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巴黎到延安的陈学昭
郭楚伟
1927年6月下旬的一天。法国巴黎。
晨，空中飘起了蒙蒙细雨，薄雾笼罩下，巴黎城披上柔曼的轻纱，道旁梧桐树的枝叶在风中沙沙作响。摆臂颔首，一切都似有所准备，为一位远涉重洋来此“西方艺术之都”求学的中国女青年洗尘，并向她致意。
从上海到马赛，在海上颠簸了30多天，又坐了一夜的火车，几乎没合眼，实在太累了，一阵凉风吹来，她不觉打了个寒颤，有点站立不住，但心中却涌起了阵阵热流——
巴黎，梦魂萦绕的地方，终于到了！
羁留法国
女青年叫陈学昭，1906年4月17日生于浙江海宁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7岁时父亲便去世了，兄长们对她管制极严，动辄责骂、罚跪、饿饭。严酷的封建家教使她从小就养成了一种孤寂、敏感、倔强、反抗的性格。她不愿寄人篱下，要远走高飞。1922年，她孤身一人闯上海，插入私立爱国女校二年级学习，毕业后参加文学社团“浅草社”。接着，她又在安徽、海宁、上海、绍兴、杭州、太原、北京等地教书或写作，此间有幸与茅盾、瞿秋白、周建人、陶行知、戈公振、鲁迅等文化名人相遇相识，并得到了他们的许多鼓励和帮助。1925年，由北京南归，来往于海宁、上海、武汉之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只好以卖文为生。家庭的隔阂、社会的黑暗，使陈学昭感到压抑、气愤、失望。她说：“我是一个流浪者！孤零漂泊的流浪者！天涯的游子，只有天涯的浪花是一生的伙伴。”因而怀着强烈的求知欲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于1926年5月登上了去法国的客轮。
初到法国，受到童年好友季志仁的接待，在萌日路的金光旅馆租了个房间住下。
房间外的院子里有一家中国饭店，每天晚上，夜风送来阵阵祖国音乐，勾起陈学昭那游魂飞扬的思绪，寂寞、乡愁随之而来，竟至常常失眠。
不久，经季志仁介绍，她又结识了蔡元培先生的儿子蔡柏龄，三人常去那家中国饭店吃中餐。
季、蔡二人打听到巴黎近郊有所教会办的女子大学，可以住宿，收费不贵，陈学昭便写信报了名，想进去学习法文，借此了解一下法国的民俗习惯，尽快适应异国生活。但当她提着行李报到时，女校长却客气地问：
“就是您么？姓陈，中国人。”
“对！就是我，姓陈，中国人。”
“你的同乡说，您是康敏尼斯脱（法语音译，意为共产党员），我们这里不接受康敏尼斯脱的学生，您另找别的学校去吧！”
其实，陈学昭当时与共产党并无任何关系，事后得知，是两个留学的广东军阀的女儿造的谣，可能是因为她思想激进，一贯反对军阀统治的缘故吧。
很快，经联系，陈学昭又进了巴黎大学附设的法语补习学校，每天上午两小时的课，下午自己温习。
早上，她总是迎着清澈的晨风，经过有名的卢森堡森林公园，踏着夜露浸润得绒样的绿叶，呼吸着森林中浓浓的植物的气息，第一个到校。不觉中，以往烦忧的心情也渐渐朗然开来。
不料，她为国内《新女性》杂志写的一篇通讯在留学生中引起了一场风波，又带来了一些麻烦。
那篇报道中，她写及中国留法学生中的赌风与嫖风，女赌男嫖，不思进取，整日里打麻将、下舞场、逛妓院……连走路都在学时兴的舞步，穿着大裤脚飘飘荡荡，就像上海太太们新式的旗袍大袖口。文章招致那些不学无术之徒的愤怒，他们联名在巴黎大学散发传单，扬言只要碰见陈学昭，就上前围打，以报“受诬”之辱。
“打就打，还怕被打死不成？难道就不到中国饭店去吃饭了？偏要去！”陈学昭、季志仁、蔡柏龄看到传单后，气愤地这样说。
他们三人照常外出吃饭，也碰到过扬言要找陈学昭的人，但不见他们动手，甚至连骂也没有。
巴黎的秋天到了，满街满园的黄叶在晚雨中飘落，又在晨风中飞起，游子思乡的情绪也浓了。陈学昭的经济却有些拮据。
恰巧，她尊敬的戈公振先生到了巴黎，戈公振是著名的新闻工作者。陈学昭见了戈先生，谈了面临的困难，戈先生便介绍她为天津《大公报》驻欧特派记者，月薪120块大洋，可解燃眉之急。以后，陈学昭常写一些通讯报道，署名都是“野渠”或“式微”，以避开国民党的检查。她的文章，很受政府关注，常被扣压。有时，她也模拟男子的笔调和语气，使检察官们搞不清是谁写的。
但是，从1928年1月后，薪水没有再来，她写信询问，《大公报》副总编何心冷回信说，她二哥写信给报社，要求不要寄薪水给她，说家里给她找了个对象，促她回去完婚。陈学昭深感中国女子的命运掌握在旧礼教之手，封建思想弥漫于古老的中华大地，她不愿接受家里的安排，要追求自己理想的生活，便从友人处借钱度日，拒不回家。到7月，终因实难维持，只好暂别巴黎回国。
先到家中，在二哥要求下，随他去见那个对象，谁知那人是个自卖自夸的家伙，对婚事并无诚意，令二哥大为懊恼。陈学昭在家里小住了几天，即去上海，在茅盾夫妇家住了两个多月，这期间在茅盾、鲁迅两位大师指导下写了不少散文作品。
1929年1月，过了年，陈学昭决定经西伯利亚再去巴黎。从上海出发，路过天津时，去《大公报》社结清了所欠薪水。在哈尔滨，从苏联领事馆办理了护照，踏上了西去的火车。
天气很冷，西伯利亚早为积雪所覆，沿途听到的只有单调的车轮声，但陈学昭的心已像春天的鹰，在空中翱翔，飞向巴黎。
她依然去巴黎大学的法语补习班学习，几个月后，转学到巴黎丰德奈森林的一处寄宿女子中学。这个学校同时接待外国人，学生来自法、德、意、英等七个欧洲国家。
校规很严，凡是男子，即使是亲人也不能进入女生宿舍，更不许学生在外过夜，星期天请假外出也得说明时间多少。校长是个50多岁的妇女，当学生请假时，她最严厉的一句话是“不可能的”。
季志仁、蔡柏龄常去看望陈学昭，但只能在会客室里见面。不过，陈学昭有时也能请假出来，于是三人便去校外的小河里泛舟，或进巴黎城看戏、看电影或听音乐。她感觉这是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在这所学校里，她既学习了法语，又熟悉了欧洲各国的民情，长了不少学识。
1930年12月，陈学昭在巴黎大学文科学院办了手续，正式上课。
半年后，她在里昂与一位学医的中国留学生结婚，不久又去克莱蒙城，一面照顾在此读书并养病的丈夫，一面到克城文科大学上课，听法兰西文学，由此结识了C教授。
C教授对东方文化很感兴趣，陈学昭就选一些中国的五言七言诗给他读，还教他写中国字。C教授劝陈学昭写一篇论文，得一个博士学位，而后留在法国工作，并介绍她与巴黎大学东方语言学院院长G教授相识，G也极力欢迎她写论文，而且最好是关于中国的词的论文。
此后，陈学昭一边学习，一边加紧论文的撰写工作。
1934年夏，论文完稿。秋，陈学昭去巴黎见G教授，G对论文很满意，并一再热情地劝她留在东方语言学院工作，但此时的陈学昭已无意在法国久留，她心中牵挂更多的是灾难深重的祖国及在国内的亲人。九一八事变后，她就时常购买法共的《人道报》，了解祖国的情况。
同年11月，陈学昭的长篇学术论文《中国的词》答辩通过，获克莱蒙大学文学博士学位，旋即于1935年初回国。
别了，巴黎！
别了，法国！
站在徐徐远离马赛港的海轮上，陈学昭向生活了八年之久的法兰西大地投去了最后一瞥！
初涉圣地
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陈学昭立即遭到了国民党特务的跟踪、威胁，被迫转徙于各地。在无锡、上海、南昌、武汉、重庆等地，她耳闻目睹了国统区的黑暗专制、腐败堕落，强烈渴望摆脱这令人窒息的生活环境。1937年，国共联手，共抵外侮。有关延安的报道不断传来，那儿新鲜的生活吸引了陈学昭，在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后，即决定去延安寻找新的生活。她找到了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向负责同志谈了自己的要求，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乘车经成都、汉中、宝鸡，抵西安。在西安八办歇息了几日，终于搭上了去延安的汽车。当初离开重庆时，黄炎培先生主办的《国讯》周刊总编孙起孟一再约她为《国讯》写特约通讯，以满足渴望了解陕北情况的人们的需求。为采访方便，给了她一张《国讯》周刊记者证。同行的有她的丈夫、孩子和一女青年。
大约在1938年8月4日，陈学昭第一次踏上了延安的土地。“像回到家里一样的轻松愉快。”她说。
在延安招待所，她向所长谈了此行的愿望：参观和访问。很快，所长便介绍她去见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
陈学昭开始用一个外来人的目光打量眼前这个陌生而新奇的地方。每次参观访问，她都先去李富春处拿介绍信。参观访问时，常提出一些问题并做详细的记录，待整理好后拿给李富春审看，修改不实之处。她先后了解了延安的地理环境、生活氛围、饮食、名胜，还有老百姓、红军战士、中央领导、国际友人等，其中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成仿吾等人给她印象最深。11月底，她开始把所见所闻所感写成通讯稿，托人设法带到重庆，在《国讯》上发表。可只发了一篇，就遭到国民党的检查压制，不能再发表了。直到1940年，这些稿件才由香港北极书店汇集出版，题名《延安访问记》，当时对帮助人们了解延安的真实情况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这期间，她被安排到边区文艺界抗敌后援会，担任了《文艺战线》编委和文协延安分会理事等职。但因照顾丈夫健康，一直住在边区医院。
半年多过去了。
1939年夏天，陈学昭突然发现左隔壁的两个窑洞里住着周恩来同志。周因骑马跌伤右臂，在边区医院养伤。
一日她写完稿子走出窑洞，在院子中看见了周恩来。他的右手臂被绷带系着，微笑着问她：“写得怎么样了？”
“很慢，一天才写几百字。”她带着对自己不满意的口吻回答。
“好嘛！慢慢写也行啊！”周恩来鼓励道。
没几天，周恩来身边一位工作人员走进陈学昭的窑洞，给她一只瓷杯：“副主席给你们尝尝。”瓷杯里有点大白菜，大白菜上面有两个“狮子头”。“狮子头”是周的拿手菜。经过几次接触，陈学昭从周恩来身上看到了共产党领导人平易近人、幽默风趣的品质，初来时的那种怕见领导的感觉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
冬天的时候，因家庭原因，一家人回到重庆。
随即，各种困难和打击接踵而至：找住房、躲空袭、设诊所，特别是男孩因病夭折，给陈学昭精神上造成很大的痛苦。
当时，宋美龄在重庆开了一个妇女训练班，搞些抗战动员工作，特邀陈学昭前去做报告。陈学昭便讲了延安妇女的精神风貌，在共产党领导下，实现了男女平等，获得了身心的解放，积极参加救亡活动等等。后来蒋介石夫妇又派人送了一张红卡请柬，请她去参加游园茶话会，她将请柬撕成碎片，投进了火炉。
令陈学昭深感愤怒的是，特务竟将监视点设在了她住房对面的一家咖啡馆，每次出去，都有不明身份的人徘徊在前后左右，她愈感重庆难以待下去了，遂决定再去延安。
她把这个想法告诉在重庆的周恩来夫妇，他们很支持。1940年元月，陈学昭与丈夫再次乘上了去延安的汽车。临行时，改了名，换了职业，把头发也留长了，为的是不让特务认出。
途中遇险
汽车在崎岖的山路上盘旋了几天，来到了国统区与陕甘宁边区交界处的同官（今铜川市）。一群武装特务拥上来，将人与车统统扣留，实行男女分住。当晚陈学昭睡在潮而冷的泥土地上，为以防万一，她将缝在衬衣里的几张照片以及文凭、版税折子等可以证明身份的东西撕碎，塞进了头边的一个老鼠洞。
特务们审问盘查被扣的十几个人：姓名、履历、为何去延安……并劝他们回西安。每天早上，被扣的人还要集体接受“训话”。
一个晚上，陈学昭被特务单独叫去审问：
“你们里面有没有一个叫陈学昭？”
她不动声色地反问：“什么陈学昭？我们这些人你们不是都清楚么？”
“她是个写文章的。”特务补充一句。
她依旧平静地反问：“是女的？是男的？那我可不知道。”
特务见问不出什么结果，只好叫她离开。
18天过去了，每日都是无休止的盘问、纠缠、吵闹……
到了第19天，特务突然放被扣的人走，众人皆感不解。后来才知道，开车的司机是个地下党员，被扣其间，特务多次和他谈话，要他把车上的人送回西安，他都以自己是为人所雇，只知开车拿钱、替人完成任务而拒绝了特务的要求。特务没办法，就让他在街上转悠。他借机拦住一辆过往的我军卡车，将陈学昭等人的情况告诉押车的同志，让他们迅速转告中央，进行营救。中央获知消息后，立即将情况电告在重庆的周恩来，周恩来亲自与蒋介石交涉，蒋只好命令胡宗南放人。
获救了！又见到分别一年多的同志，又回到了红色的圣地，陈学昭觉得，自己与延安再也不能分离了！
新生
在延安，陈学昭逐渐将自己融入人民斗争的革命洪流中，以新的姿态出现在无产阶级作家队伍里。
1941年1月4日，文协延安分会举行年会，欢迎陈学昭和于黑丁、曾克等人从大后方归来。同年8月，在分会第五届会员大会上她又被选为候补理事。
但时隔不久，她与丈夫的矛盾日渐激化，缺乏情感基础的婚姻再也维持不下去了，最后不得不办理了离婚手续。对她婚姻的失败，周恩来曾有过这样的评价：她“就是这件事情做错了，没有处理好自己的私生活”。她的心情也因此低落下去，常用一些自嘲自弄的口吻说反话，李富春多次劝她：“不要说倒话，别人会信以为真的！”在李富春面前，陈学昭几乎无话不说：童年、朋友、家庭、思想……在消沉的漩涡中，陈学昭沉浮了许久。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会上明确了文艺与生活的关系，号召作家积极转变思想，创作出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有益于时代进步的好作品。陈学昭聆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并在延安文抗后援会参加有关学习和讨论，与她同组学习的还有艾青、丁玲、萧军、草明、曾克等人。毛泽东特派胡乔木同志前去文抗指导学习工作。陈学昭说，当时，“在我的脑子里、感情上，为谁写作，有没有弄清楚呢？我承认，这问题我没有想过。”联系以前的创作实际，思考着新的文艺精神，这位曾以低吟浅唱个人情怨著名的作家，慢慢进入了一个新的创作里程。
5月23日，座谈会结束，到会同志一起同毛泽东合影留念。
同年冬，陈学昭被调到中央党报《解放日报》社做四版的编辑工作。
四版是个综合版，主要刊登科教文卫等方面的文章，组长是艾思奇，副组长是舒群。陈学昭与白朗、黎辛负责审看文艺和通讯一类的稿件，开始时，心中颇有些惴惴不安，时间一长，便觉自然了，还不时写一些短文补白。
报社的生活很艰辛，早饭是一个馒头、一杯开水，午、晚饭多是小米稀粥。延安，正处在抗战中最困难的时期。
不久，整风审干开始了，学文件、讨论、汇报思想……陈学昭向组织谈了自己的家庭、童年至今的生活经历，对以前的创作也做了自我批评，多数同志给了她善意的鞭策，特别是李富春、蔡畅夫妇给了她许多安慰，要她放下思想包袱，积极学习，她也表示要好好学习马列主义，改造好思想，清除个人主义。
1943年8月，周恩来夫妇从重庆返回延安。陈学昭去看他们，一肚子苦水倾泻而出，她向周恩来谈了自己的近况，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周恩来指出了她生活中的失误，又劝慰她：“好了！好了！不要再去想了！”并亲自下厨，做“杏仁炒鸡丁”招待她。吃饭时，周恩来夫妇又鼓励了她。
以后每次周恩来从重庆回到延安，陈学昭都去看望，在周恩来夫妇指导下，她阅读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马列书籍和《飘》、《简·爱》等文艺作品，提高了思想认识。
为克服经济困难，解放区军民响应党中央“组织起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广泛开展了大生产运动。陈学昭边工作、边劳动，什么活都干：捻羊毛、拔猪草、纺线线。在生产实践中，她体会到了生活的乐趣，加深了与人民群众的感情联系。在《一个个人主义者怎样认识了共产党》、《体验劳动的开始》等文章中，她具体地谈了切身体验和思想上的收获。1944年初，边区召开第一届劳模大会，陈学昭采访了折聚英、李得奇、胡华钦等劳模，学到了这些人的精神。
劳模大会不久，陈学昭又被调到中央党校四部做文化教员。四部在文化沟里，学员尽是从前线调回的旅团级干部，边总结边学习。
四部主任是张邦英，文教科长是齐燕铭，组织科长是李天焕，陈学昭常与他们同桌吃饭。她这时患有严重的胃下垂和慢性胃炎，一次不敢多吃，很快又饿了，而食堂规定必须在食堂吃饱，不准将馍带到外面去，除非生病不能动，才可由同志捎饭。经申请特批，陈学昭可带一个馍出去。
1945年7月，对陈学昭来说是段毕生难忘的日子，经过不懈而艰辛的努力和组织上的考验，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这位曾漂泊天涯、上下求索的游子投入到党的怀抱中，找到了自己理想的归宿。
9月下旬，受组织派遣，陈学昭离开延安去东北。1946年夏，因工作需要，第三次到延安，不久参加撤退，半年之后，再去东北。
延安七年，使陈学昭脱胎换骨获得了精神上的新生，她由衷地感慨：“我确实是个解放了的人！”
建国后，陈学昭先后担任浙江大学党支部书记、中国作家协会理事、浙江省文联副主席、全国政协特邀委员、中国文联委员、作协浙苏分会副主席等职。出席过第一、二、四次全国文代会。曾参加民主反霸、土地改革、互助合作等运动，并在茶区生活了六七年，创作出如《春茶》、《土地》等一批深受欢迎的文学作品。
1991年10月10日，陈学昭在杭州去世。她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包括她那坎坷的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