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孔门七十二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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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冉求

冉求(前522一?),姓冉名求。字子有,亦称冉有、冉子、有子。春秋末年鲁国(今山东曲阜)人。生于鲁昭公二十年,卒年不详。小孔子29岁。出身微贱,与仲弓、冉伯牛同宗。青年时做过鲁季氏家臣,后拜师孔子,并辞官随孔子周游列国。鲁哀公五年(前礴)〕)秋,经公之鲁推荐,回鲁当上季氏家族的总管。其间曾率鲁军击退齐军的侵犯,立下赫赫战功。冉求性格活泼,常常保持乐观的心态。《论语·先进》记载他侍立于孔子身边“侃侃如也”,一副温和快乐的样子。与子赛的恭敬谨慎、子路的躁进刚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平日做事显得畏畏缩缩,因而孔子在教学过程中还特意安排以培养他积极上进。当时冉有和子路都向先生问及“闻斯行诸”,即听到就干起来吗的问题,孔子针对二人的不同性格区别对待,作出了不同的回答。对子路说:家有父兄健在,怎么能听到就干起来?言下之意在说做什么事情还得征求长者的意见,不要急躁冒进。对冉求却说:听到就干起来,不要犹豫畏缩。同样的问题有两种不同回答,这使当时在场的公西华感到迷惑不解,他询问其中原故。孔子说:冉求平日做事退缩,所以我给他壮胆;仲由的胆量奇大,勇于作为,所以我要压压他〔《论语·先进》)。也许正由于孔子这样的培养,使得冉求一改过去退缩的性格,表现出心直口快的性格特征,凡事有自己独立的看法,有时近乎固执,而不管先生是否生气。如关于仁德方面的修养,他公开向孔子表示“力不足”;对于季氏祭泰山的僭礼行为,孔子责备他身为季氏家臣,为何不阻止他。冉求都毫不犹豫回答“不能”(《论语,八修》)。当同门公西华被派到齐国做使者时,来不及安排母亲的生活,冉求为他母亲向先生求粟,孔子答应给一釜(六斗四升),冉求一再要求再增加些,孔子答应再给一庚(二斗四升)。结果冉求背着孔子,自作主张给不五秉(八十解,合今十六石)。

于此可见他性格的另一面冉求在孔子弟子中以多才多艺着名。孔子一再称道“求也艺”((论语·雍也》,并说:“若减武仲之知〔智),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全人)矣。”(《论语·宪问》)把冉求的多才多艺作为培养成人的一个重要方而。冉求的多才多艺,集中地体现在政治、经济、军惨三方面的才能上。在政治才能方面,冉求是孔子施教“政事”科的最优秀者,是孔门中最有政治才干的人物。在孔子周游列国时,冉有跟随左右,时常向孔子请教治国方略。一天,孔子一行到达卫国,见卫国人口众多,先生发出由衷感叹“好稠密的人口于”冉有抓住这个机会问先生遭:“一个国家人口已经众多了,下一步该怎么办?”孔子说:“让他们富裕起来。”冉有进一步追问说:“国家己经富裕了,又该怎么办?”孔子道:“教育他们,以提高人口素质。”冉求将先生的教海牢记于心,细致琢磨消化为己所有,使自己的政治才干日益增长。孔子晚年评价他几个得意的弟子,“德行:颜回、阂子赛、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论语·先进》)冉有是政事科的第一位,足见他在孔子心目中的地位。孔子还多次在别人面前盛赞冉求的政治才千,如他对鲁大夫孟武伯说“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论语·公冶长》)。在鲁国执政季康子面前说:“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论语·雍也》)指出冉求多才多艺,对于从政没有什么困难。他早年就曾做季氏家臣,以其精明的治才受到季桓子赏识。后辞职随先生周游列国。季桓子死,季康子继立,大臣公之鲁再向季康子推荐冉求,并亲自到陈国迎接,冉求接受了召请。临行之前,孔子对他说:这次季氏召你,必定不会像从前那样对待你,面是给以大用(《史记·孔子世家》)。

果然,冉求回鲁即被委以总管之职。在具体的实践中做出了很好成绩在经济管理方面,冉求也有很出色的才能。当时季康子想改革田赋制度,曾派冉求征求孔子的意见。虽然孔子表示反对,但冉求还是依据现实情况,不拘泥传统,大胆支持季氏实行了改革,增加税收,又采取其他一些理财措施,为季康子积累了大量财富,使季氏富甲王侯,显示了他在经济管理方面的才华。对于这点,他本人也很自负。他曾当着孔子及子路、公西华、曾参的面自诩道方圆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的小国家,如果让我去治理,只需3年时间,就可让人人富足。(《论语·先进》)冉求的勇武精神和军事指挥才能在孔门弟子中也是很突出的。鲁哀公十一年春天,齐国因故出兵侵扰鲁国。大兵压境,鲁国执政季康子没有主张,急召冉求商议对策。冉求胸有成竹地说:“一子守,二子从公御诸境。”(三子指鲁国三家大夫: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即一子守卫都城,另二子从鲁公率军开赴边境守御。季氏自认无法让孟、叔二子守御边境,没有同意冉有这一对策。冉有又提出第二道方案:说服孟、叔二家率军在都城近郊守卫。季氏立即去征求孟叔二家意见。当时孟叔二氏正怨恨季氏专政,平日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因而拒绝了季氏的建议。季氏无计可施,回来对冉求以实情相告,一副灰心丧气的样子。冉求毅然提高声调,对季氏说:孟叔二氏不愿出力,那么您季孙家族应当责无旁贷,勇敢承担起卫国重任率领军队背城而战。任何真正的鲁国子民不会袖手旁观的况且凭借鲁军的各式优质装备,打败齐军进攻是足足有余的您何必如此优虑呢?孟、叔二氏正怨恨你大权独揽,他们不愿出力自在情理之中。

而您掌握朝政,在齐国大军压境的情况下不组织抵抗,置鲁国安危于不顾,这是您的耻辱,会直接影响季氏在诸侯中的威信。季康子无可奈何,只好带着冉求到朝堂之中一同商议军机大事。冉求见朝廷内外一派畏战气氛,心知形势严峻,必须设法调动各方面的抗战热情,才能保证鲁国的安全。因此在朝堂上以尖锐的语言,激将的办法鼓动大家的抗战情绪。武叔向他问战他回答说:这是君子们考虑的事情,您等畏事小人怎配知晓?孟氏孟懿子硬要冉有表达意见,冉子说:有关作战之事,我只能同那些有能耐作战的人商讨武叔等被冉求一激,倒也来了精神,说:这是小看我等不是大夫了。于是退出朝堂组织检阅起自家军队。经过冉求的努力,商讨有了结果。决定组织左右两军开赴前线御敌。由孟氏孺子泄率右军,孟氏家臣颜羽、邴泄为副手。冉求则充当左军统帅,由孔门另一弟子樊迟担任副手。季康子对冉有的左军的组成有些担心,说:樊迟太过柔弱,恐怕难于胜任。冉有回答说:樊迟虽然年少,但足智多谋,正好可以在战场上一展身手。两军开出城外,分区防御。冉有统帅季氏7000军士,选其中来自武城的300人做步卒精兵,驻扎在南城门外,其余老弱守卫宫城。5天后,孟氏右军才缓缓到达指定地点布防。齐军进驻鲁部郊外稠曲,两军对垒,一触即发。冉求下令左军越过一道浅沟向齐军发动攻击,然而将士迟迟疑疑,大军没有听从号令。樊迟见状,赶紧对冉求说:这并不是大军过不了沟,而是军将对你还不够信任。请稍待三刻工夫,向军士申明军纪,不听令者军法处置。冉求依计而行。结果鲁军人人奋勇,个个用命,在冉求的指挥下越过浅沟像潮涌般冲入敌营,杀得齐军弃营大溃。冉求手执长戈,深人敌阵亲手刺死敌兵无数。此战虽然孟氏所率右军在战争之初就被齐军击败溃散,但因冉求左军奋勇争先,以一当十,从而使鲁军大获全胜。齐人无法整顿败军,一路演逃。冉求再三请求追击,终因季氏的劝阻而班师回营(《左传·哀公十一年》)。第二年,齐军再次犯鲁,冉有又率领季氏军队与齐军在郎地激战,并一举克敌。

冉有的军事指挥才能从此远播诸侯。在孔子最为看重的仁德的修养方面,冉求是疏略的,远不比他在政治军事方面的专心。他本人也营对孔子说:我并非不喜欢先生的仁道,只是能力有限而已。孔子则认为他在找借口,实质上是半途而废,不求上进。因此在称赞冉求的政治才能的同时,对其仁德的修养表示怀疑:“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子宰也,不知其仁也。”(《论语·公冶长》)正因如此,在有关“仁”、“礼”等重大问题上,冉求持与先生大相径庭的看法:鲁执政季氏以大夫的身份去泰山祭祀,按照周礼是一种越礼行为。冉求身为季氏家臣却不加劝阻,并明确对孔子说他不能劝阻,受到孔子的责备。季氏在鲁国想推行新的田赋制度以增加利税,孔子认为不符合先圣曰:“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敌从其薄”的行政原则,故持反对态度。但冉求认为改革田赋符合现实要求,还是帮助季氏实施了改革。冉求又采取了一些别出心裁的办法帮助季氏积聚财富,使得孔子异常气愤,公开声明冉求不是他的学生,并号召众弟子鸣鼓而攻之(《论语·先进》)。孔子听说季氏将灭撷臾国,认为是冉求之过。冉求说这是季氏自己的主张,找和季路都不想这样做。孔子叹息说:“颇路人微言轻,无力改变。冉求你是季氏两代家臣,且为季氏立过大功,你的话是有份量的,但你不加阻止,显然是你的过错。”此时冉求并不接受孔子的指责,反而为季氏的举动寻找借口说:“濒臾城固,位近季氏费邑,现在不取,将来必定成为子孙的隐患”,对此,孔子给予了严厉的批评,他说:“丘闻有国有家的,不愁民少,只愁不均;不愁贫乏,只愁不安。因为均则不会贫乏,和则不会民少,安则不会灭亡,遇到远方之人不服,宜修德服人。现在你为季氏总管,远人不服,不设法招来,疆域分析,不能保全,却去谋动干戈灭亡他国。丘恐季氏的忧患不在颛臾,却在自己家内!”从上可以看出,在涉及仁、礼的事件上,冉求持有不同于孔子的看法,虽然遭到批评,但仍固执已见,显示出他独特之处。他与先生的关系并未因此受到影响,他对孔子还是很崇拜的。

当年冉求为季氏率军两败齐师,季氏深为折服。问冉求说:“你的军事指挥艺术是学来的呢?还是无师自通的?”冉求回答说:“我是从先生那儿学来的。先生是无所不通的圣人,文武并举。求只学得一点战法,韬略还没有学精咧!”他把学习放在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当年鲁哀公曾问他:“一个平几的人,一定经过学习然后才能成为君子吗?”冉求回答说:“臣闻之,虽有良玉,不刻镂则不成器,虽有美质。不学则不成君子。”并列举过去及当世许多出身微贱但终成就大业之人来做说明,强调“士必学问,然后成君子。”(《韩诗外传》卷八)对于刑法和礼制这类重大社会问题,冉求已经萌生出一些不同十传统的因子。他曾经说:“昔藏文仲知鲁国之政,立言垂法,于今不亡,而谓知礼矣。”(《曲礼·子贡间》)认为为政行法可保国家长久,这本身就是知礼的表现,这无疑是一个崭新的观点。他还两次问及孔子有关刑、礼的问题:“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先生制法,使刑不上于大夫,礼不下子庶人。然则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行事不可以治于礼”犷对传统的礼制邢信观念提出了大胆的怀疑。这些看法同他在仁德方而与众不同是一致的。流露山重法的倾向,这对子后世新学派的形成无疑有着巨大的影响冉求长于政事,勇武善战,为列代推祟。历朝对他祀封不绝。东汉明帝曾于永平十五年(72)东巡祭孔时拜祭过他。唐玄宗开元八年(720)又把他列人“十哲”,之位。开元二十七年(739)追封他为“徐侯”。宋真宗大中样符二年(1009)又封他为“彭城公”,度宗咸淳三年(1267)又改封为“徐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