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求（前522一？），姓冉名求。字子有，亦称冉有、冉子、有子。春秋末年鲁国（今山东曲阜）人。生于鲁昭公二十年，卒年不详。小孔子29岁。出身微贱，与仲弓、冉伯牛同宗。青年时做过鲁季氏家臣，后拜师孔子，并辞官随孔子周游列国。鲁哀公五年（前礴）〕）秋，经公之鲁推荐，回鲁当上季氏家族的总管。其间曾率鲁军击退齐军的侵犯，立下赫赫战功。冉求性格活泼，常常保持乐观的心态。《论语·先进》记载他侍立于孔子身边“侃侃如也”，一副温和快乐的样子。与子赛的恭敬谨慎、子路的躁进刚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平日做事显得畏畏缩缩，因而孔子在教学过程中还特意安排以培养他积极上进。当时冉有和子路都向先生问及“闻斯行诸”，即听到就干起来吗的问题，孔子针对二人的不同性格区别对待，作出了不同的回答。对子路说：家有父兄健在，怎么能听到就干起来？言下之意在说做什么事情还得征求长者的意见，不要急躁冒进。对冉求却说：听到就干起来，不要犹豫畏缩。同样的问题有两种不同回答，这使当时在场的公西华感到迷惑不解，他询问其中原故。孔子说：冉求平日做事退缩，所以我给他壮胆；仲由的胆量奇大，勇于作为，所以我要压压他〔《论语·先进》）。也许正由于孔子这样的培养，使得冉求一改过去退缩的性格，表现出心直口快的性格特征，凡事有自己独立的看法，有时近乎固执，而不管先生是否生气。如关于仁德方面的修养，他公开向孔子表示“力不足”；对于季氏祭泰山的僭礼行为，孔子责备他身为季氏家臣，为何不阻止他。冉求都毫不犹豫回答“不能”（《论语，八修》）。当同门公西华被派到齐国做使者时，来不及安排母亲的生活，冉求为他母亲向先生求粟，孔子答应给一釜（六斗四升），冉求一再要求再增加些，孔子答应再给一庚（二斗四升）。结果冉求背着孔子，自作主张给不五秉（八十解，合今十六石）。
于此可见他性格的另一面冉求在孔子弟子中以多才多艺着名。孔子一再称道“求也艺”（（论语·雍也》，并说：“若减武仲之知〔智），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全人）矣。”（《论语·宪问》）把冉求的多才多艺作为培养成人的一个重要方而。冉求的多才多艺，集中地体现在政治、经济、军惨三方面的才能上。在政治才能方面，冉求是孔子施教“政事”科的最优秀者，是孔门中最有政治才干的人物。在孔子周游列国时，冉有跟随左右，时常向孔子请教治国方略。一天，孔子一行到达卫国，见卫国人口众多，先生发出由衷感叹“好稠密的人口于”冉有抓住这个机会问先生遭：“一个国家人口已经众多了，下一步该怎么办？”孔子说：“让他们富裕起来。”冉有进一步追问说：“国家己经富裕了，又该怎么办？”孔子道：“教育他们，以提高人口素质。”冉求将先生的教海牢记于心，细致琢磨消化为己所有，使自己的政治才干日益增长。孔子晚年评价他几个得意的弟子，“德行：颜回、阂子赛、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论语·先进》）冉有是政事科的第一位，足见他在孔子心目中的地位。孔子还多次在别人面前盛赞冉求的政治才千，如他对鲁大夫孟武伯说“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论语·公冶长》）。在鲁国执政季康子面前说：“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论语·雍也》）指出冉求多才多艺，对于从政没有什么困难。他早年就曾做季氏家臣，以其精明的治才受到季桓子赏识。后辞职随先生周游列国。季桓子死，季康子继立，大臣公之鲁再向季康子推荐冉求，并亲自到陈国迎接，冉求接受了召请。临行之前，孔子对他说：这次季氏召你，必定不会像从前那样对待你，面是给以大用（《史记·孔子世家》）。
果然，冉求回鲁即被委以总管之职。在具体的实践中做出了很好成绩在经济管理方面，冉求也有很出色的才能。当时季康子想改革田赋制度，曾派冉求征求孔子的意见。虽然孔子表示反对，但冉求还是依据现实情况，不拘泥传统，大胆支持季氏实行了改革，增加税收，又采取其他一些理财措施，为季康子积累了大量财富，使季氏富甲王侯，显示了他在经济管理方面的才华。对于这点，他本人也很自负。他曾当着孔子及子路、公西华、曾参的面自诩道方圆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的小国家，如果让我去治理，只需3年时间，就可让人人富足。（《论语·先进》）冉求的勇武精神和军事指挥才能在孔门弟子中也是很突出的。鲁哀公十一年春天，齐国因故出兵侵扰鲁国。大兵压境，鲁国执政季康子没有主张，急召冉求商议对策。冉求胸有成竹地说：“一子守，二子从公御诸境。”（三子指鲁国三家大夫：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即一子守卫都城，另二子从鲁公率军开赴边境守御。季氏自认无法让孟、叔二子守御边境，没有同意冉有这一对策。冉有又提出第二道方案：说服孟、叔二家率军在都城近郊守卫。季氏立即去征求孟叔二家意见。当时孟叔二氏正怨恨季氏专政，平日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因而拒绝了季氏的建议。季氏无计可施，回来对冉求以实情相告，一副灰心丧气的样子。冉求毅然提高声调，对季氏说：孟叔二氏不愿出力，那么您季孙家族应当责无旁贷，勇敢承担起卫国重任率领军队背城而战。任何真正的鲁国子民不会袖手旁观的况且凭借鲁军的各式优质装备，打败齐军进攻是足足有余的您何必如此优虑呢？孟、叔二氏正怨恨你大权独揽，他们不愿出力自在情理之中。
而您掌握朝政，在齐国大军压境的情况下不组织抵抗，置鲁国安危于不顾，这是您的耻辱，会直接影响季氏在诸侯中的威信。季康子无可奈何，只好带着冉求到朝堂之中一同商议军机大事。冉求见朝廷内外一派畏战气氛，心知形势严峻，必须设法调动各方面的抗战热情，才能保证鲁国的安全。因此在朝堂上以尖锐的语言，激将的办法鼓动大家的抗战情绪。武叔向他问战他回答说：这是君子们考虑的事情，您等畏事小人怎配知晓？孟氏孟懿子硬要冉有表达意见，冉子说：有关作战之事，我只能同那些有能耐作战的人商讨武叔等被冉求一激，倒也来了精神，说：这是小看我等不是大夫了。于是退出朝堂组织检阅起自家军队。经过冉求的努力，商讨有了结果。决定组织左右两军开赴前线御敌。由孟氏孺子泄率右军，孟氏家臣颜羽、邴泄为副手。冉求则充当左军统帅，由孔门另一弟子樊迟担任副手。季康子对冉有的左军的组成有些担心，说：樊迟太过柔弱，恐怕难于胜任。冉有回答说：樊迟虽然年少，但足智多谋，正好可以在战场上一展身手。两军开出城外，分区防御。冉有统帅季氏7000军士，选其中来自武城的300人做步卒精兵，驻扎在南城门外，其余老弱守卫宫城。5天后，孟氏右军才缓缓到达指定地点布防。齐军进驻鲁部郊外稠曲，两军对垒，一触即发。冉求下令左军越过一道浅沟向齐军发动攻击，然而将士迟迟疑疑，大军没有听从号令。樊迟见状，赶紧对冉求说：这并不是大军过不了沟，而是军将对你还不够信任。请稍待三刻工夫，向军士申明军纪，不听令者军法处置。冉求依计而行。结果鲁军人人奋勇，个个用命，在冉求的指挥下越过浅沟像潮涌般冲入敌营，杀得齐军弃营大溃。冉求手执长戈，深人敌阵亲手刺死敌兵无数。此战虽然孟氏所率右军在战争之初就被齐军击败溃散，但因冉求左军奋勇争先，以一当十，从而使鲁军大获全胜。齐人无法整顿败军，一路演逃。冉求再三请求追击，终因季氏的劝阻而班师回营（《左传·哀公十一年》）。第二年，齐军再次犯鲁，冉有又率领季氏军队与齐军在郎地激战，并一举克敌。
冉有的军事指挥才能从此远播诸侯。在孔子最为看重的仁德的修养方面，冉求是疏略的，远不比他在政治军事方面的专心。他本人也营对孔子说：我并非不喜欢先生的仁道，只是能力有限而已。孔子则认为他在找借口，实质上是半途而废，不求上进。因此在称赞冉求的政治才能的同时，对其仁德的修养表示怀疑：“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子宰也，不知其仁也。”（《论语·公冶长》）正因如此，在有关“仁”、“礼”等重大问题上，冉求持与先生大相径庭的看法：鲁执政季氏以大夫的身份去泰山祭祀，按照周礼是一种越礼行为。冉求身为季氏家臣却不加劝阻，并明确对孔子说他不能劝阻，受到孔子的责备。季氏在鲁国想推行新的田赋制度以增加利税，孔子认为不符合先圣曰：“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敌从其薄”的行政原则，故持反对态度。但冉求认为改革田赋符合现实要求，还是帮助季氏实施了改革。冉求又采取了一些别出心裁的办法帮助季氏积聚财富，使得孔子异常气愤，公开声明冉求不是他的学生，并号召众弟子鸣鼓而攻之（《论语·先进》）。孔子听说季氏将灭撷臾国，认为是冉求之过。冉求说这是季氏自己的主张，找和季路都不想这样做。孔子叹息说：“颇路人微言轻，无力改变。冉求你是季氏两代家臣，且为季氏立过大功，你的话是有份量的，但你不加阻止，显然是你的过错。”此时冉求并不接受孔子的指责，反而为季氏的举动寻找借口说：“濒臾城固，位近季氏费邑，现在不取，将来必定成为子孙的隐患”，对此，孔子给予了严厉的批评，他说：“丘闻有国有家的，不愁民少，只愁不均；不愁贫乏，只愁不安。因为均则不会贫乏，和则不会民少，安则不会灭亡，遇到远方之人不服，宜修德服人。现在你为季氏总管，远人不服，不设法招来，疆域分析，不能保全，却去谋动干戈灭亡他国。丘恐季氏的忧患不在颛臾，却在自己家内！”从上可以看出，在涉及仁、礼的事件上，冉求持有不同于孔子的看法，虽然遭到批评，但仍固执已见，显示出他独特之处。他与先生的关系并未因此受到影响，他对孔子还是很崇拜的。
当年冉求为季氏率军两败齐师，季氏深为折服。问冉求说：“你的军事指挥艺术是学来的呢？还是无师自通的？”冉求回答说：“我是从先生那儿学来的。先生是无所不通的圣人，文武并举。求只学得一点战法，韬略还没有学精咧！”他把学习放在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当年鲁哀公曾问他：“一个平几的人，一定经过学习然后才能成为君子吗？”冉求回答说：“臣闻之，虽有良玉，不刻镂则不成器，虽有美质。不学则不成君子。”并列举过去及当世许多出身微贱但终成就大业之人来做说明，强调“士必学问，然后成君子。”（《韩诗外传》卷八）对于刑法和礼制这类重大社会问题，冉求已经萌生出一些不同十传统的因子。他曾经说：“昔藏文仲知鲁国之政，立言垂法，于今不亡，而谓知礼矣。”（《曲礼·子贡间》）认为为政行法可保国家长久，这本身就是知礼的表现，这无疑是一个崭新的观点。他还两次问及孔子有关刑、礼的问题：“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先生制法，使刑不上于大夫，礼不下子庶人。然则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行事不可以治于礼”犷对传统的礼制邢信观念提出了大胆的怀疑。这些看法同他在仁德方而与众不同是一致的。流露山重法的倾向，这对子后世新学派的形成无疑有着巨大的影响冉求长于政事，勇武善战，为列代推祟。历朝对他祀封不绝。东汉明帝曾于永平十五年（72）东巡祭孔时拜祭过他。唐玄宗开元八年（720）又把他列人“十哲”，之位。开元二十七年（739）追封他为“徐侯”。宋真宗大中样符二年（1009）又封他为“彭城公”，度宗咸淳三年（1267）又改封为“徐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