，故以“野话”自白。原来另有一个名字，在一次聚会上见到好友春瑜兄，说起书名，他以为还是《村夫野话录》更好，那就用此名吧。
我曾经写过一篇《见证第一个杂文学会成立》的文章，趁这次出书的机会把它附在书后，给杂文研究者提供一点儿真实资料。文中提到的李欣（胡昭衡）先生，是老一辈革命家兼杂文家，他在我流放的内蒙古和我的家乡天津任职时，都是我的父母官，只是因为地位、身份的差距，我不可能有机会接触他。但是他那时写的《老生常谈》杂文，只要在报刊上发表我都会阅读的。我的政治身份恢复正常，回到北京重新进入报刊界，恰好这时胡昭衡先生调来北京，因为杂文的因缘跟他有了几次接触，就更增加了我对这位文学前辈的敬重。这篇文章自然也有纪念创意成立杂文学会的李欣先生的怀念之情。
柳萌于北京亚运村寓所
2010年5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