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林
1938年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也是一个千千万万的热血青年奋起抗战的壮丽年代。正是在这年的四五月间，我不顾一切地抛家别亲投入这个巨大浪潮，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
1938年10月下旬的一天，经过艰苦跋涉，我们终于到达了延安，穿过延安城内铺着小石子的街道，两边店铺的门半开着，里边油灯闪闪发亮，每个店铺门头上都悬挂着一块小匾，显得非常整齐。走到城外，山上重叠的窑洞里放射出星星般的亮光，好像楼房一样。山上有人叫：“来新同学了，快出来几个人接呀！”我们提着背包随他们上山进了窑洞，高兴地谈一路情景。啊！中国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多少青年向往的地方，我们跋山涉水、艰苦奋斗总算到达了这个理想的地方。第二天我们被编入了八大队女生二中队，大队长是张琴秋，中队长是丁雪松，指导员是王珏。我们穿上灰军装，带上军帽，俨然是个风华正茂的女军人，心中喜悦之情难以表达。这时，把一切都忘在脑后，什么艰苦呀、想家呀都无所谓了。
由于抗战形势的需要，1939年初，中央决定抗大总校搬到敌后去办，第四期学员毕业，一大部分同学都抽调到前方部队工作，也有许多同学抽到敌后做群众工作，我因身体不好，又刚来不久，被留下另作安排。
1939年初，中央决定筹办延安女子大学，开展与加强全国妇女工作，动员与组织全国占半数人口的妇女参加抗战、坚持抗战，培养具有革命理论基础、革命工作方法、妇女运动专长和职业技能等抗战建国知识的妇女干部。消息传来，一部分未被调去前方的抗大女同学中间，多数都还是想到前方去，我是其中的一个，认为到前方光荣，流血牺牲在所不惜。后经组织上动员教育，大后方蒋管区来的许多青年学生、大家闺秀都纷纷报考女大，思想问题也就随之解决，编入了三班。1940年4月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1940年7月，女大第一期一、二、三班学员结业，分配工作。政治处处长孟庆树（王明夫人）找我们谈话：
“你们在女大学习已经一年了，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学习结业，分配工作，到实践中去，到工作岗位上去，你们有什么想法？”
“想到前方去，到敌人后方去，做什么工作都行。”我们兴致勃勃地回答。
“根据你们过去的情况以及身体情况，准备分配你们到延安干部子弟小学（保育小学）当教师。”
“我们来延安是干革命的，不是来教小孩子的。”“家有二斗粮不当小鬼王”的旧思想在我们脑中作怪，一股不满意的情绪流露出来。
“同志！不能这样认识问题，革命工作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在前方工作是干革命，在后方也是革命。保小的孩子都是革命的后代，要使革命后继有人，必须培养后代。他们的父母在前方打仗，有的是牺牲了的烈士，你们去培养教育他们，也就是直接支持了前方的工作。”
经过说服动员，服从分配是党员的基本常识，我们也就无话可说，只好告别母校，走上新的岗位。
9月下旬，夏末秋初的季节，天高气爽，惠风和畅，保小总务处派了一位同志赶着毛驴来接，我们把简单的行李放到毛驴身上，跟随来人上了路。保小校址在安塞县白家坪村，离延安有75华里。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一书中曾有很长一段叙述，周总理曾在这里接见过他。红军到达陕北时，在这里驻扎一个支队，部队司令部曾设在这里。这是从延安去三边的一条大道，路东有一块大的平地，山下有一排平房，山上有一排窑洞。西边是清澈的延河，距学校约一华里，饮用、洗衣均很方便。由于敌机频繁轰炸，为了孩子们的安全，学校是1939年从延安搬到此地。
保小学生全部是住校生，供给制教师除每月有三元零用钱津贴外，也全是住校供给制，学习、生活、劳动都在一起，朝夕相处，的确是一个革命大家庭，师生关系亲如家人。我所教的班级是高年级，由于战争形势影响，他们入学较晚，高年级年龄都有十几岁，最大的有十四五岁，因其家庭环境熏陶，接受革命道理较快，聪明好学，憨厚朴实，爱憎分明，无私无畏，都是素质很好的苗子。我爱他们就像自己的弟妹一样，因而也就全心全意地扶植培养他们。
时光流逝，现在已经60多年了，回忆那一段的生活、工作、学习、劳动，许多事历历在目。1944年我被学校推选为模范教师，参加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的劳模大会，幸福地聆听了毛主席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我之所以能得到这个光荣称号，原因很多。
首先是师生平等，友爱相处，亲如手足。正像解放军里官兵一致的革命传统一样，我们朝夕相处，平等相待，没有鸿沟。教师都是从外地来延安参加革命的知识青年，都把学校当家，共同生活在一个大家庭，犹如兄弟姐妹。孩子们的父母在前方流血牺牲，他们将子女交给学校，我们要以爱护他们子女的实际行动表示敬仰他们、支援他们。学生的父母都不在眼前，他们把老师当作亲人，把学校当作温馨的家，建立起一种新型的同志式的阶级友爱的感情。
我们大多数教师都是未婚青年，既无家庭牵挂，又无生活顾虑，把所有精力和时间都献给工作、献给孩子，想方设法把孩子培养教育好，尽职尽责，甚至将结婚、找对象都放在脑后，一再推迟，一直到年近三十，才随军南下，离开学校和孩子们。
级任教师特别注意学生的思想工作。学生思想开朗了，才能接受教育。一个班的学生，有的进步快，有的慢。对成绩差的后进学生要查其根源，如贪玩，对学习没兴趣，脑子迟钝，不用脑子，有的生活邋遢，歪戴帽，倒拖帽，做鬼脸，同学嫌弃他，不和他玩，孤立他，使他越来表现越坏，这就必须进行针对性的教育，个别谈话，在作文或日记本批字启发他，身体力行地替他正衣帽，亲自动手补衣服，晒尿被等，绝不当面呵责，保护学生自尊心，循循善诱，要其自尊自爱，直到改正。
级任教师要具备“五心”：有爱心，用高尚的感情来塑造他、感化他；从身体到思想、品德、学习、劳动多方面关心爱护他，建立感情，有了感情才能接受意见；诚心诚意，不能敷衍塞责、虚伪应付；细心观察他的各方面表现，才能找出原因，采取对策；对学生不能急于求成，要耐心等待，反复教导。
虚心听取学生的意见，教学相长。学生是我们的群众，他们对教师也会从多方面观察，教师不可能是个完人，有言行不一致的地方，他们也会大胆地提出来，不能只听学生对我们尊崇的一面，他们对我们的建议或批评，同样要听取，在周会上同样要做自我批评，才能取得在学生中的威信。
陕甘宁边区延安干部子弟学校是党创办的一所供给制干部子弟小学，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在那艰苦的岁月，有许多优良的革命传统，有许多办学经验，有许多好的教育方法。我们曾经出了一本书：《中华魂——摇篮与熔炉》。许多同学从学校各个方面以及亲身经历的事实加以记载和阐述，他们生动地真实地再现当时的师生关系，直到现在他们也未忘记那种阶级情、同志爱，一提到保小当时的情景，就回味无穷。50多年来，我们的国家在党的领导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同学们经过升学深造、专业培养、出国留学、工作战斗，出现了许多杰出人物，他们有的在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国家建设事业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有的成了专家学者，有的做了领导，有的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无闻辛勤工作，贡献着自己的一切。原来的教师大多都已到耄耋之年，那时的学生都也年至花甲，逐步退离工作岗位，但他们只要相遇，一说延安保小出来的，都相亲如故。有的还经常联系、书信来往，互相勉励鼓舞，发挥余热，保持晚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