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12月6日，岗纳·米达尔出生于瑞典卡尔卡利亚省古斯塔夫教区塞尔沃博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里。
童年的米达尔对自然科学很有兴趣。他刻苦好学，立志长大了献身于自然科学。1919年，年满21岁的米达尔以优异成绩考入斯德哥尔摩大学。这时，他放弃了研究自然科学的志向，改学法律，因为他“渴望了解人类社会到底是怎样运动的”。但是不久米达尔失望了，又迅速转向了经济学。他觉得经济学的方法比法律更加接近于自然科学。
1923年，米达尔大学毕业后开业当了律师，但他对经济学的兴趣有增无减，米达尔一面工作，一面刻苦钻研经济理论，投身于著名经济学家克努特·威克塞尔、戴维·戴维森等人门下，虚心求教。1923年，他发表了《价格形成和经济变化》一文，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并被任命为斯德哥尔摩大学经济学讲师。
1925年至1929年，这位年轻的经济学家访问了英国、法国和德国。1929年至1930年，米达尔又获得洛克菲勒奖学金到美国学习。他对这些先进的工业国家进行了详尽的考察，对整个资本主义有了较全面的了解。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深深地震动了米达尔，他认为自己必须从纯粹经济理论家的框框中解脱出来。大力从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并积极投身于公共事务活动。1930年，米达尔发表了《经济理论发展中的政治因素》，接着又出版了《周期和财政》、《财政政策的经济效果》等著作。1933年，年仅34岁的他便被任命为斯德哥尔摩大学政治经济学和公共财政学希尔塔讲座的教授，接替了国际上知名的经济学家、瑞典学派创始人之一卡塞尔的职务。同时，米达尔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成为瑞典政治舞台上相当活跃的人物。后来，他多次当选为瑞典社会民主党参议员，并任瑞典财政、经济和社会问题顾问、国家银行董事、瑞典经济计划委员会主席、商务部长和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等职。1960年，他又回到斯德哥尔摩大学任国际经济学教授，从事教学和经济发展与经济学基本理论的研究。
米达尔受教于瑞典学派的鼻祖威克塞尔，他对这位老师和长者十分敬重，但在学术上他并不迷信他，而是大胆创新。1931年，米达尔发表了《货币均衡论》，对威克塞尔“自然利率”的基本理论进行了重要的修改、补充和发展，一举成为瑞典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米达尔指出，威克塞尔纯技术意义的“自然利率”概念，在货币经济中是自相矛盾和无法确定的。他认为，货币利率也必须包含在用来确定自然利率的公式之中。他还提出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动态过程时，把收入、费用、储蓄和投资等经济变量区分为“事前的”和“事后的”两种类型。前者指分析期间开始时预计的数值，后者指分析期间结束时已实现的数值。这一观点已在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中被广泛采用。米达尔还将预测引入经济分析过程中，从而为静态经济学转变为动态经济学铺平了道路。米达尔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通过国家计划来“指导和调整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分配，以增进公共福利”，克服资本主义的“缺陷”。30年代以来，他利用自己在政府中的地位和在经济界的影响，努力将自己的主张付诸实施。这对瑞典经济的发展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加强，产生了重要影响。
米达尔的妻子阿尔娃（1982年诺贝尔和平奖金获得者）是一位社会学家和西方妇女运动的积极倡导者。他俩对人口问题都很感兴趣，认为人口问题是整个社会计划的一部分，是“社会改革的一个关键”。1924年，这对新婚夫妇尚未度完蜜月，便着手对人口问题进行研究。他们通力合作，发表《人口问题的危机》一书。这部著作不仅引起了瑞典广大群众的关注，且直接影响了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社会政策。米达尔被任命为住房和人口委员会的负责人。斯堪的纳维亚的其他国家也成立了相应机构，广泛采纳了米达尔夫妇的基本观点和具体建议。米达尔提出，解决人口危机的关键在于如何控制出生率。他认为，政府应当承认保护儿童是它的任务，而不管公民个人收入多少。他主张社会平均承担“抚育儿童的经济负担”，他们也提倡合理节育。
米达尔深知一个经济学家也应当是个出色的社会调查工作者，一个一生关在书斋里从书本上讨生活的人是不会有多大作为的。
通过对美国社会经济的深入调查分析，米达尔1944年发表了《警告乐观主义》一书。他断言，“战后的繁荣时期一经消逝，物价管制一旦取消，接着就会出现严重的不景气现象”。历史又一次证明他的分析是中肯的。
米达尔非常强调“现实主义”，不管是经济理论、种族关系，还是世界性的贫困问题，他都要用“现实主义”这把尺子来衡量。一切不符合现实主义的东西，他都加以揭露和批判。早在30年代初期，米达尔就对传统的经济理论进行了抨击，40和50年代以后，其战斗精神更加焕发。他的《亚洲的戏剧：一些国家的贫困的研究》（1968）和《反潮流经济学批判论文集》（1973）等著作集中反映了这一特点。米达尔指出，传统的经济理论完全不适用于不发达国家。米达尔主张采用制度方法，对一个国家各方面的情况进行综合分析，找出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他指出，“在一个相互依赖的社会体制下，不存在独立的经济、政治或社会问题”。
1945年至1947年，米达尔就任瑞典政府贸易和商业大臣时，曾代表政府与前苏联进行贸易谈判，他同财政大臣维格福斯同意向前苏联提供278亿美元的商业贷款。消息传出，舆论大哗，不仅国内一些人吵吵嚷嚷，其他国家也说三道四，米达尔毫不退让，他声称瑞典“保留判断为了增进国际间合作采取各种措施是否合适的充分自由”。在他的坚持和推动下，瑞苏贸易协定于1946年9月终于签字。
米达尔在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工作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20年代至30年代，他的经济学研究属于新古典主义传统，研究纯粹理论问题。他作为瑞典学派的创建者之一，继承了威克塞尔的传统，对资产阶级的一般动态均衡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瑞典皇家科学院所指出的米达尔“在货币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方面的首创性研究工作”，就是指他在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1931年，米达尔在其名著《货币均衡论》中，对威克塞尔“自然利率”的基本理论进行了重要的修改、补充和发展。他指出，威克塞尔“自然利率”概念，在货币经济中是自相矛盾和无法确定的。米达尔认为，货币利率也不须包含在用来确定自然利率的公式之中。他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动态过程时，把收入、费用、贮蓄和投资等经济变量区分为“事前的”和“事后的”两种类型。前者指分析期间开始时的预计数值，后者指分析期间结束时的实现数值，由此来说明货币均衡条件，也就是经济均衡条件，说明社会储蓄与投资等式的事前观察，为何经过供给和需求的调整，达到事后的均衡。这一观点已被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广泛采用。
第二阶段，自40年代起他就转向制度经济学研究，即从结构上或制度上来研究社会经济问题。瑞典皇家科学院所指出的“对经济的、社会的和制度现象的内在依赖性的精辟分析”，就是指他在第二阶段的研究成果。使他研究的方向转变，是由于他研究社会平等问题引起的。30年代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也严重地影响了瑞典的经济，生产下降，企业倒闭，失业增加，广大人民群众陷于生活贫困的境地，可是同时社会上另一部分人却仍然很富裕。这种情况，使他开始研究社会平等问题。1934年，他与妻子合作，出版了《人口问题的危机》一书，提出实行均等化社会改革的一些主张。1944年，他写作的《美国的两难处境：黑人问题和现代民主》，该书从生活条件最差的人的角度，研究了美国的社会不平等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米达尔开始研究世界范围内的平等问题，研究发展中国家大多数人的穷困问题和均等化社会改革问题，并进而研究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等问题。研究社会不平等问题涉及面很广，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习惯、行为方式、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问题，需要进行跨学科的研究，使他从理论经济学的研究转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而成为一名制度经济学家。
为表彰米达尔在货币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方面的成就，表彰他对经济的、社会的和制度现象的内在依赖性的研究成就，1974年授予他诺贝尔经济学奖。
除诺贝尔经济学奖外，米达尔还获得了很多其他荣誉和奖励。1938年获得哈佛大学名誉博士学位，曾获得应用人类学会的马林诺斯基奖，1944年获得安尼斯菲尔德—沃尔夫奖。他是瑞典皇家科学院、英国科学院、美国文理科学院的成员，是经济计量学会和美国经济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