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科学艺术:硬币的两面—璧与琮:艺术还是科学—“新”字上何以有个箭头—世界最早的宇宙学论文—竹简汉字与宇称不守恒—听李政道说“细推物理”—求证于科学:简单与复杂—从回文诗看对称之美—说不尽的大同华严寺
●科学与艺术,可能是人类两大永恒的精神主题。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有句名言:“科学与艺术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对此,就中国传统为例,您怎样看待?
〇好,就从李政道说起吧。
李政道认为:
艺术与科学之间不存在多少分歧,而只有密切与否之分。正如世间不是只有一个真理,真理应有其多面性,但我们彼此都向着真实的方向走就没有错。我们的共同心愿是艺术与科学结合不是一个口号,而是一个事实。
而这一事实,其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早就存在着。科学与艺术,如《庄子》所言,“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映射出诺贝尔奖章上的那行箴言:
多么仁慈而伟大的人物,人们仰赖他的贡献和发现,使得人们智慧生活更见充实。
对此,李政道本人就有深入的阐发。
科学与艺术的二重唱
譬如,就中国古老的艺术品玉璧、玉琮,李政道品评道:
两者都是中华古代文明的杰出象征。作为玉雕,它是艺术;作为原始仪器,它是科学。艺术和科学如此紧密地联结,这正是中国文化固有的内涵。幸运的是,我们至今还保存着这些精美的商代玉器。通过这些艺术品,我们才得以一瞥祖先的科学成就。
受此启发,李政道复现了含有璧、琮和璇玑等部件的古代天文仪器——“璇玑仪”,用于测定天空中的固定点。
这是一个直径约3米、中心有孔洞的大圆盘,盘的边缘刻有3个近似方形的凹槽。圆盘借中心孔洞套装在一个约5米长的直圆柱筒上端,柱筒截面的中心有一个孔。在柱筒的下端通过盘边的凹槽观测天空时,就可以看到每个槽中都嵌有一颗亮星。李政道推测,这3颗星很可能是大熊座(北斗)的η星,以及天龙座的η星和λ星。随着夜色的推移,这3颗星在天幕布上转动。为了使每个凹槽继续跟踪同一颗星(方形凹槽对此最有利),圆盘也需要作相应的转动。如果能精确地作这样的跟踪,就能从柱筒中心孔自动观测到天空中的固定点。
●实在奇妙。请问,璧和琮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〇李政道认为,这是中国古代对天象长期观察和思考的结果。
有一位生活在新石器时代的聪明祖先,他为美丽的夏季夜空所吸引,从入夜到拂晓,一直仰望着星星闪烁的晴朗天穹,夜夜如此。当他发现天幕中所有的星星都缓缓绕着自己旋转时,自然会奇怪:什么宇宙之力能引起这样无限宏大的运动?而且天空中有一个点是不动的,这又是为什么?今天我们知道,所有的转动都应当绕着一个不动的轴进行,这根轴就是地球的自转轴。我们的祖先虽不知道这些,但却聪明地领悟到无论支配它的机制是什么,这一固定点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必须用仪器对它作精确定位。于是就发明了艺术化的科学仪器璧和琮。
李政道进一步指出,华夏文明的艺术瑰宝中,蕴藏着许多类似科学发现与艺术表达相统一的杰作。譬如近世出土的甲骨文中,就留有世界上第一次发现新星的观测记录。新星是一种爆发变星。本来很暗,通常不易看见,但爆发后亮度却能在几天到一个月的短短时间里增强几万倍,使人误以为是一颗“新星”。距今3300年前的一片甲骨,记载着位于心宿二附近的一次新星爆发。在说到“新大星”的“新”字时,其中包含着一个箭头,指向一个很奇怪的方向。李政道说:“这个古老生动、具有艺术形象的象形文字强调了科学发现的创新性,显示了科学发现和艺术表达的一致性。”
随后几天后刻写的一块甲骨上,又记载了这颗星的亮度已经明显下降。新星爆发,是因为核的合成而产生。一颗恒星在整个演化过程中可以数次变成新星。而变成超新星,却只有一次机会,那就是“死亡”。超新星爆发,是一种比新星爆发猛烈得多的天文事件,爆发时的亮度高达太阳的上百亿倍。这意味着恒星的最后崩坍,或是变成星云遗迹,或是因其质量的不同而变成白矮星、中子星或黑洞。
李政道指出,超新星是罕见的天象,在《宋史》中却有超新星的最早完整记载,“《宋史》中对其亮度变化的详细记载与现代的天文知识完全相符。事实上,这是现存的第一个这样的科学记录。”其中说到,北宋仁宗至和元年的一天,即公元1054年8月27日,大白天的天空中突然出现一个如鸡蛋大小的星体,其亮度缓慢地减弱。两年后,即1056年4月变得难以观测。这颗超新星位于蟹状星云的区域,现在知道其中心确实有一颗中子星——脉冲星。
●我突然想起了屈原的《天问》,记得在开篇屈原就提出了四个问题:第一问宇宙起源,第二问天体形成,第三问日月运行,第四问物质结构。而这四大问题,可以说大部分甚至直到现在还在挑战着人类智慧的极限。
〇李政道就特别推崇屈原的这篇气势磅礴的诗文,并抄录了其中的两段进行剖析:
九天之际,安放安属?隅隅多有,谁知其数?
东西南北,其修孰多?南北顺椭,其衍几何?
诗中的“九天”,指天球的九个方向:东方昊天,东南方阳天,南方赤天,西南方朱天,西方成天,西北方幽天,北方玄天,东北方鸾天,中央钧天。李政道说,前一段文字使屈原推理道:
假定天空的形状是半球,若地是平的,天地交接处必将充满奇怪的边边角角。什么能够放在哪里?它又属于什么?宇宙这种非解析的几何形状太不合理,因而不可能存在。因此,地和天必不能互相交接。两者必须都是圆的,天像蛋壳,地像蛋黄(当然其间没有蛋白),各自都能独立地转动。
而第二段中:
屈原推测,地的形状可能偏离完美的球形。东西为经,南北为纬。屈原问道,哪个方向更长?换句话说,赤道圆周比赤经圆周更长还是更短?然后,他又问道,如果沿赤道椭圆弧运动,它又应该有多长?
虽然回答不了,但屈原能提出问题这本身就很了不起。
现在知道,地球的赤道半径6378公里比地球的极半径6357公里略长约21公里。李政道充分肯定了屈原不凡的科学思想,“这篇以气势磅礴的诗句写成的文章,完全可能是基于几何学分析、应用了精确推理的最早的宇宙学论文之一。”是对“几何、分析和对称性的绝妙应用,深刻地体现了艺术和科学的统一”。
●真是太妙了。
〇是的,中国传统的窗棂图案,是另一个有趣的事例。李政道认为,作为装饰艺术品的窗棂图案,其实孕含着对称性的科学思想。由于自然界的对称性始终贯穿于人类的文明之中,如各种规则的晶体,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看,都是自然界严格对称的突出例子。这就激发了人类在装饰艺术中的伟大尝试。1924年,为了准确地描写对称性,波利亚证明一共有17种二维的格点对称模式。李政道指出,虽然波利亚的证明到20世纪才确定,研究中国传统的窗棂图案是否已包含所有这17种模式,仍然是一件有趣的事。若果真如此,很可能中国古代的工匠已经知道这一科学结论。
1994年,李政道到西安博物馆参观,看到汉代竹简将“左右”写为“左式”颇受启发,有感而书:“汉代系镜中左,近日反而写为右;左右两字不对称,宇称守恒也不准。”对于宇称不守恒这样一个高深莫测的自然定律,李政道用“右”字在汉代竹简中写为“式”,与今天我们写出的“左”相对称这个简单又形象的例子,既说明了宇称状态中“镜向对称”“镜向反演”的道理,又论述了科学与艺术结合在古代文字中的体现。
李政道给我们展示中国古文化中科学与艺术密切相通的图景时,还考证了他的本行——“物理”二字的文化渊源:
科学的目的就是研究一切物质的基本原理,即“物理”。中文名词“物理”,乃物之理也,最初包含所有的物理科学,从天体到亚原子结构,不限于西方名词“physics”所指的范围。“物理”一词,可从杜甫的诗句中找到。
杜甫《曲江二首》写道:“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
李政道把它译为英文——
To probe Wu Li
with care and reason,
One must feel happy
and free one body
of concern for credit
对这两句诗,李政道特别喜爱,认为是最早提到物理的文字记载之一。诗中的“细”就是要仔细地观察,“推”就是要认真地寻找大千世界的规律,即推理,所以这两个字,一个是实验,一个是理论,每一个字的分量都很重。如果要取两个字来描写物理实验和理论,很难有比“细”和“推”用得更恰当的字来说明研究物理的方法,也可以说是科学研究的方法。杜甫这两句话,现在应用仍很正确:“这一非凡的诗句,道出了一个科学家工作的真正精神。不可能找出比‘细’和‘推’更恰当的字眼来刻画对物理的探索。由此可见,在辉煌的中国文明历史中,艺术和科学一直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而且,这种“细推”,对一个真正的科学家来说,不是苦事,而是在“行乐”。他就是在研究中“行乐”的人。
科学思想方面,李政道认为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事实上表述了所有的复杂性都是从简单性产生的这一天才思想。李政道把这种哲学思想融入科学创造和艺术创作之中,从而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科学、艺术风格。他对科学与艺术的沉思,渗透着复杂与简单、动与静、对称与不对称的辩证统一。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就是我此刻的那种本能畅快感。
〇其实何止于此?这两句诗,既是诗情画意的美,更是人生境界的美。
画家吴冠中曾作一幅“复杂与简单”的抽象画,用点、线、面,黑、白、灰,以及红、黄、绿9种元素构成了千变万化的画面,拓展画幅,在点、线的疏密组合中体现出空间效应。并在画的两侧题写了配画诗:
点、线、面,
黑、白、灰,
红、黄、绿,
最基本的因素营造极复杂的绘画,
求证于科学:简单与复杂。
抽象画,
道是无题却有题:
流光——流光容易把人抛,
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李政道看后,认为画与题词“不但有深刻的艺术造诣,而且具有尖锐的科学含义”。但他与吴冠中切磋后,又亲笔题写了配画诗:
点、线、面,
黑、白、灰,
红、黄、绿,
最简单的因素,
营造极复杂的绘画。
他们结合在一起,
光也不能留时间,
流光——流光,
流光容易把人抛,
红了樱桃,
绿了芭蕉。
李政道的修改是从物理意义出发,旨在说明“时间有出奇的变化,连光速也无法追上,超脱了相对论”。
●我记得杨振宁也对科学与艺术,譬如物理与美,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您能介绍一二吗?
〇好的。譬如,杨振宁曾列举了苏东坡《题金山寺》的回文诗,来说明对称性与美的关系,使人耳目一新。
回文诗正向如下:
潮随暗浪雪山倾,远浦渔舟钓月明。
桥对寺门松径小,槛当泉眼石波清。
迢迢绿树江天晓,霭霭红霞海日晴。
遥望四边云接水,碧峰千点数鸿轻。
回文诗逆向则为:
轻鸿数点千峰碧,水接云边四望遥。
晴日海霞红霭霭,晓天江树绿迢迢。
清波石眼泉当槛,小径松门寺对桥。
明月钓舟渔浦远,倾山雪浪暗随潮。
这首从内容到形式几近尽善尽美的作品,无论顺读还是倒读,都生动地描绘出金山寺外破晓与月夜的江上优美景色,对称性与行文形式之美联结得天衣无缝,将境界之美表达得淋漓尽致,使人读后无不为之叫绝。
●妙极!在中国文化里,科学与艺术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〇是的,科学与人文,就是人类思想诗画的“落霞”与“孤鹜”,更是人类精神境界的“秋水”共“长天”,原本是水乳交融、不容割裂的。科学与人文,是一个“至大无外,至小无内”关乎人类命运的时代课题。“至大”在于科技几乎无边界地渗透于寰宇万物,人文关怀的视野则关涉人类的宏旨;“至小”在于科技日益化做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生活必需且须臾难离,人文关怀的触角则探及人类精神的寻常幽微。
这在中国古代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事情。所以,“艺术中的科学”,是挖掘中国古代科技宝矿的一把“金钥匙”。
艺术中的科学
●“艺术中的科学”有那么神奇吗?
〇当然。科学,在近代的分科化、专门化之前,只是人类整个知识体系中有机的一员,与艺术、哲学、文学还有宗教、生活等渗透交织、杂然难分,较诸今天之科学概念,其范围要宽广得多,而内涵也要丰富得多。由于种种原因,古代的科学被记载从而流传下来的很少,是蕴藏在艺术——残垣断壁、古器珍玩及墓葬洞穴这些“凝固的音乐”之中,作为艺术的形式被保存下来。艺术,是挖掘、提炼科学的一个富矿。
艺术中的科学,更是打开理解历史、文化、哲学、宗教、艺术、政治、经济、社会及其与科学关系之门的一把钥匙。
我以为,艺术中的科学,至少可从六大方向去考察。
绘画艺术中的科学:绘画、壁画与棺壁图案等;石窟雕塑中的科学:石窟、彩塑及雕塑等;艺术实物中的科学:从用途划分,有鉴赏器、明器、礼器、乐器及兵器等。从材质划分,则有陶器、玉器、青铜器、铁器、瓷器及漆器等;建筑艺术中的科学:宗教建筑、宫室建筑、军事建筑及民居建筑等。此外,建筑科学以外的科学与技术问题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天文以及材料科学、技术工艺等也可划归于此;传统工艺中的科学:铸造、制铁、酿造、纺织以及传统工艺品等;文学音乐中的科学:小说戏剧、诗词歌赋以及音乐作品等。
●您能举些实例具体说明一下吗?
〇好的。绘画艺术中蕴含着丰富的科学内容,中国古代绘画也不例外。从绘画的主题来说,很多就是直接反映科学技术内容的。譬如举世闻名的敦煌莫高窟,217窟有盛唐的《建筑群图》,196窟有晚唐的《农作图》,156窟有晚唐的《小儿车图》,346窟有五代的《射手图》,等等;再以区域性的山西为例,平陆枣园汉墓壁画《牛耕图》与《耧播图》,繁峙岩山寺金代壁画《水磨作坊图》,以及永乐宫元代壁画《校正尺度图》,等等。
众多的古代壁画,反映了丰富深湛的科技内容,从代数几何、天文历法、农业科技、化学工艺、医疗卫生、建筑技术、兵器制作直到中外科技交流、自然观等等,可以说是无所不包、蔚为大观,堪称一座瑰丽多彩的科技画廊。有些绘画主题尽管是反映宗教内容的,但其中也蕴含了大量的科技信息。譬如,敦煌莫高窟61窟元代壁画《炽盛光佛》中就绘有二十八宿、黄道十二宫、五星、七曜、九曜等天文图像,从中反映出中外科技文化交流的丰富史实;敦煌有十多幅壁画均绘的是尼泊尔阿耆波尔水火池(湖)即石油池的故事,是今天探寻尼泊尔石油资源的重要文献。
整个绘画艺术史本身还是一个完整的技术工艺史,特别是大型壁画群的绘制,除了沿用固定的一般严格工艺程序以外,对特殊艺术效果的不懈追求,又是专门技术工艺发明的直接动力。譬如,用于绘制壁画的墙体多用土坯或未烧制的砖坯砌筑,其中就包含着古人对材料特性的科学认识。我国保存下来一批宋辽金元时期的壁画,就是用土坯或水坯砌墙,这样,因气温变化而产生的热气易于被墙体吸收或散发。此外,土坯(或水坯)体的收缩率与墙体外表砂泥墙皮的收缩率较接近,因而不会使墙体和壁面由于收缩不一而产生裂缝和泥皮空鼓。土坯泥皮墙体收缩自然产生的缝隙可以通风,易于墙内湿气流通。在许多建筑内,墙身下部砌筑有通风孔,这对于保持墙体通风干燥、防止壁画受潮变质均有重要的作用。这些壁画能够保存至今,与当时科学合理的壁质构造有着直接的关系。
绘画与科学关系中最有趣的事例,当属梁思成对五台山佛光寺的发现。20世纪30年代,日本有人断言,中国已不存在唐代木构建筑,要看唐代木构建筑,只能去日本奈良。梁思成偏不信邪,坚信中国一定还存有唐代木构建筑。他在敦煌壁画宋绘《五台山图》上发现了大佛光寺,并从明《清凉山志》(五台山古称清凉山)中查出在五台县的豆村,于是按图索骥,发现了举世闻名的“亚洲佛光”佛光寺东大殿。
●绘画之外的例证呢?
〇大同市城西,有一处气势恢宏的辽金建筑群,殿宇巍峨,鸱吻高耸,红墙深深,古韵悠悠,这就是遐迩闻名的大同华严寺。
华严寺上寺大雄宝殿,是我国现存的两座最大木结构佛殿之一,更是我国仅存的辽金庙宇。其山门外门为方、内门为圆,外方象征华严宗说理方广,内圆表示华严宗说事圆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可谓意义深密,玄妙无比。大殿形制古朴,气势雄浑。为了便于礼拜瞻仰,殿内采用我国绝妙而独到的“减柱法”,在中央七间大的空间共减少内槽金柱12根,并使外槽的柱子略向里推进,这样,既减少了殿内柱子的密度,使空间宽敞,又能合理承重,并节省了大量建筑材料,是我国古代力学原理在建筑中成功运用的典范之作。殿内现存五尊坐佛像,两侧各十尊天王像立而前倾约15o,以示对佛的虔诚与恭敬。这15o的倾角应当是所能取的最大值,不然天王像的重心就会超出脚趾而倾倒。
华严寺下寺薄伽教藏殿的形制介于唐宋之间,如栌斗未放在普柏枋上,而是下承蜀柱,与柱斗铺作并施,显得主次分明,转角铺作加了抹角,用以分负檐角荷重。这种做法,既非唐代遗制,又不见于《营造法式》,是辽代契丹民族特有的建筑技法。与上寺大雄宝殿一样,该殿也采用了“减柱法”。然而下寺的海会殿不仅没有采用“减柱法”,相反升高了金柱,使构造简洁合理,同样达到了扩张空间的目的。可见,华严寺的建筑技艺不是墨守一端,而是随机应用,反映了契丹民族不拘一格、融会贯通的非凡创造力。
鸱吻的广泛应用,是契丹民族融会汉文化的生动写照。上寺大雄宝殿殿顶正脊两端的琉璃鸱吻高达4.5米,其中北端鸱吻与大殿同为金代遗物,是我国目前已知古建筑上最大的琉璃鸱吻。下寺薄伽教藏殿顶正脊两端也有高3米的琉璃鸱吻,其北端也是金代遗物。这些特立突耸的鸱吻,既是殿宇的装饰,又蕴含着象征意义。鸱吻又名鸱尾,是汉文化中用以防火的建筑“吉祥物”。
吴处厚《青箱杂记》载:
海有鱼,虬尾似鸱,用以喷浪则降雨。汉柏梁台灾,越巫上厌胜之法。起建章宫,设鸱鱼之像于屋脊,以厌火灾,即今世鸱吻是也。
这是说,我国自汉代起就将鸱吻看做防火灭火的标志——一种心理安慰与期冀的“图腾”。
华严寺上下两寺均坐西向东,与一般寺院坐北朝南不同。尤其是一般寺院的主建筑都是南北向,而华严寺上寺大雄宝殿却是东向。这种方位取向上的区别,反映了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的差异。契丹族发源于东方,流行原始的巫教,佛寺面东,正是“信鬼拜日,以东为上”原始信仰的沿袭。契丹族不仅相信鬼神,还特别崇拜太阳,视太阳为神灵,且作为民族的图腾。他们认为,草原是太阳给的,鲜花是太阳赐予的,牛羊是太阳恩赏的,一切都与太阳有关。这种以东为上、太阳崇拜的背后,还有族源崇拜与祖先崇拜的浓厚印记。除契丹族以外,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有太阳崇拜的倾向。“泰山封禅”这一中国传统的政治礼仪,也有太阳崇拜、以东为上这些原始信仰因素的某种折光。
●再譬如……
〇太原双塔,位于太原市东郊永祚寺,东依太行,西瞰汾河。两塔均为13层,全高都在54.7米以上,是国内双塔中最高者。除前已述及的绝缘避雷以外,太原双塔至少还有两奇。
意大利比萨斜塔因传说中的伽利略的自由落体实验而闻名于世,但塔身倾斜却使这座古塔有旦夕之虞。太原双塔的北塔也是一座斜塔,但它却因斜而固。中国古人最晚到宋辽时期已经认识到,对高层建筑来说,风力是一项不容忽视的水平活荷载。明万历年间,主持建塔的五台高僧福登考虑到塔址高峻、塔身高危以及当地多西北风等因素对塔体的影响,有意将北塔向西适当倾斜,以抗多发的西北风力。数百年的实践,印证了大师的神思高妙。虽然北宋喻皓在建汴京(今河南开封)开宝寺木塔时已开过先例,但将其精神成功应用于砖石高塔,福登的胆识与巧思,还是令人折服的。
太原双塔还有一奇,即南北双塔非正南、正北对峙,而是沿东南、西北走向布局,与塔院的轴线相一致。这种取向,不是偶然的,更不是随意的。太原城自北宋赵光义为铲其龙脉、斩其龙角而惨遭火焚水淹之后,千年繁华荡尽,文风日衰,商气渐盛,好勇斗狠之习相沿,这使文人大夫忧心如焚。风水家认为这是太原地形不足所致,遂于明万历年间(1599)建塔于东山,以补地形之“缺陷”。同时,塔向与塔院面对东南,旨在吸纳东南“灵秀之气”,祈求太原文运兴盛不衰。
太原双塔,以其高耸、神奇以及文运所系,成为太原这座古城的挺拔象征。
●妙绝!再譬如……
〇这样的实例太多了,我就再举两个例子吧。
譬如,黄河蒲津渡铁牛浮桥,举世称奇。有诗赞曰:“其肤泽晶莹,若灿金英,灿烂初阳之照耀,荡乎银烛之光明!”
看那四尊铁牛,小者50吨,大者70吨,个个赛过沧州大铁狮。如此的气魄,非盛唐之泱泱,谁能为之!河中设河心洲,减缓水的冲击,桥便一分为二。河心洲缩短了桥身,桥的重心也有了着落。这是向下游弯曲的舟桥,而非直桥,弯曲的浮梁利于减轻水流冲击,类似今天的斜拉桥。
铁牛及七星柱,还组成了一个完整的文化系统。七星柱的布局,反映了北斗七星的方位。铁牛与七星柱摆在一起,折射出中国古代的自然观。《周易》云:“牛象坤,坤为土,土胜水。”土胜水,寓意铁牛镇黄河之水。牛代表地,是为坤。阴阳相谐,又需要乾。七星柱所指北斗七星代表天,是为乾。天地乾坤,阴阳并存,桥梁永固。这是七星柱实用价值之外的自然观意义。
又如先秦的贮酒器匏壶,人们往往从用途、形制以及重心设计、平衡原理等科学内容着眼发掘;但换成文化的视角,则可深入领悟其文化内涵。匏壶状如瓠瓜,盖作鸡首,可能是瓠瓜星(一名天鸡星)在先秦手工业上的反映,是当时自然观——图腾或星相崇拜的某种物化折射。
●那么,诗词歌赋中的科技呢?
〇汉语中的词语包括成语中,蕴含着丰富至极的科技内容,譬如一叶知秋,昙花一现,炉火纯青,百炼成钢,锦上添花,雨后春笋,金蝉脱壳,水滴石穿,老马识途……关乎科学技术的方方面面。
在文学作品中,随处可见科技的影子甚至作用。
譬如,一提起猕猴桃,人们自然就会联想到“水果之王”“维生素C之冠”的基维果,似乎猕猴桃是从国外引种来的。其实,基维果就是原产我国的中华猕猴桃,20世纪初引种新西兰,成为享誉世界的新兴水果。
中华猕猴桃原产我国,广布于16个省区,特别是河南、陕西、湖南等地。远在《诗经·桧风》中就有“隰有苌楚,猗傩其枝”的记载,说明自古猕猴桃就产于河南;后来唐代南阳诗人岑参有诗“中庭井栏上,一架猕猴桃”,说明当时猕猴桃已移植庭园棚架栽培。之后,《本草拾遗》《本草纲目》中更有关于猕猴桃形态、性质、医用等的具体记载。
试问,关于猕猴桃,谁还能拿出比中国更早、更硬的原产地证据来?
●没想到科学史还有如此重要的现实经济价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