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临
1945年2月25日，延安《解放日报》第四版刊登了一篇短文——《火焰》，原文是这样：
太阳早已坠到西安城的背后去了，街道上的人们还是很拥挤，电灯已经亮了。在热闹的街道上，乞丐用着使人厌烦的声音喊着讨东西，伸着常常难得缩回去的手。当我出去给主人买东西时，到处可以看见他们，我回来时，却看见有些已经躺在街道旁睡着，总算是他们的幸福了。
回到家里，正在给主人生炉子，但心里却想着：为什么社会上这么不平呢？——而我自己也要像这样一辈子受苦下去吗？……
微微的晚风吹着，我感到秋天的美好，我想到郊外的田野里，成熟的庄稼已被吹得泛着金黄色的波浪，等待人去收割了……想着想着，不留心把主人的炉子弄坏了。
立刻，我听到主人在问：“炉子生好了没有？”我从梦想中惊醒过来，却不敢回话。当里面大声斥喊的时候，我真吓得站也站不住了。
当时我是一个十几岁的丫头。九岁母亲死了后，我被父亲卖给这家西京医院的主人。牛马样的生活是受够了，我是一个多么不幸的人呵！
主人很快跑了出来，用铜卡子打我的头，只一下，打得我鲜血外冒，痛得什么也不知道了。在昏迷中，主人还强迫我跪在一块洗衣的搓板上。
四周黑腾腾的，什么也看不见。我跪着，渐渐更清楚了些，望望那灰黑的天空，我等待月亮快些上升。慢慢地，天边发红了，红得真可爱。慢慢地更亮，一会儿，又大又白又圆的月亮已经完全出来了，它吸引着我幼小的受难者的心灵，使我禁不住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它。
我想起我的妈妈，啊！好像月亮的光辉普照大地的、母亲的慈爱呀！你若不死，至少我不会跪在这静寂的院子里啊！我的眼泪不断地往下流……
一会儿，天空渐渐布满了黑云。月亮也躲起来了。天好像和我这可怜的孩子作难似的，不知从哪里竟吹来几阵细雨，以后又慢慢下大起来，打得我全身湿透，我禁不住大声哭了起来。这才惊动了主人，他从里面恶声恶气地说：“去，睡去，以后做事要小心！”
我不敢作声地回去睡了——我的睡处是医院的那间停放死人的房子，这天刚有一个病死者的尸首放在那里。我头痛，翻来覆去睡不着，幼小的心，想着这间可怕的房子，吓得我不知怎样才好。
屋外的秋天的风不住地刮着，吹进房子里来，雨一阵比一阵大了。那个躺着尸首的薄棺材，因为没有放稳，还常常被风吹得摇动，我怕得更不敢睡了，用被子紧紧蒙住全身……
一想起这一夜的生活，我的心里就有一股向压迫人和奴役人的野兽们复仇的火焰，这是一种不熄的火焰。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一个躺在医院病床上的刚从延安保小、延中毕业的小姑娘——常英。本来她不姓常，姓畅，是陕西周至县人，家中虽有几亩薄田，但在旧社会的压榨剥削下，一家人难于维持生活，从小就被大人们牵着手沿街乞讨。虽然这是一个不值钱的小生命，父母亲却给她起了一个贵重的名字叫桂贵。母亲去世后，父亲不得不忍痛把她这个刚刚九岁的孩子卖给西京医院老板做丫头。主人觉得这个名字和她身份不相称，给她改名叫“铃铃”，从此她就成为主人家的一个随叫随到、所有脏活累活都干的“小机器人”。白天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晚上在医院太平间和死尸为伍，腐臭、恐惧使她整夜难于入眠。就这样，稍有不慎还被主人打得遍体鳞伤，她常常一个人在漆黑的雨夜中哭号着爸爸妈妈，可是爸爸在哪里？妈妈又在哪里？在这深重的苦难中，她遇到了一个人，是主人的侄子，叫薛毅，他对旧社会强烈不满，反对这人吃人的社会，常常偷偷帮助这个苦命的孩子。他把小铃铃从这个人间地狱解救出来，带到边区的安吴堡青训班，不久又送到延安进了保小和延中。在途中，薛毅问她姓什么，她说姓畅，薛毅随手就给她写上了“常英”的名字。以后她为了纪念自己的救命恩人就一直用这个姓名。在延安，她这个“小机器人”一下子成了一个真正的活人，有吃有穿、有亲人、有同学、有朋友、学文化、学唱歌、学跳舞，她是多么高兴啊！由于自小受折磨，她的身体不好，一次生了病，学校领导、同学们立即把她送进医院治疗，大家不断地来看望她，医生护士无微不至地护理着她，使她身体很快好转。她在这洁净的病床上躺着，回想着当年给西京医院老板当丫头的情景，回想着蜷曲着瘦小的身体在医院太平间阴森可怕的夜晚，她又哭了，这是延安新生活在她幼小心灵的强烈的撞击，她想把这种深刻的感受喊给人们，她想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一切。于是她爬起来别别扭扭地写了上述这篇文章，并且给编辑推心置腹地写了信，一并寄给《解放日报》，谁也没有料到，《解放日报》很快就发表了，并且还特意加了一段热情洋溢的“编者按语”，肯定了她的学习是有成绩的，而且写作也是大有希望的。这简直是一件破天荒的事，一个财主家的丫头竟然拿起了笔，成了一个作家，常英惊喜若狂。医院中的医生、护士、病友，她的那些老师、同学、朋友得到这一喜报欢腾雀跃，为自己的穷姐妹竟然也能上报发文章高兴不已，问候、祝贺、勉励之声不绝，还有不少读者向她写信询问她的健康状况，和她交换感受，与她共同勉励。一下子常英成为她周围人们羡慕的人物，一个小有名气的人物了。
当年延安物质生活困难，医院条件差，常英的病一时还难于很快治好，于是几位崇拜她的读者、朋友就拿着刊登她的《火焰》的《解放日报》去请国际友人符莱大夫为她治病，符莱大夫看了她的文章，被她的事迹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亲自到这个山沟医院给她治好了病。从此，常英更加树立了拿起笔写文章的勇气，她又很快写了《母亲死后》的文章，《解放日报》又及时给予发表。时隔不久还刊登了一位读者读了这篇文章的来信，这就更加坚定了她大胆创作的信心，紧接着又写了《从奴隶到解放》，《解放日报》在年底仍予及时刊登。当时延安就这么一张《解放日报》，竟能在不到10个月的时间，给一个无名之辈的作者连续发表三篇文艺作品，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在《解放日报》的鼓励、帮助下，常英更加刻苦努力，不断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在不长的时间，先后在《解放日报》、《晋绥日报》、《群众日报》发表文艺作品、新闻报道十多篇，在延安文艺界和青年读者中产生了良好的反响。
1946年6月国际民主妇联决议邀请中国解放区妇女界代表出席巴黎会议。延安为了开好这次会议积极搜集准备妇女界典型材料，著名摄影家肖冰专门采访了常英，给她摄了影；边区文协高敏夫整理了她的材料，把她的照片和发表后的作品送给出席巴黎会议的代表蔡畅同志，希望把她的事迹介绍给国际友人。
常英的成长还受到延安的革命老前辈和专家们的关心和重视，黄齐生先生曾在他的住所会见了常英夫妇，他为常英的精神和事迹深深感动，亲笔题诗予以鼓励：
谁束缚你？解放！
谁压迫你？反抗！
只有那甘心堕落的人们，
才会规规矩矩
服服帖帖，
一声儿不敢响，
一点儿也不敢犟！
黄老先生的题词赞扬了常英的精神。从这一段故事中，我们不难看出延安这座熔炉是怎样锻炼人的，延安这块神圣的土地是怎样诞生和成长出新的一代文艺人才的。