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景元既不是考古学界的权威，也不是历史学家，他只是一个建筑学方面的学者，退休前在江苏省国土局工作。然而，在兵马俑的研究界，他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兵马俑的主人根本不是秦始皇，而是秦宣太后！
陈景元第一次接触秦始皇陵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当时，他考入西安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在大学里，陈景元开始广泛接触中国古代史。“建筑和其他专业不一样，必须要研究各种历史建筑的风格，”他说，“所以人文、历史等很多方面的知识都要了解。”他还认为：“浩大的秦陵建设，都是建筑学上的事，地宫结构、施工方案、土方运输以及陵墓建筑的布局、主轴线方向等，绕开建筑专业自搞一套，实际上都是不能成立的。”入学报到后的第二天，他就独自一人到临潼东边，考察荒芜不堪的秦始皇陵。几年后，秦始皇陵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由陈景元的老师负责对临潼县进行城市规划设计。对秦始皇陵的保护是规划的核心问题之一，对于秦始皇陵的规模勘测则是计划的第一步。虽然历史没有准确地记录下皇陵的规模，但根据秦汉墓穴的时代特点以及他和同学的勘测，以秦始皇陵为中心，特地划出了30～40平方公里的保护圈，准备建设一个特别的森林公园。当时为了保护文物，划定的区域已经远远大于陵墓的面积。20世纪70年代中期，当地传出兵马俑被发现的消息。但让陈景元奇怪的是，出土的地方却远在当初他们划定的这个区域之外。更奇怪的是，出土不久兵马俑就被认定是秦始皇的陪葬品，陈景元非常怀疑，他说：“我们当时特地多划了很大的区域，就是为了保护文物，而且陪葬品放置那么远是不符合常规的。”很多研究材料表明，兵马俑到秦始皇陵的直线距离是1.5公里。而这1.5公里还不是两地的中心距离，他们的估算是按照两地的边缘距离，中心区域相距还要超过这个数字。陈景元依据自己的建筑学知识产生了怀疑，在家里，他展示了当年划出保护圈的测算图纸，精确到每一米的距离。“如果按照他们的解释，秦始皇陵有那么大的话，会把整个骊山也包括进去，这现实吗？”兵马俑的发现地点和秦始皇陵园的距离太远，这是陈景元对此的最大疑点。公开的材料表明，秦始皇陵的面积是56.25平方公里，周围包括兵马俑在内的多处发现都是秦始皇的陪葬品。“秦始皇陵真的有那么大吗？”陈景元怀疑说。
其次，古代帝王的陵墓多是南北走向，兵马俑的方位却在秦始皇陵的东面。作为陪葬品，却没有坐落在陵墓的中轴线上，这有可能吗？而且秦始皇陵背靠骊山，前有大河，在古代的建筑风水学说中是极佳的位置，难道古往今来只有秦始皇一人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吗？凭什么出土不久就被认定是秦始皇的陪葬品呢？
兵马俑出土不久，考古专家很快就得出结论：“秦俑坑当为秦始皇陵建筑的一部分”。据《秦始皇陵东侧第一号兵马俑坑试掘简报》记：“秦始皇俑坑的西端西距秦始皇陵东墙1225米，和秦始皇陵内城的东北角成一直线。”加上出土的器物，陶俑“是秦始皇陵建筑的一部分”。在此后的宣传材料上，一致认为兵马俑的主人就是秦始皇。
为什么结论会下得如此之快呢？围绕兵马俑究竟发生了什么？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兵马俑是当地居民无意中发现的。当时，临潼县东西杨村一群农民在村子附近打井，发现了兵马俑。很快，县文化馆的工作人员赶到，他们初步断定这可能是大型陶俑，不过距离秦始皇陵太远，是不是秦始皇的陪葬品及其时代、作用，他们一时也难以判断，当时也没有立即上报。两个月后，有新华社记者了解到情况并写了内参，刊登在人民日报《情况汇编》，标题为“秦始皇陵出土一批秦代武士俑”，短短四五百字将事情清楚地描述了一遍，至于出土的武士俑是不是秦始皇的陪葬品，这位记者在文章中并没有明确说明，但这篇文章已经将兵马俑和秦始皇陵紧密联系在一起了。这个消息引起了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当时国务院领导人的重视，要求国家文物局的负责人进行妥善保护。
当时临潼县文化馆的工作人员感到压力很大。文化馆的同志讲，出土陶俑的地方距离秦始皇陵很远，对坑的大小、时代、性质和内涵等很多重要问题，他们都说不清楚。他们是反复商讨并请示县领导后才决定不上报，待进一步调查清楚后再向上级汇报。很快，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与陕西文物部门的专家一起来到临潼，现场考察后，疑问反而在更广的人群中扩散：这附近没有大型的墓葬，只有不远处有座秦始皇陵。但秦始皇陵的陪葬坑怎么会放在如此远的地方呢？专家对陶俑的时代、性质、属主等问题仍不敢下肯定的结语。但在《试掘简报》中，却对兵马俑的主人作出了判断。
了解这些背景后，陈景元更加坚信自己的怀疑：“当初对兵马俑的属性并没有准确的学术判断，这难道不叫人起疑吗？”
为了使自己的说法更有说服力，陈景元跑到西安现场勘查，可是，现场看见的情况更让他疑心重重。按照兵马俑博物馆的说法，该俑坑建于秦统一全国的十几年后。但奇怪的是，坑里有很多不同轮距的车，这在当时是违法的行为。因为统一之前，秦国自己境内必须“车同轨”，否则无法在境内自由通行，统一六国后，“车同轨”又在全国推行。秦始皇又怎么会允许自己陪葬品的车轨有宽有窄呢？而且秦始皇自统一中国后，就改正朔，易“服色”，规定衣服、旄旌、节旗“皆尚黑”的制度。几乎所有的武士俑出土时却从上到下都身穿大红大绿的战袍，紫蓝色长裤，这与秦始皇“尚黑”的命令大相径庭。秦始皇时只有大量使用步兵和骑兵的记载，而兵马俑坑内的军阵则是以战车为主的部队，兵器上也有可疑之处。
陈景元不断搜集相关的信息，写出了“秦俑新探——俑坑的主人不是秦始皇”，开始向社会科学院的学术刊物投稿，希望能够引起学术界对该问题的讨论。为了文章的发表，陈景元四处奔走，四处碰壁，没有学术杂志愿意和他一起冒这个险。《文汇报》的一位记者获知此事，将该事件发表在内参刊物上。政治局委员、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知道后，批示此文章可以用“未定稿”的方式发表，但结果却杳无音讯。陈景元不服气，通过知名学者于光远，向胡乔木再次反映了情况。胡乔木再次批示，表示此文章可以公开发表。但很长时间过去了，社科院的刊物上始终没有出现这篇文章。为了让自己的观点为世人所知，陈景元想出了一个暗度陈仓的办法，避开社科院，绕到自然科学院的刊物上发表。文章中，陈景元除了质疑秦俑的主人不是秦始皇，还根据自己的考证说出他眼中武士俑真正的主人——秦宣太后芈氏。《西安府志》中对此记载：“秦宣太后，葬芷阳骊山，去新丰县十四里，则在临潼界。”在《临潼县志》中也说：“秦宣太后陵……在新丰县南。”地理位置和兵马俑出土地点相近。据《史记·樗里子列传》记载：“秦昭王，王母宣太后，楚女也。”可知芈氏是秦昭王的生母，而且她还是个“楚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兵马俑的发式和服装与当时的少数民族相似。公元前306年，昭襄王年少即位，宣太后摄政。太后临终之际，下令近臣为其殉葬，可昭襄王不愿意。当人殉的要求不能满足的情况下，为了孝顺自己的生身之母，便下令塑造真人大小的殉俑，布置一个辎重车队，象征性地让太后回归自己的楚国故里。
该文章激起了轩然大波，国内外的研究者不断询问兵马俑考古队对此事的看法。更为重要的是，对于秦俑主人有了全新的观点，《中国考古未解之谜》一书中，作者公开将秦俑的属主列入“未解之谜”。为了扭转这种舆论压力，一些兵马俑研究学者在西安召开研讨会，后来传出消息，到会的专家学者都认为陈景元的观点不正确。陈景元逐个给参加会议的学者打电话询问，一一询问是不是反对自己的观点，而让他吃惊的是，参加会议的一些学者和他有相同的疑问。原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告诉陈景元，他本人也对此存在疑惑，并在自己的学术文章“秦俑之谜”中支持陈景元的观点。谢万幸、杨飞、张万鑫等学者在各自的学术著作中，都表达了与主流不一致的观点。但很快，这些质疑的声音都被淹没在当时的舆论浪潮中。当时，《陕西日报》刊登文章“秦兵马俑坑的主人是秦始皇帝——秦俑研究学术讨论会纪要”。兵马俑博物馆前任馆长袁仲一认为，兵马俑确实是秦始皇的陪葬品。他是当年兵马俑考古队队长，有“中国兵马俑之父”之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随后不久，兵马俑内发现了写有‘吕不韦’字样的戈，秦宣太后比吕不韦早100多年，宣太后的墓葬又怎么会有后人的东西呢？”陈景元认为：“吕不韦戈发现的位置不在墓穴的底部，而在中层。如果是和兵马俑一起陪葬的话，那应该是在底部。兵马俑坑内每年都有淤泥堆积，戈发现的位置可以推断出大致的年份，那是宣太后身后的年份，而且兵马俑遭到破坏，此戈很可能是后来人带进去的。”
袁仲一认为，在一本古书上曾经记载着，秦始皇前来视察工程进展，曾下令宰相李斯将陵墓的范围，向外扩展“三百丈”。经过人们的钻探测量，发现西杨村发现陶俑的地点，正好在这“三百丈”的距离之内。陈景元则反驳，他找到那本古书的各种版本，根本就看不见有“三百丈”的字样。退一步说，秦代的1尺只有现在的23厘米，“三百丈”折成现在的尺寸，只有690米，西杨村距秦始皇陵中心接近2公里，怎么可能在“三百丈”的范围之内呢？虽然势单力薄，但陈景元还在坚持自己的声音。
年近七旬的陈景元，始终也没有放弃自己的看法，其执著的精神令人钦佩。希望考古界能够以客观的态度来研究秦始皇与兵马俑的关系，还原历史的真相。这件事和发现兵马俑的意义同样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