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琴
在抗大填表时，成分一栏她写了“地主、资本家”。其实这不是她的家庭成分。她是个独生女，从小在爷爷身边长大。她的父亲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她懂事后就瞧不起父亲，从来也不搭理他，倒是爷爷很喜欢她。爷爷确实是地主、资本家，在长春有烧锅，有大买卖（即商店），在外地，还有大量田地。在二道沟，乃至长春城内，也是很有名的人物。在她的心目中，爷爷那里才是她的家，所以填了爷爷的成分。在学习讨论时，她曾为祖爷辩护过，说他是靠劳动起家的。学友们驳斥她，指出地主资本家都是剥削阶级，她还不服气，硬是进行争辩。她是否有所依据呢？也不能说是没有，只是在她的头脑中，那时还缺少辩证法。说到底，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本世纪初，东北地广人稀，劳动力奇缺。丰饶的大地，攥一把土，似乎都能捏出油来。有一句名言，说土地肥得插上根筷子也能长成大树。现在还没有考证“跑关东”这一热潮始于何时。但是，冀鲁豫和山西确实有大批人到东北去，并在那里落户。从此，东北的人口构成便发生了变化，跑关东的人数超过了当地的满族人。跑关东的人无论从事何种工作都能赚钱。打个比方，东北的钱庄就全被山西人垄断。一个单身汉挑担卖菜，几年后，积攒的钱就可把家眷接来，过上小康生活。她的外祖父很精明，靠劳动赚了钱后，又让钱再生钱，钱多了就买地、买房产，接着就开大商号……于是，就从劳动者逐渐变为剥削者。这个过程，她不清楚，是学友们和指导员帮她分析后才明白的。她就是傅彬。
傅彬，女，原名傅国华，1920年生，吉林省长春人。她在长春的商埠小学读完初小，即到天津去读高小，最初在仰山小学，后来转到扶轮第三小学。她自主自强的精神特别强烈，九岁离家去天津，住在二伯父家里。二伯父是体育界知名人士，曾随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远东运动会。
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略军炮轰沈阳北大营，接着就占领了沈阳和东北各地。这一消息好像一颗巨石投入她的心海，掀起了冲天巨浪。亡省亡家，切肤之痛，使她不由得悲愤地喊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并积极参加救亡活动。由于她为人热情、开朗、活泼、敢说敢做，受到同学们的拥戴，被推选为校学生会主席。她1934年考入北平国立东北中山中学，这才告别津门。
一二·九运动爆发，她参加了声势浩大的“一二·一六”示威游行以及北平学联领导的历次运动。并在运动中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在北平成立东北党务办事处，统管东北青年教育救济处和国立东北中山中学的工作。后来又成立“力行团”（三青团的前身组织）。这个组织活动的目的是拉拢青年，分裂救亡组织，破坏中共领导的学生运动。力行团团员在校内横行无忌，有时甚至侮辱女同学。这时，傅彬便挺身而出，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不过，青年学生跟着国民党跑的并不多。因为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已经打破了东北青年对它的信心，而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却深得人心。为了避开力行团的监视，傅彬便和同班同学白竟凡（白桂荣）、富鸣（富淑华）、赵雅乾、邓爽等民先队员在校外租用的一间小屋内开会，学习讨论，研究民先的活动。一次，民先队员在街头宣传抗日，并散发传单，忽遭军警驱赶，她不得已避入一居民家中，才摆脱险境。她生性好强，遇到困难从不叫苦，像男同学一样行动果断。
1937的春季，北平学联在香山举行集会，她和同班的民先队员都去参加了。骑车回来的路上，下坡时由于骑得太快，她又没有握紧把，摔倒在路边，腿磕坏了，她却掸了身上的土，又骑上车走了。
日本侵略军进入北平后，大肆搜捕东北籍学生，因为他们在救亡运动中最积极，敌人特别嫉恨。傅彬一直躲在同学家里。平津通车后，她乘火车回到天津二伯父家。在天津火车站却经历了一场有惊无险的风波。出站时，站口站着两个日本宪兵在检查旅客，突然，日本宾宪兵命令她和另外两个女同学从旅客中站出来。日本宪兵问：“你的什么的干活？”
她答：“回家探亲。”
日本兵又问：“家在什么地方？”
她答：“河西。”
另一个日本兵打开她的箱子检查，翻看结果，除衣物外，并无可疑之物，后在箱子的口袋中翻出一张日文名片。于是递给审问她的日本宪兵。那个人看后一怔，问：“你认识他？”
那名片是1934年暑假她回长春探亲时，祖父给她的。当时，祖父说，如果遇到什么情况，拿出这张名片就能化解了。她并没在意，随手把它扔到了箱子里。这时，她灵机一动，说：“他是我爷爷的好朋友。”
那个日本宪兵一改刚才凶神恶煞的样子，躬身放她出了站口，却扣下了后面的两个女同学。
走出车站，一个红帽子脚夫凑近她的身旁，悄声说：“好险哪！你一个女孩子夜晚走路不安全，我帮你找个客栈住下，明天再回去。”傅彬担心那两个女同学的安全，想等到她们出来一起走。那人却说：“夜晚不方便找人，你先住下，明天再设法营救。”
那人介绍她到一个客栈，在过道上搭了一张床过夜。次日，她回到家中，请她二伯父托人说情，才营救了两个女同学。
日军铁蹄所到之处，华北河山变色。平津大中学校的学生大批南下，乘轮船，抵达烟台或青岛。中共及时组织了党的外围组织——平津逃亡同学会，负责联系地方政府免费供应食宿，同时与交通部门洽商，免费乘坐火车分往各地。先行南下的同学写信回来，详述到达后的各项安排，更坚定了未成行人的决心。傅彬获悉后，便向二伯父提出了远行的要求。二伯父沉吟良久说，一个女孩子孤身外出，太不安全，为她的父母负责，决定不让她出行。同时，还答应进行联系，让她进入天津耀华中学继续读书。此外，还对她进行了“经济封锁”，以免她私自外逃。
人生有如东流水，一浪接一浪，有时苦恼，有时欢乐。正当她困坐愁城、无计可施的时候，忽然天外飞来喜讯，她的同学白竟凡的妹妹白晶泉（白桂真）来看她。她向白倾诉衷肠，请求帮助，白立即应允。二人商量秘密离家南下的计划，由白购买轮船票。登轮后，她担心家中发现后会派人来追，直到轮船开出大沽口，才放下心来。
她身无分文，白晶泉买完船票后，也是一贫如洗。她们俩在船上不吃不喝，忍受饥饿的折磨，直到在青岛上岸。在济南稍事停留，她们便乘车直奔西安。途中，东北大学学生林洁（林荩卿）见她们没吃饭，便来问长问短，她们谎称不饿。林看出她们的窘境，出于同情，又都是逃亡学生，本应互相帮助，就把自己的所带的食物分给她们吃，她们才免于饥饿。到了西安，白晶泉找到姐姐白竟凡，傅彬也找到了她的好友黄克（黄克纯），在她家住了下来。
1938年5月，傅彬和黄克、黄中、黄显第、何芃（彭德珍）及林洁同去延安。去延安的手续是东北军将领黄显声（黄克的堂兄）托请东北救亡总会（简称东总）分会负责人高崇民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办理的。在延安，她进入抗大，编入第四期女生第五队。她担任班长，改名傅斌。她到延安时，正值全国青年大批奔向延安。党中央对于这批青年极为重视，中央领导同志曾亲自给他们讲课、做报告。傅斌告诉我，她就听过毛主席讲课。当年，没有课堂，大家都是席地而坐，露天上课。毛主席来了，穿一身土布衣服，头发很长，个儿高，人也瘦，说话带有浓重的湖南腔，说起话来，总是神采飞扬，有时还辅以手势。说的话也很幽默、很风趣，有时，插入一两个小故事，或是一个笑话，引得场内十分活跃。毛主席讲课，条理分明，易记易懂。许多复杂的问题，一经他分析，便都十分简单明了，通俗易懂。谈起国内外形势，他更是了若指掌。毛主席讲课，没有讲义，大家都认真地做笔记，课后还学习讨论。那时她就想，尽管毛主席的额头很宽，可是，要容纳这么多东西也不容易啊。他真不愧是一个大学问家。她对毛主席的崇敬已经从听人传闻发展到个人的亲身体会了。
每逢周末或星期天，清凉山下和延河边，总有许多有情人成双成对地漫步。延河边上，女同学们在洗衣服，歌声就在水面上飘。延安有个规定：过周末，凡是夫妇，每周可聚会一次。所以，每到周末，她就和学友们腾出空窑洞，好让有情人在洞中过夜。
延安抗大过的是军事生活。一天，进行夜间紧急集合演习。哨声过后，学员们急速起床，匆忙间，有的人穿错了衣裤，有的人穿错了鞋袜，有的人忘记腰间的皮带，有的人忘记系衣扣……她却早有准备，首先站在排头，等学员们到齐了，出列报告人数。事后说起，皆哄笑不止。笑声过后，人人都记取了这次的教训，以后再也没有闹出这样的笑话。延安的生活是艰苦的：小米饭，熬白菜。可是学员们却精神饱满，十分活跃，因为毕竟是到了理想中的自由天地。有时，指导员带一两个学生到合作社去吃个荷包蛋，就是改善生活了。8月，经周队长和李指导员的介绍，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大毕业以后，她被分配在陕甘宁地区政府交际科工作。1939年1月，她被调到西安东总陕西分会工作。此后，她的生活之路便极为坎坷。
东总是在国统区的党领导的群众团体，内有党组，刘澜波是第一任党组书记。为了加强东总陕西分会的干部队伍，也为了开展国统区内的地下工作，刘澜波从延安调出三名干部去西安。他们是何芃、黄显第和傅斌。傅被分配在东总陕西分会联络处工作。
高崇民看到黄显声推荐的几位青年从延安学习归来，到陕西分会工作，特别高兴，对他们非常照顾。傅斌把他视为自己的父亲，高也把她当作女儿一样看待。她刚接到工作，不知从何做起，向高崇民请教，他就习惯地盘腿坐在床上，像个老妈妈似的耐心教导她：“过去，我们做救亡工作，目的是要求抗日，现在，我们做工作的目的是，要求抗战到底，收复东北失地，打回老家去。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全国人民团结一致，而团结的中心是东北人民。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团结逃亡关内的各阶层的东北人。要搞统一战线，把一切能够团结起来的人都团结起来。现在，在东北人中间做工作，有一个有利的条件，就是人人都愿意收复东北失地，打回老家去。因为他们吃够了逃亡沦落之苦。几乎人人都有这样的想法：生为故乡人，死为故乡鬼，决不愿抛尸异乡。”接着，高又在工作方法上加以引导。他说：“当然，我们遇到的工作对象是千差万别的，每个人的具体情况都不一样，必须分清目标，有针对性地工作。同时，要掌握时机，灵活地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为了使她熟悉工作，高还亲自带领她走访了卢广绩和张冠英（鲍文樾的夫人、张学良将军的姐姐）。她本是搞交际工作的，经高的点拨和驻会领导陈先舟的支持，联络工作便开展起来了。特别是在团结东北军家眷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一定的成绩。此外，她还是文艺宣传骨干，常和何芃一起在街头演唱救亡歌曲《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打回老家去》、《毕业歌》等，还演出街头剧，如凤阳花鼓。她们唱道：“高粱叶子青又青，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先占火药库，后占北大营。杀人放火真是凶，杀人放火真是凶！中国的军队有好几十万，恭恭敬敬让出了沈阳城……”这凄婉哀怨的歌声好像一把钢刀，刺痛了围观的群众，人们不禁流下了眼泪。
她到西安不久，丘琴也来到了陕西分会工作。朝夕相处，萌生了爱情。丘琴觉得她名字里的“斌”字男人气太强了，不如改为文质彬彬的“彬”字。从此，她就改名为傅彬了。5月，丘琴随同东总党组成员韩乐然去晋东南战地考察，这中间有一段插曲。乐然是从重庆来的，当时有个头衔：战地党政指导委员会少将指导员。韩需要一个能写作的人帮他整理材料、写报告。组织上决定由丘琴陪去，但是，丘琴不同意，因为他已办好去延安学习的手续，正在等候搭乘八路军的汽车去延安。他不愿意放弃这个向往已久的好机会。组织上让傅彬去做丘琴的工作，丘琴仍不同意。后经支部批准，由傅彬明告丘琴，韩是法国入党的老党员、东总党组成员，随他去工作就是为党工作，回来后，保证丘琴随时都可以去延安。丘琴这才同意，临行前他和傅彬订了婚。
东总派出的第一个战地服务团的团长是张庆泰，一行20余人，穿过封锁线，到达冀中解放区吕正操部，反映很好。于是，东总决定组织第二个战地服务团，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陕西分会。7月，高崇民和陈先舟等人研究后，决定派孟明（孟宪民）为团长，傅彬为副团长，到安吴堡青训班去建团并进行组训工作。孟明是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东北大学学生、民先队队员，曾担任过东北军第五十军战地服务团团长。他也是东总会员，是由武汉撤退到陕西分会来工作的。
东总战地服务团第二团正式建立，史行任导演，金紫光任指挥，团员有吴萝演、赵辛等20余人。全团在青训班一面学习，一面排练节目。10月去延安，原打算赴战地，因形势变化，全团转入鲁迅艺术学院学习。该团去延安之前，傅彬被调回西安。
1939年，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共许多地下组织遭破坏，共产党员很多被逮捕、杀害。傅彬回到西安后不久，分会就被国民党陕西省部查封。这里也有一段插曲。
东总陕西分会最初在西五台大庙里办公，后来才迁到城隍庙巷。会址是两层小楼，独门独院。被查封当天，她和何芃外出办事，归来时，发现门口有人把守，又望见支部书记于苇民在二楼上摆手，示意她们赶快离开。她警觉起来，未敢前去。在她们徘徊街头之际，忽见路鸿志走来。路也是东北大学学生，常到陕西分会来，她们和路很熟。那时，他在国民党航空委员会任俄文翻译，穿一身军装，系军官皮带，佩校官领章。她悄声对路说：“分会出事了，门口有人把守，你这身军装顶事，快进去探个究竟。”路昂首进内，门口把守的人未敢阻拦。上到二楼，于苇民小声告诉他，抽屉内有材料，赶快拿走。路假装搜查，把材料取出，放进皮包内，一场险情幸得化解。
为了再建立一个工作据点，高崇民向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北地区办事处（简称西北工合）主任卢广绵推荐，由傅彬担任西北工合西安事务所所属的东北妇女缝纫生产合作社的理事会主席。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是由宋庆龄、埃德加·斯诺、路易·艾黎、胡愈之、萨空了等人倡议于1938年8月在武汉成立的，其宗旨是在大后方发展工业合作运动，建立合作社，以其产品供应军需民用。工合是一个进步团体，有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在其中工作。抗日战争期间，通过工合渠道向解放区输送了大批物资，仅以傅彬所在的合作社为例，为响应宋庆龄女士募集寒衣十万件的号召，全体社员日夜加班，迅即制作数千件棉衣和棉背心，运往陕北。
傅彬乍到这个合作社时，全社只有社员自带的缝纫机两台，平日只做些加工活，生意清淡，缝纫机时开时停，社员们也无精打采。当年，她很年轻，只有19岁，但是，却有着一股子不畏艰难、勇敢开拓的精神。经过调查研究，她看准了最关键的问题是揽活。经过她多次奔走联系，终于和军需部门打通了关系，生产任务便源源而来。两台缝纫机应付不了，便租用缝纫机。接着来入社的人也多了，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合作社的缝纫机就增加到50余台。社员们个个积极参加生产，业务红红火火地开展起来了。
正当合作社进入蓬勃发展时期，1940年2月，分会却得到情报，国民党特务捕人的黑名单上列有柳文和傅彬。柳文（刘士范）也是东北大学学生，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并曾被捕过，是分会地下支部的成员。她曾被党组织派到合作社协助傅彬工作过，后来调到宝鸡西北工合妇女部工作。地下支部专门开会研究对策，大家认为，开辟一个工作据点很不容易，只要有可能，仍要设法保持。于是，决定傅彬继续坚守岗位。同时，也决定立刻向上级请示。7月，风声越来越紧，地下支部再次开会研究。傅彬提出，刘大（即柳文）在宝鸡不安全，应叫她回来，大家同意。于是，傅彬立即派合作社的李老太太去宝鸡，给柳文送去一张纸条，上面写了四个字：见条即回。7月9日，柳文回到西安，在王家巷高崇民家，傅彬还和她见了一面。但是，是日夜半时分，傅彬就被捕了。
这里也有一个插曲。
傅彬被捕是次日清早一个社员来报信的，高崇民感到柳文处境也极为危险，于是，招来他的内弟胡圣一护送柳文去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当时，胡圣一任长安县捐税局长。他一身西装，戴墨镜，手提文明棍。柳文则身穿一身旗袍，打扮成阔太太的模样。雇了两辆人力车，坐上直奔七贤庄。对人力车夫则谎称去火车站。车到七贤庄，柳文付了车钱即走入了八路军办事处院内。不久，就回延安了。
傅彬的被捕有三个必然性：第一，正值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第二，她从延安出来，没有换装，身穿一身军服，袖上还有“八路”臂章，就来分会报到，等于自己公开了身份；第三，缺乏白区工作经验，不知道隐蔽。她爱好唱歌跳舞，凡有集会必登台演出，把自己搞得很红。而且一个20岁的姑娘竟然能把一个毫无生气的合作社搞得那么红火，也是很令人瞩目的，自然会引起特务们的注意。另外，到陕西分会来的人很多，鱼龙混杂，难免有坏人杂在其中，不仅如此，在分会的工作人员中，后来发现就有特务。
傅彬被捕后，被关押在国民党陕西省党部院内的监牢里，牢房是一个大房间，女牢是其中隔开的一小间。女犯们出入须由男牢中经过。乍进牢房，她一眼就发现了韩乐然也在牢中。二人只装互不认识。国民党特务总是在夜半时分进行审讯。牢房离审讯的大礼堂很近，审讯情况和受刑人的惨叫声，牢房里的人都能听得清清楚楚。敌人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在精神上折磨政治犯。
第一次提审是在当天午夜。主审人是陕西省党部调查统计室主任王克平。王伪装出一副关心青年的样子，假笑着问道：“你就是傅彬吧？”
她答：“我是傅彬。”
“你今年多大了？”
“20岁。”
“你到过延安吗？”
“没有。”
“你加入共产党了吗？”
“没有。”
“不要怕嘛。一时误入歧途，把事情说清楚，我们就可以放你了，快说吧。”
“我走的是正路，是光明大道。”
“唉呀，你们年轻，不懂事，别人瞎编的东西，你们就信以为真。你知道共产党的真相吗？共产党是共产共妻的，是六亲不认的。人们上了当，还不知道。”
“我没去过延安。你说的这些，我都不知道。我只知道共产党是抗日的。”
“那么，你说说，你对国民党有什么看法？”
“好，我说。我在学校读书时候就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当时，我们反对的就是国民党不抗日。现在，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和文化教育腐败比过去更厉害了。这一点，难道连你也看不到吗？”
“唉，你们这些青年人哪，都中毒了。不过，一时转不过弯来，没关系。我们给你时间，好好想想，想通了，告诉我们。”
“中的什么毒，你说！”
这时王克平不耐烦地挥了挥手：“算了，带下去吧。”
第二次提审时，换了一个主审人。这个人一开始就把他们的目的泄露出来了。原来，敌人是想软化她。问：“想好了没有？你还年轻，也很能干，我们也需要像你这样的人。只要你把问题说清楚，我们可以把你送去四干团（国民党办的战时干部训练团第四团，地点在西安，是训练准特务的地方，到延安去被截住的青年就都送去受训）。毕业后，一出来就享受尉官待遇。你若有突出贡献，还可以保送你到庐山去受训呢。那可是天大的荣誉。蒋委员长担任团长啊。”
傅彬冷冷地答道：“我不用想。我没有去过延安，也没有加入共产党，你说的那个地方，只有得了软骨病的人，或是没有骨头的人才去的。我是永远也不会去的。”
这时，主审人用略带责备的口气说：“年轻人，说话要三思嘛。我们完全是为你着想。不要辜负我们的一片好心。”
傅彬立即驳斥他的谎言：“好心？半夜三更无缘无故地把人抓走，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心？”
主审人被问得无言以对，只好向下挥挥手，说：“算了。今天不谈了，带下去。”
第三次提审时，主审人态度就变了。问答之后，主审人冷笑着说：“你不要以为你不说，我们就没有办法。有人向我们说了。我们有证人。来人哪，把证人带来对证。”所谓的证人，傅彬并不认识，也不是陕西分会的工作人员。那个人说：“你是从延安出来的，我知道。你还是老实说了吧。”主审人接着说：“证人有了，你还敢不承认吗？”
傅彬立即戳穿了这种伪证，说：“这个人我不认识。如果可以随时指证的话，我也可以指证他是特务。”
主审人立即恶声恶气地说：“不许胡说！你们总共有多少个共产党员？谁领导工作？”
“我没有参加共产党，我怎么会知道。”傅彬答。
“你再不说，我就派人把你送到深山老林、没有人烟的地方，让老虎吃了你……来人哪，把她带去！”
一个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兵进来了。傅彬面不改色地昂首等待着。主审人见她不为所动，就改口说：“看她年纪轻轻，饶她这次吧。把她带回去，让她再好好想想。”
第四次提审，主审人便开始恐吓了，说：“你要还是不说，就让你看看怎么给人上刑。”
一个特务把她带到防空洞口，从这里可以看到政治犯受刑的场面。有的被皮鞭抽打，有的被灌辣椒水，有的被烧红的烙铁往身上烙，惨叫声一阵一阵传出。那个特务对她说：“看见了吧。你再不说，就这样给你上刑。”傅彬极度轻蔑地瞪了特务一眼，说：“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你们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敌人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特务们原以为一个小小的20岁的女青年，只要加以软化和利诱，不怕她不投降。但是，出乎他们意料的是，用尽了软化、利诱、威胁、恐吓等手段，全不奏效。于是，只好用起最后一件法宝——刑讯。
第五次提审，气氛就完全不同了。地中央摆了一条长凳，傅彬一进门就被人按倒在长凳上，双手被捆在背后，身上和腿上各捆了一条绳子。主审人吼问：“你说不说？不说就给你点厉害尝尝！”
傅彬淡然地说：“我没有什么好说的。”
这时，主审人一声令下：上刑！于是，她的脚下被硬垫上了砖头，一块、两块……傅彬感到痛得小腿就要断了一样。主审人不断地吼叫着，她只是报以沉默，她是个刚强的人，从不怯懦，更不会在敌人面前屈服。这时，有人用木棍敲打她的踝骨。她感到痛得钻心，身上顿时出了一身冷汗。主审人还在吼叫着。她抑制不住心头的愤怒，说：“我不过是一个爱国青年，我愿意抗日，因为，我是东北人，我希望收复东北失地，打回老家去。我有什么罪，你们为什么这样残忍？”
主审人一时回答不出。停了一会儿，说：“算了，你回去再好好想想。如果不交代，还给你上刑。”
受刑后，她已不能行走，是被人背回牢房的。她一进门，难友们都关切地看着她，随同韩乐然出差的秘书向她竖起右手的拇指，表示敬意。一次受刑，十日不能行走，生活全靠同狱难友照顾。当她能行走时，特务们又对她“上老虎凳”。这次由于旧伤未愈，异常疼痛，达到难以忍受的程度。但是，她却以惊人的毅力忍受住撕心裂肺的剧痛，一声不吭。任凭主审人怎样吼叫，她也全不理会，只是用极度仇恨的双眼瞪视着他……
傅彬被捕后，高崇民十分焦急，多方求援，但毫无结果。一日，他在街上行走，偶遇韩乐然。韩二次去战地时，曾代国民党军队的一位师长转信去延安。归来时，在西安被扣。军法处曾进行审讯，但是，并无实据，可是，又不肯随便放人，便把韩移送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这里也不愿意随便放人，就叫他外出采买。因此，高才得以与之相会。韩将傅彬在狱中的斗争和受刑的情况都向高作了介绍。高得知她在狱中的斗争和受苦，极为痛心，又感她小小年纪能如此不屈，决心要把她营救出来。
一天，合作社的两个社员突然来探监。来人一个叫王廉清，一个叫高凤英。她们要求探监的理由是找她核对账目。她们一面假装对账，一面悄声对她说：“东总的同志都走了。说了没关系。”她心中明白，这是组织派来的人给她送信的。过了几天，正赶上空袭警报，所有政治犯都钻进防空洞里，躲避日机轰炸。洞内既潮湿又阴暗，洞小人多，十分拥挤。在纷乱之中，韩乐然塞给她一张纸条。其大意是，在不破坏党的组织的情况下，可以承认是共产党员。她心中明白，这是党组织的指示。两个信息都说明组织正在营救她，心中感到无比温暖。于是，便写了所谓交代，只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此外，为了迷惑敌人，还写了几个已离开西安的党员的姓名。
特务们收到她的所谓交代后，不仅没有释放她，反而加紧了追问。一问领导人是谁，二问在哪里开会。她答说一概不知。这时，她心中告诫自己，这是党的秘密，这道防线无论如何也要坚持住。凶狠的特务们因无所收获而暴怒。于是就给她上电刑。电刑是种特别残酷的刑罚，可以破坏人的神经。它是把一根电线连在一架手摇发电机上，摇动手把，电线头上就爆出火花，用爆出火花的电线头往人的小腿上一扎，人立刻就会昏死过去。再用冷水一泼，让人醒过来。对于特务的怒吼，她坚持着一言不发，此时，她的脑海里只有入党时的誓言：宁死也不破坏党组织，宁死也不泄露党的秘密。
为了营救傅彬，高崇民苦心焦虑，思谋打通关系。他曾托傅彬的上级、西北工合西安办事处主任徐维藩出面，去见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头头郭紫俊说情。最后，还是动员胡圣一打通了胡宗南军队的军法处处长的关系，求他出面说情，才把傅彬放了出来。特务们在傅彬身上毫无所获，很不甘心，但碍于有势力的人来说情，只得放人。但是，实际上是假释，随叫随到，不准离开西安。
10月，傅彬出狱。次日，高崇民冒着风险约她在一家小旅馆里见了一面。她一见到高，如见到了亲人。她在狱中一滴眼泪也没有流过，可是现在，却泪如雨下。她把满肚子的委屈都倾泻在高的面前了。她汇报了狱中的情况，然后，拉起裤脚让他看，高摸着她腿上那些密密麻麻的被电火花烧下的伤痂，几乎落下泪来，说：“你太受罪了，这个仇，我们一定要报！你们青年人犯了什么罪？也不就是抗日报国吗？他们对你们这样狠，实际上，就是不让你们抗日救国。”后来，高转而安慰她说：“不要因为受了委屈就灰心丧气。养好伤，再战斗。”高还以自己为例，说：“我经常遭蒋介石的通缉。至少有三次了，我也没灰心。当然你受的罪比我的大。但仍要继续战斗，干抗日救国的事业就是要永不停手。”
傅彬请高给八路军西安办事处送个信，说她希望能向他们汇报。高答应了。办事处是上级领导，她向周子健汇报了被捕及狱中的情况和出狱经过，并交了一份书面汇报，其中提出请求：准许她回延安。周说，回延安的事要等候延安的指示。要傅彬在原单位等候。在白区，一个共产党员暴露了，组织上应立即将他转移。让傅彬原地待命，显然是不合适的。
傅彬出狱后仍回合作社，一个女特务就住在合作社监视着她。后来，在狱中看管她的特务祁开章（后来，此人醒悟了，去了延安，详细交代了自己的罪行，其中包括傅彬一案。在延安根据地将他的交代举行过一次展览。这个展览吴萝滨看过。吴在解放后见面时告诉我们）常以谈恋爱为名，进行纠缠。一天，她找到高崇民，对他说：“我出狱后，特务总是跟着我，要我为他们工作。我恨这帮狗东西！高老，你放心，我是坚决不会给国民党坏蛋们做事的！”高说：“你还是得小心，别再出事。你可以常到鲍老太太（张冠英）家中去，摆脱掉特务。”后来，她不仅常到那里去，而且常常住在那里。
高崇民为人正派、耿介，做事敢作敢当。十年动乱期间，他毫不含糊地写材料证明：傅彬在狱中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就是他派人授意的。这样的好领导，真是难得啊。
关于傅彬的被捕，这里还要补叙一笔。在她被捕以前，党的上级组织已发来指示，要她转移。但是，陕西分会地下支部书记于苇民却因急着要去外地办事，要回来后再安排她转移。但就在他出差期间，傅彬被捕了。1950年在北京，她见到了于苇民。于当面向她道歉，并做了检讨说，她的被捕，组织上负有责任。人的一生有许多未知数，它们可以左右人的前进方向，关键是看它掌握在什么人的手里，和怎样掌握它们。如果……她的历史就可以改写了。
后来，她基本上就住在鲍老太太家里。她在联络工作时常来鲍家，老太太很喜欢她。这次，为避开特务，她又来到鲍家，老太太特别欢迎，也很同情她，说：“你就住在我家，别去合作社了。我保护你。”她心中十分感激。一天，突然有人送信来，说是特务们又将逮捕她。这时，老太太难过地说：“我也保护不了你了，你快些离开西安，躲一躲吧。”有了一次被捕的经验，她也不敢停留，立即收拾好行李，匆忙离开西安，躲到宝鸡乡下。果然，她出走的次日，特务们寻她不着，便找保她出狱的徐维藩要人。可谓险矣！
她仓皇出走，来不及通知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而且，当时，也没有可靠的人代她去送信。从此，便和组织上失去了联系。她交给周子健的书面报告转到了延安，组织上同意她回延安的请求，批示送到西安时，却找不到她了。这里还要补叙一下，10月间，东总秘书处主任于炳然、东总机关刊物《反攻》的编委石光和白晶泉等同志去延安，途经西安停留时，白晶泉曾冒险去看望她，了解她被捕和狱中情况以及出狱经过，并亲眼看到她腿上的伤痂。当时，她曾表示，唯一的愿望是再回到延安。白到延安后，即向组织上做了详细如实的汇报，转述了她的请求，并恳请组织批准。白亲眼目睹的事实和亲身体会，显然对领导决定批准她回延安是起了作用的。
那时，丘琴在重庆东总工作，任《反攻》半月刊编委。当他得知傅彬在狱中的斗争情况时，深为她对党忠贞的精神所感动，且为有这样英勇的女共产党员为未婚妻而自豪。她出狱后的情况和处境，丘也知道。为了帮助她避开特务的追踪，同时，也是为了使她养好伤，就在她躲在宝鸡乡下时，丘离开重庆，把她带到大西北最偏远的县城安西。他们在双石铺结婚了，参加婚宴人只有诗人王亚平、丘在东大的同学卢广声和西北工合双石铺招待所主任赵铁夫妇。
傅彬在狱中受刑过重，神经受到损伤，有些不正常，表情呆滞，像是被狂风暴雨淋打过的一朵花。她已失去往日的天真活泼劲儿。爱说爱笑爱闹的她已不复存在，整日只是痴痴地坐着，无精打采地望着窗外。只有丘琴归来时，她才有些精神。
在安西，在丘琴的温情抚慰下，经过好长时间，她才逐渐恢复过来。她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想法找党组织，和组织取得联系。她说，一个共产党员离开党组织是不行的。在当地，没有这种可能，因为安西地方荒凉，全县城只有2000人口。当然，那时他们二人还不知道，他们是逃出虎口，又落入狼穴。
就在他们到达安西不久，甘肃省银行安西办事处来了一位新主任——王树声。王是丘琴在东大时的同学。一二·九学生运动开始后，东大学生中阵线分明，右派学生是少数，进步学生占大多数。王是国民党一派的学生。两派学生冲突时，他并不出面，是幕后的人。丘琴他们从双石铺到兰州去，途中在天水站，王和他的老婆袁淑萍搭他们的汽车同去兰州。这次在安西又相遇。因为都是同学，又同在一座小城，不免时相过从。王和丘在交际场合常会面。袁则于丘不在时常来陪傅彬。一天，袁假意诉苦，说她很苦闷，听说延安那里挺好，也想到延安去。傅彬很警觉，便笑着驳她，说：“你呀，真不知足，当了官太太，生活又那么好，还胡思乱想什么？看老王又该怎么捶你了。”一句笑谈就将话题揭过去了。傅彬过后想想，怀疑她是来摸底的，所谓来陪伴，只是一种借口而已。此后，便加强了警惕。丘和王经常参加宴会，城小，机关少，一请客全都请。一天，王有些醉酒，丘扶他来家中暂住，当时袁也在。闲谈中，王忽然说漏了嘴，暴露了军统身份。他大谈在重庆时如何横行于市，只要把“红帕司”（军统身份证）一扬，无论是住在高级旅馆或吃高级饭店都可免费。有时男女特务还假扮夫妻住在一起。王还说，丘琴在学校参加民先、搞救亡，傅彬去过延安，我们都知道。看在老同学面上，对你们还是很照顾的。袁淑萍也插话说，她在安西邮件所工作，他们的来往信件都看过。丘琴和傅彬心中暗惊，原来他们一直在特务的监视中。幸亏当年在国统区有空子可钻。傅彬被捕是中统干的。而中统和军统又互不相容。她才能在夹缝中求生存。否则，真不堪设想。
1942年，他们女儿出生了。
傅彬急于找组织，可是，安西这个地方太荒凉，又闭塞，什么消息也听不到，她觉得不能久困于此，要设法离开。她和丘琴商议结果，还是回兰州。丘琴的工作单位是资源委员会西北运输处，他是安西站站长兼猩猩峡站站长。这时，运输处主任陈颂言离职，继任者胡纯赞是东北人。他便利用同乡关系，谋得兰州总站站长职位，回到了兰州。数月后，王树声也回到兰州来了，王的老婆袁淑萍也就在兰州和他分手，回四川老家去了。
在兰州，他们还是没有脱开特务的包围。丘琴在东大时的同学刘华昌（刘沅熙）是军统特务。刘是个富家子弟，在校时倾向进步。1939年，丘曾和他相约去延安。但他先去了，曾在延安女子大学教书，因觉得环境太艰苦而离开延安。回到西安后，刘发现被人追踪，十分恐慌，为了保护自己，他加入了军统。刘是常来他们家的人。刘曾劝他们也参加军统，但被他们拒绝。她说：“我现在也算不上是共产党员了，但是，我也绝不做那种伤天害理的事！”丘说：“你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那是你自己的事，但我不干。”
厄运好像总是追随着他们。1943年，丘琴被捕了。在狱中染上了伤寒病，通过东北同乡关系被放出时，已是奄奄待毙了。为了营救他，傅彬只好把女儿托付给邻居，自己抛头露面地四处求告，每天仆仆风尘于黄河两岸。他回家后，她又不得不为他的营养而奔波。
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丘琴刚痊愈，他的母亲、弟、妹、姐姐和孩子都从沦陷区投奔他来了。家中平添八口人，光是吃饭就难以应付，有时竟达无隔宿粮的境地。二人无计可施，又都不能表示，心中极为苦涩，幸好有些朋友的帮助，才渡过难关。为了生计，他极不情愿地勉强为他人做生意，赚些小钱糊口。
当年，在国统区，一个共产党员被捕出狱后，没有查清情况，组织上是不允许地下党员同此人接触的。因此，傅彬无法自己找组织，只有委托丘琴去办。丘琴在兰州没有找到组织，1944年，她又让他到宝鸡去找，并告诉他，在西北工合工作的郑长家和侯敬民都是地下党员，找到他们即可与组织联系。他去后却发现那里的人事面目全非，不仅郑侯二人已离去，就连他的进步朋友王亚平等人也走了。他只好颓然而归。
1945年春，由于长期政治上苦闷，加上心情不愉快，丘琴染上了肺病，在汉中大吐血，病倒在旅馆。她亲自把他接回兰州。一面要照顾孩子，一面要看护患病的丈夫，还得不时地外出求告，当时，可真难为了她了。
抗日战争胜利了，许多东北人都已“青春做伴好还乡了”。她和丘琴商议，在西北找组织已不可能，不如回东北去，人熟，也许有可能。自从病愈后，她是一心一意地想找组织。1946年，他们回到了沈阳。
沈阳比兰州的环境更复杂，王树声和刘华昌已到了沈阳，此外，还有中统吕思愆、叛变了的王玉章等人，还有几个丘琴在校时的同学。
不久，他们以探亲为名，到长春去寻找组织。傅彬和她的大伯父见面时，大伯父阴沉着脸问道：“你不是在后方参加中国共产党了吗？”言外之意是“你还要家干什么”。她离家数十年，从未和家中通信，她的大伯父何以得知她曾经被捕过呢？显然家中有特务来过。这次去长春，毫无收获，只是知道她母亲已去世。她最爱她的母亲，流浪在外多年，还始终保存着母亲的一张照片，据亲戚说，她母亲是因为思念她过度悲伤致疾而病故的。
1947年，丘琴的东大女同学吴星辉来访。她悄悄地征求他们的意见，她想到解放区去找在校时的恋人王振乾。他们二人完全支持她的行动，并建议她乔装打扮成农村妇女回家探亲的样子，以混过关卡。同时，请她带口信给高崇民，设法把他们接到解放区去。遗憾的是，她走到吉林就被扣了。
接二连三的打击，使她的精神有些承受不了。她第二次流产了。第一次流产是丘琴全家来到兰州之后，因劳累过度、整日忧思所致，后来，又检查出她的子宫有肿块，需要动手术，于是便到北平做了剖腹的大手术。那时，丘琴的母亲和弟弟都在南京，来信邀他们南下。同时，又得知南京友人来信，可在当地安排工作。为了生活，他们二人带着孩子又奔波在平宁路上。但是，到了南京，工作却无着，丘琴急火攻心，又第二次大吐血。病愈时，偶然遇到文艺界进步朋友孔罗荪，他才了解许多情况。南京解放时，他和文艺界朋友20多人联名发表庆祝南京解放宣言。这个宣言经新华社广播，组织上知道他们在南京，通过孔罗荪找到了他们，傅彬想尽了各种办法找组织也没有找到，最后，反而是组织找到了他们。南京解放后，他们去见了于炳然（当时是任南京市公安局秘书处主任），当天即参加了工作。她被分配在公安局消费合作社，丘琴被分配在公安局秘书处。
8月，他们收到刘澜波来信，邀他们去东北工作，于是启程北上。在北京，遇到东总另一领导同志阎宝航，硬是把他们二人留下。丘琴在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工作。傅彬先是在北京市合作总社，后来也转到中苏友协来了。
1956年审干时，她把被捕的前后经过详细地写了书面材料，并且附上证明人的地址。但是，给她做的结论却是“自首变节”。后来，听人说，审干时因为人手少，而工作量又过大，基本上很少外调，她所提供的证明人，连函调也没有。仅凭她在狱中承认是共产党员这一点，即定为“自首变节”。干部工作如此草率，对于干部的政治生命如此不负责任，真令人告叹！更有甚者，审干结束后，竟有人明里暗里指说她是“叛徒”。政治上的一块大石头压在她身上，一背就是十几年！
但是，她对党的信念毫不动摇，坚信党总会把她的问题搞清楚。于是，她更加努力工作。可是，在工作上，她又遭到打击。同事们因为她有那么一个结论，文化只有初中毕业，都瞧不起她，有人还出言讽刺她。她心中很痛苦，但并不服气。于是，她日夜勤读，熟悉材料，掌握政策精神，数月后，在编发出国图册上，在选题、选用图片乃至说明上，无论就政治性和思想性来看，都不弱于其他人。为了争一口气，不知流了多少汗水！
整风反右期间，丘琴任机关板报主编，他写了一篇社论，批评支部书记违法乱纪。先是被下放，后在反右补课时受到批判，最后，定为“右倾”，行政降二级。批判时，专案组要傅彬揭发丘琴的错误。他们二人是患难夫妇，她对丘琴最了解，一片诚心为党，怎么能违心地胡说？
过去的经历，已经使她心力交瘁，今天工作的过度疲劳，加上精神受到刺激，她病倒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她连日发低烧，食不下咽，问医好几个大医院，也查不出病因。
后来，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的内部机构撤销，她被并入对外文委图片供应社，仍任图片编辑。丘琴则被调往对外文委亚非拉文化研究所任副组长。
不久，“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刮起来了。他们二人均未能幸免，都被关在“牛棚”里受审查。她被看作是“叛徒”，多次开会受批判，吃了不少苦头。但是，她并不屈服，每逢会上发言不符合事实，她便昂起头，予以驳斥。“清理阶级队伍”时，内查外调的结果，她并没有什么大问题，即使有点疑点，也无关宏旨，本应放人。但是一个造反组织的“战果”不能轻易否定。后来对外文委撤销，成立留守处，清理积案，对她的问题，维持1956年审干结论，她当然不同意，事情就拖着，直到留守处解散，她的案子被移交给外交部。她据理申诉：被捕前，上级党组织指示将她转移，由于支部书记延误执行（解放后，于苇民当面检讨过），她才被捕，被捕的事，组织有责任，此为一；出狱后，她已与组织上进行了联系，递交了书面报告，并提出回延安的请求，组织已批准她回延安，但她已离开西安，找不到她，此为二；在狱中，承认是共产党员，是组织上授意的，证明人高崇民仍健在，此为三；她是经组织营救出狱的，证明人胡圣一健在，此为四；出狱后，组织上仍令她在原单位待命，而不是将她转移，致使她得讯后从西安仓皇逃出，组织上也有责任，并从此与组织断了联系，此为五；她曾多次找组织，均未找到，随后，是组织找到了她，此为六。外交部进行了复查、外调，就连疑点也搞清楚了，即她出狱时，西安的报纸上登有反共启事，列名者之中，有她的名字，原是特务们搞的，事前她并不知道，当然，也没有签名。国民党反动派搞的这种鬼把戏，是屡见不鲜的。外交部调查结果，完全没有问题，还她一个清白。对被捕的事作了符合实际的政治结论：没有问题。
对外文委留守处解散之前，她被分配到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任《法学杂志》编辑。被捕的问题审查清楚了，她便向法学所党组织提出恢复组织关系的请求。所党委说脱党11年，不能恢复，只准重新入党。她又于1985年重新入党。
离休后，她仍然忙于社会工作。同年，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恢复，她当选为全国理事。后来，受路易·艾黎的委托，筹备恢复中国工业国际委员会。该会恢复活动后，她被委任为常务副秘书长。在她的倡议下，成立了山丹工会实验区，北京、湖北洪湖和山东龙口三个工会实验点，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和国际上的工会组织以友好团体建立了联系……1994年4月，她抱病参加该会的全国委员会，会期三天。但是，未参加完会议，她的病情恶化，回家后，过了两天就去世了。她的一生忠诚地全心全意地为党工作，最后长眠在工作岗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